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的《日出》里面，有一个人物我一直感兴趣，可是难得有一次看到他被演员演成功了。这就是那个可笑而又可敬的方达生。说实话，他在这出戏只是一个旁观者，等到他决心不做旁观者的时候，全剧也就闭幕了。他没有理由做《日出》这样一出社会悲剧的主人公，然而和女主人公陈白露一比，他显然是朝前走的，而且走出了以陈白露为中心的戏，变了一个人。陈白露没有变，开幕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闭幕的时候还是什么心情，随时有服安眠药片自杀的可能，不一定真要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结束她的绮丽的短暂的生涯。这个现代的薄命的女子，由书香小姐而高材生，由高材生而社交明星，于是命运安排她的父亲去世，本来不阔，现在更穷了，做电影明星，当红舞女，或许更坏更暧昧也难说，临到我们的剧作者写照的时候，已经是有些“人老珠黄不值钱”，演完了她的剧，对于人生没有丝毫留恋，仅仅剩下一点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软弱的同情。软弱，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一星星意思，不会成为积极的意志，至于行动那原来就不在厌倦的灵魂话下，她能够嘲讽，因为她看开了; 她能够兴奋，因为她空虚得可怕; 然而她正是诗人卞之琳所咏的那种“鱼化石”，经验给她知识，知识把她化为一块顽石，说到临了，她乃是一块玲珑透剔的太湖石，美丽然而空洞，空洞然而坚硬。还有比现实坚硬的? 她是现实。让她吃苦的乃是现实的躯壳之中含有不死的灵性，她的人性的感觉，方达生第一次 (幕就要闭了，可怜虫!) 说她说对了岔儿，“你这个人太骄傲，太倔强”。
陈白露在《日出》以前变够了，她懒得再迎人生往前多迈一步。她在《日出》里面没有戏，虽然她是它的女主人公。方达生恰好和她相反。他在《日出》以前是一个书呆子，乡下人，如陈白露所批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日出》以后成了一个社会革命者，一个为理想而苦斗的战士。第一幕的方达生绝不是第四幕的方达生。演员如若抓不住这一点，自然难于完成任务。
好笑的是方达生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昧于世故，从乡下跑出来，从他的观念世界跑出来，而且，老实说，从他的唯我主义高高下来，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把一个堕落然而有希望 (把他的希望看做她的希望) 的女人带往他的清高的蜗居。他真是一位君子人，不吸烟，不跳舞，当然你明白，他厌恶以陈白露为中心的烟酒嫖赌的旅馆生涯，在这里没有白天，没有太阳，一夜一夜全在活地狱之中消逝。“这里的人都是鬼。”方达生说。他的心灵是单纯的，对于他的结论是坚定的，他的心里只有自己，正如一切孤独的热烈的浪漫主义者。他怀着一腔救人的热情，做梦也没有想到陈白露另有一个存在，以为她会欢天喜地随他而去，好像一个黑暗世纪的虔诚的圣女。听听他的语气是如何一相情愿，差不多如同一个主子吩咐着!
我要你跟我回去。
不，不，我说你回到我那里，我要你，我要你嫁给我。
他嘴里的“我”字几乎和宇宙一样大小。这样一个实心眼儿人当然不会理解对方的取笑。陈白露故意摆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原来是要跟我说媒，要我嫁人啊?
他还是诚诚恳恳，有板有眼地解释：
我不是跟你说媒，我要你嫁给我。那就是说，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曹禺先生形容他的“还是那个别扭劲儿”。因为他站在陈白露的地位。可是方达生比这个还要一相情愿，他在来以前就买好了车票，满心满意就只有自己，他会拿起帽子，“急煎煎地”说：
那么你是答应了，没有问题了。
对付这种书呆子必须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迎头冷水浇下。你有理想，你有梦，你有自私。好，我有现实，我有生活，我有你以外的全部存在。
你有多少钱?
方达生没有想到这个。天上是不要钱的。但是陈白露活在人间：
不懂? 我问你养得活我吗?
曹禺先生注解“男人的字典没有这样的字”，其实仅仅是方达生这类人没有想到有这个字罢了，字典原来是有这个字的。
方达生显然丧失了使命的意义，他开始感到他的理想的脆弱，但是他还不清楚脆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不妨立刻说穿了吧，他的理想是建筑在小我的自私上面的。他在第一幕是“舍身为我”，临到最后，他才变成“舍身为人”。失败者的气焰往往是凌人的，他以传教师和独裁者的尊严来执行他的神圣的任务：
我一定要感化你。
二十四小时内希望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家明白，这等于你表示他的感情的存在不足为力，只有仰仗于强横了。然而强横也在女人的嬉笑中落了空。他怎么办? 曹禺先生的性格大约曾经含有方达生的存在，他简直毫不容情，把这个伟大的可怜虫逼进了滑稽戏，
那……那我也许自杀。
听凭这块顽石粉碎了。然后峰回路转，陈白露开始把另一种教育给他，虽说倔强，终于顺从了：
这个地方不像话的事情多得很。这一次，我要请你多瞧瞧，把你这付古板眼睛打破了，多看看就像话了。
陈白露送了他一份厚礼。那是人生的黑暗面。那是现实。戏于是开始了，序幕告终了，开麦啦，开麦啦。
这个救人的人如今得救了。经过了长长的社会教育，他洗掉理想的自私成分，获得真正的勇敢的理想，那为人类服役的理想。他不回去了。他也不想常来看陈白露，那个过去活在他的憧憬之中的女人了。此刻应该伸手搭救的男男女女正不知道要有多多少少，这个世界大得很，大得很。他居然学会了批评那个嘴硬心肠硬的玩人而被人玩的社交之花：
你这个人太骄傲，太倔强。
他也学会了批评那群旅馆寄生虫。陈白露“应该嫁给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他本人了。这个男人“一定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像这两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样”。陈白露不会接受这个归宿的，她以一个毁灭者的勇气，安安静静，服着她早就准备好的安眠药片，同时感伤地，多情地，顾影自怜地，她照着镜子歌颂自己道：
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得太老吧。
多骄傲的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啊。多好吃懒做的一个有灵性的女人，犹如她的社会，因为不工作，要投机，要偷懒，而自相欺凌，自相毁弃啊。
但是，方达生这个书呆子，这个乡下人，因为给自己找到了积极的广大的工作意义，充满了生存的希望，向未来的斗争讴歌：
外面是太阳，是春天。
他从他的书斋投入社会的大浪，他从小勇变成大勇，那些可爱的皮相逐渐退落，露出一付诚恳结实的平凡而英雄的面目。方达生不再是方达生了。
这样一个人物，我相信，不是不可以完全演好的。而且，说实话，演不好这个正面人物，剧作者一定不会因之而太高兴。方达生之难于传达，一个是由于他的始终的旁观的立场，一个是由于他的型因着戏的进行而在转变，我原谅演员演不好，但是这不足以视同藉口说一个演员可以演不好。不把他当“人”看，而把他当“小生”看，这是一个何等荒谬的演剧传统啊。
六月廿九日
(载1946年7月2日《文汇报·笔会》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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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署名“刘西渭”。——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