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高鹗，是乾隆六十年进士，自然是“八股文”出身了。那么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呢？迄今为止，还没有材料说明他的文化出身，不要说进士了，连个秀才也无法肯定。但是他那样大的学问，又写下了这八十回《红楼梦》。那他是学什么出身的呢？
如果说：曹雪芹是学“八股文”出身，读者也许会吓一跳，批评家更要指出这是胡说八道，封建透顶。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事实。不根据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典章制度、社会风尚来谈，那任何事都可以胡说八道。
说也奇怪，明清两代应该说所有的学问家、诗人等等，从小都是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出身的。直到清末还是如此。就连鲁迅先生也不例外。小时在三味书屋也是读完“十一经”、学会作“八股文”、“试帖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所附“旧日记”中记有戊戌年（一八九八）鲁迅先生诗文题为：
文题：“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
诗题：“百花生日（得花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苔痕上阶绿（得苔字）”、“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日记中还记有鲁迅先生这年十一月初六日参加会稽县童子试，名次在“三图三十七”。一图一名即“案首”，就是后来出名的马一浮，当时叫“马福田”。十二月鲁迅先生已去南京新式学堂。绍兴府试，还托人代考，以便在“大案”上保留一个名字，可以保留正式参加秀才考试的资格。这些考试在此不必细说，但都是考“八股文”的。所以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确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作者，在摘引“日记”中的“八股文”、“试帖诗”题目后面加说明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是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读者注意后面两句，尤其是“惟一”、“非做不可”二语。八十五六年前，鲁迅先生少年时代尚且是这样；那二百多年前，曹雪芹时代，更是这样了。这是没有例外的。不管是科甲两榜、举人进士出身也好，不管是文场失利，终生做个老秀才，甚至秀才也考不中，终生是个童生也好，也不管是旗人中的“笔帖式”（译满汉文的小官）也好，亲贵世袭也好……小时候总是要读书作文的。读书就是“四书”、“五经”，作文就是作“八股文”，这是明清以来国家的规定，朝廷的制度，读书人的本分和希冀的荣誉，社会上经历了数百年的古老风尚，曹雪芹不会例外，就如同他头上拖着一根辫子一样。现在给曹雪芹画像的人，没有忽略掉头上这根辫子，虽然没有见过他，但这点却是肯定的。那么研究曹雪芹历史、文学成就的人，似乎就没有注意到曹雪芹与“八股文”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将这一重要问题忽略了。至少对曹雪芹的文化教育以及这种教育给他的影响忽略了。
提到曹雪芹出身，人们在文章中便先提到他祖父：“曹寅能作诗词戏曲，喜欢藏书和刻书。有名的《全唐诗》就是清朝皇帝要他负责刊刻成的。”随后提到他：“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曾经历了一段繁华的生活的。”内容似乎太简单了，但这又有什么法子呢？“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最后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困境，“不如著书黄叶村”，最终写了八十回《红楼梦》的曹雪芹，身后就是那么萧条，没有留下更多的材料供后人研究，详细地写他的“列传”，这是千秋遗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经历繁华生活的时候，同时他肯定是受过良好的、长期的家塾教育的，读过“四书”、“五经”甚至“十一经”的，受过严格的“八股文”训练的。
不要追溯根源，即从明清两代说起，“八股文”说来是十分腐朽，严格的规律，空洞的内容，又是读书人唯一的必须学会的本事。不知是多少有志之士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消磨在这玩艺上，应该说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了。
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六七百年以上的“八股文”，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七月正式宣布废止的。《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记载：
二十七年七月己卯，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艺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如前空衍剽窃。
据此官文书记载，“八股文”废除迄今足足已八十五年了。
“八股文”有很多名字，以段落数字来分，名“八股文”、又名“八比文”。其形式在“私塾”一文中已略作说明。因其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以又叫“四书文”。因其内容照明清以来国家考试制度所定，是阐发“四书”中圣人语言的微言大义，所以又叫“制义”。因其是按照明清以来规定格式来写，既不同于唐代以前的“骈文”，又不同于唐宋以来的散体“古文”。因此它对照“古文”而言，又叫“时文”。“制义”又叫“制艺”，又叫“经义”，又叫“举业”等等，名字是非常多的。甚或笼统地称“文章”，亦是“八股”。读文章、作文章，在当时的概念，就是“读八股”、“作八股”，那时认为，除“八股”之外，似乎是没有文章的。《红楼梦》第十二回写贾瑞道：“跪在风地里念文章，其苦万状。”实际就是念“八股文”。而第七十三回所说“更有时文八股一道”，第八十一回所说“单要习学八股文章”，这两处说的就比较明确了。
《红楼梦》是“八股文”时代的产物，曹雪芹所受的文化教育是学写“八股”出身。但是曹雪芹笔下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是坚决反对“八股文”的。以第七十三回所述为证：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这几句话很重要，这是贾宝玉的观点，也可以说，就是曹雪芹的观点。很明显，他不但反对“八股文”，而且“深恶”，态度是坚决而深刻的。为什么？不是圣贤写的，不能发挥圣贤宗旨的深奥意义。只是为了“饵名”，科举得中，所谓“一举成名天下知”。为了“钓禄”，可以以此得官。这样有力地揭露了“八股文”的虚伪本质，也就是以“八股文”科举考试，为国家遴选人材的虚伪本质，进而推到《红楼梦》时代整个朝廷制度，封建社会的本质。但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圣贤”。对圣贤之道，他还是十分顶礼的。第五十一回宝玉和麝月对话：
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呢。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这话正充分说明对圣贤的态度，既是宝玉的，也是曹雪芹的。而他反对“八股文”，是反对虚伪的代圣贤立言，反对虚伪的“雍乾盛世”，或者说反对“雍乾盛世”虚伪的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宝玉所独有，也不是曹雪芹所独有。而是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一种影响也不算小的改革思潮。而且是酝酿已久，起伏不断的。
按，“八股文”溯源萌芽虽然很早，但形成完整的形式，已在明代成化年。顾炎武《日知录》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时当公元一四六五到一四八七。鼎盛于六七十年后之嘉靖，出现了最大的八股名家归有光、胡友信。史称有光“制义湛深”。但在明末就有人看出它的弊端，而加以反对。明代亡后，就有人用红纸大书“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在大明门上，以示讽刺。顾炎武也尖锐地批评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一度取消过“八股文”。《东华录》卷九记载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事云：
八月，礼部议复：“乡会考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从之。
但不久到康熙四年，又因礼部侍郎黄机所奏，恢复了“八股文”的考试。这是反对“八股”与拥护“八股”冲突的第一个回合。过了七十多年，到了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又有人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云：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文中明确了“八股”之弊。舒赫德正白旗人，“笔帖式”出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据冯其庸教授《〈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一文考证：
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汉军旗转入满洲正白旗的。
似乎也是一个巧合，正是正白旗的显宦大臣给弘历上奏疏急呼“八股文”之弊，请予废除的同时；另一个正白旗的潦倒文士却写小说也“深恶”八股，指为“饵名钓禄之阶”，尖锐地揭穿了“八股文”的虚伪性。二者差不多发生在同时，这由朝廷直至民间，朝野一致反对“八股文”的呼声，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正是代表了一种思潮的。至于说，曹雪芹是否直接受到过舒赫德的影响，那自然没有文献可征，不能乱说了。
除了舒赫德的奏疏和《红楼梦》中反对“八股文”的语言而外，其他可举的例子也还不少。再举一个与《红楼梦》同时代的。袁子才《随园诗话》有一则云：
余弱冠在都，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终不得一见。庚寅七月，患臂痛，乃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将八十矣……《刺时文》云：“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袁子才见徐灵胎已在曹雪芹去世前七八年，而当时徐灵胎已八十岁了。实际年龄比曹雪芹大的多。因长寿故比雪芹晚死许多年。其《刺时文》之诗的写作年代，也同《红楼梦》的年代仿佛。他说“八股文”是“欺人技”，是“骗得高官”。这同宝玉所说的“饵名钓禄之阶”，不是意义完全一样吗？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在《红楼梦》时代，朝野上下，是有不少人反对“八股文”的。当时的文字狱之禁虽然很严重，但对于反对“八股文”的言论并不认为是大逆不道，也不加以禁止。所以曹雪芹敢于在书中把他“平素深恶”八股文的态度明显地写了出来，毫不隐晦，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有人反对“八股文”，并不等于国家就取消了八股文。兵部侍郎舒赫德给乾隆上取消“八股文”的奏疏，也不会只是他一个人的忽然想到。清代一般给皇帝上有关制度改革的奏折，往往是在某些个重臣支持之下，由某人出面。支持这个奏疏的是哪些人，一时无考。但是事物常常有两个面，支持者有人，反对者也有人。当时乾隆帝弘历将此疏谕礼部复议回奏。其时乾隆名臣大学士鄂尔泰正领礼部尚书，力驳此议。这样“八股文”未被废除，得以保存下来，直到光绪末叶。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代，也正是“八股文”存废问题争论十分剧烈的时代。
鄂尔泰议驳舒赫德的奏稿，载《西林遗稿》，近人朱克敬《雨窗消意录》载有全文，云“乾隆九年”，与《清史稿·选举志》所记年分不合，晚六年。手边无《西林遗稿》，不能核对，未知孰是。鄂尔泰复奏稿较长，现引两小段于后，以见其所论中心。
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大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迄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更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
这一小段论驳，也不得不承认“人知其弊”、不得不承认“腐烂抄袭”，对于前一点只消极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对于后一点，也只能说除“腐烂抄袭”之外，还有好“八股文”。论证也只能是消极的。这正说明即在乾隆时代，维护“八股文”的大臣，也只能消极论证，无法正面说明它的好处了。在这一段后面，又有一小段道：
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
鄂西林这一小段议论，其中“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三句，特别值得注意。在“腐烂抄袭”的“八股文”的训练中，为什么能出现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呢？即所用的教育内容、教学手段是一样的，而培养、涌现出来的人才却是那样的不同。那样陈腐的教育内容，腐朽空洞的教学、训练、考试手段，而照样出现了不少人材，正如鄂西林所说“未尝不出于其中”，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历史之谜。
我常常想这个谜，首先从《儒林外史》的描绘中窥见一点消息。第十一回写蘧公孙招赘在鲁翰林家，描绘鲁编修和鲁小姐道：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王鏊，苏州人）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这段描绘很有意思。且不说刻画鲁编修、鲁小姐受“八股文”之毒如何深，描绘多么形象。只说与《红楼梦》之关系。即第一可从叙述鲁小姐读书学文的过程中，理解宝玉读书、开讲、学写“破题”作八股等等过程；第二也可以理解一下，从小学八股出身的人，也能够写诗、写赋，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小说。
“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原是朱熹的话，颇堪玩味，这就说明文字功力的高度准确性、深刻性。“八股文”真能训练出这样的本事吗？这是令人半信半疑的。
“八股文”是一种限制极为严格，学起来十分难的玩艺。其难度之大，首先在于题目。题目范围在“四书”中，而“四书”词句有限，自明代到清代，即到《红楼梦》时代为止吧，也已经历了二三百年，“四书”中的句子，不但早已出光，而且翻来复去不知出了多少遍了。这就又出现了整章书的长题，一两个字不成一句话的短题。以及不相干的两个半句连在一起的“截搭题”。这是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怪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以出“习之不亦”四字作为题目，根本没有意义，无法讲解，但硬要这样的题目，考生照样要写出文章来。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如上《论语》中《子罕第九》开头数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下面紧接是另一章书是“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本来是不相连接的两章书。出题目的人把前面的最后两字，和后面的第一二字出个题目，即“与仁达巷”四字，试问这如何理解，又如何有话可说呢？而作者照样有话可说。其“破题”及“承题”云：
仁未易明，而巷以达称者可记矣。（破题）
夫仁非利与命比，而子亦罕言之，殆以其不易达乎？彼达巷者又何以称焉。（承题）
现在的读者，看到这样的题目和文字，几乎和“天书”差不了多少，根本莫名其妙了。而几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头脑中会思维出这样的语言来，内容空泛是一个方面；而无话找话，凌空想出这些话来，其思维能力之高超，不是又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另一面吗？
据半世纪前听到的科甲出身的老先生们说，考试“八股文”，难题、怪题都不怕，而最普通的题比难题、怪题还可怕。因越是普通的题，作过的人越多，念八股的人，都背熟了不少“程文”，再遇到这样题目，既不能默写照抄那些读熟的“程文”、“墨卷”。自己又感到话已被别人说完，自己再也生发不出新的意思来，因而无法下笔了。据传有位很有名望的学台在某府考试童才，连出三场“学而时习之”为题，童生大哗，第二场已无话可说，便有交白卷者。第三场白卷更多，因为实在无话可说了。而这位学台则每考完一场，自己也作一篇，贴在辕门外；连考三场，也连贴三篇。不但每篇有话可说，而且每篇立论都不同，发挥都不一样。这些童生看了佩服得不得了，这才领悟到，原来任何题目都可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关键是在于人会不会想。
所以可以看出，“八股文”内容基本上是空洞无物的、没有用的。能想出这些严格限制下的空话所用的思维力，其反应是十分敏锐的、准确的、深刻的，而又极富于变化的。锻炼出这样的思维能力，再灵活地用在实际上，那便无往而不利，要诗要文，要明断、要深思、要什么就是什么了，也就是所说的“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了。这就是说先天的思维能力、先天的智慧，又受到了后天的极为严格的长期训练，自然其准确性、活泼性、灵活性、反应敏锐性等等，与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大不一样了。这就好像练习打靶一样，下了苦功，不管“死靶”、“活靶”，在靶场上都能每次射中红心。每次准确地中的。那在战场上才能驰骋自如，弹无虚发呢。体力的各种严格训练和脑力上的训练是一致的。如果说“八股文”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用现代的科学观点来分析，唯一的作用：就是起过严格训练儿童和青少年思维能力的作用。这就是“八股文”之谜，如果抛开了这点作用，那就无法解释前面说到的种种矛盾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