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李辰东先生演词，见于十二月六日《华北日报》及最近某期的《晨报·学园》
李先生开言就说，“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批评家，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批评以往的，一方面是批评现在的”，关于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所以没有好的创作，完全是为了没有好的批评家来指导”。记得上海有一个短命的杂志，曾经公开讨论为什么中国现下没有伟人的杰作，向有好些忧天之士，举了好些理由，引得两个权威杂志( 《文学》与《现代》) 的编者出来加了好些按语。然而如大旱之如望云霓，杰作依旧如水藏在井底，未曾沛然下降，那些忧天之士唯有抱恨以终了。他们——这一群热衷而无力的浪费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饶舌，并非什么催生的妙特灵。如今在他们的理由之上，李先生另外蛇添一足，说是因为完全由于好的批评家指导的缺乏。同时贬责中国，以为没有批评家，所以“现在中国的文学家已经成了一片荒原”。
真的吗?
第一，先有批评家而后有创作吗? 同时第二，必须先有好的批评家，而后才有好的创作吗? 同时第三，创作必须完全接受批评家的指导吗?
事实胜于理论，我们不妨从事实归纳一个结论。荷马、希腊三大悲剧家、斐尔吉、但丁、莎士比亚、辣布莱、塞万提斯、米尔顿、歌德……哪一位大作家，属于第一个条件? 或者属于第二?或者第三? 我们没有列入一位中国大作家，因为依照李先生的说法，中国根本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以前的批评家……常是令人莫名其妙”。这正好用做不接受文学遗产的一个崭新的理由。然而屈原不是一个大作家? 司马迁不是? 李白不是? 杜甫不是? 曹雪芹不是? 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批评家指导他们; 幸喜他们并不因之辜负后人。
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欧西好些批评家，自身就是创作家，依照李先生的说法，他们应该写出空前的杰作。那么马莱尔布 (mal-herbe) 有什么特殊的成就? 布娃楼 (boileau) 有什么成就? 包普(pope) 有什么了不得? 甚至于十九世纪，所谓批评的世纪者，圣佩夫的诗和小说又有什么奇特? 近一点的亚尔诺德 (arnold)，同是一个诗人，又有什么地方超过莎士比亚? 而且各有各自人性的根据，怎样一个比法? 进一步看，圣佩夫，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有好些伟大的创作家做朋友，然而他赏识过准? 雨果? 巴尔扎克?司汤达? 福禄贝尔? 鲍德莱尔? 自然，他要批评他们，然而几时他给过他们应得的价值? 同时他们谁又听从他的指导? 他们与其听从他的指导，反而不如回到各自的人性，听从自己性情的指示。所以有人谈到圣佩夫，引为遗憾，说他留下了两个缺点： 第一，未曾赏纳同代第一流的作家; 第二，推许的多是二三流文人。于是又有人讥笑批评家，说是专为二三流者预备的。这话诚然有些过分。然而哪一个天才，自来看得起批评家?
不错，有的是人。布娃楼就很神气，可以大吹法螺，说他教拉辛 (racine) 写诗，帮莫里哀写戏，然而如若他真这样忘形，应该立刻记住： 没有布娃楼，拉辛依然会写悲剧，莫里哀依然会写喜剧。他们不能因为没有批评家做朋友就不写，唯其他们非写不可，好像命里注定，便是长了一身烂疮也要写 (例如司喀隆scarron)，便是下了狱也要写 (例如王尔德)，便是祸在眉睫也要写 (例如十世纪俄国的各大作家)，但是，余一与余七[1]，你们不必听了欢喜，以为我们帮《文学季刊》说话。一点不是。因为我们会立即回身，还布娃楼一个价值。布娃楼的价值，还在于他相信自己。所以福禄贝尔那样深恶痛绝于批评家 (因为批评本身不能存在，成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艺术： 这就是说，没有创作，他吃哪家子饭? 同时第二，同代的批评家很少能够一眼认清作品绝对的存在，差不多伟大的作品往往超出批评家的可能，例如《包法利夫人》《恶之华》，等等; 同时第三，一部杰作的仇敌，往往不是读众，倒是同代的批评家，绝口恭维一代宗匠的布娃楼。他说布娃楼好像一条小河，窄而深，清而澄，任谁都可以过去洗洗脚。但是重要的更在他为一般人着想，立下一个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最低限度，为人人而设，并非专为某人而设，应该是一部著作最低的水准。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的什么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等知识的综合。但是布娃楼究竟强似马莱尔布，不像他老先生那样方巾气。
便是学究，如同马莱尔布那样认真的精神，自有其时代的意义。在他那样一个纷乱的创造的时代，需要他这样刻板的学者，字斟句酌，从细推敲。他的功绩与其说是在文学上 (形成所谓新古典主义)，不如说在语言文字的洗练与丰颖上。然而这，在我们今日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时代，未尝不是一种借鉴。我们的批评家，不唯具有书本的知识，羡赏的能力，了解的透澈，更要具有语言文字的知识。他要以身作则，文笔必须说的过去。所以有时我们谈笑，以为我们今日理想的批评家，在他自身和一切以外，应该合有鲁迅或者岂明的文笔，赵元任的语言，黎锦熙的文法，然后才真说得上什么批评，或者如李先生所谓，才真够得上指导。
既然说到中国，说到现时，我们不妨请教几位作家，是否受过任何批评家的指导。李先生否认中国现在有好的创作，但是在别的文章同时把茅盾比做托尔斯泰，臧克家誉做大诗人。李先生反对吹毛求疵，以为批评家的任务在鼓励。那么，漫无标准地推崇和比喻，如若是鼓励，难道也是批评? 对于一个大作家，一个大艺术家，批评家与其说在指导，不如说在解释! 倒真正显得客气些。所以聪明人，承认任何人绝对的存在，只把自己的见解看做印象，极力避免学究的气息。他们——例如勒麦屯 (lemaitre)、法朗士——不是没有学问，是不敢或者不愿卖弄学问，绝不是李先生所谓“不肯硬着头皮去读书”，因为真正不读书的人，才会浅尝而止，看了一出《梅罗香》，一个没有什么稀奇的社会问题剧本，就随口夸好。夸好未尝不可，但是绝不如此简单，因为便是好，也有若干层次。印象派的批评家自有其取祸之道，然而随口夸好，才是等而下之的印象批评。
回到我们的原题。那么中国作家，《阿q正传》的鲁迅，《倪焕之》的叶绍钧，《子夜》的茅盾，《家》的巴金，《边城》的沈从文，《莫须有先生》的废名……都肯接受李先生的意见，先有批评家而后有创作吗? 他们这几部作品说不上伟大，至少也该算作一个好，那么，这好的创作，全由于好的批评家吗? 人人知道，结论是一个干而脆的否定，何况李先生自己说，中国新文学运动注意到批评一方面，只是近几年来的事。他们都是各自作品的建筑师、工人以及一切，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神明预先帮他们拟好草稿。所以李先生用建筑新房屋来比喻建设新文学，其实属于最坏的想象。批评家和设计师是两件事，因为设计师的图样，工人必须遵循，批评家却是批评已有的成绩，或者用已有的成绩做标准，审度目前的趋止。批评家从已实现的作品，推敲一种理想的完美：他希望能够达到这种企求，然而不一定达到。设计师却是凭空开始一个新理想的企图。批评家可以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东西，道破甚至于作家道不破的真谛，虽说人人不见得和他同意。除非是一个马莱尔布，建设新文学，先从语言文字着眼，结局他造诣匪浅，然而独来独往的大作家依旧不听他的指挥。
所以一生气，我们真以为中国现时需要的文学批评家，不是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倒是一个切实而厉害的马莱尔布，因为我们的时代和他的时代几乎然相似。你这一句话对吗? 说的美丽吗?从前这样用过? 如今这样说着? 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迂阔的学究。他从来不管你写些什么，只要你写的属于人性以内。他能够拦阻一个大作家产生吗? 不能够。他可以帮忙一个杰作出世吗? 可以。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的文学批评家。[2]
(载1934年12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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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巴金先生与靳以先生，《李健吾批评文集》，1998年珠海版。——编者
[2] 李先生以为中国现在需要美学批评家，我们这里和他的意思有些相同，实际不相同。我们的理想并不高邈，很切实，很有用，不一定想“用作品来证原理”，虽然完美的自身就是一个原理，虽然原理已经涵在里面。对于作品，我们以为需要很深的了解，不一定要“有很深的涵养”; 我们可以说了解一部作品，但是也能够涵养一部作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