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2]《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做甚嚣尘上。我来赶会也敬一炷香,想来虽在发表一年之后,总可以用句道远心诚,恕了自己吧。在中国,几乎一切是反常的。举个眼前的例,剧本便要先发表,而后——还不见得有人上演。万一上演,十九把好剧本演个稀糟。《雷雨》便是这样一个例。在中国写剧评,不是有意刻薄,实际也是根据书本来估量,反比根据演出的成绩要正确些。
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 (无论他有意或者无意) 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 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 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我得赶紧声明,说是遗传在这里不如环境显明。有什么样的爹,有什么样的儿子,有什么样的周朴园,有什么样的周萍。但是作者真正用力写出的,却是环境与人影响之大。同是一父母所生,周萍颐养在富贵人家,便成了一位“饱暖思淫欲”式的少爷,鲁大海流落在贫苦社会,便成了一位罢工的领袖。这点儿差别最可以从那两个有力而巧妙的巴掌看出来。第一个巴掌,是周萍打鲁大海 (第一幕),打得鲁大海暴跳如雷; 第二个巴掌,是鲁大海打周萍 (第四幕),打得周萍忍气吞声。这两个前后气势不同的巴掌,不唯表明事变,也正透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性格不同的发展。
然而这出长剧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你敢说不是鬼差神遣吗,否则,二十年前的种子,二十年后怎么会开花结果呢? 所以全剧临尾,鲁侍萍 (母亲) 痛苦道: “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 ——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做母亲到了她这步田地,自然多应和她一样想。但是,真正应该负起这些罪恶的不是周朴园 (父亲) 吗? 周朴园不唯活了下来,而且不像两个发疯的女人,硬挣挣地活了下来。如若鲁侍萍不“再怨这不公平的天”,我们却不要怨吗? 作者放过周朴园。实际往深处一想,我们马上就晓得作者未尝不有深意。弱者全死了,疯了,活着的是比较有抵抗力的人,一个从经验得到苟生的知识,一个是本性赋有强壮的力量: 周朴园和鲁大海。再往深处进一层,从一个哲学观点来看,活着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越清醒,越痛苦,倒是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比较无忧无愁,了却此生债务。然而,在人情上,在我们常人眼目中,怕不这样洒脱吧? 对于我们这些贪恋人世的观众,活究竟胜过死。至于心理分析者,把活罪分析得比死罪还厉害。然而在这出戏上,观众却没有十分亲切的感到。所以绕个圈子,我终不免栽诬作者一下,就是: 周朴园太走运,作者笔下放了他的生。
但是,作者真正要替天说话吗? 如果这里一切不外报应,报应却是天意吗? 我怕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作者的胜利处。命运是一个形而上的努力吗? 不是! 一千个不是! 这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什么力量决定而且隐隐推动全剧的进行呢? 一个旁边的力量,便是鲁大海的报复观念; 一个主要的力量,便是周蘩漪的报复观念。鲁大海要报复: 他代表一个阶级、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来和统治者算账; 他是无情的,因为社会就没有把情感给过他; 他要牺牲一切,结局他被牺牲。他出走了,他不回来了。但是,我还得加给作者一个罪状,就是鲁大海写来有些不近人情。这是一个血性男子,往好处想,然而往坏处看,这是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存在。作者可以反驳我,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不错,他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究竟是一个人; 而且在这出戏里,一个要紧的人。我说他不近人情,例如在尾声,从姑乙和老翁的对话,我们晓得他十年了,没有回来看看他生身的母亲。无论怎么一个大义灭亲的社会主义者,也绝不应该灭到无辜的母亲身上。也许有人说,他憎恶这一群上流人,不料自己便是上流人“种”,所以便迁怒在那可怜的母亲身上了。我承认这话有道理; 但是我更承认,他是一个缺乏思想的莽男子。“他是一个初出犊儿不怕虎”,可惜是叫同行的代表卖了自己还不知道。他并不可爱。可爱的人要天真,而且更要紧的是,要有弱点。他天真到了赤裸的地步; 他却没有弱点。我说错了,他有弱点——老天爷! 他有弱点! 他追到周府 (第四幕),要打死周萍,但是就在周萍闭目等死的时候,他不唯不打了,反而连枪送过去: “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你能够多叫四凤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么了。”鲁大海也懂人情。他让了步! 方才我说他不近人情,如今我一笔勾销。不过我是一个刀笔吏,必须找补一句,就是: 这样一来,鲁大海的性格一致吗? 我晓得这里有很好的戏剧效果,杀而不杀。不过效果却要出于性格的自然与必然的推测。[3]
说实话,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4]而属于妇女。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 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 (euripides) 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 (racine) 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 后母爱上了前妻的儿子。我仅说隐隐中,因为实际在《雷雨》里面,儿子和后母相爱,发生逆伦关系,而那两出戏,写的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拒绝,恼羞成怒。《雷雨》写的却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捐弃,妒火中烧。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气息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什么使这出戏有生命的? 正是那位周太太,一个“母亲不是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女性。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一个被牺牲者; 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虫? 这样一个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淫妇,主有全剧的进行。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就看见热情; 热情到了无可寄托的时际,便做成自己的顽石,一跤绊了过去。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简直比上天堂的路还要直还要窄。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赤裸裸地无顾忌; 对于她,一切倒咽下去,做成有力的内在的生命。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 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从戏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她只有一个心思:报复。她不是不爱她亲生的儿子,是她不能分心; 她会恨他,如若他不受她利用。到了不能制止自己的时候,她连儿子的前途也不屑一顾。她要报复一切,因为一切做成她的地位,她的痛苦,她的罪恶。她时时在恫吓; 她警告周萍道: “小心,小心! 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另有所爱,绝不把她放在心上。于是她宣布道: “好,你去吧! 小心,现在 (望窗外,自语) 风暴就要起来了!”她是说天空的暴风雨,但是我们感到的,是她心里的暴风雨。在第四幕,她有一句简短的话,然而具有绝大的力量: “我有精神病。”她要报复的心思会让她变成一个通常所谓的利口。这在她是一种快感。鲁贵以为可以用她逆伦的秘密胁制她,但是这胡涂虫绝想不到“一个失望的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绝不在乎他那点儿痛痒。我引为遗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戏的结局不全由于她的过失和报复。[5]
说实话,别瞧作者创造了那样一个真实的人物,作者的心力大半用在情节上,或者换一句话,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情节就是动作的动作上。在这一点,作者全然得到他企望的效果。我怕过了分也难说。第一次读完这出戏,我向朋友道: 这很像电影。直到现在,我还奇怪上海的电影公司何以不来采用它,如若不是害怕有伤风化,那便是太不识货了。朋友告诉我,他喜欢这出戏,因为这简直是一部动人的小说。实际我的感觉或许不错,不过朋友以为很像一部小说,却过甚其辞了,因为《雷雨》虽有这种倾向,仍然不失其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作者如若稍微借重一点经济律,把无用的枝叶加以删削,多集中力量在主干的发展,用人物来支配情节,则我们怕会更要感到《雷雨》的伟大,一种罗曼蒂克,狂风暴雨的情感的倾泻,材料原本出自通常的人生,因而也就更能撼动一般的同情。
一九三五年
(选自《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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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1935年8月31日《大公报·小公园》第1782号,后收入《咀华集》。——编者
[2] 1935年8月24日《大公报·本市附刊》揭露作者的真名姓。
[3] 作者或许想把鲁大海写成一个新式的英雄,但是因为生活的关系,往往停留在表皮,打不进这类人物的内心存在。《子夜》里面的某工头和这里的工头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失败。提到《子夜》我应当补充一句,就是二者同样具有伟大的性质。《子夜》之于小说,《雷雨》之于戏剧,有若干相同之点,二者故事虽说大不相同。
[4] 在男子中间,我最感到兴趣的,是二少爷周冲,作者写他追求四凤,最后宣布道: “不,不,我忽然发见……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作者要写出一个春情发动时期的少年给我们看,周冲爱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或者再深刻些,是他那点儿赤子之心的理想,一句话,他爱的是爱情。在这出戏里,他最无辜。我觉得他死得实在可惜。不能不叫他死吗,亲爱的作者? 你连一点安慰也不给我们,多狠心的人! 为了报复起见,我得指摘两句。作者写他爱一个女孩子,绝不透出他爱的只是自己那点儿憧憬,直到最后要紧关头,才叫他硬生生改口,未免突兀。他和他哥哥爱一个女孩子。我们一直希望他们冲突,结局却用他轻轻一改口,抹掉他在戏里的位置,毫无纠纷发生,未免令人失望。那么,要他干什么,仅仅就为作一个陪衬吗? 我替周冲抱不平。所以同样的性格,作者就把周冲写失败了。法国18世纪唯一的大戏剧家包马晒 (beaumarchais) 在他《费嘉洛的婚姻》(le mariage de fi-garo) 里,就把谢瑞班 (cherubin) 写活了。
[5] 作者用力把重心点放在周太太身上,甚至于牺牲了周老爷的疚心,我们完全同意。不过作者的头绪似乎多了些,而第4幕必须结束,于是就剩下我们受惊,也不知道同情谁好了。我们的注意力反而散在不知谁的身上去了。实际是,作者要我们同情他所有的人物,特别是两个疯了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