凶顽、狠毒和迷信三者加在一起，再加上愚昧，就会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惨状，或莫名其妙的恶行，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正史上，也是数见不鲜的。《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所写马道婆用迷信办法为赵姨娘害凤姐和宝玉二人，文云：
赵姨娘不及再问……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体己散碎银子，又写了五十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问了他二人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针钉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验的。”
同回书接下去不久，就是“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然后又是“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叔嫂二人，真地为魔法所魇，不但发了狂，而且三四天后，“连气息都微了”，棺材做好，甚至要咽气了———这些是真是假呢？
作者写小说，“假语村言”，自然是假的，迷信骗人，剪几个小纸人，居然会使人中魔，现在有科学常识的人，自然也不会相信。不过这假的场景，曹雪芹写来如狂飙骤雨，乌云闪电，忽然而来，大观园中天昏地暗；忽然而霁，怡红院内鸟语花香。这自是作者充分显示了艺术才华所造成的气氛和效果。但这一套是全无社会历史背景硬编出来的呢？还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创作的呢？回答是后者而非前者。“庚辰本”中，这回书“脂批”甚多。在“马道婆”一段后有长眉批云：
宝玉系马道婆寄名干儿，一样下此毒手，况阿凤乎？三姑六婆之为害如此，即贾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斋念佛之夫人、太君岂能防慊得来？此系老太君一大病。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为写出，使看官再四思之、慎之，戒之、戒之！
这段眉批，如果结合其他“脂批”，加以研究，对“脂批”本身的探索，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才学，无力去研究“脂批”，只对“吃斋念佛之夫人太君”辈及“三姑六婆”之关系，作些说明，以便进一步解说“马道婆”干坏事之荒诞历史社会背景。
三姑六婆是“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道姑是串人家的女道士。卦姑是女算卦的。牙婆是说合买卖，主要是买卖丫头，也就是女的“人牙子”。媒婆是说媒的。师婆不能确指，按《传灯录》：尼姑亦称“师姑”，“师婆”是否即带发修行之成年妇女。虔婆即“神婆”、“巫婆”，亦称“道婆”，如“马道婆”者。药婆是走家串户向各家妇女卖药的。稳婆是接生婆。这些名称，大概早在唐、宋以来就有了。元陶宗仪《辍耕录》中全部记载了这些名称，并警告云：
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
这在元代就引以为戒，可见因“三姑六婆”引来的罪恶活动不少了。如今天以历史辩证的观点，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历史社会原因，不外以下几点：首先封建社会，越是豪门贵戚家的妇女，越不能接近社会。这在北宋时代，可能还好一些，如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初结婚时就一同去逛相国寺，这在明清之后，是很难想象的。《浮生六记》中沈三白的妻子为了和她丈夫一齐出去游玩，便要化装成男人。因此豪门贵戚家的小姐、太太包括丫头，成年没有出门游玩的机会，这样专串大宅门的“三姑六婆”便成为她们接触社会的重要媒介了。其次豪门贵戚家中的妇女，手中大多都有私房钱，首饰衣物，这就成为“三姑六婆”骗取的主要对象。因为这些人本身都是女性，便于接触老太太、太太、小姐等人。第三这些妇女，在生活上有时离不开这些三姑六婆。妇女生产必须要有收生婆，也就是“稳婆”。再有妇女时有不能告人的疾病，病痛无法解除，“药婆”便应这种需要而产生了。如果再有其他私情，或者有什么秘密被这些人掌握了，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清代不只一次地禁止妖邪巫觋蛊惑愚民。《东华录》载康熙二十五年江宁巡抚汤斌疏奏：吴中妖邪巫觋，习为怪诞之说。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远近之人，奔走如鹜。少年妇女有寒热症者，巫觋便说“五通”将娶为妇，病者神魂失据，往往羸瘵而死。因严加禁止，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云云。疏上奉旨：
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及
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
可见江南、直隶（基本包括北京在内）当时正式宗教以外的妖巫活动是很利害的。不妨再举一个案例《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载“西峰寺案”：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奏在西山戒寺破获带发修行妇人自称“西峰老祖活佛”，能看病求符药。原任大学士三宝寡媳乌佳氏因其治愈血疾，拜其为师。现任山西巡抚图思德子媳宜特莫氏，其夫为户部银库员外郎，也因看好病拜其为师。其人俗姓张李氏，以看香治病为名，摇惑人心，官员命妇，与之来往，施舍银至二三万两之多。乌佳氏、宜特莫氏均派自己之旗装使女至庙中为其服役……全案情节甚多，现只摘引要点，亦可看出在当时北京豪门贵戚之女眷结交“三姑六婆”多么招摇、多么舍得花钱，这位自称“西峰老祖活佛”的张李氏，占据大庙，擅用黄缎坐褥，比《红楼梦》中铁槛寺引凤姐作恶之老尼、作魔法害宝玉、凤姐之马道婆阔气多了。
本文开始所引《红楼梦》二十五回原文，已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直行排印本所引。其中“又写了五十两欠约”一句，“庚辰本”作“果然写了个五百两银子欠契来”，并有“脂批”云：
所谓狐群狗党是也。大族在所不免，看官着眼。
如果按当时社会情况分析，这人命关天的犯法事，区区五十两如何行呢？“五百两银子欠契”，似乎更合情理些。
“三姑六婆”先略作解说之后，再说马道婆的魔法。剪作纸人儿，写上年庚———即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算命者称作“八字四柱”。再剪几个纸鬼，钉在一起，难道真能置人于死地吗？这真是怪事！而且这种荒诞事，不止《红楼梦》中写到，其他小说、笔记中写到的也很多，而且有的还说要把纸人放在枕头中等等。荒诞不经的骗人、害人勾当流传在民间，历史可能很久了。元陶宗仪《辍耕录》中有很长的一篇记载，题为“中书鬼案”：据云“中书省准陕西行省咨，察罕脑儿宣慰司呈，八匝街礼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在一个店里遇到一个算卦王先生，杀死“丰州黑何村周大亲女月惜”，以其“生魂”作奴婢使唤。结果在此算卦先生房中“搜获木印二颗，黑罗绳二条，上钉铁针四个，魇镇女身，小纸人八个，五色彩、五色绒上俱有头发相缠。又小葫芦一个，上拴红头绳一条，内盛琥珀珠二颗，外包五色绒，朱书符命一沓。”并用其他魔法害死多人等等。严审其人名“王万里”，惯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残害童男女等。
这种残害魔法，到了清代，不但为害社会，而且到了宫廷中。《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记云：
以大阿哥（直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咒诅废皇太子、用术镇压，革去王爵，幽禁于其府内，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尽撤回，给与胤……以废皇太子病由魇魅，至是治疗已痊，谕众释之。
同书康熙四十八年二月记康熙《上谕》云：
皇太子胤礽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而拘禁之，后详察被人镇魇之处，将镇魇之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调理痊愈，始行释放。朕将此情由，俱曾朱笔书出，详悉谕诸大臣，今譬有人因染疯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执；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释放，而必欲杀之乎？
康熙原立二皇子理密亲王允礽为太子，是康熙十四年的事，三十三年之后，废太子，其长子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常相允禩（皇八子）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康熙大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
康熙后期，这场因废太子引起的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就用了马道婆用魔法魇害宝玉、凤姐的手段。所以曹雪芹当时写马道婆，是有真实的历史、社会背景的。其故事虽属“假语村言”，其魔法自属荒诞愚昧，而其历史社会背景，却直接连系着清代的宫闱内幕，曹雪芹当时了解的自比现在知道的多得多，具体的多。当时在旗人贵戚中类似马道婆害宝玉的这种案件可能发生过，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曹雪芹写作的素材，介绍一点历史社会情况，有助于深入理解《红楼梦》本身及其历史背景。
《红楼梦》时代，社会上这种迷信荒诞害人的事，非只一端，有时似真似假，受害者亦大有其人。第十九回写宝玉不爱在宁国府看戏，就出来逛逛。有几句道：
茗烟微微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
这“花子拐了”也是当时特殊的害人事。这“花子”不是当乞丐讲的“叫花子”的意思，而是专拐人的“拍花的”的意思。
据说当时有专门拐骗小孩的坏人，叫“拍花的”，走在路上，看单独小孩，他就用手一拍孩子的头，孩子便迷失方向，或者感到两旁都是可怕的东西，便跟着这个坏人走了。等到迷幻作用失去效用，便已到了坏人的窠里，那便任其打骂虐待，过几年或者转卖，作婢作妾、作娼作优、作小厮奴才等等。甚或有被摧残身体，或驱使乞讨、盗窃等等。香菱小时就是让拐子拐卖的。而“拍花的”，是拐子中的一种。《同治都门纪略》载《都门杂咏》“拍花”云：
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末迷人任意行。
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
这种拐骗男女儿童的罪恶活动，早在元朝就十分严重。元代张养浩《归田类稿》中就曾记载：“京师编民，男女之未成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女胁为婢，子压为奴”等等，到了清代，不法之徒，勾结旗人，拐骗人口，就更为严重。清初东轩主人《述异记》云：
京师东城地方东便门外为往关东必由之路，一路开坊店者，俱串通旗人，贩卖人口，窑子甚多，所骗之人，俱藏窑内，最难查禁。
大观园中那么许多丫头，该有多少，都是像香菱一样，从小被拐骗转卖的呢？而且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拐骗犯。在时代上略后于《红楼梦》，有一位乾隆时中举、嘉庆时做过昭文（清析常熟县为昭文、常熟二县）、奉贤知县的常辉（字衣云），乾隆己丑（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侨寓苏州富郎中巷时，写了一本《兰舫笔记》，其中一则云：
余昔在都中，每见有怪人赚钱者，或短至二三尺，或有上身而无下身，或反臂，或独足，种种奇形……庚寅春，闻震泽城中市桥一女子，年十五，貌美而无足，长跪乞钱，终日无一得，日暮，且哭且乞，喃喃言今日必打死，声惨切。有好事者五六辈伺察之，顷一伟丈夫负之去，潜随之至城外河下，一船内已有童男女三、四，悉缺手无足者，撑船者五六人，皆伟男子也，遂约同巡役捕之，首投水遁，获一人。将前女子细问之，即本城绅衿某女也。八九岁时出门外，一人过遂从而去，忽忽不知也。至一处，山重水复，少见天日，醒而哭，打之几死，否则衣食之。后以药涂其足，断以刃，不甚知痛……诸人通其父母，果失女七年也。遂相认。送之官，屡审无确供，视夹杖如无物也。案未结，余北上。
这是一则二百多年前的拐人案例，且极为残酷。所说“一人过遂从而去，忽忽不知也”，就是“拍花”的伎俩，所以旧时儿童谈起“拍花”，便马上产生谈虎色变的恐惧。宝玉的话，这则笔记，足供参考了。《兰舫笔记》是稿本，未梓行。原苏州图书馆有作为资料的非卖品铅印本，现在很难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