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是，由隋初（581）到“安史之乱”（755—763），北方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仍处于一定的优势；“安史之乱”后到后周灭亡（960），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一节农田水利的兴修
隋皇朝建立的时期虽短，但水利事业的成就相当巨大。如先后开凿了自长安至潼关长达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和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它们本属运输渠，而沿河两岸也同时获得了很大的引流灌溉之利。又如在河北引芦沟水开稻田十万亩，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相应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
唐代，灌溉工程南北同时大举兴修，达到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唐初，在河曲地带大量凿河开渠，首次引黄灌溉成功，灌溉几百万亩农田，有的达到“亩收十石”。北方农田水利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修复和扩展关中平原的灌溉渠系，西汉开凿的成国渠渠口此时修建为六个水门，称为“六门堰”，又增加了苇川、莫谷、香谷、武安四大水源，灌溉面积扩展到二百万亩。西汉开凿的白渠到唐代发展为北、中、南三支，又称“三白渠”，中渠增设鼓城堰分疏四条支渠后，灌溉面积亦增至二百万亩左右，为汉代的四倍。唐以前堤堰建筑材料大多是土和草，或土石并用；唐代则出现很多石堤、石堰，如位于泾河中游的石工拦河坝，长阔各一百步，形势雄伟，经久坚实，号称“将军翣”，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水利工程设施。
南方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有大幅度增长，主要为陂、塘、沟、渠、堰、浦、隄、湖等。它们大多分布在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和浙东三个地区。水工规模大，技术水平也相当高。明州鄮县（今浙江宁波）县令王元主持的一项水利工程，设计体系完整，对地形的掌握和河流的利用都具有特点，不仅发挥了灌溉作用，并能阻挡海潮袭击，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杭州西湖北面的灌溉工程则能做到灌田时可事先测量水位，据说每放一分钟水，可溉田十五顷左右，既不随意浪费湖水，又能保证农田用水。
唐末五代时期，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因而，八九十年间只发生了一次水灾，农业生产“岁多丰稔”。自唐中叶以后，从苏州经平望至吴兴，环绕太湖东南半圈，关系下游洪涝问题的长堤就已全线接通，促进了太湖下游围田的加速发展。而与此同时，运河堤岸自平望向南延伸至杭、嘉间，通过横塘纵浦的逐步系统化，圩田体制开始在太湖地区出现。吴越国（893—978）为了巩固其统治，在偏安局面下，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前代基础上，经过八十多年的经营，太湖塘浦圩田系统终于形成，并臻于完整和巩固，从而创造了主动改造低洼地、开辟良田和增产丰收的成功经验。当时针对太湖地区四周高而中部低洼的碟形洼地特点，采取的技术措施是，首先开浚出海干河，以三江（吴淞江、娄江、小官浦）为纲，提挚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的周密渠网，使整个渠系通流圩田和高田之间；堤岸则高出最高水位。第二，干渠、支渠、海口和圩堤之间，普追设置堰闸、斗门，主动控制旱涝。第三，创制三路“撩浅军”，共八九千人，分区负责养护。第四，检修和创建捍海塘堤，保证内陆水系的完全发展。第五，建立严密的管理和配水法制，执行治水规划，“美言不能乱其法，财货不能动其心”。可以说，吴越国治理太湖水利的成就超过历代而在水利史上大放异彩。
第二节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
这一时期，南方稻作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犁和水田整地技术都有提高。
曲辕犁（又叫“江东犁”）的出现是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有较大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它适用于江南水田地区。根据公元九世纪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载，江东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部分有犁镵（铧）和犁壁，木制部分有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镵等。犁身全长一丈二尺。与前代犁相比，其特点是犁铧加宽，通体成一两等边的锐角三角形，增加了起土面积；把长辕改为短的曲辕，便于安装犁壁，耕作方便，解决了长辕犁“回转至难、费力”的弊病；犁评可以调节犁箭上下，使深耕、浅耕自如，翻起的土被犁壁推向两边，减少了阻力；转动的犁镵可使犁身便于摆动或调换方向，特别适合于土质粘重、田坵狭小的南方水田耕作。总之，江东犁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从结构上看，与近代农村用的犁十分相近，是当时最先进的耕具。
木砺（采自王祯《农书》）
耖（采自王祯《农书》）
《耒耜经》中还提到爬（耙）、砺和磟碡等工具，爬的作用是“散坺去芟”，即碎土除草；砺和磟碡则用来平整田面。隋代字书《广韵》中已有水田除草松土工具的“耖”字。唐时，耖在南方已较普遍使用。
提水灌溉工具主要是出现了半机械化的自动灌水装置——筒车。陈廷章《水轮赋》中所描写的水轮即是筒车。赋中明确指出：用木制的轮子，架设在流水之上，利用水流速力，冲击轮子转动，提水上升，就可达到“钩深之远”、“积少之多”，突破崖岸阻隔。刘禹锡的散文《机汲记》记述了另一种半机械灌水装置“机汲”。从文字记载上看似乎也是水转筒车。
隋、唐时期，南方水稻品种增多。近代有学者从唐诗中收集到十二个水稻品种，其中仅“白稻”和“香粳”两个品种为以前已有，余皆为唐代所出现的。双季稻栽培的明确记载见于唐代，岭南“收稻再度”。稻麦一年两熟的记载也首见于唐代，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说：云南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农民“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最能表现唐代耕作技术上进步的是对耕地提出“端”的要求。“端”有两个含义，一是耕地的宽度、深度保持一致；另一是耕起的土拨整齐均匀。否则就可能有些地方因犁沟不端而漏耕，也可能有些地方因深浅不一而降低了耕地的质量。
蝗虫是黄淮地区为害较烈的一种虫害。隋、唐、五代时期见于记载的蝗灾就达四十一次。唐开元初，发生一次大蝗灾，宰相姚崇驳斥了天降灾害，应“修德”消灭的谬论，自请指挥捕蝗。人们采用挖坑、赶打、火烧、埋葬同时进行的办法，终于使河南、河北广大灾区获得“蝗害讫息”的效果，单是汴州一地，就捕得蝗虫十四万石。这次治蝗的胜利在农业史上和思想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
第三节园艺和茶的栽培技术
隋唐时期，果树栽培技术有不少新成就，重要的有下列几点。根据《西阳杂俎》记载，由国外和边疆地区向内地引进的一些新的果树种类和品种如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在各地已陆续栽种。唐末《四时纂要》中记述的嫁接理论和技术比《齐民要术》又有所进步。《四时纂要》“一月接树”条中说：“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标砧上，皆活，盖是类也。”即已能从种子的形态结构上观察出亲缘关系的远近和嫁接亲和力的强弱，为嫁接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发展。现代嫁接技术上使用的术语“砧”也是此书首先用于嫁接上的。太湖洞庭东、西山是我国东部沿海位于最北部的柑桔产区，唐代已逐步形成。所产柑桔当时作为贡品。这是人们根据长期直观经验的积累，利用湖泊有利小气候向北推进柑桔区的一项成就。《隋书·五行志》：“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实为果品贮藏保鲜技术上的一项可贵创造。猕猴桃在唐代已开始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为证。我国葡萄采用扦插法繁殖也始于唐代。
蔬菜栽培技术比较突出的成就，一是食用菌的栽培。我国很早就知道真菌门担子菌纲中的某些种类可供食用。关于人工培养食用菌方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四时纂要》。从该书“三月种菌子”的记述看，已经知道食用菌的生长需要有一定的温度、湿度条件和选择适当的树种；还知道“有小菌子，仰杷推之”，以帮助菌种扩散，促生大菌的方法。再就是人们已利用地热资源进行蔬菜的促成栽培。如王建《宫词》写道：“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可见栽培效果颇佳。
中唐以后，茶的栽培有显著发展。种茶区扩大，制茶业也较发达。据《茶经》、《新唐书·地理志》、《唐国史补》等文献记载，全国产茶地有五十多个州郡。在茶树栽培技术方面已积累和创造了不少宝贵经验。《四时纂要》第一次对植茶技术作了较全面的记述，说茶园的选择标准是“宜山中带坡峻”之地，平地则“须于两畔开沟泄水”。茶子应用沙藏催芽法，以保湿保温，防止冻坏，既可保持茶子生活力，播种后又可提前发芽。茶树的种植方法采用“多子穴播”，先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然后“著粪和土”作为基肥，再把经过催芽处理的茶子于每个坑内播下六七十颗，上面盖上一寸。灌溉管理，在幼苗阶段，“旱，即以米泔浇”；“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壅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也”。当时人们还注意到茶树是一种喜阴植物，“此物畏日”，因此要种在“树下或北阴之地”。上述各项栽培技术措施，不仅为宋、元、明、清各代所沿用，至今也有实用价值。公元九世纪初，日本已从我国引进茶子和茶树栽培技术。
第四节畜牧兽医
唐代畜牧业高度发展，特别是养马业兴盛，与当时“牧养有法，医疗有方”很有关系。
《司牧安骥集·相良马》指出的“由外以知年”和“由粗以及精”的相马理论及其有关技术，是唐代相畜术进步的表现之一。完备的登记马种优劣的马籍制度到唐时才见于记载，《新唐书·百官志》：“马之驽良皆有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古代日本的马籍即仿唐制而建立的。马籍制的建立又给相马术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新疆地区还实行对牛的牡牝、毛色、岁齿进行登记，设专入负责管理此事，而且每只牛都烙有州印为记。与马籍制相配合的马印制度，不仅为了征调方便，还有去劣存优之意义。对马匹良种繁育很重视，《酉阳杂俎·毛篇》说种马“十三岁以下”方可选留。《新唐书·兵志》提到当时由新疆和其他地区引进良马在改良马种方面的作用：“即杂胡种，马乃益壮”。唐代从大宛、康居、波斯和突厥引进的良马对我国马种的改良和养马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畜饲养管理经验已相当丰富。张说在《陇右群牧颂德碑序文》中指出养马三要点：第一，出牧和收牧，烧野和清厩都应育一定的时令：第二，须有清洁的泉水、精美的草料，夏有凉爽的马棚、冬有温暖的马栏以适应马的生活习性；第三，对幼马要调教，稍大要驾驭，以培养和训练马的才能。《唐六典》记载有各种饲草和饲料的供应标准原则：不同家畜有不同量的饲养标准；同一畜别、体型和年齿不同，喂量也有差别；家畜生理要求和役用情况不同，饲草饲料供应量也不同；用青草代替藁秆喂牲畜，量需要加倍，而精料则可减半；此外还重视食盐的供应。
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中央政府和监苑牧场中在行政管理上分别设有畜牧兽医官和专职兽医师。太仆寺内有专职兽医六百人，尚乘局内有兽医七十人。民间兽医就更多，他们除做兽病防治工作外，还兼任畜养技术的指导。兽医来源，民间是师徒、父子相传；官家则在太仆寺内设立兽医教育机构，由“兽医博士”教授生徒。可惜这种培养兽医的制度到宋代就被取消了。
《安骥集·骨名图》和《王良先师天地五脏论》的出现，说明我国畜体解剖学在唐代已经形成，并取得多方面的深刻认识。如比较难认识的神经系统，人们从针刺的“得气”上认识到骨节与神经之间位置上的关系。家畜针灸学的成就引人注目，《伯乐针经》提出的穴位就有七十七处，针刺点一百七十一处，手法上提出了“看病浅深，补泻相应”的治疗原则和针刺手法；给病畜放血，提出“春首及马有病，弃血如泥。余月及马无病，惜血如金”的原则；还指出针具和适应之症，放血针泻热壅之患，火针散寒去滞，白针行气。此外，并能根据部位和病症，选用各种形状的烙铁进行烙治。
《安骥集》中的《马师皇论五脏》、《王良先师五脏论》、《胡先生清浊五脏论》和《碎金五脏论》等与现代家畜生理病理学相比，虽略显粗疏，但其中的整体观、畜体与自然、阴阳表里结构论、脏腑辩证等观点至今仍有深入研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价值。
《马师皇八邪论》是现存的中国兽医学论述病因、病机和病程的最早的文献。其中“八邪”系指风寒、暑湿、饥饱、劳役，这是导致牲畜疾病的根本原因。病因可分为外感和内损，阴邪和阳邪两大类。症候学在唐代也已发展至一崭新阶段，能根据细微症候把一些类似的病区分开，如口角吐涎，涎泡沫状为肺热；水液状涎水下滴为胃寒。《看马五脏变动形相七十二大病》和《造父八十一难经》都是根据马病症候辨病之作。
外科学方面，已总结出十六种蹄病的病因、病机、病变、症状和治疗方法。所用“焊药疗法”和“冷敷理疗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疮黄肿毒病的严重性已有充分认识，重点提出了五疔、十毒、三十六黄，并总结出了一些防治方法。“取槽结（马腺疫）法”是外科手术的又一宝贵成就，当时根治此病用的是手术摘除化脓的淋巴结，手术操作与现代外科基本相同。
第五节农书
见于古代目录类图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隋唐五代农书或近似的著作约有四十种左右。其中比较重要的综合性农书有：1.《兆人本业》3卷。据《唐会要》卷三六和《旧唐书·文宗纪》中所述，此书是经武则天删定的唐皇朝的官书，太和年间（827—835）曾一度广泛流传过。其内容，据《困学纪闻》卷五记载系“农俗和四时种莳之法”，共八十事。具体内容因原书久已失传而无从考证。2.《保生月录》1卷。唐韦行规撰。《郡斋读书志》说它是分月杂纂种艺、祈禳之术的书。《山堂考索》前集中则说：“凡饮馔、服饵、种艺、盖藏之法，皆本月书之。”由此可见，它是和《四民月令》体裁类似的一部农书。五代后周时，窦俨曾建议把它和《齐民要术》、《四时纂要》中有关田、蚕、园圃部分摘集为一卷，颁付诸州。3.《四时纂要》5卷。晚唐韩鄂撰。国内大约在北宋之后佚失。1960年，明万历十八年（1590）朝鲜重刻本在日本被发现；1967年，日本影印出版。我国根据这一影印本也于1979年整理重印。此书编辑体例，主要按春、夏、秋、冬四季，分月列举农家应做的事项，因此名为《四时纂要》，实为一本月令式的农家杂录。全书共六百九十八条，其中占候、择吉、禳镇等达三百四十八条。余下一半大致可分为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和制造、医药卫生、器物修造和保藏、商业经营和高利贷、教育文化等六个类别。有关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料，据《郡斋读书志》说，绝大部分来自《齐民要术》，其次来自《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不过，正月的接木，二月的种茶和种薯，三月种菌子和木绵，八月关于茴菪和麦的间作，还有不少兽医方剂，都为以前农书中所没有，或记载有所不同，显见是本书作者新增添的内容。其中的“种木绵法”，研究者一般认为系后人添加进去的。
专业性农书中较重要的有：《茶经》3卷。唐陆羽撰。它是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种茶的经验和撰者自己的体会。全书分为十门：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质地、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的典故和用茶的药方等等。从书中记载来看，当时茶的著名产地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耒耜经》1卷。唐末陆龟蒙撰。本书仅为六百多字的一篇短文，为我国农具专书之开端，所记农具五种，以犁为主。它收录于《笠泽丛书》中。《司牧安骥集》，简称《安骥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兽医学专著，其成书年代不详。《陕西经籍志》说它是唐宗室司马李石撰，又根据“这书的附图具有唐代风格，内容上与唐代医学有相仿之处”，应属唐代著作。研究者一般认为，较大可能为隋、唐时太仆寺的一些兽医博士写的教材，由李石组织主编而成。据南齐时刊本序说，全书应是四卷，在后来刊印过程中又续有增补。自唐至明，历代都以本书作为兽医学的教材。
除上述几部较重要的农书外，还有《种植法》、《演齐人要术》、《孙氏千金月令》、《四时纪》、《乘舆月令》、《纪历撮要》、《农家事略》、《相马经》、《耕谱》、《蚕书》、《蚕经》、《王氏四时录》等等。可惜这一时期的农书大部分都佚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