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综述明清小说的趋势，从小说是人类社会的反映谈起，接着举了三个例，全句是：

在中国君主专政的清代所产生的《红楼梦》与法国民主时代产生的《双城记》绝不相同，……

我们知道《双城记》是狄更斯一八五九年的作品，背景是一七八九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书和历史相距六十余年。说是那时代的出产，事实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绝小的错误，同时我所要说的，倒是另外一个过节。

囫囵吞枣是我们目下的通病; 流行名词的堆积也成了渊博的佐证。比如一件作品，我们往往加重社会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一切的成就。这并没有错，可惜中途遗失了许多。说某一时代某书的背景，没有问题; 因之说是某一时代的出产，便须斟酌。《双城记》的根据是法国大革命，然而不是当时的出产。旁征博引，因而弄错了事实，并不足怪，怪在“所产生”的字眼，说实话，这有些抹杀被征引的作者。

但是我另外想起一件事来。我在巴黎遇见一位朋友，从前研究中国文学，很写了些吃力的书籍，我以为他到海外搜集材料，没有想到他摈弃了过去的功绩，专门攻读某种主义。索性从此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人类的幸福也罢了，我却怕他满装了一肚子主义，回头再来审定我们的文学。不怕别的，却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他的青睐。

这全小焉者也，重要是态度。一本书或许无色，或许有色，我们读者却应该永久无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艺术品无所谓态度，从人类的文物凝练出来，能够不沾染文物的气息。批评家应该具有成见，然而为了成见找例子，因而牺牲了例子，不大应该。有时我们觉得归纳法胜过演绎法，对于批评家，犹如对于历史家，我想这是对的。我欢迎朋友研究社会主义，不过怕他戴上眼镜来观察。艺术具有社会性，哪一件艺术品不出自人类? 哪一个社会不是人类的集合? 这里的根据是人性，不完全会是社会的政治性，其实政治也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现象。

最易于为人利用的，怕是根据史事的艺术作品。《双城记》是一位英国作家假借法国大革命写成的小说。于是鲁莽地断定是“法国民主革命时代”的产物，去事实正不知多远! 狄更斯只是写小说，利用当时的戏剧的状况，写一部动人的好小说而已。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对的，他有政见，但是写的时候，主宰他的更是故事的进行，以及进行中所推衍的人类的兴趣。这里也许会有是非之见，所谓道德的密度，然而绝不流于谩骂。小说家在这里，甚于历史家，格外需要忠实，因为对象是全人类与其活动的过程的一节。狄更斯选用法国大革命，但是把大革命放在英国，放在他的眉睫下，也许另是一种心情。叙述法国大革命，法国也有一部上乘的作品，更在狄更斯之后，是法朗士的《诸神渴了》。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小说是根据史料而成功的艺术品，本身却不就是史料。根据也许错误，然而依旧无碍于作品的艺术价值。有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史学一同发展，历史小说渐渐蜕出，直到福楼拜的《萨朗宝》，宣告最艰辛的收获。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民间流行的，大半却是猥亵的世故小说，有些作者还正是革命的中坚分子。

从艺术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反映，但是多数人却偏重历史的知识，从外面判断作品的价值。所以认识一件作品，在他的社会与时代色彩以外应该先从作者身上著手： 他的性情，他的环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创作的心境。从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探讨当时当地的种种关联，这里有的是社会的反映，然而枢纽依旧握在作者的手心。批评家容易走错了路，因为他忘掉作者的有机的存在。过分自觉的批评家，看见同代的艺术作品，再也不敢武断一句是非。要从各方面推敲，他才说出一个比较的道理。不是绝对; 因为一件作品，作者自己就容易扯一个糊涂，何况我们隔一层皮肤，隔若干年代? 创作一点不神秘，难在作者境过情迁，难在我们工作的疏忽，不是分析上缺欠仔细，就是综合上了有挂漏。性情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个别的暗潮，朱光潜先生那样通畅而且可爱的一部《谈美》，没有谈起，我引为遗憾。

自然我们缺乏传记。

然而与其扯些不相干的书本以外的议论，不如从书的本身看起。老实话，只是读书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崇爱岂明先生，因为他用他的读书教训我们。

(载1934年1月1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