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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18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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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冬季花园

1849年2月

1849年2月,在四处蔓延的悲痛和恐惧中,露天游乐会在巴黎举行。人们通过跳舞募捐帮助穷人。1849年1月29日,威胁暴乱者的大炮仍然在训练准备开炮时,一个慈善舞会吸引了巴黎所有人。人们来到冬季花园。

冬季花园的景象如下:

一个诗人说这座花园是“放在玻璃橱柜的夏天”。花园由一个巨大的铁笼做成。笼子上装有玻璃,里面有两个交叉的长廊,足有四五个大教堂那么大,入口处是用地毯和挂毯装饰的木制画廊。

一进花园,就有一道光照得人眼花缭乱。在这道光中,可以看到各种缤纷的花和在热带不同海拔生长的奇特树木。来自原始森林中的香蕉树、棕榈树、雪松,宽大的树叶、巨大的荆棘和奇异的枝杈缠绕在一起。在花园里,森林本身就是原始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最美的女孩在光照下旋转跳舞,就像一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一盏巨大的、闪闪发光的黄铜枝形吊灯照着衣着绚丽的人群,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盏灯就像倒种在玻璃屋顶上的、由黄金和火焰做成的大树,闪闪发光的叶子悬在人们头顶。一大圈烛台、火炬架和旋转的焰火在吊灯周围闪闪发亮,像围绕太阳的行星。画廊里有一个管弦乐队。乐队奏乐的声音很大,玻璃窗也跟着作响。

但真正让冬季花园与众不同的是,人们透过充斥着灯光、音乐和嘈杂声的前台,似乎像透过一层模糊的、耀眼的面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细长的拱门。拱门像一个隐蔽又神秘的岩洞,岩洞里有大树、一条小路、一小片灌木丛和一个喷泉。喷泉喷出的水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岩洞尽头就是花园的尽头,像火红的橘子一样的红点在叶间闪闪发光。一切都像场梦。走近看,小灌木丛中的灯笼成了巨大的、发光的郁金香。它们与山茶花和玫瑰花交织在一起。

坐在花园的椅子上,脚踩在草地和苔藓上,人们感到温暖的气息从脚下的草地和苔藓下的热格栅中升起。人们好像突然踏上了一个巨大的火炉。在火炉里,大部分树枝还在燃烧。草地旁边,有一丛灌木在喷泉喷出的水中抖动。长廊里的鲜花和地毯中都有灯。树林里有森林神、裸体女神、九头蛇等各种雕像,它们像这个地方一样,给人一种似有似无的幻觉。

人们在舞会上做什么呢?他们一会儿舞蹈,一会儿献殷勤,最重要的是谈论政治。

晚上,大概有五十名代表出席舞会。戴着黑手套的、关注黑人利益的代表维克多·舍尔歇陪着戴白手套的黑人代表路易西·马蒂厄。人们评论说:“哦,互助互爱!他们换了手!”

政客们靠在壁炉架上宣布,一篇题为《贵族》的反动文章即将面世。他们讨论了当时正在审判的布雷亚事件 。这起谋杀案最让这些严肃的人震惊的是,目击者中有一个叫“伦克卢”的铁匠和一个叫“莱克莱”的锁匠。

这就是人们把微不足道的事变成天大的事的实例。

维克多·舍尔歇

路易西·马蒂厄

第2节

杀害布雷亚将军的凶手

1849年3月

在布雷亚谋杀案中被判死刑的人被关在旺夫堡。五个谋杀犯分别是:努里是个十七岁的穷孩子。他的父母在疯癫中死去。他是革命造就英雄、暴乱造就杀人犯的巴黎流浪汉类型。戴是独眼、独臂、瘸腿,是个比塞特医院的穷人。三年前,他做过头部穿孔手术。他有一个八岁的、可爱的小女儿。拉尔的绰号为“消防员”,他的妻子在他被判刑后的第二天被关进监禁,在入狱前生了一个孩子。肖帕尔是个书商助理,因涉嫌参与卑鄙下流年轻人的闹事而入狱。最后是小瓦普鲁,他提出了不在场证明。如果其他四个人的证词有效,那么他可以证明在六月的那三天,自己根本不在枫丹白露。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被关在旺夫堡的一个大炮塔里。面对死刑,他们非常绝望,被迫信仰上帝。在炮塔里,有五张折叠床和五把灯心草根做的椅子。在地牢里少得可怜的家具中,还有一座祭坛。祭坛立在地牢尽头的箱子对面的门前,在阳光照射的通风孔的下面。祭坛上只有一尊挂着丝带的石膏圣母雕像。在这里,没有灯芯,因为人们担心囚犯们会用床垫上的稻草烧门。囚犯们对着祭坛祈祷、敬拜。因为努里还没有受洗,所以他希望在死前受洗。肖帕尔正在教努里基本教义。

祭坛旁是一块铺在两个支架上的木板。这张满是弹孔的木板曾经是城堡的靶子,现在是囚犯们的餐桌。这种做法既残酷又欠考虑,因为木板不断提醒囚犯们死期将至。

几天前,囚犯们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告诉他们炮塔中央的石板下面是一口井。井与旺夫修道院延伸到沙蒂永的古老地下通道相连,他们只要抬起石板,就可以逃出去。

囚犯们按信中内容查看石板,发现敲击石板时,下面会发出空响,就像石板盖在洞口上。不过,或许因为警察得知他们收到了这封信,或许因为其他原因,从收到信时起,他们受到的监视比以往更严,因此,无法按照信中的建议逃出监狱。

狱卒和牧师与他们须臾不离。身体的看守者和灵魂的守护者紧密团结,人类的正义多么可悲!

夏尔-路易·拿破仑

将涉嫌布雷亚谋杀案的犯人处以死刑是极大的错误,是断头台的再现。人们推翻了断头台,而资产阶级又把它立起来。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宽容仁慈。布雷亚谋杀案的修正和起诉原本就容易拖延。巴黎大主教马里-多米尼克-奥古斯特·西博尔是受害者布雷亚的继承人,他乞求饶恕罪犯们。约定俗成的规矩占上风:必须让国家放心;必须重建秩序、重建法制、重建信心!当时,社会仍处于以暴力手段统治的低级阶段。根据宪法规定,内阁成员曾探讨过这件事,提出赞成执行死刑的意见。戴和拉尔的法律顾问克勒松等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召见。克勒松既有同情心又很善辩。为了几个犯人,为了尚未成为寡妇的妻子们,为了尚未成为孤儿的孩子们,他恳求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宽恕犯人,还为此落了泪。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默默地听克勒松讲,然后握住他的手说:“我很伤心!”

当晚,内阁召开会议。大家的讨论持续了很久,也很激烈。只有一位部长反对使用绞刑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支持这位部长的观点。讨论一直持续到22时。不过,大多数人支持使用绞刑架。最后,司法部部长奥迪隆·巴罗签署了对三名犯人—戴、拉尔和肖帕尔执行死刑的命令。努里和小瓦普鲁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会议确定于第二天早上即周五执行死刑。

议长办公室立即将命令转达给警务局长。警务局长必须与军事当局协调行动,因为判决是由军事法庭审判的。

警务局长派人去请刽子手,但没有找到。1849年2月,刽子手搬出了马莱圣马丁街的房子,因为他以为自己像废除断头台一样被免职了。没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警署的人寻找刽子手新住所花了很长时间。在他们最终找到刽子手住处时,刽子手不在家,他去巴黎歌剧院看《魔鬼的小提琴》了。

当时,已接近午夜。因为没有刽子手,死刑不得不推迟一天。

其间,肖帕尔之前在街垒交的朋友—拉蜡比代表接到了通知,让他拜见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签署了肖帕尔的赦免书。

行刑时,警务局长召见刽子手,因需要他时找不到人而责备他。

刽子手说:“我沿着大街走时,看到一张黄色的大海报在宣传《魔鬼的小提琴》。我心里想:‘嘿!那一定是个奇怪的音乐作品。’因此,我去歌剧院了。”

就这样,一张海报拯救了一个人。

有些细节很可怕。

周五晚上,以前被称作“低贱工作者” 的人正在枫丹白露堡垒搭建断头台时,军事法庭的特派调查员在法庭书记员的陪同下赶往旺夫堡。

当时,即将被处死的戴和拉尔正在睡觉,他们和努里、肖帕尔在十三号炮塔。因为行刑延迟,被判刑的人没有被捆绑,而是在继续睡觉。周六5时,刽子手的助手们带着必要的东西来押解犯人。

刽子手的助手们进入十三号炮塔。这时,四个犯人都醒了。看守对努里和肖帕尔说:“滚出去!”他们听明白了,既高兴又害怕,一路逃进毗邻的炮塔里。然而,戴和拉尔并不理解,他们坐起来,眼中充满恐惧,疯狂地四处张望。刽子手和助手什么都没说,扑到戴和拉尔身上,捆住了他们。被判死刑的人开始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喊声。刽子手说:“如果我们不把戴和拉尔绑起来,他们就会把我们吃掉!”

然后,拉尔突然倒下,开始祈祷。同时,刽子手宣读处决他们的命令。

戴继续挣扎,吓得哭着,狂叫着,曾经肆意杀人的人却害怕自己去死。

戴喊道:“救命啊!救命!”他恳求士兵们,诅咒士兵们,以布雷亚将军的名义向士兵们申诉。

一个中士咆哮道:“闭嘴!你个胆小鬼!”

犯人处决仪式十分隆重。我们要注意一点,1849年3月后,断头台第一次露面时,断头台由军队守卫。两个将军指挥二万五千个步兵和骑兵将断头台团团围住,七门大炮控制着通往枫丹白露枫堡垒前的圆形广场的各个街道。

戴先被处死,他的头颅被砍下。他的身体被解开束缚时,血喷涌而出,身体倒在摆板和装脑袋的篮筐之间的断头台上。

刽子手们既紧张又兴奋。一个平民说:“每个人都会在断头台上失去理智,包括刽子手!”

最后入选进入下议院的近郊的人们非常兴奋。在近郊,墙上有人们用粉笔写的受欢迎的候选人名字。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候选人之一。他的名字和弗朗索瓦-文森·拉斯帕伊、阿尔芒·巴贝的名字一起出现在露天公报上。行刑的第二天,各处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名字上都被划了一道红印。这是无声的抗议、责备和威胁。人民在等待上帝裁决。

第3节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自杀

1849年4月

1848年2月前,安托南-马里·穆瓦纳 靠雕刻小雕像为生。

小雕像!这就是我们过去突然想到的。贸易已经取代国家,历史是多么空洞,艺术是多么贫乏,因为不再有大人物,也不再有雕像了。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很贫穷,然而,他能给儿子保罗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把他送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习。1847年,艺术品生意已经不景气,他加了蜡像的生意。有人定一尊小雕像,有人定一幅肖像画,他总算能勉强糊口。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

1848年2月后,艺术品的生意彻底停滞。想要烛台模型或时钟模型的制造商,想要肖像的资产阶级,都不再需要安托南-马里·穆瓦纳。他该怎么办呢?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竭力挣扎度日。他穿旧衣服,吃豆子和土豆,把小摆设、小玩意卖给商人。他先典当了手表,然后典当了银器。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住在布尔索尔街的小公寓里,可能是布尔索尔街八号,在拉布吕埃街的拐角。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的小公寓逐渐变空。

1848年6月后,安托南-马里·穆瓦纳请求政府订购。这件事拖了六个月,其间,换了三四个内阁,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没有被提名当总统。最后,安托南马里·穆瓦纳拿到莱昂·福谢的订单—一尊半身雕像。这样一来,他能够赚到六百法郎。但他被告知,因为国家资金紧缺,所以需要自己先垫资。

莱昂·福谢

痛苦降临,希望破灭。

有一天,安托南-马里·穆瓦纳对十五岁时就嫁给了自己的年轻妻子说:“我会自杀的。”

次日,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的妻子在一件家具下找到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她把枪拿走并藏了起来。安托南-马里·穆瓦纳后来好像又找到了手枪。

无疑,安托南-马里·穆瓦纳逐渐失去理智。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大头短棒和一把剃刀。有一天,他对妻子说:“自杀很容易,用锤子敲自己就可以了。”

有一次,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站起来,使劲打开窗户。他的妻子向前冲去,搂着他。

她问道:“你打算干什么?”

“只是透透气!你呢?你想要干什么?”

她回答:“我只是想拥抱你。”

1849年3月18日,这是一个周日。我想,就是在那天,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的妻子对他说:“我要去教堂。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笃信宗教。他的妻子出于充满爱意的警觉,想尽可能地和他待在一起。

安托南-马里·穆瓦纳回答:“等一下!”然后,他走进隔壁儿子的卧室。

几分钟过去了。突然,安托南-马里·穆瓦纳夫人听到一声类似门被关上的声音。她明白那是什么声音,震惊地高呼:“是该死的手枪!”

她冲进丈夫进去的房间,却惊恐地退了出来。她看见一具尸体躺在地板上。

她疯狂地在屋子里跑着,尖叫着呼救。不过,没有人来,或许因为人们都出去了,或许因为街上的噪音,没人听到她的呼救。

她回到屋里,走进房间并跪在丈夫身边。枪几乎打飞了他的头,血淌在地板上,墙壁和家具上溅满了脑浆。

就这样,安托南-马里·穆瓦纳像大师让·古戎 一样去世了。此后,这个名字会让人想起两件事—可怕的死亡和惊人的天赋。

第4节

参观旧上议院

1849年6月

1848年3至4月,路易·勃朗任卢森堡委员会主席。其间,该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对自己取代的上议院席位持尊重态度。他们占了议员们的席位,却没有玷污这些位置。没有损害,没有冒犯,没有辱骂,没有撕破椅子上的天鹅绒,没有弄脏一块皮革。人民总是很情绪化,喜欢在墙上画画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喜悦和讽刺。不过,工人代表们行事严谨,不会做出格的事。在书桌的抽屉里,他们发现了议员们的笔和刀。他们既没有用刀,也没有用墨水。

一个上议院看守人对我说:“他们很得体。”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有一个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在部长席中路易·勃朗的抽屉里写道:

“王室被废除了。

路易·勃朗万岁!”

这个献辞至今还在路易·勃朗的抽屉里。

议员们的软垫扶手椅上盖着饰有金色条纹的绿色天鹅绒。他们的书桌由桃花心木制成,上面盖着摩洛哥皮革,橡木抽屉里放着很多书写材料,但没有钥匙。每个贵族的桌上都嵌着一块绿色皮革,上面的名字镀了金。亲王们的席位在右边,在部长席位后面。不过,他们的桌子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镀金板,上面写着“亲王席位”。这个镀金板和贵族的名字不是被工人撕掉的,而是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被撕掉的。

作为下议院前厅的房间里有几处改动。原本装在大楼梯上面的门厅里皮埃尔·皮热令人钦佩的作品《克罗托那的米罗》被送到了老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大理石的雕像。在第二个门厅里的路易·腓力一世的全身雕像下落不明。现在,在那里的是一尊脸、胳膊和腿都被镀金的庞培雕像。庞培雕像脚下是按传统放置的被暗杀倒地的盖乌斯·恺撒雕像。在第三个前厅里,原来挂的宪法创建者们的画像。画中有拿破仑·波拿巴、路易十八和路易·腓力一世。按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的命令,这幅画被移走,挂上了从王室宝藏库借来的华丽的戈布兰挂毯。

上议院的旧厅紧挨着第三个前厅,于1805年建成。会堂又小又窄,昏暗隐蔽,由简陋的科林斯柱式 的柱子支撑。柱顶为白色,底座是桃花心木色。旧厅里配着法兰西第一帝国风格的长办公桌和绿色天鹅绒座椅,全由桃花心木制成,上面铺着白色大理石,用红色菱形圣安妮大理石—有白条纹的深蓝色大理石—点缀。这个充满回忆的大厅因宗教地位被保存下来。1840年,新厅建成后,旧厅被用来举行贵族法庭的私人会议。

在上议院的旧厅,米歇尔·内伊元帅曾接受审判。主持审判的议长的左侧竖起了护栏。米歇尔·内伊元帅站在栏杆后,老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在他右侧,年长的安德烈·马里耶·让·雅克·迪潘在他左侧。米歇尔·内伊元帅站在地板的一块菱形大理石上。大理石上变化莫测的条纹看起来像是个骷髅头,这是个不祥的征兆。后来,这块菱形大理石被取出并被换成另一块。

1848年2月后,因为街道发生骚乱,所以士兵不得不被安置在宫殿里。旧参议院会堂成了警卫室。拿破仑·波拿巴时期参议员们的桌子和复辟时期的上议院议员们的桌子都在杂物堆放室里,显贵们的椅子成了士兵们的床。

1849年6月月初,我参观了上议院大厅,发现它还是我十七个月前离开时的样子。我最后一次坐在上议院大厅是1848年2月23日。

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四周很寂静。议员们的软垫扶手椅空着,但摆得很整齐。有人可能会认为议员们十分钟前才结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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