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进的社会制度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导
隋、唐是继西晋灭亡以后南北长期分裂又重新走同统一的两个皇朝。经过二百工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统一的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哪建制度的形成，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开端。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竟晚于中国七百年之久。法兰克王国的初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除了国王、贵族从罗马国家和奴隶主贵族那里得到的大庄园以及原有的法兰克地主所拥有的私有土地以外，主要的就是农村公社所有制。这是因为日耳曼人在入侵西罗马帝国之前，还处在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普通的法兰克人还是自由农民，国王以这些自由农民聚居的农村公社（马尔克）为单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财产，个人不准买卖或转让。到六世纪末，才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转让和买卖土地才成为普遍现象了。
中国在春秋中期以后，奴隶制度逐步衰落，奴隶主贵族为形势所迫，逐步改变剥削方式，用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代替奴隶制的剥削。到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又在各诸侯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国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确立等级所有制下的私有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千年之后，西欧也沿着与中国历史大体类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会。日耳曼贵族对被征服的奴隶，分给一小块土地，令其纳租服役；原来的西罗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隶农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剥削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农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转化。中国的奴隶主与西罗马的奴隶主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沿着放弃奴隶制剥削，采用封建制剥削的道路转化为封建地主；中国的井田制与法兰克的农村公社不同，但两者都沿着向私有制转化的道路逐步崩溃。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欧的历史内容不同，但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样一来，早于西欧七百年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当然处于世界历史前进的先导地位。
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都晚于西欧。拜占庭帝国是从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都是在七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
由此可见，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时期已经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农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隋、唐皇朝已经完全是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个体农民，尽管他们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唐律规定：“居官挟势，侵夺百姓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十二亩有余，杖一百”。非常明显，土地的私有权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说均田制下的土地还不是完全个人私有的话，那也只是在战争之后，朝廷不得不把劳动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绝对不能买卖，如因家贫身死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往宽乡，可并卖口分田；官人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也可以买卖。正是因为土地可以买卖，所以均田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自秦朝以后，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无不与土地兼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对比起来看，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确立，而且在阶级矛盾发展中明显地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法兰克的土地农村公社所有制才正在向私有制转化。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成熟的封建社会，而法兰克只是初期封建社会。
社会经济的繁荣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西欧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隋、唐皇朝的商品生产相当发达。商品生产的发达是以农业生产的发达为前提的。如果农业生产不能保证人们最低的生活需要，是谈不到发展商品生产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所以，城市的发展情况，反映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隋肩时期的城市经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长安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人口近一百万。这样多的人口，当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多种商品供应。所有商品，不仅可供城市本身的需要，还可对外贸易。因此，许多中外商人云集长安，兴贩贸易，长安的东西两市是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后期，西市的繁荣情况超过了东市，店肆行业远远比东市为多，还有收买各种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这都充分说明，长安不仅是唐皇朝的首都与工商业重要城市，而且也是国际性的城市。
其他城市，如洛阳，仅次于长安，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货物堆积如山。
西欧的城市则远远落后。隋、唐时期，西欧原来古罗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极不发达，所以城市很难发展起来。一直到十或十一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到北宋时，都尔奈、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才开始发展起来。
能够与长安媲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有八十万人口，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扼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欧亚大陆的桥梁，从而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东可与波斯、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西可与西欧经常交往，北与北欧也有商业往还，全部地中海的贸易也无不与君士坦丁堡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除了商业之外，该城的手工业也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是丝织业。丝织业的原料生丝，一部分由中国进口，这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国生产。产品主要供贵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次是金属业，主要是制造金银餐具和镶嵌金银的器皿，供统治阶级享用。另外，还有军火制造业。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都受国家控制。最大的丝织作坊设在皇宫，军火工业更是私人不能经营。这样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必然影响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就严重影响商品生产的发展。
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有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公元762年以后，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业中心，城里有毛织、棉织、珠宝、香水、玻璃等手工业。因其地处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中介地位，所以这里聚集着许多埃及、印度、中国、拜占庭的商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等地的香料与染料，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过巴格达转运各地。巴格达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可见唐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令人向往。
六到九世纪，东方的隋、唐皇朝，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长安更为先进，因为长安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较高。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是难以供应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加工业。长安周围的碾硙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硙，还有部分畜力碾硙和人力碾硙，基本上满足了长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见，长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代全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第二节 高水平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
隋、唐时期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隋、唐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和南亚诸国的影响更大。
隋唐文化与日本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八世纪编写成的。在唐代以前，中国早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增篇》、《后汉书·东夷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较高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全文两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四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须从中国古籍谈起，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的文化。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到达长安。
遣隋使来华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懂汉字，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南朝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骈俪体裁，显然是这些人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触也很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廷的冠服，整饬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
遣唐使的派遣，前后十三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对唐朝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使者。这些人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风物的。总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吸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朝廷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朝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实行班田制。朝廷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3）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朝廷。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日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国留学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与《唐律》一样，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同时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八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712—756）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成》、《乐书要录》、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文诗文集。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写成的。《日本书纪》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9），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794—1185）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在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的，有些是以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炀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这些人对唐朝文化的传播必然发挥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的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招提寺派。“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隋唐文化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朝鲜半岛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这说明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是十五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狄》、《玉篇》、《字经》、《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不仅汉文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请《新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二百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到唐末，登科学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信宗乾符元年（874），“一举及弟，调授宣州漂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骄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20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国人到朝鲜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可见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是不少的。通过这些中国人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散，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曰：“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尽管这次有不少人回国，但已经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以不小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的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听讲《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可见百济、新罗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传播。开元十六年（728），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卒，玄宗派刑“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刑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此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刑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传布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新罗统一后，像唐朝一样建立了朝廷集权制度。在朝廷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日本、朝鲜的古代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最初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两代，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于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东西方各国无不向往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中国很自然地就成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经济交流自西汉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来，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虽然也数次中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向前发展的。到了隋唐时期，这条交通大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汉武帝以后，中国的丝绸即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往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所以，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丝绸之国”。三国两晋以后，绵、绢等丝和丝织品都列入正式税收项目，可见丝织业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两代，丝织业的发展更胜过前代，唐代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美丽。同时，丝织品的工艺水平也大有提高，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另外，还受到波斯的影响，以纬线组成花纹，吸收了波斯织锦法的优点。
由于唐代丝织业的发达，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所以对外的丝绸贸易甚为发达。从长安经西域而阿拉伯帝国，再由东罗马转往欧洲的丝绸是相当多的。
中国的丝织品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日本的遣唐使到唐，都带有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有些是当路费用的，有些是送唐的礼物。反之，唐朝赠给使团人员的礼品中也有丝织品。互相赠送的礼物，当然都是珍品，各有特点。可见日本的丝织业也相当发达了。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在唐代传到西方的。天宝十载（751）七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溃败，三万之众，所余才数千人，很多士兵被俘。被俘的士兵中有些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方物，唐对各国使节也要回敬礼品，还要对各国使节按照级别进行赏赐。实际上这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营贸易。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波斯（伊朗）、拂菻（拜占庭）、阿拉伯、日本、朝鲜、林邑（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等等，都曾以这种方式多次与唐帝国进行贸易。
除此而外，民间的商人贸易也颇频繁。例如，黑衣大食（八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帝国分裂，在西亚的部分称黑衣大食即东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有暂住者，也有久居的。暂住者二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则在中国成家立业，深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语言文字，甚至有能诗善赋的。
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很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等物品。庙朝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也很不少，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带的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地方都有新罗馆，是新罗商人侨居的场所。新罗商人带来朝鲜的土特产，又从庙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为中朝贸易贡献了力量。
近代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外国的货币。在新疆的乌哈、库车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陕西的耀县和西安，河南的陕县和洛阳，河北定县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呗口子等地，都发现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出土约三十起，总数达一千一百七十一枚，分属波斯十二个国王（四至七世纪中叶），其中以库思老二世时的铸币最多。当时，波斯银币是西亚、北非、东欧地区的通用货币。
东罗马金币也有多处发现。先是在陕西咸阳隋独孤罗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565—578）金币，以后又陆续在西安市土门村唐墓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610—641）金币仿制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金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内蒙古华克齐镇出土一枚列奥一世（457—474）金币，还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中出土三枚金币。
在西安市西窑头村一座中晚唐墓中还曾出土有三枚阿拉伯金币，它们同属伊斯兰古币“第纳尔”。
日本的和铜开珎银币，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5）。此币曾出土于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又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五枚）。
从以上发现的各种外币说明，隋、唐皇朝在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文化交流以佛教为纽带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逐步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发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到了唐代，佛教仍很盛行，玄类赴印取经，说明佛教有进一步发展。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他赴印取经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玄类于贞观元年（627）就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转经中亚、阿富汗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中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各种情况，如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城邑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习俗、宗教信仰、衣食往行、政治文化等备方面。因此，玄类赴印求法取经，远远超出了佛教传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我国新疆地区、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印度、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对他们也十分有用。所以，该书又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有多种文字的译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与中亚各国的历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面，该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关于印度的名称，玄奘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者，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这个记载，对地名学，古音韵学都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也有大体类同的作用。这样一来，很自然地会使人想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各国、备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促进了各国、备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佛教又经过中国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求取佛法。永徽四年（653），道照到唐，在长安向玄奘学法相宗兼学禅宗。他是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人。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长安青龙寺学密教，他的弟子圆行、常晓，也曾分别到长安的青龙寺、淮南的栖灵寺学密教。先后回国时都带回大量经论、佛像、佛具等物。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的学问僧是把中国当作佛法的分店的。
日本的学问僧也曾直接向印度学佛。咸通三年（862），真如法亲王（高丘亲王）由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经洛阳到长安，取得前往印度的官符，然后就经广州向印度进发，虽然因死于途中未达目的，但也可以说明佛教从印度到日本的传播，中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到日本去传播佛教者，不仅有像鉴真那样的中国僧人，还有印度与西域的僧人。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如宝，就是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经西域来到中国，后受日本学问僧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东渡日本。伴随菩提东去日本的还有林邑僧佛彻。这些外国僧人，通过中国去日本传播佛教，更说明中国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佛教在朝鲜的传播，更胜过日本。东晋中期，佛教就从中国传入朝鲜，从此，朝鲜僧人到中国求学佛法者，络绎不绝。隋、唐时期，更蔚然成风。因此，日本的学问僧也曾到朝鲜留学。从七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到朝鲜留学的学问僧就有十几人。同时，朝鲜僧人也曾通过中国去印度求佛取经。在新罗统一前，就有朝鲜僧人阿离耶跋摩从中国陆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国。八世纪初，新罗和尚慧超又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历时八年，由陆路经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于开元十年（722）到长安，后病死于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述了他长途旅行的见闻。他精通汉文和梵文，翻译过佛经，对佛教的盛行贡献了力量。这就充分说明，佛教在朝鲜的流行也与中国密切相关。
另外，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传入中国。随着这些宗教的传入，中国与中亚、欧洲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同时，中国的道教也传入印度。唐太宗时，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可见这时印度已经对道教有所了解了。
由于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人们之间就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沟通，从而就开始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去印度取经以及翻译佛经的影响与需要，就出现了一些梵汉字书。如智广和尚所撰《悉昙字记》，为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另外，义净还撰了《梵语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义净说，读了他的书，一二年即可翻译。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与义净的著作大体类同。在此以前，翻译佛经多是西域的胡僧，唐人也从事翻译，就使翻译事业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时，也给懂汉语的朝鲜人、日本人学习佛经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艺术方面，音乐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门，唐代乐舞非常盛行，其中外国乐舞占相当比重。例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称七德舞），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玄奘到达印度，戒日王根据《秦王破阵乐》向他了解唐太宗的情况，可见《秦王破阵乐》在印度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的医学是自成体系的，从古代到唐朝，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在唐代，中医又传布于日本与朝鲜。经过日本与朝鲜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成了东方的医学体系。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医学，多有互相承袭的共同处。特别是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医学互相承袭，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称其为“胡医”。在唐朝，这两个医学体系是互相交流的。印度医学早在南北朝或隋时传入中国，拜占庭、阿拉伯的外科医术在唐时传入中国，拜占庭、印度眼科医术也传来中国；中国的切脉和一些重要医书也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这两个医学体系的互相影响，唐朝是起了枢纽作用的。
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范围也很广，内容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的例子。”既然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通过中国传到日本，日本也就受到影响，无疑中国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的。
图版目次一、河北赵县安济桥隋二、彩绘陶乐俑群隋河南安阳出土三、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四、马球图（壁画）唐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五、彩绘载物骆驼及牵驼俑唐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六、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北宋赵佶摹本七、步辇图唐阎立本八、彩塑一铺唐敦煌石窟第328窟九、劳动泥俑群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十、兽形玛瑙杯陕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马衔杯银壶唐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牵驼纹“胡王”字锦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猎纹印花绢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唐陕西周至县出土十五、东罗马金币（右背面）波斯银币（右背面）日本和同开珍银币（正面）陕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调布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怀集庸调银饼唐陕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济请取永业田辞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军屯田文书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论语》郑玄注写本残卷唐新疆吐鲁番县出土二十一、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抄白居易《卖炭翁》残页唐新疆若羌县米兰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欧阳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宽赞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军碑唐柳公权北京图书馆藏宋装裱本二十六、论书帖唐怀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三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图版十四至二十六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二，选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图版六，图版四、图版五、图版十一、图版十四，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和丛书之一《陕西省博物馆》。图版七，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图版八，图版九、图版十二、图版十三、图版十六，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一，图版十五、图版十七、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五，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图书馆藏宋代装裱《唐神策军碑》简装本。图版二十二至图版二十四、图版二十六，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