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李淳风

天算世家

李淳风，岐州雍（治今陕西凤翔1）人。其父李播在隋朝任高唐尉，因“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2。对天文学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3，注释《老子》，撰《方志图》，有文集10卷行于世。李淳风自幼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等学问。《旧唐书·李淳风传》言李淳风年六十九卒，未及生卒年月。今据其所著《乙巳占》中“余于大业九年在江都，时年十三”之句4，考得李淳风生于隋仁寿二年（602），卒于唐咸亨元年（670）。

唐贞观（627—649）初年，傅仁均所造《戊寅元历》预报日食屡出误差，李淳风上疏驳傅仁均历，所论十八条意见，经过辩论和检验，其中七条被采纳，由此得到唐太宗赏识。“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633），制造浑仪，并著《法象志》七卷奏呈唐太宗，“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贞观十五年升为太常博士，后转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显庆元年（656），因修订国史有功，被封为昌乐县男。龙朔二年（662）改授秘阁郎中，咸亨（670—673）初，唐官制复旧，李淳风还为太史令。1李淳风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天文、数学、历法、星占、气象、仪器制造各个方面。他对浑仪作出重大改革；编制《麟德历》，撰写《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主持编定与注释十部算经。他的著作还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乾坤变异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

十部算经的整理李淳风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定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后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寺祭酒..统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这是国家专门数学教育的开始，唐代在隋的基础上继续举办数学教育，并以算取士。2显庆元年（656）于国子监内设算学馆，同时着手选编算学教科书。据《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载：“先是，太史监侯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唐会要》卷一六称：“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1乾隆《岐山县志》：唐昌乐县男李淳风墓在县东北五里，墓旁有祠。

2《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3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天文大象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4李淳风：《乙巳占》卷二。

1《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2《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

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这十部数学著作。它们是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

传本《周髀算经》，有赵爽注、甄鸾注等，当时虽被称为“算经”，但原文与赵爽、甄鸾的注文都有不尽完美之处。李淳风的工作纠正了这部书存在的缺点，使这部书趋近于完美。李淳风的注释指出了《周髀》中的三点重要错误：一是《周髀》作者以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测量八尺高标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并以此作为算法的根据，这是脱离实际的；二是赵爽用等差级数插值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是甄鸾对赵爽的“勾股圆方图说”有种种误解。李淳风对以上错误逐条加以校正，并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李淳风在批评《周髀》中的日高公式与“盖天说”不相符合的同时，重新依斜面大地的假设进行修正，从而成功地将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测望问题转化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处理，并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现了一般相似形问题，发展了刘徽的重差理论，使得“盖天说”的数学模型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接近“完善”1。并在《麟德历》中重新测定二十四气日中影长，首次引入二次内插算法，以计算每日影长1。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是以刘徽的注本为底本的，但李淳风与刘徽作注的背景、环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为明算科提供适当的教科书，注释以初学者为对象，重点在于解说题意与算法，对于刘徽注文中意义很明确的地方，就不再补注。如盈不足、方程两章就没有他的注文。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后人抄书残缺所致，如南宋鲍澣之说：“李淳风之注见于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阙淳风注文。意者，此书岁久传录，不无错漏。”2李淳风等在注释《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时，引用了祖暅提出的球体积的正确计算公式，介绍了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即“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原理”。在《缀术》失传之后，祖冲之父子的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风的征引，才得以流传至今。

《海岛算经》是刘徽数学研究的独创成果，但刘徽著作的原文、解题方法和文字非常简括，颇难理解。李淳风等人的注释详细列出了演算步骤，从而给初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淳风等对“算经十书”的注释也有不足之处。如在理解圆周率时，轻视了刘徽割圆术的伟大意义，是不公正的。

十部算经成为唐以后各朝代的数学教科书，对唐朝以后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1曲安京：《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42—51页。

1纪志刚：《麟德历晷影计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16—325页。2鲍澣之：《〈九章算术〉后序》，《宋刻算经六种》。

十部算经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1《麟德历》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颁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戊寅元历》首次采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历》之前，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数值来定朔望月。《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颁行一年后，对日月食就屡报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孙“略去尤疏阔者”，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贞观初年，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有八事。唐太宗诏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2李淳风为改进《戊寅元历》作出贡献，被授予将仕郎。贞观十四年（640），李淳风上言：《戊寅元历》术“减余稍多”，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建议加以改正，这个意见又被采纳。贞观十八年，李淳风又指出：《戊寅元历》规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会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诏恢复平朔。改用平朔后，《戊寅元历》的问题更多，改革势在必行。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于麟德二年（665）编成新的历法。经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国子祭酒孔颖达参议推荐1，唐高宗下诏颁行，并命名为《麟德历》2。《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废除章蔀纪元之法，立“总法”1340作为计算各种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近点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国古历的“日”从夜半算起，“月”以朔日为始，而“岁”以冬至为始。古历把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纪年、日，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纪日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纪”；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元”。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但这些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反而成为历法的累赘，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这些周期，如期周（回归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点月）、交周法（交点月）等，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重要数据。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计算十分繁琐，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李淳风就立“总法”1340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1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2《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

1《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2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颁行麟德历诏》：“昔落下闳造汉历云：‘后八百载，当有圣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将八百，事合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昭范。可名曰《麟德历》，起来年行之。”的公共分母，这样，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简便得多。《畴人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盖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1第二，重新采用定朔。《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决，又倒退到用平朔。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脚，《麟德历》改进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风早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并撰写皇极历又一卷。刘焯在北齐张子信关于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术”，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李淳风总结了刘焯的内插公式，用它来推算月行迟疾、日行盈缩的校正数，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为了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新唐书》卷二六所载的《麟德历经》说：“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这里日名指纪日干支中的“干”。还规定：“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个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按这一规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这就是说，用改变一月中未满一日的分数（即小余）的进位方法，来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但应指出，这种“进朔”法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迁就之法，并不是日月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采用定朔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四个大月。

《麟德历》为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1。此说虽有溢美之辞，但由此可见《麟德历》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它作为唐代优秀历法之一，行用达六十四年（66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历》还曾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制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此后，隋朝张胄玄的《大业历》、刘焯的《皇极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历》都考虑了岁差。但李淳风却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内在矛盾，根本否认岁差存在。他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历》考虑岁差，致使“岁差之术，由此不行”。后在728年张遂（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才重新考虑岁差。

改革浑仪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据考，最迟在公元前360年就已制成“先秦浑仪”2。西汉落下闳、耿寿昌与东汉贾逵、张衡都制造过浑仪。前赵光初六年（323），孔挺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他创造的浑仪由两重规环，即李淳风所称的六合仪与四游仪组成。北魏时，晁崇、斛兰用铁铸1《畴人传》卷十二《李淳风》。

1《旧唐书》卷三三《历志一》。

2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4—47页。

造浑仪，其结构与孔挺的大体相同。这些浑仪都是赤道式装置，仅贾逵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淳风指出：现在灵台所用的观测仪器，“疏漏实多”，“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1在历法计算中，要按黄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算出朔的时刻、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浑仪。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贞观七年（633），此仪制成。据《新唐书》卷三一记载，该浑仪是铜制的，基本结构是：“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种校正仪器平准的装置，它是根据后魏晁崇、斛兰发明的浑仪上的“十字水平”制造的，采用这一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浑仪三重中的外重叫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即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内重叫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可见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随四游环东西旋转，又能南北旋转，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这两重的基本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李淳风对浑仪的重大改革在于：在外重六合仪与内重四游仪之间，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仪。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北宋沈括说：“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1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内赤道环，还有白道规，即表示月球轨道的规环。三辰仪也能旋转，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入宿度（即赤经差）、昏旦夜半中星外，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只是测得的黄道度不准确，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的问题。

李淳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唐开元十一年（721），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科黄道浑仪，也是三重之制。虽然一行说李淳风的浑仪“用法颇杂，其术竟寝”2，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瓒他们是“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3。北宋周琮、苏易简、于渊制作的“皇祐浑仪”（1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北宋末，苏颂、韩公廉制作了一架包括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1096），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相同。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但过于复杂，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这些规环要保证同心十分困难，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规环太多，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很不方便。北宋以后，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1《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1《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2《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3《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预修《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641），李淳风受诏“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1。《五代史》为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历史，后来其中的“十志”并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书》中的“志”。

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志时，对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天文、历法与数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有云：“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率”，是中国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在算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中算许多理论的基础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风首次将“率”载入官修正史而赋予其显赫的地位，足见李淳风对中算理论真谛的深刻认识。对此李淳风进一步阐述如下：“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1《隋书·律历志上·备数》一节还有如下记述：“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这是我国现在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祖冲之求出：3.1415926＜π＜3.1415927，圆周密率为，约率为。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小数点下第七位，他的33511322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祖冲之所著的《缀术》早已失传，他的这一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刘洪实测月行迟疾之率，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测出黄白交角为五度多，测定近点月为27.55336日，与今测值相近，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刘洪的《乾象历》是《四分历》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可是在《晋书》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约的《宋书》，却出于偏见，略而不载，对刘洪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李淳风则在《晋书·律历志》中，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风创立了一种格式，在这一格式下，包罗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说明天文学的重要性和历代传统，介绍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研究、天文仪器、恒星及其测量、各种天象记事等。在介绍言天各家理论时，简要说明其理论，多引原话而不转述，写出作者简介及与其争论者的1《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1《隋书》卷十一《律历志》上。

名字、观点，使后人对当时探讨天地结构的论争得到清晰的概念。

六世纪中叶，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的天文观测，终于发现了太阳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李淳风在《隋书·天文志》中记述了这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在《隋书·律历志》里，还记载了隋朝刘焯的《皇极历》法，其中有刘焯创立的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和刘焯最先提出的“黄道岁差”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皇极历》法包含了刘焯首创的定气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缩之差）法，还有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终、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历法精密。《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术士咸称其妙”，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种种阻挠而未能颁用。李淳风通过比较研究看出《皇极历》实为隋历之冠，将其详细记入《律历志》，成为中国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隋书·天文志》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仪、浑象、刻漏的发展情况，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天、张胄玄关于蒙气差的发现。《晋书》、《隋书》天文志对那时期的日月食、流星、陨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记录，也“搜罗至富，记载甚详”。因此，它们被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1。

《乙巳占》《乙巳占》10卷，是李淳风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学著作。

星占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天文学共生同在，可谓英华与糟粕混杂，科学与迷信并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受其父的影响，李淳风“幼纂斯文，颇经研习”2。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3，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乙巳占》即是李淳风“集其所记，以类相聚，编而次之”4所成。李淳风于书中“采摭英华，删除繁伪”5，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清代学者陆心源对《乙巳占》另有独到的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凭。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6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应验情况外，还保留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为第一，1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2《乙巳占序》。

3《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4《乙巳占序》。

5《乙巳占序》。

列举八家言天体象者而独取浑天。在《天数第二》一节中给出了关于天球度数、黄道、赤道位置、地理纬度（北极出地）及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没有采用岁差，而被后人叹之为“智者千虑之失”1。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却明确地论述岁差的存在。如，“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相隋而交，据今正（贞）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2另有一条：“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3《乙巳占》成于前（约645），《麟德历》撰于后，李淳风为何在《麟德历》中否定岁差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对奇异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义猜，今人会把飞星、流星当成同一天象的两种说法，李淳风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书中写道：“有尾迹光为流星，无尾迹者为飞星，至地者为坠星。”4《乙巳占》对彗孛也给出了清楚的差别：“长星状如帚，孛星圆如粉絮，孛，孛然。”5虽说飞流与彗孛各是流星与彗星，但一字之差却带出了形态之别，对于了解流、彗星运动方向和物理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气象占和候风法还记下了重要的气象现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向器。一种是“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羽盖），属于竿上，以候风”1。另一种是：“可于竿首做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有三足乌）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2这两种风向器，与汉代史籍中记载的“伣”（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乌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3和“相风铜乌”（乌状铜质的候风仪）4非常相似。

李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会初期，对风的观测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由风的4个方位发展到了8个方位，因之有八风之名。李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24个。他还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即：“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石，拔大树和根。”5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过了一千多年后，英国人蒲福（francisbeaufort，1774—1857）于1805年才把风力定为12级共13个1陈久金、杜昇云：《天文历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2《乙巳占》卷一《天数》第二。

3《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4《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1《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2《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3《淮南子·齐俗》。

4《三辅黄图》。

5《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

等别。以后又几经修改，风力等级自1946年以来已增加到18级。

《乙巳占》中还保留了重要的历法数据，已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李淳风早年撰写的另一部历法《乙巳元历》和《历象志》。11刘金沂：《李淳风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87），第157—163页。

第二节孙思邈

生平

孙思邈（581—682）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3。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1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2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2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1年。还有509、514、518—519和541年等不同说法。3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1《千金翼方·针灸》。

2《千金要方·心脏》。

于永徽三年（6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1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2。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6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3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6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1。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后1《千金要方·自序》。

2《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3《千金翼方·自序》。

1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1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2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1。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2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1。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1《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2《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1《千金要方·备急》。

2《千金翼方·禁经上》。

1《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2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3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1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2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3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4特别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验方剂如阿伽陀圆（丸），可用于内、外、妇、儿等科五十余种病症的治疗，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目睹当时伤寒病流行，而时医又多不解疗，或乱投药物或囿于经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不良医风，尽力搜集张仲景方论，直到撰《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本，遂创分类研究经论方之先例。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2《千金要方·诊候》。

3《千金要方·诊候》。

1《千金要方·自序》。

2《千金要方·处方》。

3《千金要方·脾藏下》。

4《千金翼方·养性》。

疗”1。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2。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3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4。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5。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12《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345《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1。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1。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1《千金要方·七窍病》。

1《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1。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2。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1《千金要方·平脉》。

2《千金翼方·药录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