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首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发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五代、宋的城市

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60）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0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外城，城周48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6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开封是11—12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史书还保存了11世纪初叶这一大城市户数的具体记载：天禧“五年（1021）正月，..（开封）新旧城里八厢，左军第一厢管二十坊，人户约八千九百五十户..；第二厢管十六坊，人户约万五千九百户..；城南左军厢管七坊，人户约八千二百户..；城东三（应作左）军厢，管九坊，约二万六千八百户..；城北左军厢管九坊，人户约四千户..；右军第一厢管八坊，人户约七千户..；第二厢管南（应作两）坊，人户约七百户..；城南右军厢管十三坊，人户约九千八百户..；城西右军厢管二十六坊，人户约八千五百户..；城北右军厢管十一坊，人户都所（两字误，应作约）七千九百户”1。

开封城内10厢128坊有普通居民97750户。开封城外，由于“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候管辖”，早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置了9厢14坊，缺少具体户数记载，以城内每坊平均764户计算，城外新市区14坊约有10696户，全城共约有108446户。即使每户以5口计也有54万多，加上未计入普通户籍的2.3万多僧道（天禧五年，1021），数量不小的皇宫内的人员、至少有数万禁军和厢军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军人家属，还有大量流动人口，11—12世纪的开封城内及城外9厢的人口当有百万左右（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

北宋首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1《金史》卷48《食货志》。

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1。

开封自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1。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祐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南宋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扩大，并改土城为砖城，南北长而东西窄，呈腰鼓形，俗称腰鼓城，城周36里。宫城是原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在临安城内东南部的凤凰山下，前朝后寝，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实只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这条御街因而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茶馆酒楼更是遍布全城各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直到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而有一些饮食店更通宵营业，昼夜不停。也有集各种杂技、说1《金史》卷48《食货志》。

1《宋会要辑稿》兵3之3、4，参见同书方域1之2。开封新旧城内原为八厢，因城南、城北两厢分别划分为左、右军厢，遂成10厢。又，关于北宋开封的户口及各种制度，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1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情况，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又名上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名北瓦子）、南瓦子等，以北瓦子为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有说书、讲史、杂技、乐舞、木偶戏，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附近通常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等，城外郊区也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外，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2华北的主要都市唐代后期的财赋几乎完全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通过运河将江南财赋运往关中，地处运河要津的汴州，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并成为军政要地。后梁建都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而以洛阳为陪都建为西都河南府，虽然后唐时改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但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都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长安、洛阳在唐末、五代逐渐衰落，到北宋时才又逐渐繁荣起来，河南府（洛阳）是京西北路首府，是华北仅次于首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首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首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祐四年（10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10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陆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首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临安府》。

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首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3。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1，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1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有美堂记》。

1首都临安的繁华情况，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1《宋史》卷87《地理志》三。

全国最大商港，五代时为南汉都城兴王府，外贸收入曾是重要财富来源，但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广州不仅是最主要的外贸海港，而且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广南东路的首府，成为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属四川），五代时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灭后蜀，并东西两川为西川路，后分四路，设成都府路，都以成都为首府。宋太宗时虽曾降为益州，终因成都是西南重镇，宋仁宗时重新设府。成都地处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华，当扬州为江宁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荆州）也被鄂州（今武汉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终是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时先后属吴及南唐。其时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为荆南国首府江陵（今属湖北），宋代统一以后，鄂州先属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属荆湖北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五代时为马氏楚政权首府，升为长沙府。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刘言逐南唐军，王逵、周行逢相继掌湖南政权，都以朗州（今常德）为首府。宋灭湖南周氏后降为潭州，但政治重心实际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设荆湖南路，以潭州为首府，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还有闽国南都长乐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属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为洪州，南宋升为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阳，南宋时成为边防重镇。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庆奉节）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为本路的重庆府（渝州、恭州，今重庆）所替代，重庆从此成为川东的中心城市。

第二节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后梁、后唐时洛阳“坊市制”的破坏

唐代的坊市制度自晚唐以后逐渐破坏，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兴盛，是坊市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后梁时还大体上保留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如开平三年（909）正月，太祖于河南府曾诏令“宜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1，欢庆上元节。说明当时洛阳的坊、市门，有诏令才能夜晚开门，大体上还是封闭式的“坊市制”。

后唐时的洛阳，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至少已有不少坊的坊门只是悬挂坊名以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长兴二年（931），诏令河南府“依以前街坊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诏令中提到许多具体要求，但没有再提及坊门开关时间与围墙，说明已无必要。而且不论是“已有居人诸坊曲内”，还是新划定坊区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或“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2，这是政府收买临街可以建房开店营业的田地，而不再提及“市”，说明后唐首都洛阳的坊市制大体上已经破坏，只要有需要就可以临街开店营业，其他记载也常以市肆、街市泛指商业街道。有时虽提及坊、市，这里的市即是市肆、街市而非指围有墙垣、市门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市。

后唐都城河南府的附郭县洛阳、河南两县与城内的坊之间，出现了厢，上述诏令即称洛阳城内“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等，这是厢的早期记载，是宋代“厢坊制”的萌芽。天成三年（928）的“金吾每奏左、右厢并平安”1，是将都城洛阳城内的治安分属左、右厢。

北宋都城开封的“厢坊制”

北宋时，逐渐形成以厢统坊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这首先是从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城开始的。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名多涉俚俗之言”，“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1。这只是一次模仿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坊市制度的形式，划定街区标明各坊区域，建小鼓楼，挂上坊名，却并无围墙，更没有东市、西市之类的市。

但是，仍实行唐代首都附郭县“赤县”统治城内及城外乡村的制度，直到咸平三年（1000），开封府首县浚仪县（后改祥符县）的知县樊证请求调为外任官时，宋真宗还“谓宰臣曰：京师浩穰，赤县（开封、浚仪）最为要1范成大：《吴郡志》卷10。

2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1《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纪》四。

1《五代会要》卷26《街巷》。

剧，官得其人，则民事皆理。宜择有操守不畏权豪者为之”2。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又因“京城内外诸厢，比差禁军巡检，盖察寇盗，如闻以觇事为名，取求财物”，京城的县官对此无能为力，所以“宜令开封府侦捕严断”3。开封城内不再由附郭县管而改开封府直接管辖，可能就是在此前后开始的。同年七月，因开封“府事繁剧”，而“诏开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员，以狱讼刑法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分掌之”；当是京城内改由开封府直接管辖后在官制上的反映。当时的开封城内分为旧城内左第一、第二，右第一、第二等四厢，新城内分为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四厢，共八厢，由开封府管辖，每厢统二坊至二十六坊不等，共一百二十一坊。每厢设厢典、书手、都所由各一人，称为厢吏，下设所由、街子各数人，行官数人至十多人。“厢”相当于今日中国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坊”设坊正，“坊”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居民委员会”1。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又改为“推判官止分左、右军厢，无生熟事之别也”2，这实际上是将开封城内划分为左、右军厢两个区，但还不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单位。为了适应新情况，新城内的城南厢划分为“城南左军厢”和“城南右军厢”，城北厢也划分为“城北左军厢”和“城北右军厢”，分属左、右二军厢，左右二军厢各统五个基层厢。

熙宁三年（1070）五月，以京朝官四人“分治开封府新旧城的左、右厢”，当时称“都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四个区政府，分别管辖二或三个基层厢。同年十一月，“开封府近许四厢各置官一员，而逐厢决事不多”，于是“止令京朝官两员分领两厢”3，合并为左、右两厢（即合并为两个区），各辖五个基层厢，长官称“管勾左（或右）厢公事”，机构称“左（或右）厢公事所”，城市设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创举。

元祐元年（1086）六月，恢复为四个都厢；元祐四年再并为两个都厢，绍圣元年（1094）六月，又恢复为四个都厢。“都厢”公事所，可以处理杖罪六十以下的案件。其他情况大体与县级相当，北宋末年常以“四厢赤县”、“四厢十六县”（开封府属县）并提。

南宋都城临安的“厢坊（巷）制”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内原分为左、右两厢（基层厢），绍兴二年（1032）

高宗驻临安，仿照京城（指开封）之制增为四厢（基层厢），治安方面虽由三衙的马、步军司军士分左、右厢巡警，但没有设置行政机构“都厢”。临安府自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以后，不仅城区日益繁华，而且府城外的草市镇也日益兴盛，“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绍兴十一年五月，首先于城南、城北各设一厢，相当于都厢，称为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罪听决”4。乾道时，2《五代会要》卷12《金吾卫》。

3《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庚午。

2《宋会要辑稿》兵3之1；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诸“厢”作诸“庙”，误。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在临安城外又设城东厢、城西厢，也就是城郊设四个区。

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初置临安府左、右厢官二员”，“分掌词讼，以京朝官为之”。当时临安城内除宫城厢外还有左一、左二、左三厢，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左一厢后分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分属城内左、右两都厢，即城内分为两个区。但到次年六月，即因都厢主管公事官“徇情曲法人多嗟怨”而被撤消1，仍由临安府直接统辖七个（后为八个）基层厢，每厢辖四至十八坊（巷）。

临安的坊就是街巷，只是在巷口立坊名，大多数坊有坊、巷两个名称，通常坊名文雅而巷名俚俗，如融和坊即肉市巷，而德化坊“旧名木子巷，今在对岸潘阆巷口立”2；有的甚至坊巷同名，如天井坊又称天井巷、修文坊又称修文巷；有少数街巷就没有坊名，如新街、后市街、新开北巷、新开南巷等。

由于临安府城内基本上不设相当于县级的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管辖的“在城八厢”，由吏部派大、小使臣（八、九品武官）担任基层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街道办事处”）的厢官，“分治烟火贼盗公事”1，类似今日不设区的市。

城乡分治北宋景德四年（1007）以前，各府、州城内与城外的镇市、乡村，都由府、州治所在地的“附郭县”管辖。这年，开封府城内首先改由开封府管辖城内，城外则仍由附郭县开封、浚仪两县管辖。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不久又增为九厢共十四坊2，多数厢仅只一坊。可能是因新城的城门、城墙阻隔的不便，由开封府直接统治只是试行而未能继续执行。尹洙《题祥符县尉厅壁》记载，东京开封府附郭两县之一的祥符“县治都门外，所部多贵臣家”，而且指出“前世赤县治京师，不以城内外为限制，..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此乃因循仪制，岂前世法哉”3。说明开封城外仍是赤县的县尉主其事。熙宁四年（1071）时，王瓘《北道刊误志》也只将新、旧城内八厢一百二十坊列为开封府直接统治，而将新城外的九厢十五坊分别隶属于开封、祥符两县，说明北宋开封的城乡分治是以城墙为界，这大体上是宋代城乡分治的基本形式。南宋首都临安府则将城外的近郊分设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四个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统治，城乡分治的范围扩大到近郊，远郊才归属钱塘、仁和两个附郭县，这在宋代只是少数城市的统治形式。州、府城的城乡分治在北宋时已普遍推行，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劝谕民庶榜》明确指出：“应原州城下居住人户，不得诣县中陈状”，“此一项唯倚郭县可用”。元至顺《镇江志》卷2：“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五月庚戌；卷217，十一月丙午。2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两厢》。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乙卯；卷177，二十七年六月戊戌。2淳祐《临安志》卷7《坊巷》。

3乾道《临安志》卷2《在城八厢》。

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明嘉靖《建宁府志》卷10：“宋分郡城中为四厢，隶本府；郡城外为四乡十二里，隶本县（建安）”，都反映了宋代城乡分治的情况。

县、镇的城乡分治，县城内及镇内的坊巷，由县、镇统辖，县城外及镇辖区内的乡村，则由乡统辖。

城、镇户籍制“坊郭户”

与城乡分治相适应的是城镇户籍制度“坊郭户”的创建，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朝廷派员与河南知府“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1，是宋代坊郭户的最早记载之一。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时说：“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科差”2。说明宋代坊郭户籍已全面建立。县下的镇内居民，也列入坊郭户籍。

城镇坊郭户以有无常产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以常产（房屋及财产）

多少划分为十等以承担赋税及科配，但不少地方常将客户（浮客）也划分在十等户内，各地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不一，通常富裕州县以九、十等户为下户，而贫困州县则以八、九、十等户为下户，也有将七等户列为下户，下户可以免除科配，城镇坊郭户的负担一般比乡村户重。

治安新制度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原先以坊市为单位的治安制度已失其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发展形势，自五代由禁军负责京城治安，演变至宋初在城内设置“巡铺”，也称为“军铺”，这是按一定距离设置的治安巡警所，由禁军马、步军军士充任铺兵，每铺有铺兵数人，负责夜间巡警与收领公事。熙宁元年（1068）对巡铺的设置进行调整，并裁撤巡铺86铺、兵士546人。到北宋末，每三百步设巡铺一所，每铺兵士5人。各厢设巡检，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旧城内由侍卫马军司、新城内由侍卫步军司负责治安。其他州、府，每厢亦设巡检负责治安。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建都前原分左、右两厢，各设巡检，绍兴二年（1132）增为四厢，并仿照开封设巡铺，共设120铺，每铺军兵6人。绍兴二十二年时增为150铺，乾道三年（1167）时临安府城内外共设232铺，每铺军兵4人、押铺1人。由于临安城内基本不设都厢（区），治安系统则以左、右厢各设都巡检，城外东南西北四厢亦各设都巡检，由三衙（殿前、马军、步军1《宋会要辑稿》兵3之l，方域1之12、13。

2《河南先生集》卷4。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一章第二节“巡捕”：引用同一史料称：“在真宗以前，东京城内由禁军大将领兵巡逻‘衢市之民’。..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此说欠妥。按尹洙生于咸平四年，天圣二年进士，历任地方官，景祐元年九月至三年五月在京任馆阁校勘，后被贬为地方官，死于庆历七年。尹洙称：“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即是指仁宗时，并非专指“在真宗以前”。又“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不知何据。按：“开封府左右军巡”，即是开封府的属官（八品）左右军巡使各一人，沿后唐旧制设置，“掌京城内风火盗贼及推鞫之事”，与禁军之巡捕盗贼是两回事（参见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8）。司）与临安府共同负责治安1。

巡铺与巡检、都巡检治安体系的建立，适应了宋代开放式城市新形势的需要。

消防新制度坊市制的破坏，也使原先以坊或市为单位的消防体系失去作用，形成以治安系统专设的“探火军人”、厢巡检、都巡检负责，行政系统的开封府左、右军巡使及厢吏“所由”等协办的新体系。到北宋晚年，据《东京梦华录·防火》记载：“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南宋前期，首都临安府没有专业的消防组织，而是由治安系统的巡铺，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府官共同率军兵灭火，这大体上也是当时及此前各州、府城的消防措施。

南宋中叶，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隅”，也称“火隅”。最初在城内设东、西、南、北四隅，随即增上、中、下三隅，这是嘉定四年（1211）时的七隅；十四年，又增府隅；绍定四年（1231）增新隅，淳祐四年（1244）增新南隅、新北隅；九年，又增新上隅，共十二隅，各隅都有兵士百人，相当于近代城市的消防中队，负责本地区的消防任务；又有“潜火”七队，“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以及“帐前四队”，共近900人，由临安府直接掌握，相当于消防总队，负责全城的消防任务。城外也没有多处“火隅”，因辖区较大，每隅所辖隅兵300至500人，以后城内外又增设“火隅”多处。许多“火隅”设有“望楼”，日夜派人守望，发现火情，白天以旗、夜晚以灯的数量多少表示地区远近，并指示方向，火情在本隅辖区内要立即率隅兵扑救，邻隅发生火情则聚集隅兵等待临安府调遣2。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与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

城市统治的新制度“隅坊（界、巷）制”

南宋中期以后，各州、府城相继设置消防机构“火隅”。南宋晚期，不少城市的“隅”，逐渐兼有治安、行政职能，实际上是以隅代替厢统辖坊巷，城市统治由厢坊制转变为“隅坊制”的新制度1。

元至顺《镇江志》卷2称：“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又称：“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元初）亦颇仍旧。”“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皆老胥旧吏为之”。大体上反映了南宋后期开始1《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2、3。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1宋代首都开封、临安的治安和消防制度，见《宋会要辑稿》兵3之1至12；《东京梦华录》卷3；《梦粱录》卷10。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

的城市制度上的变化。多数城市实行隅坊制是在宋元之际或元初，如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府，次年即改城内九厢为四隅录事司。清光绪《兰溪县志》卷1引康熙《兰溪县志》称：“城中之地分为四隅，而隅各有坊”，说明隅统坊（巷）的城市制度为后代所沿袭。

坊在北宋时为街区名，统有数条街巷，到南宋初，许多城市的坊与巷实际是一地两名。南宋嘉泰《吴兴志》卷2载：“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南门界、崇节界、飞英界、报恩界[..以上四界左一厢管]..。”说明这里的“坊”、“界”大体相当，是街区名，而嘉定十六年（1223）新定的五十多个坊名，实际已是街巷俗名的改称。这里记载的“坊”先后含义不同，反映了宋代城市制度变化的一个侧面。

第三节五代、宋的镇、市

五代、宋初的小军事要地“镇”

唐代的镇设于较次的军事要地，是小的军事据点，设镇将、镇副，为六、七品武官，统有500名以下的镇兵驻守。镇的数量不多，设置也不平衡，主要设于边远地区，如嘉州（今四川乐山）有22镇之多，而极大多数内地州、府却没有一镇，社会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十余州、府，仅昇州设石头镇。唐末五代，内地设镇稍多，大多已具有地方政权性质。

五代时，镇受州管辖，相当或略低于县，镇长官称镇将或镇使，南唐称知镇事。镇官的官品高低不一，许多镇官的官品高于县令。后梁开平四年（910）诏：“天下诸州镇使，官秩无高下，在县令之下”，镇的地位因而下降。镇在边远地区主要是作为一级政权，如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奏：“成州元管同谷县，余并是镇，便系征科。今欲取成州西南近便镇，分并入同谷县；其东界四镇，别创一县者。”“州东界有胜仙、泥阳、金沙、栗亭四镇”，“欲并其四镇于栗亭县，其征科委县，捕盗委镇司，从之”。这些镇原是准县级政权，直属成州，现在创设一县，管理民政，而镇司仍保留，只负责治安。由于镇司任务的减少，官吏也相应减少。后汉乾祐三年（950）七月敕：“应诸道州府镇务，只补镇符一员、都虞候一员，余并除废。”1北宋建隆三年（962）复设县尉，诏称：“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2，进一步将镇将的治安权限于“镇郭”之内。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廷又从藩镇手中收回镇将的任命权，而且主要是以吏任镇将，又降低了镇将的地位。但是，镇将侵犯县令、尉职权的事仍不断发生。以致景德二年（1005）还下诏：“益、梓、利、夔路内镇将，不得捕乡村盗贼及受词讼。”1乡村经济中心“镇”、“市”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镇”作为边远地区小军事要地继续存在的同时，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作为乡村经济中心的新型的“镇”，反映在制度上，这两类镇的镇官也由镇将改称为“监镇”，有时仍习称为镇将，有时也尊称为镇尹。镇属于县，繁华的大镇有时升为县，小县有时降为镇。庆历四年（1044）五月，省河南府颍阳（今伊川东）、寿安（今宜阳）、偃师（今偃师东南）、缑氏（今偃师南）、河清（今孟县西）五县并为镇，“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选人）、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1参见淳祐《临安志》卷6《火十二隅》。

2史书所载多为“坊隅”，撰者以为隅统坊，因称为“隅坊制”；如同撰者1964年在开封的学术会议上提出北宋开封的厢统坊制度（厢坊制）。

1《五代会要》卷19《县令》上，卷20《陇右道》，卷24《诸使杂录》。事”2。镇官已由吏改为八、九品文武官员担任，主要负责收税和本镇治安。乡村集市除镇外还有市，有的地方将小于市的乡村集市称为步、阜（两者后世称埠），通常设于沿河湖港口。市不设行政长官，繁华或重要的市，有时有县尉或巡检驻市。市在各地有不同的称呼，一般称市、草市，广南称墟市、西川称亥市，墟市、亥市是定期性集市，隔日或三、五日，甚至十日一次集市。通常是步、阜小于市，市小于镇。

镇、市的税收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市都很小，数量也不多，如庆元四年（1198），广南东、西两路官府收税的墟市只有101处，这年又免除21处，保留80处墟市收税。广南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中下游的广州、惠州、肇庆3州府14县，开禧元年（1205）共有收税墟市83处，因为各墟市很小，税收不多，每年总共只有2.3万贯钱，还不如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镇、市中一个镇、市的税收，因而决定上述83处墟市全部免去税收。尽管这些墟市不大，甚至还有更小的墟市，但对于促进商品贸易，方便居民生活很有作用，所以南宋官员提出：“（广南东、西路）除州县场务差官去处外，其余村疃聚落应有墟市，许民间从便交易，不得收税。”3为官府所采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不但镇、市较多，规模也较大，由于设镇的标准不很具体，不仅要有一定数额的税收，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民户，如绍兴五年（1135），歙县城东的新馆，尽管是商旅聚会，年收税2000多贯钱，但因“本处不满百家，不可为镇”1。不少镇也很小，税额也不多，或因而撤消税收；或因与附近其他税务较近形成重复收税，撤消税收以利于商品流通。

镇通常都设收税官，由监镇兼任，较小或边远地区的镇及市不设专职税收官员，而由大镇或县派人收税，称为栏头，或由当地的豪族“买扑”，即承包税额。较大的镇，监镇只负责治安，而另设税官收税，驻有县尉或巡检的镇以及大的市只设税官。监镇通常只负责一般性的治安责任，诉讼、判案属县官府，但大镇的监镇，可以审理并可判处杖罪一百以下的案件，这样的监镇由京官或朝官担任，更大或更重要的镇的监镇，甚至由宰相府直接任命，称为“堂除”。

2《宋大诏令集》卷160。

3《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62。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不同于其先前各游牧民族的是重视城市的建设。

辽朝建城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板筑、置城邑”2，所建当为《辽史》所载的于越王城（即越王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次年（902），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今开鲁西南），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

上京神册三年（918），辽于西楼地建皇都（今巴林左旗南），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太宗时改名上京。上京周围27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有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南门之东为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1。在建筑形式上采用晚唐的建筑制度，城墙加筑军事防御设施“马面”，城门外加筑瓮城。中京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北宋都城开封）之制”2，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今宁城西大名城）。据路振所见，“外城高丈余，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开始，对中京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发掘，对城市布局、建筑遗址等作了全面细致地调查勘测，结果与路振的记载相符。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环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3条与之平行的南北向街道，5条东西向街道。各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有排水的涵洞。干道两侧的坊市，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馆驿。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与上京不同的是中京的宫殿已改为南向，这是辽政权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反映。

东京、南京、西京2《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1。

1《宋会要辑稿》方域12之19。

2《辽史·太祖纪·赞》。

东、南、西三京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葺使用的。东京（今辽宁辽阳），神册六年修葺，天显三年（928）升为南京，重熙十三年（1044）改为东京。幅员30里，八门，有楼橹。宫城在东北隅，大内建二殿。外城为汉城，有南北市。

南京（今北京）幅员25里，东西南北各二门；内城在西南隅，四门。城中有宫殿、衙署、寺庙、馆舍、球场和防御设施楼橹。“居民箕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城中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1，很多坊名仍是唐时旧名。

西京（今山西大同）“广袤二十里”2，四门，道宗时建华严寺安放诸帝石像、铜像。

其他州、镇五京外，由于汉人、渤海人的迁入，草原地区陆续出现了以投下和斡鲁朵的名目建起的居民点，依其人口多少，分别被授以州、县、城的名称。上京道有龙化州、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仪坤州（今翁牛特旗西北）、庆州（今巴林右旗北）、降圣州（今奈曼旗西南）、怀州（今巴林左旗西）、饶州（今巴林右旗西南）等，中京有高（今赤峰东）、惠（今赤峰东南）、恩（今赤峰南）、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等州。为防御的需要，辽朝也在边防重地设置了镇、防、维、招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或西南）边防城。它们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中原同级城镇相比，但对以牧业为主的草原地区，它们的出现无疑促进和带动了牧区和整个辽朝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加强和促进民族融合，缩小南北方和农牧业之间的差距都是十分重要的。

东、南、西京三道内的市镇，在辽朝统治时期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如显（今辽宁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沈（今沈阳）、涿（今属河北）、蓟（今天津蓟县）、易（今河北易县）、蔚（今蔚县）、朔（今属山西）、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等州，它们在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辽史·地理志》一。

2《辽史·地理志》三。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首领李继迁曾以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西平府建都。宋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迁都怀远镇（今银川），改名兴州。夏显道二年（1033），李元昊继承王位，升兴州为府，改称兴庆，俗称东京。天庆十二年（1205）又改为中兴府。

兴庆府地居宁夏银川平原中心，隋，唐以来，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深入该地区。宋代怀远镇居“河外五镇”之首。其地“北控河朔，南引庆（今甘肃庆阳）、凉（今武威），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1。宜于农牧，“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1。以军事地位论，则“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形势便利”，四塞险固，可攻可守，具备了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

兴庆府是在怀远镇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德明迁都时遣官“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从夏显道二年起，在原宫室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宫城，营殿宇”。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又“于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1。后来又多次役兵夫数万于贺兰山东“营离宫数十里”。从福圣承道三年（1055）起，历时五年，修建承天寺。兴庆府的建设，从李德明迁都怀远镇起，到夏毅宗谅祚时承天寺建成，前后达三十余年。

据今存明代《宁夏城图》，基本上保存了西夏兴庆府城的轮廓和布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余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2，长方形的城池，是由于扩建城池时，受南北两方湖群的限制，只能横向发展，并且因迁就地势而呈朝向为南偏西的城市方位。城周围开挖护城河阔10丈，沟通城内外渠沟水系；又从不同方向引渠水入城，作灌汲水源和充盈宫苑水面之用。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无不借鉴于唐都长安、宋都开封的规划布局。特别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务管理机关、城门和街坊名称上，都有直接渊源或借用之处。城有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门上有城楼建筑。城内街坊呈方格形系统，一般居民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作为皇家统治与生活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建筑，宫室殿宇，官厅衙署，还有为皇家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及庞大的兵营和仓库。城西北建有避暑宫，西部贺兰山东麓营建离宫、佛祖院、五台山寺、皇帝陵园，城东15里的黄河岸畔建高台寺及诸浮图3兴庆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国内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夏辽战争时，辽兵进攻兴庆府，几乎攻破城池。从应天四年（1209）至宝义二年（1227）蒙古成吉思汗四次围攻兴庆府，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灭西夏后，曾对兴庆府居民大肆屠杀，城市被摧毁。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契丹》引路振《乘轺录》。

1《辽史·地理志》五。

1《西夏书事》卷7。

2《宋史》卷486《夏国传》。

3《西夏书事》卷10、11、18。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金朝统治期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活跃，既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原来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也得到恢复。

上京会宁府金初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城市极为简陋，金熙宗在此营建都城，宫殿建筑渐臻完备，“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中原）”1，附近有冶铁、铸造金银器物以及陶窑等官私手工业作坊。同时也是中原人士往来之地，“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2，会宁府户达3.1万多，成为当时女真内地新兴起的一大都市。

中都大兴府海陵王即位后，“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在燕京大修宫室，是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皇城方圆9里，外城30多里，中都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水陆交通发达，大兴府人口增至22.9万多户，约有百万多人口。《元一统志》记载：旧城四隅有62坊，都是金原中都时的各坊旧名，燕京的修复已极为可观。范成大《揽辔录》记载燕京：“遥望前后宫屋崛起甚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大金国志·宣宗帝纪》：“燕京宫阙雄丽，为古今冠。”

南京开封府南京开封原是北宋都城东京，海陵王时曾在这里营建宫室，其宫殿的装饰与规制，也仍尽壮丽之至，遍饰黄金，然后间以五彩，一殿之费以亿万计算。开封府人户达23.5万多户。世宗时，相国寺每逢三、八日开寺，商贩聚此贸易。章宗泰和间，人户已增至74万多户。

其他城市除会宁、燕京、南京等城以外，北方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恢复起来。金朝除先后建过都的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东京辽阳府和南京开封府等重要京城外，金朝继承辽设五京，诸京城是以京城为中心而设置和发展的地方性中心大城市，与路所在地的府城，构成诸路各都市的地方联络点，并在诸路府城下的府州县地区，出现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都是原辽时的重要的京城所在地，西京大同是金初东西两朝廷的西朝廷，世宗初即位于东京辽阳，金把辽旧京城1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参阅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的城市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北京大定，成为金在北方统治的重镇，不仅城市建制规模宏大，也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金朝境内达到5万户以上的府州有58个，其中达到10万户以上的府州有中都路的大兴府、涿州（今属河北），山东东路的益都府（今山东青州）、济南府（今济南）、淄州（今淄博南）、滨州（滨州西北），山东西路的东平府（今东平西），河北东路的沧州（今河北沧州西北），河北西路的真定府（今正定），河东南路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河中府（今永济西），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今太原），南京路开封府。达到20万户以上的府有大兴府、开封府和济南府。金代重要的手工业发展点，一般地都在5万户以上的府州。河东南路的平阳不仅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市。有的县也因为工商业的发达而成为“名县”。

镇市随着京、路、府、州、县城的恢复，分布在各城之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起来。据《金史·地理志》统计，金时共有镇513个，分布于各路。其中主要分布在山东东、西路（131个），南京路（98个），河北东、西路（71个），河东南、北路（70个），京兆路（37个），大名路（23个），庆原路（23个），其他如凤翔路、北京路、西京路、中都路、临洮路、鄜延路、东京路、上京路为数极少，总共才60个镇。由此可见，金代商业城镇比较发达地区主要是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广大地区。在金南部与宋相接近地区，虽然实际记载的户数并不多，但这里南北客人来往汇集的并不少。淮安“迩来户口虽增出，主户中间十无一”，而这些客户即“南客北客相经商”1的商人。随着经济恢复，原北宋比较发达的镇，在金代又继续活跃起来，金代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可说明这一点。

1《宋史》卷436《陈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