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的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一节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自有其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处，而地理的因素实居于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当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于都城形势和促进都城的繁荣，实为当时不可或缺的要务。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
长安城内外诸引水渠道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即已有名于当世1。这是指泾，渭，潏，涝，丰，鄗，灞，浐而言的。泾水发源于六盘山（今宁夏南部）东麓，东南流至长安城东北入于渭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今甘肃渭源）下，东流经长安城北，合泾水东流，入于黄河。其余六水皆出于秦岭。涝水和丰水皆流经长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两水皆流经长安城南，再折而经长安城西，入于渭水。灞、浐两水皆流经长安城东，浐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时期，鄗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2。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首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1。永安渠亦称交渠2，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3。龙首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4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1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2《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1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2《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3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4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两水向东流去5。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6。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7。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1。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2，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3、郑白渠《和刘公渠4，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5，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6，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1。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2。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3。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5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7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1《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4《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5《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6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1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2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3《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发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发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发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发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4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陆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1。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陆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1。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4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黄河下游的河道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2。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1。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2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2《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1《元和郡县图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2《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1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2。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1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全唐文》卷三一。
2张守圭：《请河北遭水涝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3。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1。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1。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2。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3《通典》卷十二《食货》。
1《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1《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2《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3。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1，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1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1《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1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2。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1。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1，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3，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2，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4。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5，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6；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7；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8；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9。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10。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1。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1《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2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5《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6《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7《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8《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10《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1《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2和德宗建中元年（780）3，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4，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5。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1。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2、文宗开成三年（838）3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4，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5。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6。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7。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8。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9。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2《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3《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4《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5《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1《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2《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3《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4《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5《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6《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7《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8《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9《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
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
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1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2，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3。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1。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1《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1《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2《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3《尚书·禹贡》。
1《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2。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3。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4，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5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6。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1。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2。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3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4《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5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6《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1《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2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3。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1，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2。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1。这3《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1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12《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
隋唐两代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两代都有广大的版图，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属国。隋唐两代直接统治并设有州（郡）县的地方，都是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当时和它们邻国相争执的地方，大半都是在这半农半牧的地区。一些邻国也曾侵入到隋唐两代统治下的农业地区，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事件，因为侵入到农业地区的邻国，也未企图在那里久居下去。隋唐两代也曾经进入到相邻的游牧地区，除设过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外，也都随即撤出，不在那里设置州（郡）县。隋炀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设置过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灭亡，这些新郡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隋唐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是在西北各处。具体说来，相当于现在甘肃全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远古时期的历史，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游牧地区，西汉时司马迁分划当时国内的经济区时，曾经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今陕西和山西两省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此后这个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的变迁。大抵每当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统治这些地区时，这里就成了草原。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时，这里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因为根据自然的条件来说，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这里都是可农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统治的时期，就各因其所习，为农为牧了。如果是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这样的地区时，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和防御外来的侵略，就必须争取完全控制着整个半农半牧的地区，而且也不能过分超越半农半牧地区之外。因为从事农业生涯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在游牧地区居住下去。如何防止从事游牧的民族侵入半农半牧地区，这就不能不寻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势作为固守的凭借。北陲的阴山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资利用。而这样一些高山恰都是游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迥然不同，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可农可牧也是不一样的。在游牧地区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耕耘，实际上都是不足以称道的。武后圣历元年（698），突厥默啜请求赐予农器种子并索要原住于丰、胜、灵、夏、朔、代的突厥降户。武后因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件以与之。据说默啜由此寖强1。默啜由此富强是事实，但似与所得的种子农器无若何关系。即令突厥能播种这样多的种子，也不是马上都可能得到丰收的。
隋唐两代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天1《旧唐书》卷一九六《陆龟蒙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隘狭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1。寻又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治所在陕西定边）和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后来吐蕃势力强大，陇右失陷，养马地区只好内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临汉监。蔡州置有龙陂监。两监才有牧马三千二百匹，费田就有四万顷1。原来牧马于渭、兰、原、秦四州，牧场幅员千里，并未显得与农业争地，襄、蔡两州的牧场只有四万顷，就感到是一项负担，不久就被废省。
半农半牧地区遭受游牧民族的侵夺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是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的。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还不能用人为的力量从事改移。但是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却常常企图越过这样的自然分界线，侵入半农半牧地区，甚或是农业地区。唐与吐蕃的争执其肇因多属于这一方面。陇右道的祁连山和大雪山，还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经被利用为唐代防御吐蕃的屏障，有了这样的可资利用的天然地势，还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乱爆发，陇右驻兵皆东撤勤王，吐蕃就得寸进尺，步步相逼，陇右道陆续陷落。吐蕃既侵占了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更企图向农业地区进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划定一条新的国界，这条新界中间通过陇山之西和六盘山之东2。六盘山东还是半农半牧地区，陇山之东就已经是农业地区了。新界虽已划定，争执却未暂缓。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吐蕃内部内乱，唐朝才能乘机逐渐取得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2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1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张说之文集》卷一二。2《新唐书》卷五一《兵志》。
第五节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
隋唐两代的海岸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1。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1。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2，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3，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4，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5。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6，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7，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8。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9。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12《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1《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海州》。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引《嘉禾志》。
3《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沧州》。
4《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棣州》。
5《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
6《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泗州》。
7《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
8《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涟水军》。
9《太平寰宇记》卷十八《潍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1。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2。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3。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1。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2。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起点，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3，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4。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1《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目有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入四夷的道路当出于是书的记载。又《旧唐书》一三八《贾耽传》，耽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后十三年，是书之作当在贞元九年之后。《皇华四达记》久已佚失，这里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征引。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3《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1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2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县已有白蒲镇。
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1，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2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
1《太平寰宇记》一三○《泰州》。
2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发展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