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阿尼哥

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06）1，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2。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ll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发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0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发，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1。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00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2。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1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一词，据schm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2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1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0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2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米，其周边悬挂36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　朱思本

遁世入道

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发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1，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0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1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0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03）成书，凡1300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　贾鲁

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政府软弱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1，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1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