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起兵到即位

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1。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2，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3。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1。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2，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3。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1《酉阳杂俎》卷一。

2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1《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2《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3《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1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1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2。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3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4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5。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6，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7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曰名例，1《贞观政要》卷一。

1《贞观政要》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34《贞观政要》卷三。

5《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6《唐会要》卷三九。

7《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1。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2。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3。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4。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5。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6。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7。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1。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2。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3。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4。八年九年，“频至丰1《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2《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5《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6《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7《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1《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2《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3《贞观政要》卷一。

4《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5。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1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2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1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1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1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1。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2。从5《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1《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2《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

1《唐六典》卷九《史馆》。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第三节求贤和纳谏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1。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2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3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4。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1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2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3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1《贞观政要》卷七。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4《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1。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2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3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4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1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1《贞观政要》卷二。

2《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

4《贞观政要》卷十。

1《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

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2，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3。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4，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1，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2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西州刺史。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1。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1《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1。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2。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3。“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4。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1《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3《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太宗晚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1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2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4。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1。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1《贞观政要》卷十。

2《贞观政要》卷五。

3《贞观政要》卷六。

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2。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3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2《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3《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