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问：“《红楼梦》中贾宝玉年纪轻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学问？”这就很难“要言不繁”，三两句话说清楚了。
为了介绍方便，不妨再把这一问题化成若干小问题：一、看看宝玉究竟有哪些学问；二、这样年青，有这些学问可能吗？三、他受到哪些教育？当时教育手段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吗？
谈到贾宝玉究竟有哪些学问，在《红楼梦》中着重表现贾宝玉学问的回目，首先是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其次是第十八回《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再其次是三十七回、三十八回“海棠社”、“菊花诗”等等。还有第七十八回写《姽婳词杜撰芙蓉诔》。另外有一处不大为人注意的，就是第七十三回开头一大段，小鹊儿跑来告诉宝玉，赵姨娘在贾政面前说他，他怕贾政盘考，心中算计自己读熟的书，说的非常具体。
在第十七回写道：
贾政近来闻得代儒称赞他专能对对，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所以此时便命他跟入园中，意欲试他一试。
这次是贾政有意当着众门客，考一考宝玉。宝玉在这次“现场口试”中，果然大显学问和才华。其表现在三点上，一是见解，二是学识，三是才气。
见解在当时有两种不足取的，一种是“迂而腐”，一是“浅而粗”，用现代话说，似乎前一种接近教条主义，后一种近似主观主义。而珍贵的见解是什么呢？用旧时的话说，就是“达人之见”或“通人之见”，就是“达而通”。什么地方显示见解呢？就是“议论”。书中写道：
贾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是个轻薄东西。”众客道：“议论的是，也无奈他何。”贾政忙道：“休如此纵了他。”因说道：“今日任你狂为乱道，等说出议论来，方许你做。方才众人说的，可有使得的没有。”
作者描绘宝玉形象，细写其才华，不是像一般说部，写才子如何七步成诗，出口成章等等，简单地抄几首诗上去———过去这种小说很多，著名的《花月痕》就犯这个毛病———即使好诗，读了也味同嚼蜡，因为这不是书中人物的作品，是硬加上去的。而《红楼梦》写宝玉才华，首先重在写他的见解、议论，特地用贾政与门客的话来把这一点点明。
宝玉在题对额时，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见解，或论词翰，或谈草木，或述礼制，或引诗骚，不唯见其学问渊博，亦更见其说理通达，思路周密。如贾政等人初拟沁芳亭之名为“泻玉”，而宝玉则云：
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亦当依应制之体，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
这种封建时代最起码的见识，贾政等人都脑筋迟钝，还要宝玉说清楚，自可见其思路之敏锐、周密、通达了。
但这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见识，还未深入到政治和哲理的态度上去。后面在稻香村谈“自然”的那一段话，那就深刻多了。文云：
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如果说前面发表的意见还只是就事论事的通达之言，那么上面这段话，就是借题发挥的抨击“假、恶、丑”，阐明“真、善、美”艺术哲理的宣言了。前者以贾政之迂腐迟钝，尚能理解；后者则无法领会，真如对牛弹琴，贾政只能“气的喝命”，不可理喻了。
曹雪芹这样写，一写宝玉之性情行为，“偏僻乖张”，不为世人理解，便“那管世人诽谤”了。二是借题发挥，直抒胸臆。写宝玉胸臆，也就是抒作者胸臆。斥社会上的种种矫揉造作、假模假式，言论之锋芒，是直指封建社会的。这段话很少人注意到其深刻意义。这与封建社会宫殿建筑制度有关。
大观园为什么要修个田舍风格的稻香村呢？难道单纯是为了点缀风景吗？不是的，大观园筹建之初名“省亲别院”，就是皇家的离宫别院，是按皇家的体制修建的。按皇家体制：离宫别院的苑囿，必须有重视农桑的风景点缀，以便皇帝亲耕、观稼，后妃亲理蚕桑缫织，这是一种仪式，历代皇家苑囿，包括清代的圆明园、颐和园，都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这自然是十分矫揉穿凿的虚伪表现。宝玉对之提出异议，便充分表现其不同流俗，甚或敢于直刺皇家虚伪面目的见解了。
在写他的见解的同时，也从他的见解中，写了他的学问。在蘅芜院引《离骚》、《文选》、《吴都赋》、《蜀都赋》等文献辨认芳草，是使众人吃惊，贾政无知之徒感到难以为堪的，所以又“喝道：谁问你来？”
宝玉这方面的渊博的学问，在当时称之为“词章”、称之为“《选》学”。在这回书中，宝玉的见解、宝玉的作品、宝玉在谈论中征引文献，都充分说明宝玉的学问在“词章”方面，造诣是很深的。这在当时，对那些只懂得念《四书备旨》、高头讲章的人说来，既是无法理解，也是认为不值得一提，甚或不务正业、离经叛道的。因为考试要考八股文、试帖诗，只讲“《选》学”、“词章”，不能考中举人、进士，不能做官。所以《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直率地斥之为“杂学”、斥之为“不中用的举业”。所以贾政认为宝玉“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这话今天一般读者就很难理解了，感到“宝玉不喜读书，怎么有那么大的学问呢？难道只靠‘歪才’吗”？岂不知在当时这个“读书”的涵义，是有种种不同解释的。世俗的“读书”，是指读为考秀才、举人、进士作准备用的“书”，这就是“四书”、“五经”，以及各种“墨卷”，即选的有名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这是贾政等人认为的“书”，是不包括《离骚》、《文选》等的，当然更不包括《西厢》一类的名著了。因为看那种书是“精神污染”。而宝玉专门看那种“书”，而不看这种“书”。所以宝玉一方面有学问（词章、《选》学之类是不中用的学问，等于没有），一方面又不喜读书；一方面有高超的文艺见解和作品，一方面却又是“歪才”。当然，那时社会上也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学问和“歪才”，而是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专讲“四书”、“五经”高头讲章八股文的迂腐之徒，他们根本不懂这种学问，也不承认这种学问，而予以彻底否定，这是道学派，或者连道学都不如的“学究派”、腐儒派。另一种是先读“四书”、“五经”、高头讲章、八股文，揣摩“举业”，考中举人、进士之后，再丢开八股文（俗语叫作“敲门砖”），然后再讲经史、词章、文字、金石、考据、训诂、掌故，甚至更专门的《公羊》、《穀梁》，什么西北地理、音韵版本等等学问，这叫作学问派。《红楼梦》时代不少大学问家都是经这个途径达到的。这一派人纵使不讲究词章、“《选》学”，但他不否定这门学问，而是承认它，甚至羡慕它。这似乎是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圣门”主张。贾政虽非两榜出身，也不学无术，有时却也以此标榜。
以上所说，就是对于宝玉有学问，却又是有名的不“读书”，又被认为有些“歪才”的说明。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不理解这种风气，就无法理解贾政的话和宝玉的“不读书”而又有学问。
当然，讲八股文也好，诗词歌赋、词章之学也好，“《选》学”也好，以及《老子》、《庄子》、禅理等学问，都有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不然，那就一样也不行。既谈不到什么当时所谓的“圣贤之学”、八股文举业，也谈不到什么词章等等杂学。那么宝玉以什么样的文化知识基础去读《离骚》、《文选》、《南华经》（即《庄子》）、《西厢记》，治词章之学呢？
这可以从书中看看宝玉获得文化知识、打下这样基础的过程。
其一是第十八回所写：
那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
其二是第七回宝玉对秦钟说道：
我因上年业师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且温习着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读书。
其三是第九回贾政和李贵的对话：
又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悠悠鹿鸣，荷叶浮萍（原文是食野之苹。作者故意如此写，刻画李贵没有读过书的形象），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坐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从以上所引三则中，可以了解到宝玉获得文化基础知识的程序，一是启蒙识字教育，元春口授几本书，识了几千字。几本书是什么书呢？没有说明，但可以想见，是便于诵读的启蒙读物，容易上口、容易读、容易记、容易默诵。一般是《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琼林》等等。当时口授启蒙教育，以读小书、有韵律的短句，来完成识字教育。《三字经》每句三字、《千字文》每句四字，句子整齐，且有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善、远二字押韵。“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藏、霜二字押韵。剩下几种，不是五个字对句，就是七个字对句，都很整齐易读。聪明小孩，像唱儿歌一样，很快就读熟了。一两个月就读熟一本，反复诵读、默读、背诵，这样再练习写，就能认识许多字。三岁、四岁两年中，天分很高的儿童，自然能认识两三千字了，文中说“几千”，那虽是不定数，但总是三千以上了。
有了这样的启蒙基础，再入塾中读书。宝玉向秦钟说：“上年业师回家去了”，“业师”就是授业的老师，是专门请来教宝玉读书的家庭教师。当时叫作“教家馆”。尊称“西席”，或“西席老夫子”（古礼以西为尊，《大戴礼》“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这种塾叫“家塾”，俗称“书房”。宝玉过去既有“业师”，可见他幼年一直是在家塾中，在先生的教读下读书的。几岁入学的呢？三四岁元春口授启蒙，那么入塾之年，便是五六岁了，宝玉会见秦钟时几岁呢？算是十三岁左右，那“业师上年回家”，这样宝玉也连续读了六七年书。这六七年中又读什么书呢？当时的教材都是一律的。其步骤是启蒙教育，读前面说的《三字经》等小书，文化教育读“四书”、“五经”、《唐诗合解》等。为考试作准备，也叫为“举业”作准备，要读“时文”（即“八股文”）。其中第二、三两项又是有连带关系的。在识字、读书的同时，一要学写字，二要对对子，为作试帖诗作准备，三要学作八股文。在启蒙教育完成，第二阶段读书之前期，如因经济关系，或天分实在太差，不能继续读，则可辍学，改做其他，如务农，或去学徒学手艺，或去学做买卖等。
宝玉与秦钟同入义塾时，读第三本《诗经》，贾政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等等。
从贾政的话中可以看出：宝玉在从业师读书的几年中，最少已读完了“四书”、《诗经》前两本，及部分古文。“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上下、《孟子》上下，“古文”是指唐宋文，当时是有特定涵义，是与“时文”八股相对而言的。
当时读“四书”极为重要，不只是学文化，更重要的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读“五经”（包括《诗经》、《书经》［即《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也是既学文化，又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读古文，是在学文化之外，学一点唐宋文（韩愈之后的文章）的气势，运用到八股文中去，使八股文能写得更开阔，更有波澜。而这三者之中，“四书”则是第一重要的。因为明清以来科举考试，由府考考秀才、省考考举人、京试考进士。每种考试先要考“四书”文，即八股文。八股文为什么叫“‘四书’文”呢？因规定题目都出“四书”中的句子。参加这种考试，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四书”要反反复复背诵的滚瓜烂熟，不但能提那句背那句，而且要能拆开来背诵、跳跃着隔句背诵……总之，要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能应付这种考试。府、省、京三级考试，第一级只考“四书”文，考举人、进士，在“四书”文之外，才着重考“五经”。所以贾政特地讲了这番话，要先把“四书”讲明背熟。
还有一点，就是儿童进家塾读书，开头是只读不讲，要初步读完、通本能背熟了，从头再读第二遍，然后由教师讲解，这就逐渐要学作八股文了。不了解这些顺序，也难以理解贾政所说的这些话。
“四书”中据前人考证统计，共四千四百六十六个不同的字。上下《论语》字数是一万二千七百，上下《孟子》字数是三万四千六百多，再加《大学》、《中庸》，总字数不过五万多字。一般智慧，平均每天读三百字，不到一年，一部“四书”就读得滚瓜烂熟了。这样读熟一部“四书”，就清楚明确地认识了四五千字。而且有的平声转读去声，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一个“知”字读去声，作“智”，读时在字的右上角画个圆圈，这样儿童在读书识字的同时，连四声也能区别了。把“四书”五万多字背熟，聪明一点的儿童，即使没有人给他讲，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能生巧，自然他都能理解了。能理解这些深奥的文句，便也具备了阅读其他书籍的能力，便也具备了表达的能力。宝玉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第五回说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当时像这样早慧、早熟的儿童。在启蒙之后，又熟读一部“四书”，那看书、写文的能力，便已充分具备了，何况他在“四书”之外，还读过若干篇古文，不少首唐诗（当时也是附带必读的），以及三本不到《诗经》，这样他的文化基础就更深厚，再加其秉赋，其性情爱好，这样他博览群书，如《楚辞》（包括《离骚》）、《文选》、《庄子》、《西厢》，他的知识自然渊博，议论自然高超，诗赋自然当行，文笔自然非凡，这就是贾政说的宝玉的“歪才”了。
宝钗过十五岁整生日，宝玉或小一岁，或小半岁，往前推算，与秦钟同到塾中读书，算是前二年的事，则是十三岁。如六岁进塾读书，到此时已读了六七年书，加上元妃口授二年，这时宝玉连续读书应已八九年之谱。以其对对子、作诗的水平看，是符合当时这种水平的。但以李贵所说只读到第三本《诗经》来看，似乎又过少了。因为当时读书，“四书”之后，便读《诗经》，以中人之资，一年半读一部，在九岁便可读完《诗经》，哪里会十三岁才读第三本《诗经》“悠悠鹿鸣”呢？这段文章写的十分生动，但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却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疑问。
当时一般读书，十三岁时，大体都已读完“四书”、“五经”，学会作八股文，可以进场参加府考，去考秀才了。聪明的小孩，读的书还要多些。可能还多读《尔雅》、《公羊》、《穀梁》等传。据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记载：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读书，就是在读完“四书”、“五经”之后，又多读了一部《周礼》和一部《尔雅》，这就是“七经”了。《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闰四月十五日记云：
下午宴西席刘、王二君，适孝感李生维壎来，即留席。李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因令其移榻来署肄业，今日盖应召而来也。遂移书馆于东院新建亦南楼之下。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比宝玉读书多的多了。“默‘十一经’入学”，就是在府试考秀才时，在学台大人（考试官）面前，把十一种“经”书，背诵一遍；或是提哪里就背诵哪里，非常熟，这样不必作文，即取中他作秀才。这在当时府考时，考试官遇到年纪幼小的考生，常常用这种背书的方法来考，一般能通背“五经”，就有被取中的希望。何况他能默“十一经”呢？自然被取中为秀才，也叫“入学”或“进学”。当时林则徐是湖广总督，驻武昌，特别喜欢这个小孩聪明，请客让他入席，留他在署读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重点培养”了。这个年龄，正好同宝玉和秦钟入塾时年龄相仿，所以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宝玉有那样的学问，并不希奇。而说宝玉当时只念第三本《诗经》，则未免太低了。当然小说家言，不能完全用历史的真实去套。《红楼梦》中类似这种存在疑问的小矛盾原是很多的。不妨看第七十三回所写：
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一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穀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是后人的时文，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温习。
这一大段，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宝玉读书的情况、文化程度概况。大体可分三方面，即一是非常熟的，二是半生不熟的，三是不愿意读，非常不熟的。当时熟的标准，就是“凭空提一句”，很熟地把下文全背出来。在未考中“功名”之前，不管多大岁数，都要反复诵读“四书”、“五经”、古文、八股文、试帖诗，这是天天的功课，《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会进士之前，尽管胡子白了，也还要反复读这些，一点也不能丢生。宝玉自己思量“下《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这就是平时没有经常温书。把过去背熟的书再一遍一遍地逐日读，逐日背，以保证永远烂熟胸中，这就是“读书”的概念。宝玉没有能做到这点，所以贾政说宝玉“不爱读书”。因为在当时“读书”和“看书”的概念，分的是很清楚的。“读”是要念出声来，要背熟，要在考试时发挥作用；“看”是观、是阅，只用眼看，不出声，这不算“读书”。所以宝玉二十一回看《南华经》，二十三回看《西厢记》，都不算读书，只是看闲书、看杂书。
这段叙述明确地告诉读者，宝玉读过这些书，即是在业师的教导之下读的，虽然有的“夹生”，有的“一大半生”，有的“虽不甚熟，还可塞责”，有的是“那几年”读过，“这几年未曾读的”，有的是他“平素深恶”、“命他读”、“偶尔一读”等等，但总的说所举“四书”、“五经”、古文等等，他那几年都是读过的，所谓“读”，就是背诵过的。只是有的记的牢固，有的经常翻阅，也不太生，有的则丢生了等等。这样来解释宝玉的功课情况、知识程度、文化水平是较合理的。
写到此处，可以基本上回答“宝玉为什么有那么大学问了”。即他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已经读过“四书”、“五经”、部分古文，这些大部分都是先秦的东西，是中国旧文化的基础，掌握了这个基础，他就具备了阅读中国一切书籍，研究中国各种学问的基础。他厌恶世俗的追求利禄的玩艺，如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东西，因而思想上也厌恶假道学的一套。他性爱纯真的文艺，他以前面所说的那个文化基础———这个基础是很坚固、深奥的———再博览群书，他读过《楚辞》、《文选》、唐诗、宋词，还看《南华经》、《西厢记》等等，把中国古籍中的名著差不多都阅读过了。这样他自然有了“那么大的学问”，这就不奇怪了。
在宝玉时代，或者说在《红楼梦》时代，像宝玉那么大年纪，有他那样的文化基础，有他那么大的学问的人，并不是奇事，而是数见不鲜的。除前面说到的林则徐《日记》中记的孝感李维壎十三岁默“十一经”入学外，不妨再举一个知名人物的例子。手头正有黄云眉先生编著《邵二云先生年谱》，不妨摘引几句：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二岁。先生时有神童之目。会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复试以诗，有“小鸟解依人”句，语本《说文》。化楠深器之，谓藉安先生曰：“此君家千里驹也。”
邵二云名晋涵，浙江余姚人，是乾嘉学人中著名的史学家。基本和曹雪芹同时代，生卒年略后数十年。看他十二岁时，便能背诵“五经”，一字不失，这不是比宝玉那么“夹生”、“塞责”等要高明多了吗？何况他的诗“小鸟解依人”，貌似寻常，却能用《说文》的典故，而宝玉在作诗时，连“绿蜡”都忘记掉了，比起邵二云小时候来，那就差多了。所以宝钗笑他说：“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也忘了呢！”宝玉比起当时同样年龄的读书种子来，是差着不少呢。不把宝玉写成“神”而写成“人”，这是《红楼梦》的可贵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