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记载孔子对于子贡的问政的解答，说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段答辞不时为后世所称引，足见其中有一定的道理。足食就是要多积蓄粮食。能够积蓄粮食，就需要多开垦田亩，勤事耕耘。具体说来，就是要经营农业，还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如何足兵？孔子没有解释，可能指的是兵源和武器。还应该加上马匹。不论车战和骑兵，都是离不开马匹的。就在孔子以前，晋平公自诩的晋国的三不殆，多马就是其中的一端。后来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骑射，马匹就更显重要了。汉武帝时为了养马，长安宫阙近旁还多种苜蓿。霍去病北征匈奴，能够大获克捷，正是由于兵强马壮：而历次出兵，马匹多有死伤，竟久不复北出击胡。要豢养许多马匹，就需要有广大的牧地。因而可以演绎地说，“足食足兵，就需要发展农业和牧业。这在隋唐时期就更为显著。隋唐两代各自的前期，宜农宜牧的地区都得到充分的经营，故能足食足兵，国力强盛。隋末，宜农地区多所荒芜，说不上足食足兵，寝假至于覆灭。唐代后期，宜农之地和宜 牧之地都有所变化，也就不容易足食足兵，就难免萎靡不振，难于支持下去。了解宜农之地和宜牧之地的变化以及农牧业的发达和萧条，当有助于说明隋唐两代国力盛衰强弱的过程。
第一节 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初步规定及其演变
初步规定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及其演变隋唐两代强盛时期的版图皆相当广大，可与西汉中叶相媲美。疆域既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就参差不一，为农为牧各有所适，难得一致。大体说来，农牧地区是有分野的。远在汉时，司马迁撰述《史记》，于其《货殖列传》中就曾规划出一条农牧分界线：自碣石至于龙门。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南濒海之处，龙门则在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这是说，这条农牧分界线始自碣石山下，西南行，过今北京市北，越过太行山，再经今山西太原市北，又越吕梁山南段，而至于黄河侧畔的龙门山下。这条界线之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自然是牧区了。根据司马迁的论述，这条农牧分界线还可再向西南延伸，至于陇山，更南达到岷山附近。就在司马迁规划这条农牧分界线的前后，这里的牧区就不断有所变化。由于匈奴先后被驱逐远去，又由于自秦时起就已向牧区迁徙人口，汉时仍踵行这样的策略，大量从事耕耘者的涌入，就使牧区相当多的部分成了半农半牧地区。这样说来，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也就成了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
经过演变的农牧分界线并未能永恒地保持下来。北方从事游牧的民族的陆续向南迁徙，曾不止一次地冲破这条农牧分界线，使牧区更向其南扩展。原来的牧区由于从事农耕人口的大量迁入，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原来的农耕地区虽有游牧民族的迁入，却不能使之永久演变为畜牧地区。鲜卑本是游牧民族，汉魏之时，逐渐南迁，其风俗习尚也逐渐改变，西晋末年，曾经迁到并州的鲜卑，竟然也有了余谷，堪为其娴习农事的佐证。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内迁的鲜卑族人都是如此。就是在农牧分界线的畜牧地区那一边，游牧民族大举迁入之后，自必然完全成为青牧地区，所谓半农半牧已经不复存在。然为时并未很久，农耕依旧恢复和发展，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以前的旧规模。北魏曾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城。在其建都之初，就已“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较收入，以为殿最”。那时的代郡治所尚在今河北蔚县。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阴馆在今山西朔县东南，参合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南。这是一片不甚狭小的地区。如果连上所谓的四方四维，当然更具规模了。这所谓的畿内之田，其南部距由碣石至于龙门的界线甚近，远在两汉之时，这里的郡县密布，虽说地处边陲，和内地差相仿佛，作为半农半牧地区，却是农大于牧的。北魏的建置还不能和两汉时相比拟，然在已经成为畜牧地区能有这样的规模，应该说是难能可贵了。其实当时对于农事的重视，还不应以此为限。就是阴山之南的诸镇戍皆可“并戍并耕”，而地处朔方之南的东夏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当时的边帅就可在当地“征税租粟”，显然可见，这些地方已经不完全都是畜牧之地了。
平城“畿内之田”的设置，自是北魏统治者鉴于农耕的收获大于牧畜。具体从事耕耘者不能说就没有鲜卑族人，但实际却是依靠由太行山东迁徙到平城的新民，当时迁徙来的大量人口从事农桑是绰绰有余的。可见改农为牧是由于游牧民族的迁入，而改牧为农还须假借于留在当地或由他处迁来的从事耕耘的人口。有些地区在游牧民族大举迁入之时，从事农耕的人口未能远去，可能还保持其本来的风习。张轨所建立的前凉和李暠所建立的西凉，都是具体的说明。就是建立南凉的秃发利鹿孤也知道部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可见当游牧民族大举内迁之时，在改农为牧的际会里，原来半农半牧的地区中，农业还有若干的存留，并非完全都被改掉。
较为显著的变迁已到北魏的中后期。这一时期，北魏亦和南朝相仿佛，都在增置郡县。就是吕梁山西直至祖厉河畔也都有所增置。这些地方自魏晋以来，游牧民族就不断地迁入。十六国时期的后期，这里为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的疆土。当时除夏国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外，其他城镇十分稀少。就是吕梁山和黄河之间的魏国所能控制的疆土也未闻有所建置。北魏灭夏之后先后建立了夏州（治所统万城）和东夏州。就在吕梁山和黄河之间及其以北的地方，也建置了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和朔州（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各州之中也相应有了郡县的建置。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显示纯游牧地区的结束。至少在那一时期是应该作出这样的解释和说明的。建置州和其下的郡县意味着有了定居的人口，定居的人口固然可以继续从事牧畜生涯，也会转而改操农耕生涯，因而自然促成半农半牧地区的显现。至于陇山以西，直至河西，就在游牧民族大举内迁之时，从事农耕生涯的人口尚多留在当地。其时不免农田荒疏，甚至改农田为牧区，不过社会初告安定，还会略事恢复旧观。出自游牧民族的政权，为了增多粮食生产，还须借助于擅长农耕生涯的人口，这样也有助于半农半牧地区的恢复。
不过事物是在不断演变中，难得都能一概而论。前面曾经提到北魏平城的“畿年之田”。北魏借政治权力，由太行山东迁来大量从事农耕的人口，有意改变乎城周围的农牧经营，并且取得了可以称道的成就，这是明见于史籍的记载，是无容置疑的。可是这样人为的制作当平城失去都城的位置后，竟又改变了其兴旺的规模。平城的农业是依靠当时北魏政府的需求和众多的人力。都城南迁，人口自随着减少。北魏末年的乱离，“恒代而北，尽力丘墟”，其户口数目亦未能见于有司的记载，农事操作自无从说起。直至北魏末年，籍隶北秀容（今山西朔县北）的尔朱荣，论其家计，竟以谷量牛马，可知当地的畜牧还超过了农耕。
追溯这些往事，乃是为了探索自司马迁规划农牧分界线以后的变迁及隋唐时期这条分界的所在。
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分界线唐初撰《隋书》，其《地理志》中曾略事论及半农半牧的地区。《雍州后序》说：“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这应是标准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叙述。这六郡的治所除上郡在今陕西富县外，其余皆在今甘肃东南部，依次是泾川县、宁县、陇西县、天水市和兰州市。这应是位于碣石龙门一线在黄河以西的延伸线之北，这条延伸线直达到陇山之下。唐时养马之地，集于陇上，大致和《隋书·地理志》所说相仿佛。当时所置的群牧八坊，分布于岐、豳、泾、宁四州。泾州即隋安定郡。宁州即隋北地郡，豳州为由宁州析出的，其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所差异的为岐州。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岐州位于汧、陇和河、华之间，本是宜于农耕地区，然其北部毗邻泾、豳二州处，仍在碣石龙门一线黄河以西延伸线的北侧，唐时以之作为养马地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可以看到：隋唐时期龙门至于陇山的农牧分界线，是和碣石龙门一线的延伸线是相同的，其间似无显著的出入。
唐朝初期，由于养马繁多，就需要扩展牧地，因而在盐州和岚州也都设有牧监。岚州就有楼烦、玄池、天池三监。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已位于黄河之东。前面曾提北魏末年籍隶北秀容的尔朱荣，其牧畜之富乃以谷量牛马。北秀容之地于唐时隶于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而朔州则在岚州的东北。是尔朱氏家世破灭之后，其地仍当延续旧俗，以牧畜为要务，不至于即改牧为农。唐玄宗时，与突厥互市，因大量买进马匹，于河东、朔方、陇右放牧。岚州既有牧监，则在河东放养马匹，就应在岚州及其附近地区。这样说来，隋唐时期，碣石龙门一线的西段，即越太行山后直至龙门一段的农牧分界线，仍当遵循司马迁所规划的成规而无所改易。
至于太行山东至于碣石的一段的农牧分界线，隋唐时期已略向北移，移至燕山山脉之上。碣石龙门一线以南、太行山东，在游牧民族大举南迁时，也曾经是其聚集的所在。鲜卑慕容氏且在此先后建立过燕国。这里毕竟是农耕地区，时过境迁，仍当重现其以前的旧俗。甚而使农耕地区更向其北推移。庸时在豳州境内也曾经建立十九个羁縻州，以安置内附的游牧民族，最多时不过四万余人，即令仍以牧畜为业，其牧地只能是星星点点，稍稍使农耕地区有所点缀，于整个局面说不上有所增损。
安禄山图谋叛唐之前，曾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因而阴选胜甲马归于范阳。安禄山时为范阳节度使，其所辖区相当广大，所选楼烦监马当不必置于农耕地区之中。据说，安禄山曾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安贮兵器，储蓄粮食，有战马五千匹，牛羊称是。雄武城在今河北平谷县北燕山上。安禄山这样设施，显示雄武城附近当是宜于牧畜的地区。这虽是安禄山的一项设施，已足以说明当时的农牧分界线确曾向北移动。不过后来雄武城旁还曾有过屯田，正是当地仍是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例证。
显然可见，隋唐时期农牧分界线仍是保持司马迁所说的碣石龙门一线及其延伸线的旧规，只是其东段稍稍向北移动，到了燕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碣石龙门一线的延伸线是至于陇山。陇山以南还应再向南延伸，因为陇山以南同样有宜农和宜牧的差异。《隋书·地理志》就曾经指出：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五郡治所依次在今甘肃礼县、临潭、宕昌、武都和四川南坪）、河池、顺政（两郡治所分别在今陕西凤县和略阳）、义城、平武、汶山（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广元、平武和茂汶羌族自治县）诸郡，“皆连接氐羌”。氐羌为游牧民族，这些郡中既与氐羌连接，就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果向前追溯，远在汉世，这里本是白马氐、冉和羌族的居地。自设郡县后，从事农耕的人口有所迁入，游牧诸族并未远去，半农半牧的现象早已存在，不始于隋唐时期。不过其中河池、顺政、义城三郡，虽与氐羌连接，所受的影响不至于过甚，似不能以之列于半农半牧地区，与其他各郡等量齐观。由此再往西南，《隋书·地理志》说到三国时期“蜀之旧域”，这是农耕的地区。在所说的“蜀之旧域”最西诸郡为蜀郡、临邛和越雟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成都、雅安、西昌三市）。三郡之西就是唐时人所说的剑南西山。剑南西山和陇山不同。陇山之西尚为半农半牧地区，剑南西山之西就已是畜牧地区了。
在这条农牧分界线的两侧，作为半农半牧地区，用唐时的政治区划来说，有陇右道一道，关内道北部的大部分，河东道北部的小半部分，河北道北边的小部分，剑南道西陲的小部分，其余东部的广大地区就都是农耕地区了。
第二节 隋时及唐代前期关中的富庶和漕粮的主要供给地
富庶的关中地区隋唐时期的农耕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西起陇山，北起燕山，东南达于海滨，都能耕耘播种，有所收获。地区这样的广大，天时地利又复不尽相同，人口多少亦间有差异，故同为农耕地区，富庶与硗薄就难得一概而论了。
说到富庶的农耕地区，首先应该提到关中。唐初始分宇内为十道，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为关内道。关内道北边沙漠，己远至阴山之北，其中大部分属于半农半牧地区，不能以富庶相称道。这里所说的关中，乃在济、雍、河、华之间，具体说来，就是由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远在更古的年代，这里就以膏壤、沃野千里相称，其民好稼穑，殖五谷。西周、秦、汉相继在这里建都，这应是其中原因的一端。隋唐时期也在这里建都，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中土地肥沃，农田水利亦素所讲求。这可以远溯到秦时的郑国渠和汉时的白渠。这两条渠道后来不时湮塞，也陆续得到疏浚。就在隋朝建国以前，宇文周还作过一次修理，使隋朝得以受益。关中八水，泾、渭而外，还有沣、滈、灞、浐、潏、涝诸水。隋唐时期对于这八条水道都作了充分的利用，作为农田灌溉的渠道是相当繁多的。这些河流和渠道形成一个稠密的灌溉网，都城长安就位于这个灌溉网的中心，因而关中也就成了富庶的农耕地区。
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地，人口是相当繁多的，隋时关中三郡为京兆、冯翊和扶风（治所依次为今陕西西安、大荔和凤翔）。平均各郡每县都有万户人家，有的还超过许多。唐时京兆府和同州（即隋冯诩郡）、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天宝年间平均每县也都超过万户。平均万户人家的县在黄河下游是相当多的，不仅关中一地为然。夫中作为都城所在地，有些人口是不列入这样数字之中的。贞观年间，始置府兵，天下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道所置二百六十一，居全国的少半，而京兆府和同、华、岐（即隋扶风郡）、陇（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四州，就有一百九十四，其中京兆府独有一百三十一，为数实非甚少。即令府兵不脱离生产，自食其力，西北边兵的根秣，也需要取资于关中。突厥颉利可汗破灭之后，其酋长相率降附，入居长安者竟有数千家。其他各色人等来往居住于都城的应更非少数。人口繁多，粮食消耗自必相应增加。关中虽云富庶，亦将难于支应。早在隋初，这样的问题即已显露出来，不能不由关东各地调运粮食。为了转输粟米，还特地引渭水自大兴城（在今西安）至于潼关，开凿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可知其间严重的程度。隋初肇其端倪，唐朝继之，竟其一代，皆国循守旧，莫之更改。
汾水下游的汾晋地区隋初为了供应都城粮食，曾漕关东及汾、晋之粟。这里于关东之外，特别提到汾、晋，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州境远至今山西平遥县。晋州位于汾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唐玄宗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漕政，益漕诸州之租，其中就列有晋、绛二州。绛州又在晋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隋唐两代皆重视这三州的租粟，可知当时汾水中下游也是相当富庶的。《隋书·地理志》于冀州后序中说：“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伤乎俭啬。”西河、临汾、绛郡三郡也就是汾、晋、绛三州。河东郡即唐蒲州，后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更在绛州之南。龙泉郡唐为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文城郡唐为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这诸州郡中，河东、绛郡、临汾、西河皆在汾水流域，文城、龙泉则在吕梁山南端。山川不同，土地肥塉也相应有所区别。何况吕梁山南端还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其间差异就更为明显了。《隋书·地理志》一并道及，似有失于笼统。
关东黄河下游的农耕地区汾晋地区仅限汾水下游，也失之狭小，不能和关东相比拟。关东远在战国秦汉之时，是指函谷关而言的。时移世易，函谷已不再设关，潼关代之而起。潼关之东，崤山绵延，嵩山高耸，其南又起伏着熊耳、伏牛诸山，其间虽也有多人耕耘，至于富庶则是说不上的。《隋书·地理志》于豫州后序论洛阳，谓“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初未一道及农耕诸事。而于荥阳和梁郡，则谓其好尚稼穑。隋荥阳郡于唐时为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梁郡为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郑宋之间，平原广漠，自来宜于农耕，与洛阳略有不同。郑州与洛阳所隶属的河南府毗邻，东西相差殊为明显。隋初为了运输关东、汾、晋漕粮，曾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这十三州可分为三个部分。蒲州就在汾水之南，自是运输汾、晋粟米的。陕、虢、熊、伊、洛（治所依次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灵宝、宜阳、临汝、洛阳）、邵（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南）、汝（由伊州改置）诸州，皆在洛阳及其近旁，如上所述，是难得有许多粟米外运的。至于郑州和怀、卫、汴、许诸州（治所依次在今河南沁阳、卫辉、开封和许昌），则另当别论。这几州都和郑州一样，平原广漠，利于农耕。隋时人口都相当繁多，唐初有的虽有所减少，相差并非很多，天宝年间，又复颇有增添。隋初所谓水次十三州，这几州最居东方，应在富庶的农耕地区数内。
前引《隋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谓荥阳、梁郡好尚稼穑。《地理志》在此还接着说：“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至少这几郡也好尚稼穑。谯郡为唐的亳州，济阴为唐的曹州，颍川为唐许州。汝南为唐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淮阳为唐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为唐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这几处州郡的自然条件和荥阳、梁郡相仿佛，因而可使当地的人好尚稼穑，成为富庶的农耕地区。其中襄城郡较为特殊。襄城郡为唐的汝州。隋初也以汝州相称，为于水次置运米丁的十三州之一。汝州近伏牛山，农业的发展就不能不受到相当影响，势难列入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隋书·地理志》虽也称道其好尚稼穑，恐难与谯郡、济阴诸郡等量齐观。
《隋书·地理志》论青州风俗，说是“男子多务农桑”。《隋书》所说的青州，只有齐郡、北海、东莱、高密四郡。于唐时为齐、淄、青、莱、登、密六州。唐时诸州治所，依次为今山东济南、旧淄川、青州、莱州、蓬莱、诸城诸县市。位于泰山和沂、蒙山之北。诸郡大半濒海，远在战国秦汉之时，青、齐的土地即以肥沃见，可以与秦国的关中相比拟，甚至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间虽也曾受过兵亵的摧残，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事过境迁，又能及时恢复旧观，并且还能有所发展，故在隋唐时期仍能受到称道。
《隋书·地理志》论徐州土地，说是“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隋书》所说徐州，有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五郡。于唐时为徐、兖、沂、海、泗五州。徐、海、泗三州皆在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以北。其治所依次是今徐州、连云港、盱眙各市县。兖、沂两州则在今山东省南部，其治所分别为今曲阜、临沂两市。今曲阜市在隋唐时期及其以前相当悠久的年代里，皆以曲阜为名。这是春秋战国时鲁国的故地。齐鲁的五谷桑麻是早就有名的，隋唐时期名声并未稍坠。鲁国北倚泰山，沂蒙诸山就在沂州境内，山地是难以说上有许多农业。就是徐、泗、海诸州濒淮水的地区也不易受到称道，不过比较沂蒙山地还要好些。《隋书》说兖州，有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平原六郡。于唐时为滑、濮、郓、济、魏、博、德、沧、棣诸州，分别在当时黄河的南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在今河南、河北两省的只此三州。其余各州也分别在当时的黄河南北。在黄河之南的为濮、郓、济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鄄城、东平和在平县。在黄河之北的为博、德、棣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聊城、陵县和阳信县东南，皆在今山东的西北部。前面曾经提到，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运，益漕诸州之租事，在晋、绛两州之外，还有魏、濮、邢、贝、济、博诸州之租。除过邢、贝两州，其余各州就都在《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兖州境内。仅此一端，已可证明《隋书》所说并非虚妄。
这些位于黄河下游之北的产粮地区，有些州郡也是位于太行山之东。不过太行山东的产粮地区却并非只限于这几个州郡。《隋书·地理志》在这里提到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说是这几郡的风俗都相仿佛，务在农桑。这几郡于庸时为冀、贝、瀛、定、恒、赵、洺、邢、深诸州，皆在今河北境内，其治所依次是在今冀县、清河、河间、定州、正定、赵县、旧永年、邢台、深州诸县市。其中邢、贝两州就在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政时所取运粮食的诸州中，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太行山东平原广漠，而唐时州县官吏多能注意到农田灌溉。这几州中绝大部分都有灌溉渠道的兴修。其中恒州的大唐渠和太白渠都是流经几县的大渠。大唐渠一个渠段，其长竟有四十里。两渠在下游相合，竟成了一条常流的河道。有这样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自然会得到发展。《隋书·地理志》还提到长平和上党两郡，也就是唐时的潞州和泽州，说是当地的人多重农桑。这两州的治所分别是今山西长治市和晋城市。这两州位于太行山上，诚然属于农耕地区，其人虽多重农桑，却很难和太行山东诸州郡相提并论。当地的贡赋也只是麻和布，竟无绫绢之类的丝织品，虽然有桑，在农业上却未能居于主要的位置。
隋唐都城长安所在的夫中虽然是富庶的农耕地区，由于人口稠密，所产的粮食还是不敷于应用，势须由关东转运。当时所置的十三州募运米丁，最东只达到郑、汴诸州，再东并不是没有水运的条件，当时取民不多，也许用不着许多张罗。这是说，黄河中下游所产的粮食大致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就是这样，到炀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课。就在炀帝即位这一年，着手开凿御河，就是通济渠，也是后来的汴渠或汴河，可见开凿这样一条河道，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隋时由关东运到关中的漕粮，究竟有多少？不可具知。唐时于洛阳置含嘉仓，由江淮运来租米，先输到含嘉仓，再辗转西运。这是江淮西运租米见于记载之始。含嘉仓未知确置于何年。至迟应在唐高宗和武后久居于洛阳之前。那时关中所需要的漕粮为数不多，就是已有江淮漕粮西运，数量也不会太大。直至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条上漕事时，始正式提到江南漕粮，可是具体设施，乃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好像江南浩粮并不居有重要地位。
隋时于州县设正仓，亦有常平、义仓的设置，唐代仍遵从旧制，正仓以储州县粮食，常平仓以均粮价的贵贱，义仓以备灾荒时的不足。各仓所储虽各有相应的制度，也可以略觇各地产粮的丰歉。玄宗天宝八载（749），各道所储就可相互作出较量。这一年各道正仓所储，以河南、关内、河北三道为最多，皆在一百八十二万石以上。河东道所储据说达到了三千零五十八万石以上。河东道富庶的农耕地区只有汾、晋两州以下的汾水流域，远不及河南、河北两道的广大，如何能超过千石的数目。颇疑所记的三千乃是一百之误。就是一百五十八万石以上，也超过了淮南道和江南道。因江南道只有九十七万余石，淮南道更少至六十八万余石。义仓和常平仓所储也是如此。河北、河南两道义仓所储都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石，河东道为七百三十万余石，关内道较少，也有五百九十四万余石。河北、河南两道常平仓所储都超过了一百万石，河东道较少，为五十三万余石，关内道更少，为三十七万余石。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江南道义仓所储为六百七十余万石，江南道常平仓所储也有六十万余石。这六十万余石同样超过了河东道的常平仓所储。这样的数字可以据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直到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仍然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是隋时及唐代前期皇朝所需的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区。
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仅就这样的数字来说，在隋时及唐代前期，关内道似有不及江南道之处。其实也不尽然。关内道的自然环境确是有其一定的缺点，就是气候干燥，易于遇到旱灾。在旱灾的年月里，关中也难于避免，虽贵如帝王之尊，也不能不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粮食还是会得到丰收的。玄宗开元年间，始行和籴的办法。由朝廷出资收买关内诸道的余粮，储蓄备用，自是玄宗不复再去东都就食，就是江南的漕粮也因而有所削减。天宝八年和籴的粮食，关内一道就有五十万余石，已经和江南道义仓所储相差无几了。如果以这一年关内道的和籴粮数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江南道了。就是和当道义仓所储加在一起，也只是稍稍少于江南道。天宝八年河东道的和籴粮食也有十一万余石，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同样超过了江南道。显然可见，在唐代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四道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应当地民食及皇朝的需要。江淮漕运也并非就没有好处，特别是灾荒之年还是少不得的。
第三节 隋唐时期半农半牧地区的养马事业
养马地区的设置和扩大
隋唐两代皆重视牧放马匹，并设置专官管理监牧事。隋时置有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总监和陇右牧总监，其下更有苑川（当在今甘肃榆中）十二马牧，每牧置有大都督。唐时亦置监牧，贞观年间以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四十年间竟无所改易，所养马达七十万六千匹，为后世所少有。
隋时虽于同州和陇右设官牧马，但牧马之地却涉及畜牧地区许多州郡。早在隋初，突厥曾举兵来寇，致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七郡（治所依次在今甘肃武威、天水、泾川、兰州、陕西富县、甘肃庆阳、陕西延安诸县市）六畜皆尽。这就激起隋文帝的愤怒，因而以全力对付突厥，并且取得相当成功。河西、陇右土旷民稀，容易遭受突厥和吐谷浑的侵扰，隋文帝就命令驻军凉州（即武威郡）的贺娄子幹在当地设置村坞，勤事防守，贺娄子幹提出“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因而作罢论，使畜牧地区仍然保持原来的旧貌。
唐代初年，为了发展陇右的牧马，就把隋时放牧在同州赤岸泽的马匹，尽数徙到陇右。前面曾经提到，当时为了牧马，曾在岐、豳、泾、宁之间设置八坊，以便管理，这八坊为保乐、甘露、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这八坊的所在地有的已难于稽考。普润和岐阳分别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北和岐山县东北。宜禄和安定分别在今陕西长武县和甘肃泾川县。宜禄和安定位于碣石龙门一线的延伸线之北，应该是畜牧地区，普润和岐阳在这条延伸线之南，却是农耕地区。据说这八坊之中有田千二百余顷，募民耕种，以供给养马的刍秣，这就不是借草原来牧马了。
当时还有一种不同的记载，说是贞观年间自赤岸泽西移的马匹，移到秦（即天水郡）、渭（治所在今甘肃陇西）二州之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之南，兰州（即金城郡）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之西。当时都监使驻在原州（治所在令宁夏固原），所管辖的四使中的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临洮军就驻在狄道县。这两说不尽相同，却显出前后的演变，牧马的地区是由东向西发展的。据说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至少现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中部都包括在内。
就是这样，牧马地区还不断在扩大，由于马多地狭容纳不下，又析八监列布于河西丰旷之野。这里所说的河西，有的记载说是河曲，河曲在令青海东部黄河曲流处。这样的说法亦有一番道理，因为由临洮军向西自然会达到河曲。玄宗天宝年间，王忠嗣为河西和陇右节度使时，曾由河东、朔方徙来戎马九千匹，置于河、陇境内。这些戎马是王忠嗣为朔方节度使（驻地在今宁夏灵武）时借互市向北陲一些游牧民族购得的。当时王忠嗣还兼任河东节度使（驻地在今山西太原），故这些马匹就放牧于河东、朔方地区。至是又徙其一部分于河陇。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节都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鄯州就在临洮军早期驻地狄道县西北，当亦在上面所说的当时养马地区之内。王忠嗣此举就使当时养马地区大为扩展，涉及到河西各州。这些戎马来自胡地，既杂胡种，马匹就更为强壮。
半农半牧地区中的农业
养马地区是畜牧地区。这样的畜牧地区乃是半农半牧的地区，这是在前面已经一再说过的。前面曾经征引过《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就是证明。这六郡中的安定、北地、上郡三郡于唐时隶属于关年道，陇西、天水、金城三郡于唐时为陇右道黄河以东地。其实河西各处也还是一样的。郭元振镇守凉州时，曾令人在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屯田，尽水陆之利，数年丰稔，粟麦大增，一匹绢竟可籴数十斛，成为当地少有的奇迹。娄师德亦曾于鄯、凉等州屯田，也卓著成效。这都是显明的例证。其邻近各州也莫不皆然。
前面还曾经征引过天宝八载关内、河东、河南、河北诸道的正仓、义仓和常平仓的储粮石数，以论述其间产粮的丰富。陇右道的农业同样也可以得到证明。有关的记载是于陇右道之外别立河西道。河西道是唐睿宗景云年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因分黄河以西为河西道。这个由陇右道分出的道，虽不在十道之内，可以合并在一起算计。当时陇右道和河西道的正仓所储共有五十九万余石，不能和关内、河东、河南、河北诸道相比拟，却还超过了剑南道和山南道。这两道的常平仓所储，仅有七万余石。说到义仓所储，这两道合起来，只有三十九万余石，还比不上剑南道和山南道。这应该是不错的，因为是半农半牧地区，是不能和完全农耕地区相比较的。不过就在唐时，也还有对这半农半牧地区的陇右道过分夸大的记载。出自唐人手笔的《明皇杂录》就曾经说过：“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按照这样的记载，以之称道农耕地区，也应是难得的盛事。所谓“自安远门西尽唐境”，自是指玉门关外安西都护府辖境的西陲，就是所谓西域之地。当时由安远门西行前往西域的道路，至少有两条大道。一是出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的大震关，一是出会州的会宁关。由于养马地区的广大，不论出哪一条道路，都须穿行于养马地区之中。如果沿途都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那又如何能够养那么多的马匹？看来是过分夸大了，把半农半牧地区说成农耕地区了。
邻近的游牧民族对养马地区的骚扰和破坏
这样广大的养马地区已经达到西北边陲，西北边陲在隋及唐代前期，北有突厥，南则前有吐谷浑，后有吐蕃。这些邻邦都曾经相率内侵，不仅毁破养马地区，而且控夺牧马及其他杂畜。隋时突厥最为强盛，北边皆数被骚扰，西北为祸更甚。前面提到隋初突厥内侵事，致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诸郡的六畜咸尽。这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后来到了唐代。骚扰更为频繁，它曾数次入寇凉州和甘州，还曾入寇到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和原州、会州，更深入到鄯州、兰州、渭州和秦州。陇右道从西到东，几乎都受到骚扰，而通过陇右道东部一些地方进攻夫中的战役，还没有计算在内。就在唐代初年，吐谷浑和党项也都侵扰过陇右道，被侵扰的有洮、岷（治所分别在今甘肃临潭、岷县）、旭（原设在河州境内，后废）、叠（治所在今甘肃迭部）、鄯、廓（治所在今青海尖扎北）、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兰诸州，党项也曾侵扰过廓、河、岷、叠诸州。洮、岷、叠诸州也都在畜牧地区之内，都偏处于兰、渭诸州之南，当时养马的地区似未远至其地。河州和廓州位于兰州之西、鄯州之南，皆兼有黄河两岸之地，应当在养马地区之中。兰州所属狄道县，为早期临洮军的驻地。狄道县西即与河州属县大夏县（在今甘肃广河西北）相毗邻，大夏县西即河州治所的枹罕县。当时司养马事的都监牧使驻于原州，其所属的西使，驻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以道里计，西使驻地可能还在河州治所枹罕县之西，因而河州和廓州都应在养马地区之内。
然而使唐朝更感到威慑的则是陇右道西南的吐蕃。吐蕃崛起于周隋之时，当时还隔吐谷浑，尚不至于远道内侵。及吐谷浑被灭，遂与唐接壤，因而就时起干戈。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唐蕃首次交锋，战于大非川，唐军竟为吐蕃所击败。大非川在青海之南，也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之西，距鄯州尚有一段路程，已使唐朝深感压力。稍后数年，至上元三年（676），吐蕃遂入寇鄯、廓等州，并导致青海之战唐军的败绩。如果鄯、廓等州不守，陇右养马地区势将难于保持得住。
为了巩固西北边陲，维护养马地区，从唐初起，就先后于凉、鄯、瓜（治所在令甘肃安西东南）、叠、秦、灵诸州设置都督府。到了玄宗开元年间，更于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鄯州设置陇右节度使，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设置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的任务是“捍御北狄”，所谓北狄就是突厥。陇右节度使的任务是“以备羌戎”，所谓羌戎则指的是吐蕃。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断隔羌胡”，也就是断隔吐蕃和突厥的往来勾结。河西节度使治所所在地的凉州，所濒的马城河（今为石羊河），下游入于白亭海（今己淤涸），就是突厥入寇的道路。当时曾在白亭海畔设置白亭守捉。凉州城南另有一条道路，越过姑臧南山，前往鄯州。在这条道路上，吐蕃也曾与唐发生过冲突。河西节度使所辖的甘州，则濒张掖河（今为弱水）。张掖河下游入于居延泽（今为嘎顺诺尔和苏古诺尔），也是突厥入寇的一条道路。当时曾在居延泽畔设置同城守捉，还曾经有一段短促时间。在同城守捉设置过安北都护府。甘州城南也另有一条道路，溯张掖河而上，越祁连山，可至浩亹水（今大通河）上游，循水而下，达到都州、吐蕃曾不只一次地由这条道路进攻河西。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断隔羌胡”，正是防备吐蕃和突厥借着这些道路互相呼应勾结。至于朔方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的任务则是十分明确的，历任朔方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也就借此扼住它们入寇的道路，树立功绩，其中哥舒翰最为有名于当世。
这样悉心的安排和设置，陇右养马地区得告安谧。唐朝初期曾经不时派军远征，取得一些胜利，固然是由于将帅指挥得宜，士兵勇武有力，也是由于马匹精良，而精良的马匹就是取之于陇右的养马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狼狈逃于成都，肃宗即位于灵武（灵州治所），所凭借的就是朔方节度使所统辖的兵力和陇右养马地区的马匹。据说肃宗在西行赴灵武途中，路过平凉（今甘肃平凉），搜索监牧及私家马群，得马数万匹，军力遂大为振作。就是在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马匹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吐蕃的内侵与大部分养马地区的丧失
然而好景不常，陇右形势竟然有了显著变化。安史之乱猝 起，唐肃宗借朔方兵力东征，河西和陇右的军队也先后陆续调回参与平乱战争。边防空虚，吐蕃遂乘机内侵，强占河西和陇右各州县，还不时向东侵扰，关内道西部也为之不安，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攻陷泾州，入寇邠州（即豳州），经过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入据长安，代宗为之东逃到陕州。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两国才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确定疆界。盟约中规定：唐朝的西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大渡河东，吐蕃的东界至于成州。盟约中还规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圭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弹筝峡在令甘肃平凉市西，西距六盘山东麓不远。泾州为关内道属州，已迤出陇右道之外。这是说，唐朝当时已经不能据六盘山上诸关隘来防守，就是其北的原州和会州也都一齐沦陷。清水县本为秦州的属县，这里说到陇州西至清水县，也是说秦州的属县这时就只剩下了清水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东北，同谷县则在今甘肃成县。同谷县本为成州的属县。成州治所在今甘肃礼县西南。成州已为吐蕃所据有，则同谷县和清水县一样，为陇右道仅剩下的两座县城。至于黄河以北，盟约是由故新泉军说起。新泉军在今甘肃靖远县北黄河岸边。这里所说的闲田，其西侧是由故新泉军直北至大漠，东侧则是贺兰山的骆驼岭。这是说，黄河以北作为闲田，两不驻军。贺兰山东就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所在的灵州。朔方节度使原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突厥，这时却还要防范吐蕃。其实，自安史之乱肇始之初，朔方军已随后肃宗东向讨平内乱，虽还留有军名，已和其初置时不相比侔了。
就在清水会盟之后，吐蕃并未停止内侵，而是较前更为频繁。其内侵的趋向多在泾、邠两州和陇州、凤翔两路，因为由这两条道路进攻，可以直接威胁长安。然而更为频繁的却在关年道的北部。前面已经说过，关内道的北部也是养马的地区，只是和陇右道比较起来稍为逊色而已。清水会盟时所定的盟约，已经规定唐朝在这里的边界，仅止于弹筝峡的西口，就是本属于关内道的原州和会州，也改入吐蕃的版图。吐蕃就以这两州为基地，入侵盐州和夏州，最远竟达到河东的朔州。而朔州就在置有养马监牧的岚州之北。
在这条吐蕃向东进攻道路的两侧，北有灵州，而南有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在清水会盟之前，吐蕃就已经向这两州进攻过，会盟之后，仍不时进攻。吐蕃进攻这两座州城，固然是为了有利于对于盐、夏两州的侵扰，当地能够养马，也应是招致吐蕃进扰的一个原因。有关文献记载，未见这几州的养马设施。这几州中羁縻州的繁多，却可以作为补证。羁縻州的设置是为了安抚内附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擅长养马，是无须再作证明的。吐蕃攻陷盐、夏两州在德宗贞元二年（786），就在这一年，吐蕃还入寇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东），这样就从中间截断了关内道。好在第二年吐蕃就撤离这几座州城，情势因得略告缓和。
为了亡羊补牢，唐朝于贞元九年（793）复筑盐州城。这在当时是边防设置的大事，很得到各方的称道。白居易在所作的《新乐府》中，还特列有一首《城盐州》，诗中说：“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又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通过鄜州的驿路，出延州北面的芦子关（在令陕西安塞西北）可以达到夏州，更北还可以达到安北都护府（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不仅盐、夏诸州的马匹可以运到长安，就是由回纪购来的马匹，也都出于这条驿道，所以自居易就称道说：“鄜州驿路好马来。”其实盐、夏诸州历经吐蕃的入侵，早已残破不堪，难得再有好马。至于由回纥购买马匹，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节 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及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农耕地区的残破黄河下游的南北并东向直至东海之滨，为盛产粮食的地区，也是以关中为都城的皇朝漕粮取给的所在。这个地区虽宜于农业，却也是四战之地，每遇社会不安，就易受到摧残和破坏。赢秦末年的乱离，汉魏之际的荒残，都有惨痛的影响。其后南北两方的长期对立，所受的祸害尤烈。好在略事承平，仍可恢复旧观。隋朝初年稍作休整，又能运山东之粟，以实关中。当时所开凿的广通渠，就是用以转输山东的漕粮，祛除都城的困惑。
这样的情景直到隋唐之际还曾经出现过。隋唐之际，群雄并起，跨州连郡的比比皆是，所及的地方莫不受到涂炭。当时争战的所在，由关东至于黄河下游各处最为频繁。秦陇一隅虽也有薛举、李轨等的盘踞，较之中原还算稍为安谧。可是就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麹文泰入朝时，在秦陇之北所看到的，竟是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因而就轻视唐朝，不再臣顺。隔了两年，唐朝群臣请求封禅，以显示天下大治。其时上距唐朝开国已经十有五年，不能再说犹为短暂，可是魏微上疏谏止，说是“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所说当是实情，太宗也就接受建议，停止了封禅。不过旧史也有不同的记载，说是就在高昌王入朝那一年，“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其实，贞观元年关中尚饥，二年天下又大蝗，三年复大水，四年才获丰收，如何就有这样好光景？如果确是如此，魏徽谏封禅的话就未见得可靠，为什么太宗还会听从？
唐初虽有这样一些荒残景象，也和隋初一样，在经过相当休整之后，又可恢复原来的面貌，甚或较旧日更为繁荣昌盛。下至开元、天宝之际，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就愈形发展，下游南北各州尤为突出，都城长安所需要的漕粮，大半皆取之于这一地区，就是具体的证明。
可是经过安史之乱，竟然形成了巨大的转折，前后迥然不同。安史之乱，首尾不过七年，所扰乱的地区，虽不过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而河北、河南两道最为严重，黄河下游盛产粮食的地区，为之残破不堪，难以恢复。安史之乱平定未久，吐蕃又复入据长安，唐代宗避居陕州，听宦官程元振议，谋迁都洛阳，郭子仪因陈谏谓其不可。郭子仪说：“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些话近乎实际情形。稍后刘晏与元载书也说：“函、陕调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刘晏当时主管漕运，枚所涉及的仅是洛阳东西漕运道路所经地方的情形。这里只是安史之乱中所破坏的一部分，一部分之地尚如此，所有征战的地区都应该是相仿佛的。刘晏当时所运的乃是江湖之米，并不是山东之粟。残破的山东时已无粟可运，故所运的只能是江湖之米。
安史之乱，虽长达七年，如果能及时修补残缺，也许还能早日恢复旧观。实际上却未能如此。乱离甫行停止，安史部下的降将仍多处要津，寖假成了割据一方的跋扈藩镇。其中魏博（驻地在今河北大名）、成德（驻地在今河北正定）、卢龙（驻地在今北京）三镇，一直与唐朝相对立，迄至唐末，犹未完全消失，魏博一镇始自田承嗣。田承嗣为了要和唐朝抗衡，就阴图巩固自己所据有的地区，加重征收赋税，以修缮兵甲。并计户口的多寡，使老弱的人从事耕稼，年轻丁壮都从军作战。这样积聚了几年，就有劲旅十万。其他跋扈藩镇能够都拥有重兵，大抵皆是采用这样的手法。就是当地土壤晓薄如昭义者也未能免此。昭义节度使（驻地在今山西长治）辖有潞、泽、邢、洺、礠（治所在今河北磁县）诸州。邢、洺、礠三州位于太行山东，都在盛产粮食地区之列。潞、泽两州则在太行山西，和邢、洺、礠三州很不相同，当地土瘠赋重，居民已不堪负荷，更不要说养兵了。就是这样，李抱真为节度留后，还要登记人户中的成丁男子，三丁取一，令其习武，训练成两万名精兵，因而能够“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冠诸军”。李抱真并非安史余党，也是这样处理方法，可见当时竟然成为风气。其间也有例外，当史朝义尚未被灭之时，令狐彰以滑亳等州节度使镇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州在战乱中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过令狐彰的经营，不到几年，“田畴大辟，库藏充盈”。这应是难得的盛事，但在其他各州中实为少见，就不易扭转当时的风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争战之事还不时断断续续有所发生。唐朝和跋扈藩镇间的战争，藩镇之间的战争，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引起的战争，都曾经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处形成大致相似的影响。而秦宗权的骚乱摧残最甚。史载其“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也是以前所少见的。
这样的景象，东都洛阳可以作为例证。唐朝行将灭亡时，张全义为河南尹。时当大乱之后，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时，居民百户，赖全义悉心经营，努力劝农，数年之间，京畿无闲人，编户五六万。洛阳作为唐朝的陪都，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普通州县，可能还不如洛阳。洛阳还有一个张全义，其他各州谅没有洛阳这样的幸运，因而恢复旧观是艰难的，当然就说不上富庶了。
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萧条，却促成长江流域的富庶。长江流域的农业在隋唐以前早就形成发展的基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更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原残破、人口南移有以促成的。这样的促成主要是在长江的中下游，特别是在下游，至于长江上游，成都附近的平原，关系并不很大。当地是自成一个局面的。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本为盛产粮食的地区，远自秦时李冰凿离堆，引两江行成都中之后，农田水利灌溉即已有名于世。秦末，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即借巴蜀所产粮食以供给军糈。其后每遏分裂时期，巴蜀能够形成割据的局面，就是因为当地经济能够支撑得住一个政权，而当地的富庶就是有赖农业的发展。这样的情景，直至隋唐两代犹未稍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还曾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当时江陵、江都等处尚未平定，江路不通，剑南之米当系经由巴山秦岭北运的。其后天下大定，巴蜀常赋就可沿江而下，与江淮粟米共同运至关中。
长江中下游的产粮地区可以和成都平原相媲美，甚或还有超过的，当推荆州附近的洞庭湖周围各地和全吴的太湖流域。早在南北朝时，荆域就跨南楚之富，扬土又有全吴之沃，而江南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带海傍湖的会稽，“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就是这样的富庶地区，才能支撑东晋南朝几代王室的江山。虽然有这样的富庶，隋时及唐朝前期，都城长安所需要的粮食还未全力仰仗江南这样的产粮地区，因为关东各处的农业较之江南并不见得有所逊色，也许还有所超过。及安史之乱起，黄河流域备受摧残，江南却更趋于发展，因而有了转折的变化。
长江中下游农业得到更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颇有关系。安史之乱及其后跋扈藩镇据地称雄所引起的争战，户口大为缩减，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曾有奏议，说是当时天下有户百三十万，经过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和开元、天宝中的九百余万相较，相差殊巨。户口虽说是普遍减少，某些地方却还有增添，长江中游的荆州就是显著的例证。史书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放，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偌其初”。不仅荆州如此，就是其附近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衡州（今湖南衡阳）也都多于开元天宝之际的户口数字。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也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就唐宪宗无和年间的户口数字来说，太湖周围诸州，除苏州而外，都较开元年间为减少。虽然如此，如果以之和黄河下游相比较，减少的幅度还是小的。因为在中原乱离的时候，避难江淮的并不下于荆州附近。苏州户口显著的增多，就是由于侨寓的“中夏衣冠”占了三分之一的缘故。其实不仅苏州一地如此，当时是“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甚至多趋向浙东，因而“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这些南迁的人是会带去若干附庸的人户的，增加了劳动力，当然有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也带去中原各地农事的经验，使当地农业技术有所改进。唐末陆龟蒙曾撰《耒耜经》，记载农具诸事。龟蒙为吴江人，所记自是其习见的农具。其中论及磟碡。江东磟碡皆以木制，而磟碡两字皆从石旁，当系本用石制。北方多石，则此物当始制于北方，其后始传至南方。何时南传不可具知，既然陆龟蒙书中有所记载，则当时已习用于场圃了。
隋唐时人重农业，更多从事农田水利的兴修。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所修农田水利事，皆详加记载。据其所记载，散见于全国各处，而淮南道和江南东道为独多。北起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南迄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南）海滨，络绎不绝。近人统计，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各地水利措施的次数，在今浙江省中，隋时有二次，唐时四十四次；江苏省中，隋时一次，唐时十八次；安徽省中，隋时一次，盾对十二次。其中今浙江一省在当时全国水利措施中实居首位。这些农田水利措施的兴修，无疑会更促进当地农业的兴盛和发展。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流域和今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当时已是水乡泽国，偶有水流不至的地方，还引渠凿沟，有了这样一些经营，无怪乎当地到处禾苗繁殖，地无遗利。
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前面说过，隋及唐代前期，都城长安所需的粮食，率多取之于关东及汾、晋各地，江南虽有进贡，大致只是常赋，不见重于当世。唐开元年间，始重视江南漕运，然关东、汾、晋各地的粮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至于天宝初年，韦坚主持漕运，集江南船只，载运各地宝物，汇聚于长安广运潭中，各船虽载宝物，舱中皆实以米粟，江南粮食更为关中所珍视。及安史乱起，中原荒残，皇朝粮食就只能惟江淮以南是赖了。当唐玄宗避乱于成都时，第五琦上言，就已指出，当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与第五琦同时的萧颖士也曾说过，“兵食所资在东南”；后来韩愈也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杜牧同样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甚至店宪宗在所颁布的《上尊号赦》中更公然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这样江淮财富已成唐朝立国的支柱，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局面。按照当时情况来说，江淮财富主要出自农业产品，而粮食实为大宗。就是中央所需的漕粮也完全仰给于江南各地。
江南农业的发展，太湖周围各州自是重要的所在，就是长江中游各处也都是可以称道的。安史之乱初平之后，刘晏总绾漕事，就特别提到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桂阳为郴州原来的郡名，其治所在今湖南郴州，皆在湘水流域，故刘晏就接着说：“漕引潇、湘、洞庭。”后来到唐宪宗初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说是“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这十五道都在黄河流域，不申报户口，更说不上运输漕粮了。据说：“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这是漕粮的主要供给地。浙江东道驻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道驻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宣歙道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淮南道驻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江西道驻洪州、鄂岳道驻鄂州、福建道驻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湖南道驻潭州。这是北起淮水，南迄五岭，西起湘水、东至海滨的广大地区，这是唐朝中叶以后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唐朝政府财赋所依赖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之外的长江流域其他州郡也并不是不再担负漕粮的取给。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为江淮水陆转运使，曾拟疏导秦汉时旧运道，漕运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稍后至贞元年间，元琇判盐铁诸事，增江淮漕运数，除浙江东西外，兼增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漕粮。杜佑所说还是在计议之中，未知确否施行，元琇所列则确有具体石数可稽，应非虚语。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论汴渠的效益，也曾说过：“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可见益州和交、广等州的上供漕粮也都是少不了的。虽然这些地方都能上供漕粮，但皇朝的取给，还是以东南八道为主，交、广等州恐不易与之相比拟的。
第五节 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及养马地区的丧失对唐朝的影响
隋末乱离之时，正是炀帝在扬州享乐之日。当时的局势是农民到处起义，皇朝土崩瓦解。炀帝被弑只是由于群下的背叛，还说不上军队装备的不良，更说不上扬州漕粮的不足。后来到了唐朝却不是如此。安史乱后，唐朝日趋衰弱，虽仍能苟延百余年，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漕粮运输不时发生问题，长安城中每为之惶惶不安，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的局面，皇朝虽也拥有一定的军力，却难以使跋扈的藩镇受到威慑，更不易抗御外来的侵略。军政不修，军令不一，自是其中症结所在，而没有马匹的装备，也难得成为精兵劲旅。
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说起漕粮运输，这是解决都城长安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从隋初起，就已感到供应的维艰，隋文帝为此还特别开凿了广通渠。隋炀帝接着又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还疏浚整理了邗沟。隋炀帝开凿这些渠道的目的，不尽和乃父相同，也不是为了解决漕运的困难，可是后来却是有利于漕粮的运输，所以唐代人士称道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渠道凿成了，而航程较长，难得都能一帆风顺，山东各地已有这样的感受，江南就更显得窎远了。运输设施和技术虽不断有所改进和翻新，还是费用不资。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可见其艰辛的程度。好在唐代前期，时当承平盛世，不计道里之费。唐玄宗开元末年，一岁漕运达到四百万石，这是有唐一代的最高数额。
安史之乱猝起，漕粮运输就倍感艰辛。中原残破，难得多供应漕粮，就只好依赖江淮以南了。运输江淮以南漕粮，主要凭借汴河，也就是隋时的通济渠。安史乱时，中原成为战场，汴河也就难于通行，安史乱后，跋扈的藩镇企图控制汴河要津，阻隔漕运。对于这样的逆境，唐朝所能采取的策略，不外两条：其一是另改新道，其二是争夺旧道。
另改新道是基于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长安失守，帝王流亡他方：一是长安虽未失守，汴河不能运输。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之时，唐德宗逃难于梁州之际，漕粮运输就不能不另改新道。所谓新道是由长江入于汉水，再由汉水西运。梁州就位于汉水上游，还算比较容易。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之后，就南下复入关中，暂居于扶风郡。扶风郡本为岐州，也就是后来的凤翔府，其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距越过秦岭的陈仓道北口不远，南来的漕粮就可运到扶风郡。这样翻山越岭的运输，是比较艰难困苦的。梁州位于汉水之滨，应该是要好些。可是唐德宗在梁州之时，时已入夏，还未见到春衣，随行的将士自然难得改服单衫。
唐肃宗南下关中，不久就收复长安。唐军在中原也取得一些胜利，都城的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了。可是史朝义分兵宋州，淮运又复告阻绝，因而不能不再行改道。这时仍由汉水北上，不过漕舟过了襄阳之后，不再西行，改越商于山输至京师。路程是缩短了，山地运输仍然是困难多端。
争夺旧道实际上就是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最为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淄青节度使（驻地在今山东东平）李正已的控制埇桥和涡口；一次是淮西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南汝南）李希烈的攻夺汴州。这两次都发生在唐德宗的建中年间。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北大名）田悦和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在今湖北襄樊）梁崇义相勾结，共同反抗朝廷。淄青与魏博相毗邻，距山南东道尚远，虽皆不接近汴河，然分列汴河两侧，已使汴河的运输受到威胁。其时李正己又取得徐、兖等州，而汴河正由徐州所属的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南的埇桥（今属宿州）流过。李正己就乘机在埇桥控制汴河航运，阻挠漕舟过往。漕舟受阻，只好改由淮水西运，运至涡口。涡口为涡水流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怀远县界。漕舟由涡口进入涡水。涡水上承蔡水，而蔡水则流经汴州城下。漕舟这样稍稍改道，就可避免埇桥的困阨。可是涡口附近还在徐州辖境之内，李正己仍能控制。涡口左近虽在徐州境内，淮水之南却归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管辖。当漕舟进入涡口时，濠州刺史张万福为了保护漕运，就立马涡口岸上，发船进奉，淄青兵马倚岸观望，不敢阻拦，漕船得以继续前进，克服了这一难关。好在李正己不久身故，其部下李洧以徐州归顺，李正己之子李纳也为唐军所破，运道得以复通。可是过了一年，又发生问题。当李正己叛事起时，李希烈受命前往证讨，移驻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李正己殁后，李希烈又与李纳相勾结，攻占了汴州。埇桥、涡口受阻时，虽曾引起中外的惊骇，漕粮却仍能设法运到长安，并未引起特大的混乱。汴州为李希烈所攻占，漕舟就无由越渡。漕粮未能运到都城，长安仓廪因而顿告匮乏，不仅一般居民无从得食，就连皇家的禁军也同样接济不上。居民无从得食，还不至于马上就成问题，禁军无粮，立刻就大闹起来，在道路上大喊大叫，说是既要我们当兵，却不给发放粮饷，难道都成为罪犯？其时正值镇海军节度使（驻地在今江苏镇江）韩滉运米入京，漕舟已经到了陕州，消息传来，唐德宗喜不自禁，也顾不得皇帝的威严排场，亲自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简短的言辞固然显示帝王的狼狈相，也充分说明漕粮确是唐朝皇室和朝廷的命脉，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汴州被窃据事，以李希烈为其部下所毒死而得告一段落。以后虽再未有跋扈的藩镇控制汴河的行为，但唐朝对于徐、汴两州节帅的任命，却一直谨慎从事，不敢稍有差池。尤其是徐州更须多费斟酌。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唐朝君臣经过巨创是难以忘怀的，可是疆理区划久已如此，不便多所改动，这是当时无可奈何的事情。淮水南岸的濠州，本属淮南，非徐州所可染指，可是到了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窦参为相时，竟将濠州割隶徐州，因而徐州属境越过淮水，兼及淮南。汴河和淮水都有较长河段流经徐州境内。这时徐州已成为徐泗节度使的驻地，与淄青节度使无关。局面虽已改易，形势却还依旧。其时张建封为徐州节镇，倾心皇朝，长安城中无东顾之忧。张建封殁后，其子愔为本军所立，形同割据，淮南之地几乎都被侵夺。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为相，回顾往事，还讥讽窦参，谓其“不学无术，昧于疆理之制所由致也”。
就是没有跋扈藩镇的阻挠，长途运输也不是容易的。渭水流浅沙深，黄河砥柱险阻，漕河水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漕粮的转运。前面曾经指出，天宝时，韦坚主持漕运，其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这是唐代最多的记录。代宗大历年间，刘晏主持漕运，岁转江南粟一百一十万石。宪宗元和年间，江淮米运至渭桥的才二十万石，这还不是最少的记录。后来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可以多到四十万石，由于“漕吏狡蠹，败溺百端”，能运到渭、河仓的不过十之二三，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有十几万石。就在太和三年（829）这一年，还曾颁布了一道诏令，说是“去年以来，水损处郓曹濮、淄青、德齐等三道，宜各赐米五万石，兖海三万石，以入运米在侧近者，逐使速与搬运”。这样安排，能运到长安的漕粮当然是更少了。为了能为都城长安多运漕粮，唐朝君臣处心积虑，想尽了方法。甚至不顾阴阳拘忌，兴筑兴成堰（在今西安西北）引渭水东达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以罢车挽之劳。可是因此增加的漕粮运量并非很多。唐代后期，以宣宗大中年间裴休领盐铁转运使时，运到长安的漕粮最为繁多，三年之中，漕米运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平均每年也只有四十万斛。裴休的运粮很受人称道，可能是以后的年代所难于达到的。
自李正己和李希烈之后，不复再闻藩镇阻挠漕运事。前面已经指出这是唐朝慎选徐、汴两州节帅的成就。其中对于徐州更是多费心机。徐州曾获武宁军的称号，可是武宁军就有过罢置和改称诸事。徐州能够控制汴河，以所属的埇桥濒于汴河，可以就近控制。由于埇桥地位的重要，唐朝即以其地设置宿州。宿州设置之后，是否仍隶于武宁军，却成了问题。事实上也曾经一再改隶过。可见其时的持国者的用心良苦。徐州还可多劳心思，汴州却不易稍费周折。汴河就流经汴州治所开封城下，与徐州治所彭城距汴河转运的情形不同，故难于一律对待。汴州号宣武军。宣武军一经命名，就不能再有罢置改称情事。就在李希烈之后，汴州还曾经发生过几次驻军作乱事，好在短期都得到解决，没有影响汴河的漕运。直到唐末朱温据有汴州，情况就急转直下，朱温得到汴州之后，凭借汴河的运输和汴州的富庶，兵力强盛，并吞了其邻近的备军州。除并州的李克用外，黄河下游无能与之争锋者。朱温对付唐朝，用不着阻挠汴河的漕粮运输，因为他的兵力已可支配唐朝，不必再和其前人相同，重施故伎。就是这样，唐朝终于不能支持下去，彻底崩毁。
陇右道沦陷后唐朝养马的困难粮食问题难于完全解决，固然使唐朝不能支持下去，与此相应的还有马匹的问题。没有良好的马匹就不容易有精兵。兵不精，马不壮，遇到艰难事故，政治已不易为力，又无由用兵征讨，国事也就日非，不亡何待！
自从吐蕃占据陇右道，并进而在清水会盟，划定唐蕃疆界之后，唐朝养马地区大都皆已丧失。以前也曾在盐州和岚州置监，所养马匹也颇受到称道。可是吐蕃在占据陇右道之后，还不时对盐、麟（治所在今陕西麟游北）等州进行骚扰，甚至攻破盐州，唐朝后来虽能再城盐州，当地养马之事却无从提起。半农半牧地区没有养马的可能，只好于农耕地区中努力经营，另置龙陂监于蔡州，置临汉监于襄州。临汉监牧马三千余匹，费田却多至四百顷。这两监后来未再见于记载，可能没有继续下去。接着又在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东北）置银川监。银川监养马最多只有七千，当地水草难免匮乏，还须移到其南的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这三监合计，最多不过万有余匹。对于一个皇朝的军力而论，这区区之数，实在是无从挂齿的。
唐朝养马无功，甚至无从养马。只好求市于回纥。安史乱时，回纥曾以兵助唐平乱，自以为有功。唐朝由回纥市马，回纥因此提高马价，一马易绢四十匹，动辄以数万马来市。这样多的绢使唐朝难以负担，而所市的马又多凡劣不足以应用，举朝都认为是一宗苦事。
据当时记载，代宗初年，吐蕃内侵，列营至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已迫近畿内，代宗下诏亲征。这在唐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大事。为了亲征，自须有相当多的马匹。当时如何得到这么多的马匹？竟是在长安城中由百官、士庶人家搜括的。为了搜括，还特别颁布命令，不许马匹私自出城。长安城中能有多少马匹？就是搜括罄尽，全都用在疆场之上，又能起到若何作用。这真成了空前未有的笑话。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马匹缺乏的程度。
吐蕃衰弱之后，陇右道各处先后复归版图，原来养马的地区依旧俱在，可是唐朝这时竟无力重整旧业，听其荒废。这不仅是无力，而是所谓庙堂之上，竟无人道及此事。衰世的朝廷就是这样萎靡下去的。
缺粮无马的困顿隋唐两代的前期都是盛极一时，不仅国内富强，对于周边地区也多有影响。形成这样的局面，自有各种因素，足食足兵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隋朝的创建是在长期分裂之后。在长期分裂之际，南北两方皆有所发展。隋初尚未灭陈，黄河下游富庶的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国内的需用，就是南北归于一统，供应都城长安的粮食，尚未多假借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周围各地。隋末乱离，黄河下游最受摧残，然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仍能负荷唐代前期的军精民食。开元天宝之际，国运昌盛，奢侈成风，始倡议多运江南粮食，以补不足，而漕运遂成了一时的要务。安史乱时，黄河下游又复饱受涂炭。其残酷程度不下于隋未的乱离，如果乱事平定之后，能再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自可恢复旧观。然藩镇割据，不仅得不到恢复，摧残仍在继续之中，等到后来，河北三镇都难以苟延残喘下去，可知恢复旧貌已不易有所指望。好在这时江南农耕地区更有发展，唐朝国用就只好凭借三吴州县，而都城长安粮食所需也就取之于东南八道。长江下游固然可以供应这样的需求，可是长途运输，困难多端，既有跋扈藩镇的阻挠，又有漕粮运道的险阻，长安城中不仅时告缺粮，而且还因缺粮而肇致祸端。唐朝后期，庙堂之上”公卿之间，莫不为粮食问题而处心积虑，甚至焦头烂额，其他庶政皆放在一边，众志成城，觅探解决的办法，竟然无术回春，听其继续折磨。
隋时养马设施，已经相当周密，当时能与突厥较量，炀帝还亲自远征吐谷浑，可知马匹相当繁多。依据自然条件推求，养马所在当已着重在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观隋文帝对于突厥内侵至于武威，天水诸郡，致使当地六畜皆尽的震怒，或可略悉其中的消息。唐时养马颇具规模，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莫不设法利用，所养马匹为数之多，求之前代也是少见的。唐朝前期能够耀武扬威于周边地区，固在其兵强，亦在其马壮。安史之乱，中原各地相继板荡，陇右诸州亦为吐蕃所略有，养马地区尽数丧失，唐朝军队也就难得再像以前那样威武。为了继续取得马匹，只好购自回纥，可是高昂的马价，也使唐朝难以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军不仅不能再扬威于周边地区，就是对于跋扈的藩镇也无可奈何。后来吐蕃衰弱，陇右归来，唐朝君臣竟然连养马的大政也都漠然置之，未见有所设施。
这样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的由强盛至于衰亡的过程。到后来已经不是足食足兵的问题，而是缺粮无马的问题。困顿如此，怎么能够免于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