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前后相继，版图开阔，可以上迈秦汉，秦时西北才逾黄河，隋时竟置郡于且末（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汉时于西域置都护，兼护南北两道，然三十六国仍各自有其王侯。唐时陇右道的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辖地且远至葱岭之西，在此广土众民的国家中，欲妥为治理，就必须整治往来道路，使政令不至壅塞。交通发达，都会亦相继兴起。前后两朝皆蔚为大国，交通和都会也可略见其间的梗概。

第一节交通体制及其治理

交通体制隋唐时期的交通道路皆是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至于全国各地，甚至还可以通到域外有关的国家和部落。这本是以前历代的旧规，隋唐皇朝相继踵行沿袭，愈趋周详。就是地方州郡也各自成为一方交通道路的中心，四周伸延，至于邻封所在，这样层层围绕，相辅相成，使远近成为一体。

当时交通的发达，还有赖于两代中枢的重视，设置机构，因时治理，使其不至隳毁。隋时于尚书省中设有六部。其兵部尚书属下有驾部侍郎，度支尚书属下有度支侍郎，都官尚书属下有司门侍郎。史文简略，未载其具体职掌。唐承隋制，殆仍因其旧规。唐时驾部所掌就有传驿。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共一千六百四十有三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亦可置驿。每驿皆置驿长，量驿的闲要以定马数和船数。度支所掌乃是转运、征敛、送纳。这都是离不开道路的。度支因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使轻重贵贱、平易险涩，各得其所。司门所掌乃是天下之门及关，所辖有二十六关，分为上、中、下三等，不在其中的关尚非少数。有道路才能设关，设关自是与军事防守有关了。这样的职掌设置，具体入微，故当时交通能够发达，无往不至。不过兹篇论述，仅举其通衢大道，自难涉及所有的关隘。

运河的开凿和水道的疏通隋唐时期重视交通，更重视交通建设。在这方面隋文帝首先创始，隋炀帝继之，接着取得辉煌的成就。他们所致力的就是开凿运河。隋文帝所开凿的是由大兴城（即长安城）北引渭水东流至于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这条渠道开凿成功后，关中和渠旁人民都能受益，因而也称为富民渠。后来为了避隋炀帝的名讳，又改称为永通渠。隋文帝为了代陈，还开凿过山阳渎。山阳渎由今江苏淮安县东，向南直达长江，大体是循着东晋南北朝以来不断修整的邗沟的故道。

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共有四条，就是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通济渠发轫于洛阳，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于黄河。入河之后，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旧汜水东北黄河南岸）分河东南行，透迤入于淮水。通济渠在唐代称为汴渠或汴河。永济渠是于今河南武陟县引沁水东北流，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静海县独流镇，折而西北行，再西北达于涿郡（治所在今北京）。邗沟的工程自是循文帝的旧绩而为整体的贯通。唐代称这段河道或为漕渠，或为官河。江南河则是自京口（今江苏镇江）绕太湖之东，直至浙江之滨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唐武则天时，也曾开凿过湛渠，由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引汴河水入于白沟，直达巨野泽，以通曹（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兖（治所在今山东兖州）的租赋。此外还有些较小的渠道，如兖州的丰兖渠，歧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昇源渠等，虽都可便利一地的交通，其功效却是有限的。

至于水道的疏通，使其便于舟楫，则更多有成就，唐宪宗元和年间，严砺在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长举县（今甘肃徽县东南）疏嘉陵江，通漕以馈成州（治所在今甘肃礼县东南）戍兵，路旻在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县）祈门（今安徽祁门）疏阊门滩，以免覆舟。唐懿宗咸通年间，高骈亦曾疏浚由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至广州（今广州）的江漕险路，也都方便一方的交通。

陆路的修筑和治理隋唐时期更注意于陆路的修筑和治理。这里首先提到还是隋炀帝。炀帝不仅开凿了几条运河，而且兴修了几条陆路。其中有由东都洛阳经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的驰道，有由榆林（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境东达于蓟（今北京）的御道，还有济源（今属河南）附近太行山上的直道。唐时在道路方面致力的更多，举其著者，则有玄宗开元年间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都督张九龄所开的大庾岭新路（在今广东始兴），德宗贞元年间商州刺史李西华所开的自蓝田（今属陕西）至内乡（今仍为县）的新道，敬宗宝历年间兴元节度使裴度所修的斜谷路，文宗开成年间昭义请开的通太原（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的夷仪山路，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所修的自散关至剑门间的道路，宣宗大中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所修的文川谷路，懿宗咸通年间静海节度使高骈在安南凿石通道，名其道为“天威”。其他较小的修治就不必一一枚举。仅就这儿处而论，已可显示出无间南北。都有兴功之处，足见当时对于交通道路的重视。

道路修整，交通无阻，自必促使沿途都会的繁荣，而繁荣的都会又会促使交通的发展，彼此互为影响，相得益彰。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为中枢的所在，专绾全国各地，由都城辐射出来的道路亦至为繁多。都城为政治中心，另有经济中心，以之与都城相呼应。隋唐两代的经济中心，厥惟扬州。扬州于今仍为江苏扬州市。隋炀帝时曾一度改称江都郡。兹篇首先论述都城及与都城并列的陪都的交通，接着论述经济中心的扬州，然后依次论述其他都会。隋唐两代地方区划曾一再改易，州郡名称亦时有更动，兹篇所列以唐代前期为主，以归一律。至于以一般州郡为中心向其邻近各地伸延的道路，则已备见《元和郡县图志》所列的“八到”，无容在此赘陈。

第二节隋唐两代都城长安及其辐射出来的道路

长安及其周围的十二座关城隋唐两代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泾渭下游。土壤肥沃，兼有灌溉之利，是一个富饶的地区，人口也相当稠密。隋时隶属于京兆郡，唐时改郡为府，隋京兆郡领县二十二，有户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唐玄宗天宝年间，京兆府领县二十三，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平均每县皆超过万户。长安与万年（隋大兴县）两县同治，自不能与诸县同列，故户口最为繁多，在全国各部会中，也应是最高的。

长安居于四塞之中，为了保障都城的安全，在四塞的山上或其间的要地大都建设有关。唐时制度：全国二十六座关中，六座上关和六座中关皆设在长安周围。这六座上关为：京兆府蓝田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

华州潼关（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潼关在今潼关东北）。

同州蒲津关（同州治所在陕西大荔，蒲津关在今废朝邑东）。

岐州散关（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散关在今宝鸡南）。

陇州大震关（陇州治所在陕西陇县，大震关在今陇县西北）。

原州陇山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陇山关在今固原西南西兰公路经过的六盘山上）。这六座中关为：京兆府子午关（在今陕西长安西南）。

骆谷关（在今陕西周至西南）。

库谷关（在今长安东南）。

同州龙门关（在今陕西韩城东北）。

会州会宁关（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会宁关当在会州治所西北黄河岸旁。会州又有乌兰关，设在黄河西岸乌兰，当与会宁关隔河相对）。 原州木峡关（设在原州西南蔚茹水源头颓沙山上）。

这上、中两级的十二座关具体指出以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的十二条道路。虽然唐时规定京城四面关有驿道的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的为中关。不论其有无驿道，作为具体的道路应该是一样的。这十二座关中，库谷关未知其始置之年，其他各夫皆置于隋唐时期之前，则通过关城的道路也是早已形成的。

出蓝田关和潼关的道路这十二座关中，蓝田关居于首位。由蓝田关东南行，过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经内乡县（今河南西峡），而至于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再往南去，就是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沙市西北）。这段道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秦楚两国间的通途。荆州濒长江，可以循溯江水至其上下游各处。由荆州循江水而下，转入湘水，经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而至于岭南的广州。这条道路为由长安南行主要的道路，公私行旅多出斯途。张九龄北上长安及奉使南行，往返皆遵此路。韩愈为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和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也都是经过商山前往的。

东出潼关的道路也就是以前经过函谷关的道路。出关东行，就可直抵洛阳。隋唐两代皆以洛阳为东都，曾被称为帝王的东西两宅，故其间的道路，过往者最为频繁。经过洛阳再东可至齐鲁各处。由洛阳东行，过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至于汴州。由汴州东行，经曹州和兖州，而至齐（治所在今山东济南）、青（治所在今山东益都）等州。由汴州东南行，经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而至于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由洛阳东行的道路如果不经郑州，则稍北经濮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亦可至齐、青各州，再东还可至于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汴州正在洛阳之东，本应为东行的道路经过的地方，然唐高宗封禅泰山，却道出濮州，而其归来时，却取道宋州，三条道路南北横列，可知广漠平原，途径相当方便的。可是这样还犹未尽，由洛阳渡河东北行，循太行山东麓北行，还可直达幽州（治所在今北京），更远至于辽东，唐太宗征伐高丽，就是由这条道路出兵的。

出蒲津关和龙门关的道路出蒲津关东行，隔河就是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城），东北经过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溯汾水而上，可至并州。又从并州东行，取井陉路（隋唐井陉县在今县东）至恒州治所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和太行山东的南北向大道相合。唐高祖由太原起兵，即由这条道路南行，行至绛州，即西趋龙门（今山西河津），由龙门再南至蒲州，渡河西入蒲津关。当时未由绛州直趋西南，径至蒲州。这是因为屈突通尚为隋坚守河东（隋郡，即唐蒲州），为了早日能够西渡黄河，进入关中，因而就改道西趋龙门（今山西河律），渡河就是龙门关。龙门关在蒲津关之北，论其形势和道路的平直，似皆不如蒲津关，是以唐时以之列于中关之中，以示不与蒲津关相侔。当时唐军是由龙门渡过黄河的。可是稍后还是取得了河东，由龙门循河南行，直抵蒲州。

由并州东行经井陉的道路，也有悠久的历史渊派。秦始皇东巡崩于沙丘，其灵车就由井陉路西归咸阳。西汉初年，韩信伐赵，也从井陉路越过太行山。唐穆宗长庆年间，裴度将兵讨王庭凑，出承天军故关。所谓故关就是这条路上的娘子关。

出散关和秦岭诸关的道路散关居秦岭之上，越过秦岭南下，就可达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再西南行，又可达到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这条道路也有悠久的历史，当年汉王刘邦由南郑北归关中，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那时称为故道。故道本是出散关后，循嘉陵江而下。唐时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东北）的嘉陵江仍以故道水为名。由这条道路南行，若至梁州，则自兴州东行，过西县（在今陕西勉县西）即可达到。若南去益州，则由兴州南下，还须经过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由梁州去益州，则经西县百牢关至金牛县（在今陕西宁强东北）故关城（在金牛西），与由兴州南下的道路相会合。唐玄宗为安禄山所逼，南至蜀中，即由散关起行，过河池（郡即凤州）而去。后来唐僖宗为黄巢所逐，再至成都，则是经过兴元（梁州后来的改称）的。

出散关的道路之东，还有出骆谷关的道路和出子午关的道路，皆能通到梁州。出骆谷关的道路就是以前的搅骆道。其南口为傥谷，北口为骆谷，因以为名。这条道路南至洋州（治所在今陕西洋县）。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就由这条道路经过城固前往梁州。子午道是出子午关南行的道路。当年刘邦前往南郑就封为汉王，就是由此前行的。这条道路本来直南至汉水之滨，再折向西行。水滨多有灾患，后改行干路，直至洋州附近，与出骆谷关路相合。唐初玄奘入蜀求法，即由此道。

由长安前往梁州的道路，前代尚有褒斜道。褒水南入汉水，斜水北入渭水，循这两水而行的道路就称为褒斜道。隋唐时期，这条道路似不甚为人所重视，因而斜水行将入渭水处的斜谷关亦未列于全国二十六座关中。唐时甚至称由梁州至凤州的道路为斜谷路。由梁州北至凤州固须经过褒谷，然距斜谷尚远，以斜谷路相称，实是代替了褒斜道。不过原来的褒斜道并未完全废掉，前面曾经提到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奏修的斜谷路及馆驿，就可作为证明。当时所置的驿有郿县（今陕西眉县）北的过蜀驿。由散关东至长安的道路在当时不会经过郿县，则这过蜀驿自是为修原来的褒斜道而设置的。前面还曾提到文川谷路。这条道路北起扶风，南经郿县，就在原来褒斜道的近旁。又南至城固县西北的文川驿，再南即至梁州。这条道路好像未能通行许久，放不多为人所称道。

库谷关位于子午关东，故库谷路邻近子午道，相去并非过远。这是南至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的，出库谷关，越秦岭，其地今为柞水县。柞水县有乾祐河，下入洵水。洵水于洵阳县入于汉水。这条道路盖循汉水而上，再至金州。

出大震关和陇山关的道路出大震关的道路为由长安西行，经过岐州，登上陇坻的道路，更远可通到西域各处。出大震关，过陇山，经秦州、渭州、临洮军和河州（治所依次在今甘肃天水、陇西、临洮和临夏），出凤林关（在今临夏西北黄河南岸），而至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更循浩亹水（今大通河）而上，越祁连山，而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隋炀帝西征吐谷浑时，就循这条道路西行，更远至于张掖（即甘州），接见在当地的西域的胡人。再往西行，经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出当时的玉门关（在今安西东），经伊、西两州（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和吐鲁番东南），更西至安西都护府所治的龟兹镇（今新疆库车）。如由当时的玉门关西行，可至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沙州为两汉时的敦煌郡，旧有阳关和玉门关，为当时西行道路经过的关隘。隋唐时期，由阳关西行，可至且未和于阗（今新疆且末和和田），玉门关已隳毁，由其故道仍可至伊州和西州。出大震关通西域的道路，在临洮军还分出一条歧路。歧路北过兰州、凉州（治所分别在今甘肃兰州和武威），至甘州与前一条道路相会合。唐初玄奘远赴天竺求法，即由长安启行，过秦、兰、凉诸州，出当时的玉门关，至高昌和屈支，再向西行去。高昌即后来的西州，而屈支亦即龟兹。其归来时，则由于阗、沮沫（即且末），至于沙州。

陇山关在原州。由长安至原州，是西北行经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和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还要经过弹筝峡。弹筝峡就在六盘山下，登上六盘山，就是陇山关。

出陇山关的道路可能是西至渭州，再西至于临洮军。陇山关以西为唐时的监牧所在地。唐时于监牧最为重视，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所辖地区在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之西。所管有东、西、南、北四使，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临洮军即置在狄道县，由于当时对监牧的重视，故唐太宗在赴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途中，路过原州之前，得逾陇山关，次西瓦亭，观牧马。西瓦亭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西北，与六盘山东的瓦亭东西相对照。西使驻地和原州之间亦应有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原州正西微南前往的。从当地形势看来，这条道路是通过陇山关，偏向西南，经渭州到达临洮军的。中间经过今甘肃静宁、通渭、陇西诸县，迄今尚有小路可以相往来。

出木峡关和会宁关的道路木峡关在原州西南蔚茹水的源头，与陇山关相距不远。陇山关是在今六盘山上，为西行道路所经过。木峡关在六盘山下，为北出道路所经过。因为相距不远，故由长安前往，实是一条道路，至六盘山下再行分途。

木峡关也是通往西域的道路必经之地。就在泾州城外道路之旁，当时还曾设立堠堡，显示这是通向安西的道路。通往安西的道路，是由木峡关北行，在原州之北，折向西行，出石门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北，未列入二十六座关中），再出会宁关，亦可至河西凉州，与由出大震关经过兰州和凉州的道路相会合，再向西通到安西部护府以及西域各地。唐代中叶以后，吐蕃占据陇右，出大震关和出会宁关的道路都阻塞不通，张籍所赋的《泾州塞》诗中说：“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

出芦子关的道路在这些京城四面关中，可能是以原州木峡关和会州会宁关作北面关。以前也曾有人说过，关中北有萧关，萧关就在原州的东南。唐时这座萧关已经废去，不再设防。木峡关和会宁关都距这座废萧关不远，作用仿佛相似。木峡关和会宁关都在长安的西北，不能就当得起北面关的名称。长安北面并非就没有关，延州（治所在今延安）之北就有一座芦子关，杜甫的《塞芦子》诗就是称道这座夫的重要性的，只是未列于全国二十六座关中，易为人所疏忽，延州之南，中隔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为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所属的宜君县北有玉华宫，为唐太宗不时巡幸之所。从长安北行，过泾阳，可以直达其地。唐初，梁师都据有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经常劝诱突厥由这条道路南侵，其间野猪岭之战，就相遇于甘泉县北。其后柴绍的灭梁师都，也应是由这条道路北上的。唐时，夏州为北方重镇，丰州（治所在内蒙古五原南）更在其西北。夏州距丰州七百里，应是经过鄂尔多斯高原直达的。由延州东北行，还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到胜州（治所在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延州丰林县（在今延安东北）有合岭关，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城平县（在今陕西清涧西）有魏平关，通过这两座关更东北行，就可达到胜州。由胜州渡黄河东行，还可通到单于都护府（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当时安北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位于丰州和胜州之间，与中受降城同治一地。由丰、胜两州前往，皆可以达到。

由长安城下东行的水路这里所说的由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道路共有十四条，都是陆路。由渭水及其侧畔的广通渠东行，则是水路。渭水和广通渠东至潼关入于黄河，循河而下，进入洛水，就可抵达洛阳。由洛阳循通济渠、淮水和邗沟，可以通到长江沿岸的扬州；循永济渠亦可以通到幽州。这几条渠道是隋炀帝开凿的，隋炀帝就曾由之去到江都和琢郡。这几条渠道中，通济渠最为重要。通济渠唐时称为汴渠。唐时记载，谓自汴渠修成后，“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舶舻相继”。从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藉着这条渠，由长安可以通到江苏、四川、湖南、福建、广东和越南等处。

长安周围本是四塞之地，再有这上、中两级和其他关隘的设置，对巩固都城的安全是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但通过这些关隘的道路和其他有关的途径却能使都城和全国各地有密切的关系。这对皇朝的统治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长安城中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能因此而显现出辉煌的成就。这是国内其他都会难于比拟的，也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

第三节隋唐两代的陪都与其有关的道路

隋唐两代的陪都前代皇朝往往于都城之外，建置陪都，隋唐两代亦复如此。隋时本以长安为都城，炀帝又以洛阳为东都。唐高宗显庆年间，因隋旧规，再事设置。其后陆续建立的陪都，计有太原（本并州，改称太原府）、河中（本蒲州，改称河中府）、蜀郡（本益州，改称蜀郡，又改称成都府）、凤翔（本岐州，改称凤翔府）、江陵（本荆州，改称江陵府）六处。这六处陪都建置的时期不一，作为陪都的年代亦长短不同。和长安合称的最多也只有五都。就是五都的称号前后也不尽相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以长安为中京，凤翔为西京，蜀郡为南京，加上原来的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共为五都。上元元年（760）省去了蜀郡的南京，另以江陵为南部，仍为五都。上元二年罢去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实际上仅留下长安一处。到了宝应元年（762），复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部，江陵府为南部，太原府为北都，依然是五都并立。这里就分别加以论述。

洛阳及其交通道路洛阳位于伊洛流域，当黄河中游和下游之间，所谓得天下之中。形势甲于各处，土地亦复肥沃，故以前一些皇朝就以洛阳为定鼎之地。隋唐两代虽皆以长安为都城，洛阳却均成为当时的陪都。隋炀帝即位之初，首先经营东都。唐高宗及其皇后武则天，亦皆久居洛阳，不作归计。洛阳虽为陪都，并不稍逊于长安。就是其中宫殿街道的建设，也和长安有相仿佛的规模。只是户口比较少些。隋河南郡领县十八，有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户，唐天宝年间，河南府领县二十六，有户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有口一百一十八万三千零九十三，皆较长安为少。洛阳附近多山地，是不能和长安都一样的。隋时每县平均还超过万户，唐时每县却仅有七千余户。唐时河南府之西，另设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天宝年间，陕州领县七，有户三万零九百五十，有口十七万零二百三十八。隋时未设陕郡，其地皆隶于河南郡。河南郡辖地既广，领县不多，故户数显得稍多。唐时如以陕州户口合于河南府，则还稍多于隋河南郡。唐天宝年间，河南府各县人户平均不到一万，山地人口稀少，不能与平原相提并论。应该说，当时洛阳城中户口还是较多的，只是具体数目尚未能确知而已。

洛阳地属中州，交通便利，由长安东向的交通道路，出潼关后即达到洛阳，再由洛阳分歧，转往东方各处：车骑相接，固已相当发达。隋炀帝开凿通济渠更以洛阳为起点，凡由通济渠前往长安的就不能不通过洛阳，故洛阳在其盛时，相当富庶。洛阳人自来擅长经商贸易，在这样条件下更能发挥其所特长。

洛阳固然绾毅着长安东向出潼关的道路，作为重要的陪都，也有由当地向外辐射出去的道路。由洛阳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的道路，就是其中的一条。这条道路经过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而至并州。这就是隋炀帝所修筑的驰道。这条道路修成之后，炀帝即行北巡。炀帝这次北巡，不仅到了并州，更北还到过榆林（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和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炀帝还曾由榆林到过云内。云内即云中，其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由并州前往，中间还要经过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和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州）。

由洛阳南行，也有相应的道路，这是经过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到邓州。到了邓州就可和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的道路相合了。据当时记载，邓州东北至东都六百四十里，其间往来也是方便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由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至长安、洛阳的二京路。这条道路虽由庐州起行，却也是东南自会稽、朱方、宣城、扬州，陆行抵京师的道路。会稽为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朱方为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宣城为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这三州和扬州，都在长江下游。长江下游去长安和洛阳，自应取道官河和汴渠，如果舍舟登陆，改取捷径，就要由这条道路前行。由这条道路到洛阳，要经过察（治所在今河南汝南）、汝两州。两州皆濒汝水，其东南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属安徽）也是有水道可以利用的。由汝州北去洛阳，就只有陆路了。洛阳以西，自有去长安的道路，那是要经过崤函山地的。

太原及其交通道路太原和洛阳同为陪都，其地位又次于洛阳。太原作为陪都。始于武后的天授元年（690），其后具体称号虽间改易，陪都的地位并未有所更动。太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间，又位于河东道的中部，也就形成了这一地区间的交通枢纽。前面已经说过，太原和长安、洛阳之间都各有道路，由长安北来的道路，至太原后延伸向东，出娘子关，达到太行山东的恒州。由洛阳北来的道路，至太原后又延伸向西北，至于榆林和五原，也就是唐时的胜州和中受降城的附近。在太行山东，由恒州北行，可以直抵幽州。其实由太原前往幽州，还可直向北行，折向东北。这要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北），经过蔚州治所的灵丘县和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县）。唐代后期在这条道路曾有过不少的军事行动。德宗建中年间，朱泚据长安，李晟时驻军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闻都城有难，乃自易、定引军西还，出飞狐道，至代州。代州已在句注山南。这里称为飞狐道，是因为途中经过飞狐口。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由飞狐口东经易州，就可抵达幽州。唐穆宗长庆年间，据有幽州的朱克融，纵兵掠易州，寇蔚州。其时蔚州治所已移至今河北蔚县。就是至这新州治所，也须经过飞狐口。蔚州治所移向东北，正说明那里也是一条重要道路。唐昭宗乾宁年间，据有太原的李克用进军征讨幽州的刘仁恭，就是经过代州进至蔚州，在蔚州和妫州（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之间的安塞军，为燕军所败，则这条道路当由妫州东南入居庸关而至幽州。

太原之北，代州在交通上应居有重要地位。由太原至榆林、五原和至幽州的道路，就在这里分路。由太原北至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的道路，也是由这里向北行。云州本为北魏的平城，帝都所在自与其南的太原多所交往。就在太原至代州这条道路的西侧还有一条南北通道，这条道路是由太原溯汾水之西北上，汾水源头有汾阳宫，为隋时所筑，就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今宁武县东北有其时的楼烦关。隋炀帝北巡归来，就经过楼烦关，而至太原。其后刘武周亦曾袭破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进取汾阳宫，也是由这条道路深入的。

河中及其交通道路河中本为隋的河东郡，唐代前期的蒲州，玄宗开元年间置中都时始改称河中府。河中府于开元和元和年间而次置为陪都，前后只有三四年光景。河中府于隋时就为大郡，所领十县，有户十五万七千零七十八，天宝年间所领八县，有户七万零八百，也是雄州，而且还是河东采访使的治所。不过作为陪都，也许是因为处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故能获得中都的称号。后来凤翔成为西京，与洛阳分居长安的东西，这里中都的名称就难以存在了。

河中是位于蒲津关外，有道路直通并州。渡河南行，就是潼关，经过潼关的东西道路，也使河中能够得到若干方便。

凤翔及其交通道路凤翔本为隋扶风郡，唐代前期的岐州，肃宗至德年间改称凤翔府，未几即置为西京，为时也是相当短暂的。隋扶风郡领县九，有户九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为当时的大郡。天宝年间仍领九县，却只有户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有口三十八万零四百六十三，较之隋时减了许多。不过由于位于由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和通往梁州、益州的道路交汇之处，形势是相当重要的。由凤翔向北行还有两条道路，可以在这里提及。其一，经过陇州通到原州的西北。唐德宗贞元年间，李晟由凤翔袭击吐蕃于摧沙堡。摧沙堡在原州西北。这条道路主要段落应是西汉时的回中道。汉时匈奴向南侵扰，进入萧关，由回中道进扰雍县。汉雍县就是唐 凤翔府治所的天兴县。其二，经过其北的泾州、宁州、庆州（治所依次在今甘肃泾川、宁县、庆阳），到达灵州。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之后，就由这条道路回到凤翔。

江陵及其交通道路江陵本为隋时的南郡，唐代前期的荆州。肃宗上元年间，始置南都时，以荆州为江陵府。隋南郡领县一十，有户五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已不能和河东、扶风两郡相比拟。唐荆州于天宝年间仅领县七，有户三万零一百九十二，有口十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较隋时又颇为减少。据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借其初”。江陵位于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通往岭南广州的道路上，地当冲要。又以濒于长江岸上，溯江而上，可至益州，循江而下，可至扬州，交通如此便利，户口不应如此稀少，又不必待邓、襄、两京百姓衣冠南迁，始得有所增益。其实江陵的道路还应增添。江陵之南为澧州（治所在今湖南澧县东南）和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澧州濒澧水，朗州近沉水入洞庭湖处。以前人说到这里的交通，多谓浮沉湘。这是说可由洞庭湖中溯沅水而上，至其沿流各地。东汉初年，刘尚击武陵蛮，就是溯沅水行军的。如果由江陵渡江南行，也相当便捷。唐宪宗元和年间，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就是由江陵南行的。禹锡有诗《松滋渡望峡中》。松滋在今湖北松滋县西北，盖其渡江处也。沅水是一条大水，沿流多可通船只。由朗州可以通到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沅陵）。由辰州西南行，水路可以通到锦州（治所在今湖南麻阳西南），南行水路可以通到叙州。叙州治所为龙标县，在今湖南黔阳县西南。唐时诗人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就是此地。昌龄南去龙标，当溯沅水而上。

唐代陪都尚有蜀郡。蜀郡本隋时旧称，唐代改称益州。其置都在肃宗至德年间，其时又称蜀郡，故以蜀郡相称。不过置都之年已改蜀郡为成都府。置都未久，即复罢去。益州本为剑南道采访使的治所，也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将于下节再行论述。

第四节以“扬一益二”见称的经济都会的交通道路

经济都会

“扬一益二”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这和长安、洛阳不同。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扬一益二”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隋炀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就由此过岭。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前面所说的张九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这是江南河的终点。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原来还是有道路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唐肃宗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广记》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唐宪宗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州境有故桃关。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

第五节开元年间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

隋代疆域区划以州为主，其后改州为郡，实际上并无所更张。亦曾设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似无具体建置。唐太宗贞观年间，始因山河形便，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玄宗开元年间再加分析，遂成十五道，每道皆置采访使，以检察非法。采访使各有治所，因而成为各道的都会。这十五道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京畿、都畿的治所分别在京师和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以下各道治所，依次为汴州、蒲州、魏州、鄯州、襄州、梁州、益州、扬州、苏州、洪州、黔州和广州。蒲州和益州皆为陪都，扬州又为最大的经济都会，与东西两都皆已曾道及，这里接着论述其他九道采访使的治所。

汴渠岸上的汴州汴州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是由于当地位于水陆的要津，四通八达，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由长安和洛阳通向东方的道路就是经过汴州。汴州和其东北的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河之隔，中间虽夹着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也还不算很远。就是和河北各处都可以通过魏州相互往来。汴州之南同样也可以达到相当遥远的地方。汴州之南为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和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再南为蔡州。唐中叶后，据有蔡州的藩镇，先后叛乱数十年，其间也尝争夺过汴州，军事往来，往往取道许州，当是许州一途较为便捷。就在唐军进讨吴元济时，鄂岳（驻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的军队也尝由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进讨。通过这样一些军事活动，可知由汴州南行，经过蔡州和安州，还能达到鄂州。

汴州虽有这样一些陆路，主要交通还是凭借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还有助于交通。汴州之南，原来有一条蔡水，可以通到陈州。蔡水下游流入颖水，在这中间还分出一条涡水，因而和颖水、涡水两流域都能有所交往。唐德宗初年，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桥（在今安徽宿州）阻遏汴渠运道，漕舟就由涡口（在今安徽怀远）进入涡水，运到汴州。

唐人对这样的都会也有相应的评论。据说：“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既然是“当四会五达之通庄”，也就“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所说的倒也符合汴州具体的形势。正是这样，才使“汴州成为四战之地”，特别是在唐代中叶以后，汴州更成为“危邦”，而且这样的“危邦”，还是“积年”都不易有所改变的。

汴州成为“危邦”固然是与四战之地有关，实际上却是汴渠促成的。汴渠为漕运要道，而汴渠流经汴州城下。唐中叶以后的跋扈藩镇，有的就争夺汴州，甚而据有汴州，企图控制漕运道路。如果所谋得逞，就能使长安城中的皇朝难于维持下去。唐德宗时，李希烈进攻汴州，江淮路绝，朝贡粮米就不能不改道西运。及汴州失陷，皇朝也就不能不以全力相争夺。李希烈虽然未得所逞，这种局面并未稍有改变。后来朱温据有汴州，就是以汴州的兵力倾覆唐朝的。五代时，石敬瑭以“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因而就把后晋的都城，从洛阳迁到汴州，并改置开封府。中经后汉、后周两朝，到了宋代，竟然成了定制。

永济渠南段的魏州魏州虽非位于永济渠的南口，却可控制永济渠的全流。循永济渠而下，就能直达永济渠终点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东些，因而不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并非很远，还可互相调剂。魏州之西，就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西南为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西北为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相、卫、洺三州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道路经过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与这条道路相联系。

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诚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仅就河北道来说，则显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间也应该有道路可以互相往来。这条道路中间经过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唐德宗兴元年间，朱泚僭号于长安，朱滔在幽州就纠合回纥杂虏，由这条道路南攻贝、魏两州，以图西入关中。

安史乱后，唐始置魏博节度使，即以魏州和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为名，而魏州为其驻节之地。魏博两州相邻，其间自有道路相通。博州之南隔着黄河为郓州（治所在今山东东平西北），博州之东隔着黄河为齐州，魏州之南和汴州之间也只隔着滑州。其间当然都是有道路的。这样说来，在太行山东平原的南部，魏州应该是一个水陆交凑的中心。

不过促使魏州繁荣的还是由于永济渠的开凿成功。永济渠可以通江淮之货，江淮之货运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幽州以南几乎无州不产，向外运输大都要借永济渠，运到中原去的，更须经过魏州，魏州的繁荣是离不开永济渠的。

陇西的鄯州鄯州位于黄河支流湟水的沿岸。由长安西行，出大震关，经秦、渭两州，再经临洮军和河州，通往西域的道路，就经过鄯州。出大震关西行，还有一条道路，是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过兰州和龙支城，也可达到鄯州。唐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就是`由这条道路经过鄯州前往吐蕃的。成纪在现在甘肃秦安县西北，当时为秦州属县。秦州治上卦，为今天水市。刘元鼎不由上邽西行，知其所行的并非由大震关至鄯州旧有的大道，而是另取新路。武川之地不可确知。广武梁应在其初到黄河岸边的近旁，不能远至兰州之西。龙支城乃在今青海民和县东南，故得由此西抵鄯州。今由天水过秦安，又经通渭、定西等县至于兰州修有公路，也许是就原来的旧迹修成的。

鄯州之北，越过姑臧南山为凉州。鄯州和凉州之间亦有道路可以通往来。姑臧南山下设有隶属于凉州都督府的张掖守捉，山下设守捉，当是已有道路。唐玄宗开元年间，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凉州，曾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其出兵之途当系这条道路。

鄯州西北通西域，西南又可通吐蕃。通吐蕃的道路乃是出赤岭。赤岭今为日月山，在青海湖东南。由赤岭经今青海多玛，渡过黄河。黄河以南的驿程可考知的有众龙驿，在今青海称多县北。过犛牛河和截支川，即今长江上源通天河和澜沧江上源札曲，再过悉诺罗驿、野马驿、阁川驿、农歌驿，逻些城即在农歌驿的东南。悉诺罗驿和野马驿在今西藏安多县北。阁川驿则在那曲县。其中有些段落，并不与现在公路相合。不容相互混淆。

鄯州于隋时为西平郡。西平郡领县二，有户三千一百一十八：唐天宝年间，领县三，有户五千三百八十九，有口二万七千零一十九，较隋时为多，然皆不能和内地各都会相比拟。鄯州作为通西域道路的都会，商旅云集，经济繁荣，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借记载不多，不易知其具体情况。近年在西宁市内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货币，今西宁市距鄯州治所稍远，已有如此发现，则当时鄯州城中可能有一番交易盛况。

秦岭巴山之间的梁州梁州虽处于秦岭巴山之间，却地当南北孔道，经过此地可以南去益州。由长安至梁州，就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几条谷道；由梁州至益州，又有直达剑州的金牛道和直达巴州的米仓道。这都是前面已经论述过的。

梁州居于汉水的源头，沿着汉水可以通到山南东道的襄州。汉水下游入千长江，为长江重要支流。每当中原乱离，汴渠难于通航时，江淮漕粮就须由长江转入汉水，运至梁州；有时还须由梁州，运至关中西部。

由襄州西北行至梁州，固然司由汉水上游，却还另有条陆路。这条陆路是由襄州西北的均州（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向南通到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再经房州所属的竹山（今仍为县）、上庸（今竹山县西南），又西北至于金州。这均、房之间七百里，直到宋时还有人称道。而上庸以西七百里，早在曹魏之时就已经疏通治理过。由金州继续西行，经磝头（今陕西石泉东南汉水东岸）、黄金（今陕西洋县东北），再西即达梁州。

由梁州西行，循经过兴州北上出散关前往长安的道路，至凤州河池县（在今甘肃徽县），再经成州，就可至于秦州。这是三国时期魏蜀两国不时交兵的旧路。安史之乱波及到关中时，杜甫就曾由这条道路辗转入蜀。

梁州之地虽说是地沃而川险，物产并不富饶。据说“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唐德宗在梁州避乱时，当地号称“供亿无缺”，这显然是过分的褒辞。唐德宗到达梁州之时，江淮租布不能再借汴渠运输，改道由汉水西上。猝然改道，自然就难于计时运到。时已入复，唐德宗自己还穿着冬服，随来的军士也就更说不上春衣，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不如南去益州为佳。当江淮租布运到之时，供应自然好转。及德宗离去，梁州还是恢复了旧时的风光。

汉水中游的襄州襄州位于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经过邓州，至于荆州，更南至于广州的道路上，地位相当重要。襄州见重于当世，还在所濒的汉水。每当汴渠漕运受阻，或长安因事不守时，江淮租布就得转道由汉水西运，经过襄州，运到梁州。

由襄州至长安和梁州，除过这两条道路外，还有两条歧路：其一为由襄州西北行，经过房州，至于金州，再往西行，达到梁州。这是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的。还有一条就是所谓上津路，上津为唐时商州属县，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县属商州，南距汉水并非很远。这条道路就是在上津县离汉水北行，过丰阳县（今为陕西山阳）而至商州。当邓州的道路受阻时，江淮漕运就由此绕道输送至长安。现在这条道路仍然通行，陕鄂之间有漫川关，道路就通过漫川关。这是应无疑义的。可是当安禄山入据长安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长安既已失守，江淮漕运如何还能经过商州运到扶风？其实这里所说的上津路只能当作经过上津的道路，不能即作为一条道路的名称。当时是经过上津县，由汉水继续西运。至于梁州，再由梁州陆运，越过秦岭运到扶风。这是上津与漕运有关见于记载之始，并非这时就有上津路的路名。唐德宗建中年间，始因李希烈据有邓州，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才有这条道路。当时由上津溯汉水西上的道路也称金商道，是指金州和商州之间的道路，也就是由上津至金州的道路，可见由上津溯汉水西上的道路，并非就称为上津路。

襄州之北赴长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东南各处也有歧路，不必都过荆州。由于汉水可以航行，则由襄州东南行，就不必绕道江陵。白居易被贬于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其赴任时，到了襄州，就由汉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过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县，已在江陵之东了。韩愈由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北归长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转至安陆（今仍为县），又过随州（治所在今湖北随州），再由随州至襄州。安陆、随州皆离汉水稍远，可知汉水近旁别有一条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太湖之滨的苏州苏州的治所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市。它位于江南河畔。论苏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这条河流。还可以说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由于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围各州都不时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发展更为迅速。论苏州的户数，在隋时远不如其附近丹阳（扬州）、会稽（越州）、毗陵（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之多。就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在常、润、湖、越诸州之下，可是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就超于诸州之上。天宝年间，这里的十万户州，仅有常、润二州，苏州尚难望其项背。可是到了元和年间，这里的十万户州，就只有苏州一州了。元和年间，苏州人户的增加是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据说“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迁，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这样的说法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天宝年间，苏州有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和年间增到十万零八百零八，增加了三分之一。人户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都会的繁荣。当时人说：“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所谓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丹阳而言。吴郡就是苏州，吴兴为湖州，丹阳为润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围，俱是富庶地区，故为当时国用所恃依。论湖州的人户，无论天宝年间或元和年间，都不及苏州的繁多。润州人户，天宝年间虽超过了苏州，可是到了元和年间就远不相及了。这是说，三吴虽负担半数的国用，苏州的负担当为更多。可以想见苏州的繁荣超过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于最前列。

赣水下游的洪州洪州位于赣水下游，也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越过大厦岭可以达到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上行可去到都城长安，下行可以直达扬州；由洪州东行，经过衢州，可以到杭州和苏州。这都是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由洪州西行，还可到袁州。韩愈由潮州归来，即由赣水而下，转至袁州，又由袁州到了洪州。由袁州西行更可达到潭州。由洪州和袁州到潭州的里程，当时都有明确的记载。

唐初人士对洪州民间的勤于耕稼和纺织颇加称道。其所产的绫绢虽非上乘，可是洪州的财赋依然是皇朝的“国用所系”。还应该指出，天宝年间，洪州有户五万余，有口三十三万余，并非很少。元和年间，有户将近十万，已和苏州相差无几，当地财赋孔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黔中道的黔州黔州治彭水县，迄今仍为四川彭水县。地处涪陵江水下游，涪陵江水就是现在的乌江。涪陵江水流贯全道，惟谷深水急，险滩相接，迄今犹不利于航行。好在中下游还可稍通舟揖。由黔州溯流而上，水路可至思州（治所在今贵州沿河），更上还可到费州（治所在今贵州思南）。顺涪陵江水而下，可到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涪州已在长江岸上，由涪州溯江而上，可至成都，若顺江而下，可至江陵。由黔州北去都城长安，有两条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万（治所在今四川万县）、开州（治所在今四川开县）路。万州和江陵府都在长江岸上，就可顺江而下。黔州之北为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忠州就在万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万州，道路显得近些，惟多为山路，不如涪州的便捷。开州在万州之北。由开州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越过巴山，可以达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长安。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杨贵妃由涪州取鲜荔枝，所行的正是这条道路。黔州正在涪州之南，亦可由之去到长安。

黔州交通虽较为困难，仍可远通南诏。南诏与唐的往来，其间道路不少，有一条乃是出牂柯，从黔府入。牂柯之名为前代旧称，隋时尚设有牂柯郡，其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县东北。唐时所置的羁縻州中，亦有牂州，当系隋牂柯郡的故地。牂州东北为充州。充州之北就是费州。费州有路可至充州和牂州，惟已不是涪陵江的水路。由黔州西南入南诏，当是由牂州前往的。

黔州于隋时为黔安郡，郡领二县，仅有户一千四百六十。唐天宝年间，黔州领县六，亦仅有户四千二百七十。一州的户数尚不如内地一普通县邑，应该说算不上一都之会。不过既作为一道的治所，而所属又有许多羁縻州，且能与南诏通往来，在政治上似还有一定的作用。

岭南道的广州也是当时所谓边州通域外道路的起点。容在后文另行论述。

第六节 十万户郡或州的治所

《隋书·地理志》于各郡之下皆记载有户若干，两《唐书》的《地理志》亦皆兼记户口，可以据以略见其时各地人户分布的情况。至于都会人户的多寡，殆无具体的记载。不过已知郡或州的人户数字，就可以稍事推究。各郡或州皆有属县，从而可知每县的平均户数。郡治或州治的人户应较其他属县为多，至少不低于所得的平均数字。其户数较多的郡治或州治可能就是一方的都会。其时各郡或州，人户较多的都在十万以上，这里就据以论述各地的都会。

隋时十万户郡的治所 隋时统一南北，稍得承平，户口就能岁有增益。当时职方所辖的一百九十郡中，京兆郡为都城所在，独有三十余万户。十万户以上郡还有三十三郡。这三十三郡绝大部分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都在由都城通往各地的道路上。这显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达，也显示出这些郡的治所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都与交通有关。正是由于交通的便利，使它们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

由都城长安东行，首先达到河南郡。河南郡为东都，人户超过二十万。河南府以东，十万户以上的郡依次为荥阳、济阴和鲁郡。荥阳郡于唐为郑州。唐时郑州之东为汴州，为沿汴渠的重要都会。隋炀帝大业年间废汴州为浚仪县，以之属荥阳郡，可能是通济渠初凿，汴州的重要性还未显示出来的缘故。也是因为汴州被废，遂使荥阳郡的户数有所增加。济阴郡于唐为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鲁郡于唐为兖州。唐武则天时，曾由汴州修凿湛渠，以通曹、兖之漕。当是其间本有道路，再开渠道使其更便于运输。

由洛阳于黄河南侧东北行，这条道路上的十万户以上的郡为东郡（唐滑州）、济北（唐济州，治所在今山东在平西南）、齐郡（唐齐州）和北海（唐青州）。唐高宗东封泰山，曾循着这条道路达到齐州，自是隋时已有的旧道。

太行山东的十万户以上郡最居多数，分布在南北向的两条道路和永济渠旁。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的为汲郡（唐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魏郡（唐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武安（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赵郡（唐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襄国（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恒山（唐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博陵（唐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七郡。隋场帝致祭恒山，就是由这条道路北上的。这条道路上远自秦汉以来，沿途就先后兴起若干经济都会，隋时较前更为繁多。在这条道路的东侧，还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就是由唐时魏州向北通到幽州。隋时在这条道路上的十万户以上的郡就有武阳、信都和河间三郡。武阳郡就是唐时的魏州。信都为唐时的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河间郡为唐时的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永济渠在这两条道路之东。永济渠是隋炀帝开凿的，隋炀帝就由这条渠道前去讨伐高丽。这条渠道旁也有三个十万户以上的郡，为武阳、清河和平原。武阳郡固然可由陆道前往幽州，由水道也可以前往，虽稍为迂远，却较为便捷。永济渠可以直达涿郡。涿郡就是唐时的幽州。武阳郡有这样水陆交通的条件，其治所应该较为繁荣。这一郡的人户二十一万有余，超过了东都洛阳。永济渠旁最为繁荣的都会，应该数到清河郡（唐时贝州）。清河郡有人户三十余万，几乎和都城所在的京兆郡相差无几。永济渠也经过平原郡，平原郡为唐时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距永济渠稍远。平原郡有人户十三万有余，还是较多的。可是平原郡治所就没有清河郡那样的繁荣。永济渠还 经过渤海郡。渤海郡为唐的沧州（治所在今山东阳信西南）。渤海郡治所距永济渠较平原郡治所还远，繁荣的程度当然也就更不如了。《隋书·地理志》于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颇加称道，谓其人务在农桑，并非过誉。其他各郡未见这样褒辞，揆诸实际，可能是稍稍弱些。

由洛阳往北，经过河内郡（唐怀州），越太行山，经上党郡（唐潞州）而至太原郡（唐并州太原府），由太原郡西南行，经过河东郡（唐蒲州）而至长安，这是当时的两条重要道路。这几郡都有十万户以上的人家。而以上党郡的人户较少，仅十二万余户。《隋书·地理志》虽亦称道上党人多重农业，这应是确实的评价。不过上党地高气寒，难于和太行山南的河内郡、汾水流域的太原郡、黄河沿岸的河东郡相比拟。

经过洛阳东南行，也有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上也各有十万户以上的郡，就是通济渠侧畔的梁郡（唐宋州），蔡水行将入颍水处的淮阳郡（唐陈州），还有东南至庐江郡（唐庐州）的道路上的襄城（唐汝州）、颍川（唐许州）、汝南（唐蔡州）三郡。这条道路唐时庐州人称之为二京路，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隋书·地理志》称道这几郡，谓其好尚稼穑，与荥阳、济阴两郡相似。同在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应该都相仿佛。淮阳濒于蔡水，在通济渠未开凿前，蔡水本为通往东南的水道，虽其时已显得湮塞，行人似未绝迹，所以淮阳郡仍能依旧繁荣。

这里所提到的都会都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应该指出，长江流域也有两郡，就是江都和蜀郡，也就是扬州和益州。扬州有户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所领却有十六县，平均每县只有七千二百二十户。益州有户十万五千五百八十六，所领十三 县，平均每县也只有八千一百二十二户。这样说来，扬、益二州的治所就不应该作为都会。可是这两州，特别是扬州，当时不仅是一都之会，而且是相当繁荣的。它的繁荣甚至博得隋炀帝的喜爱，还为之开凿了通济渠，前去巡幸，乐而忘返。这样说来，扬州治所的人户不宜以所属各县的平均数计算，应该是超出许多。

天宝年间十万户州的治所 经过隋末的乱离，人口普遍减少，唐初休养生息，始得逐渐恢复，迄至玄宗开元年间，才能与隋世相仿佛。可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前后也难免稍有差异。以天宝年间人口计算，十万户以上的州就较隋时为少。这些州大体仍为隋时的旧郡，故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条重要道路上。由长安东行，到了洛阳。洛阳属河南府，也就是以前的洛州。洛阳仍为唐的东都，有人户十九万余，依然是次于长安所在的京兆府，而为其他各州所不及。由洛阳东去的道路上，十万户以上的州，为汴州和曹州。曹州为隋济阴郡。汴州却是新兴起的都会。这是由于通济渠船舶畅通而兴起的，也取代了隋荥阳郡的繁荣地位。由汴州顺通济渠而下就到了宋州。这是隋时的梁郡，唐时依然繁荣。

太行山东十万户以上的州，唐时仅有相、魏、冀、贝、沧六州。相州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魏、冀两州则在更东的南北道路上。魏州又和贝、沧两州在永济渠畔。这几州中，贝州以储供给北军的用品及漕粮而被称为天下北库，最有名于开元天宝盛世。太行山西的十万户以上的州，这时就只有一个并州。并州被设置为唐的北都。

唐时黄河中下游的十万户以上的州是减少了。长江流域却有增加。这显示出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长江流域最为繁荣的州城，是扬州和益州，即所谓“扬一益二”。可是就在玄宗天宝年间，益州有户十六万余，扬州才有七万余户。扬州所领七县，平均每县也还有万户。就把各县的户数都计算到扬州城内，也还不到十万户。可能外来的旅人和商贾相当众多，熙熙攘攘，显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长江流域其他十万户以上的州，为襄州、宣州、润州、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苏州和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襄州为山南西道采访使的治所，就在由长安出蓝田关东南行的道路上。宣州在今安徽南部濒于长江南岸，只是州城稍稍偏南些，依然是藉着长江的交通得到更多的发展。润、常、苏三州都在江南河畔，自然得到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润州是位于江南河和长江交会的地方，条件更为有利。润州和扬州隔江相对，润州却要让扬州一筹。扬州当长江和官河也就是刊沟交会的地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处运往长安的漕粮，都必须经过扬州，而润州却只能绾毂江南河一路，所以不能和扬州相提并论。至于其南的委州，则是位于由润、常、苏等州南行，前往福州、建州以及洪州的道路上。

元和年间的十万户府州的治所 元和年间，李吉甫以当朝宰相撰著《元和郡县图志》，志中所列十万户以上的府州，仅有京兆和太原两府，襄州和苏州两州， 较之天宝年间，减少甚多。李吉甫在撰著此书之前，曾奏上所撰的《元和国计簿》，据说：“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复、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不申户口就难以确知当地的具体户数。其实就是申报户，也难得都有十万户以上的州，因为经过安史之乱，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不易恢复天宝年间的盛况。不仅黄河流域如此，长江流域也受到影响。天宝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宣、润、常、婺等州的人户都有所减少，失去原来的繁荣，这就更不必再说黄河流域了。所不可知的乃是扬州的情况。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部分早已佚遗，缪荃孙所补辑的阙卷逸文，也未能补出扬州的元和户数，无从核对。当时以“扬一益二”并称，益州的户数也大量的减少，扬州就是有所增加，也是不会很多的。

江南河上的杭州和西域遁中的凉州 唐人很重视十万户州。对一些人户还没有十万的州也以十万户州相称，显示出这些被称为十万户州是相当繁荣的。前面曾征引过诗人赵嘏对于扬州的称道：“十万人家如洞天。”天宝年间，扬州一州才有七万分户，扬州城内如何就能有十万人家？但说到扬州城内的“笙歌夜上木兰船”，确是道出扬州繁荣的盛况。杜牧称道湖州，也说：“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湖州就是现在浙江湖州市，位于太湖之滨，富庶的所在可以承受“天下根本之地”的称道。可是元和年间，湖州才有人户四万有余，还不到十万户州的一半。像这样的称道还可举出一些，这里就特别论述杭州和凉州。

以杭州为十万户州，也出自杜牧的称道。其实杭州也只有五万余户，比湖州稍多一点。杜牧以“天下根本之地”称道湖州。湖州固然能承担起这样的称道，太湖周围各州如苏州、常州也都一样可以承担得起，就是杭州也可以包括在内。杜牧称道杭州，还特别指出当地的交通，说是可以远来闽禹瓯越之货，增多商税的收入。作为江南河南端的终点，这是他处所不及的。

以凉州作为十万户州，始见于诗人岑参的篇章，诗中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是在天宝年间到过凉州的。天宝年间，凉州才有二万多户，和十万家差得更多。凉州的繁荣虽有其历史的渊源，但在隋时，其西的甘州却较凉州尤为繁荣。西域道上城镇的繁荣，有赖于所谓胡人来往贸易。隋时，西域胡人多聚集在甘州，朝廷还特设置官吏处理有关事务。唐时，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都州设置陇右节度使，凉、鄯两州并称大镇，这就有助于凉州的发展。不过就在唐代初年，凉州已“为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殆已超过了甘州。其繁荣的情景甚为当代所重视，安史乱后，凉州没于吐蕃，人们对于凉州的盛况，还是深切地怀念，元稹在其所作的《西凉 伎》诗中就曾经说过：“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样的怀念显示出凉州的繁荣固然由于商胡的众多，当地的物产也是相当富饶的。

第七节边州赴域外的道路及沿边沿海的都会

庸德宗贞元年间，贾耽曾考核方域的道里，兼记载从边州入“四夷”的路途。据其所记，最为重要的道路共有七条：一为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为安西入西域道，六为安南通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可以说是相当广泛的。

营州入安东道营州在今辽宁朝阳市。濒于白狼水。白狼水今为大凌河。自狼水河谷为内地通往东北各地的主要道路，远在东汉末年，曹操征乌丸就是由这条道路进兵的。下至隋唐时期，由沿海东行，道出渝关，已为通行的道路，但营州的重要位置并未稍有改易，后来竟成为平卢节度使的治所。

由营州渡辽水东行，首先经过的是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数经迁徙，这里所说的安东都护府为汉襄平城的故地，也就是现在辽宁辽阳市。这个位于辽水之东的都护府因之成为东北地区的交通中心。东南行可至平壤城，也就是安东都护府最初设置的地方。在这条道路的中途，还可至鸭绿江北的泊汋城。由故襄平城西南行，可至都里海口。都里在今大连市西南海滨。由故襄平城东北行，经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和渤海长岭府（今吉林样甸东南），至于渤海王城（今黑龙江宁安），再北还可通到南黑水靺鞨（大致是今松花江下游及其以北各地）。

贾耽所记仅是营州向东的道路。营州所属的只有柳城一县，西北接奚，北接契丹，而与契丹交界极近。西北至契丹界才七十里，东北至契丹界也只九十里，就是距契丹牙帐也不过四百里。相距如此之近，不能说没有交往。开元年间，营州都督宋庆礼就曾招集胡商，为立店肆，而安禄山也以能解六蕃语，得为互市牙郎。在当时的交易中，蕃马实为大宗。当时规定，每值蕃马出货，选其少壮的，都由官家收购，这自然有助于营州的繁荣，成为一方的都会。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为河南道最东的一州。由登州渡海，过大谢岛等岛，经乌湖海，也就是现在的庙岛列岛及渤海海峡，至于都里镇，再循海岸曲折东南行，可至新罗王城（在今韩国庆州）。如由鸭绿江舟行上溯，直至渤海神州（在今吉林浑江东南），再陆行至于渤海王都。

登州虽在海滨，然西南行，经青、齐诸州再西可至洛阳和长安，中间由齐州渡河，亦可至魏、贝诸州。登州亦可南通扬州，如由海上往来，则扬州的般舶亦可在登州所属的文登县（令属山东）的乳山、赤山等处登陆，转赴登州。

登州既是浮海东行的启碇处，州城内就没有新罗馆和渤海馆，可见两国使节商旅来往的频繁。当然，唐朝人士出海东行的亦须经由此地。青、齐各处素称富庶的农业地区，其东濒海各州亦非例外，这都有助于登州的繁荣。天宝以后，地方显得调敝，似亦未能使登州海上行旅有所减色，惟遇灾荒饥岁，就不免略受影响。

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无定河北白城子。夏州北至黄河和阴山尚远，似不应以之作为边郡。这条道路由夏州北行，过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渡黄河至当时的大同城。大同城即古永济栅。其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之北。再东北行至诺真水汊。诺真水为今文不盖河。诺真水汊在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这是这条道路所能达到最北处。由此东南行，至古云中城，则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可以说是并未超出关内道的地区。贾耽说：“皆灵、夏以北藩落所居”，这和他所说的边州入“四夷”的道路，是相符合的。

夏州位于阴山山脉之南，为唐代北陲的军事重镇，有屏蔽都城长安的作用。从唐初起，就在夏州设置中都督府，显示当地的重要位置。作为和其北游牧部落往来道路的起点，贸易交往也应该是发达的。

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当时通到更远的北方的还有中受降城入回鹘的道路。中受降城在今年蒙古包头市西南，其南隔着黄河今为达拉特旗。回鹘牙帐在嗢昆水上游之西。嗢昆水今为外蒙古鄂尔浑河。回鹘牙帐其实也就是其先的突厥牙帐。这条道路在突厥盛时即已畅通，并不一定至回鹘时才开辟出来。由回鹘牙帐更往北行，过仙娥河（今为色楞格河），可至骨利干。骨利干在今贝加尔湖旁。再西又可至都播和坚昆部落。都播在今叶尼塞河上源处。由叶尼塞河稍往下行，就是坚昆部落。今叶尼塞河就是唐时的剑河。由回鹘牙帐渡仙娥河，东北行可至室韦。室韦分布于今黑龙江的南北。室韦和骨利干、都播诸部之北，还有些部落，更往北行，也是可以达到的。

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受降城东西并列，相去各四百余里。这是当时最北的一道防御设施。自筑成之后，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这样的形势后来到回鹘雄踞漠北之时，犹未稍减。中受降城正是北陲的重镇，和夏州有相似的作用，其重要还应超过夏州。交通要道亦多有商旅往来，然军力防守，巩固边圉，仍当局于首位。

唐时在边郡设有互市监，掌管与诸国交易事务；特别互市马驼驴牛等，还须报送皇朝。夏州和中受降城既是边州入“四夷”的两条道路的起点，而且所去的部落都是游牧地区，似应一例设置。营州，管理蕃马出货，选其少壮，都由官家收购。夏州和中受降城可能都是如此。即此一端，也是可以促进当地的繁荣的。

安西入西域道安西都护府始设于西州，后乃西迁至龟兹镇。西州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南，本高昌国故地。龟兹镇在今新疆库车县，已在当时的铁门关（在今新疆焉耆西南）之西。贾耽所说的安西为徙至龟兹镇的新址。据贾耽所说，由安西西行，经拨换城，亦即姑墨州，今为阿克苏市。再西度岭，循热海之南，至于碎叶。热海为今伊塞克湖，碎叶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由碎叶城东南行，至疏勒镇。疏勒镇今为新疆喀什市。由拨换城南行，渡今塔里木河，亦即当时的赤河，可至于阗镇，即今新疆和田市。由于阗镇西北行，亦可至疏勒镇。由疏勒镇西南行，登葱岭，上有葱岭守捉，为故羯盤陀国，为安西极边之戌。由于阗镇东行，过且末县，再东就回到沙州。据其所述，这些道路大部在今新疆西南部和南部，中间向西突出，至于伊塞克湖之西。除过于阗一路可以东至沙州外，由其余各处东行，就须经过安西，这是安西能够成为一方都会的重要原因。

安西都护府所治的龟兹城，在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中则作屈支国，这是音译的差异。据玄奘所记，屈支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

安南通天竺道安南通天竺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则皆在南服。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和孟加拉国，皆远在安南之西，中间隔着南诏，由安南去南诏，须泝南道江（今为红河）而上，入剑南道，经朽东城（今云南昆明），西至南诏所都的羊苴咩城。由羊苴咩城再西行，经永昌郡故城（今云南保山），再经诸葛亮城（在今云南腾冲东南），更西南行至于骠国（今缅甸国，其都城室利差咀罗为今卑谬城）。又西北行，至东天竺迦摩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及其附近一带）和奔那伐檀那国（今孟加拉国rajshahi及bogra一带）再往前行，就可至摩羯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和加雅地方）。由诸葛亮城西行，经大秦婆罗门国（在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或今阿萨姆北部以西至于恒河流域），亦可至奔那伐檀那国和摩羯陀国。

安南不仅可西通天竺，南行至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再东南行，亦可至环王国城（今越南越轿）。由州西南行，还可达到文单国（今老挝万象），更南又可至罗越国（今马来西亚柔佛附近）。

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南行可至质。质或称海峡，即今马六甲海峡。其北岸即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过质西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绕行今印度南端，至波斯湾的乌刺国（在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巴士拉），由此换小船至末罗国（在今巴士拉之西），即可至茂门王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城）。

广州和安南广州于隋时为南海郡，安南为交趾郡，户数皆不甚多，似未能和黄河中下游诸大郡等量齐观。唐时广州始为岭南道采访使的治所。开元年间，初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时，广州又为岭南五府经略使的治所。在此稍前，安南亦设都护府，皆为一方重镇。

所谓岭南五府，为广州和桂管（治所即在桂州）、邕管（治所即在邕州），还有容管（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北流县）和安南。桂州濒漓水，漓水下入郁水。邕州即在郁水上游岸旁。郁水下游即现在的西江，流经广州入于南海，故桂、邕两州和广州间的往来颇称便利。容州不濒郁水，濒郁水的为其东北的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容州距藤州才二百余里，可以经由藤州前往广州。广州和安南皆近在海滨，可借海舶以通往来。邕州南去广 州一千里，则其间也是有道路的。

广州和安南在隋时虽户数不多，不能和黄河中下游的大郡相提并论，可是当地却是相当繁荣的。《隋书·地理志》就曾指出过：“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现，奇异珍珠，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天宝年间，户数虽稍有增加，所增的也非很多。广州才有四万余户，安南更少，才两万余户。户数增加不多，繁荣都未曾减色，依然是两处贸易港口。广州还设有市舶司，以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据说，每海舶至，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所谓纳舶脚，就是征收税款。至于禁珍异，则是控制海舶运来珠宝货物，由皇朝及当地大吏购买后，才允许一般交易。安南虽未设市舶司，每岁也都有海舶往来。往来的海舶以广州为独多，杂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处的船舶，有时竟多至不知其数。婆罗门指的就是印度，昆仑则是唐时对于南洋黑人的称谓。这样说来，有船舶来到广州的海外诸国为数不少。随船舶运来的货物也应相当繁多。王建诗中描述广州的富庶，有句说：“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自家家织，红蕉处处开”；刘禹锡诗中描述广州的海外，也有句说：“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这都应是实录。

贾耽所未提到的明州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市南，和登州同位于海滨。虽亦可泛海去到日本，但没有登州那么重要，因而不为贾耽所道及。登州在天宝年间，所领四县，有户二万余，明州亦领四县，却有户四万余。显得不尽相同。唐德宗贞元年间，日僧空海由长安返回日本，就是由明州起碇的。其后宣宗大中初年，日僧圆仁东归日本，也曾打算由明州归去，由于泊在明州的日本船舶已经离去，才又改道经由登州归去。圆仁虽未能如愿，明州港口还是不时就有日本船舶停泊的。

店时和域外的交通如上所说是相当发达的，有关撰述亦复不少，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杜环《经行记》皆其著者。其中所列诸国间有为贾耽所未涉及。这可能是因为贾耽所记仅限于边州入“四夷”的道路，而此所谓“四夷”，又仅限于通于鸿胪寺者。体例不同，难于并论。虽然如此，由贾耽所记亦可略见当时的声势，也由于所及甚远，商旅往来繁多，各条道路所由肇始的州城或军镇，因而也相应显得繁荣和昌盛。

隋唐两代历年三百余载，疆域广大，州郡繁多。一部之会为数非少。本篇所列，都城长安和各陪都之外，仅略述扬益二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兼及十万户州和边州赴域外道路的起点。至德之后，方镇递增，迄至元和年间，已多至四十八道，各道的节度、观察自各有其治所。地域不同，就难得一律。浙东的越州，浙西的润州，并为观察使治所，前者有户二万，后者有户五万，虽皆不及苏州，也是东南的大郡。剑南的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和益州分为东西川节度使的治所，然梓州仅有户六千，和益州的四万户相差甚多，仍为剑南的上州。可是关中的邠州和鄜州，就很不相同。邠州为邠宁节度使治所，鄜州为鄜坊观察使治所。论其地位和浙东、浙西、东川、西川相仿佛。可是邠州所领四县，才有户二千有余，鄜州所领五县，户数更少，仅得七百五十。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就是通在西域道上，也自有其特色。由于商胡往来，各州都有受益，这就不仅是鄯州和凉州了。即如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虽远在凉州以西，却也和通往西域道路有关。前面说到通西域的道路，仅提到由凉州和甘州，经瓜州出玉门关通往西州的道路，其实由瓜州西南行，经沙州向西还是两汉以来的老路。沙州西有阳关和汉时玉门关。出玉门故关西北行，仍可去到西州。出阳关西行，亦可到达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唐初玄奘取经归来，所行的就是这条道路。沙州所领二县，旧有户四千有余，算不得大州，可是莫高窟中隋唐时人所建立的部分，仍可显示当时沙州的盛况。就是在吐蕃据有陇右之后，张议潮举州归来，沙州还能支持相当悠长的年代，可见当时富庶的梗概。像这样一些情况，都难得一概而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