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难讲的题目。正如古人所谓“文如其人”，托尔斯泰 (tolstoi) 所说的“情感的个别性”(individuality of feeiing)，我们如何能用一个标准去评定各种不同的作品和作者的价值? 这个“标准”的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也永远打不完的。今天我想说一点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末了掺加一点我自己的意见。
历史上文学批评的标准，中外大致相似。先说中国： 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子贡所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子贡这段话很少有人注意)，这都是求内容形式的一致。现代人把文——形式——比作铠甲，还没有两千年前子贡说得适当，因为铠甲是能脱离人体的，而“鞟”则不能脱离虎豹之体。在这里，我们看出文学批评已渐渐跳出评人的范围而入评文的范围。荀子提出另一个标准： “言必当理”“凡知说之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为之中说。”理是文学的一个基本条件。他又说： “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基本条件是理，形之于外者是中。荀子是确定传统文学观的基础的第一个人，他说：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 奸言。”到了扬雄，又提出了道德标准： “文词，表也，德行中信，里也。”王充又提出文无古今的“平等”的标准： “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这是“善”的态度。又自评其论衡说： “可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虚妄”的反面就是“真实”，这是“真”的态度。中国文学批评到此为止，已定出几个明显的标准了。
现在将这几个标准和近代托尔斯泰 (1828—1910) 所提出的比较一下。在表现上托尔斯泰提出所谓感染性 (infectiouness of art)，在这底下他又提出三个条件： 表现的明洁 (clearness of ex-pression) (这是反对十九世纪末叶的象征派运动而言的)，情感的个别性 (individuality of feeling); 艺术家的真诚 (sincerity of art-ist)。第一点——表现的明洁——和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意义相同; 第三点艺术家的真诚——和礼记表记所引孔子的话“情欲信，词欲巧”意义相似。许多人以为孔子这句话是矛盾的，我看并不矛盾，“情”“信”之后“辞”方能“巧”。托尔斯泰又提出内容方面的标准： 时代宗教趋势 (the religious tendency of the age)，宗教一词不能取其狭义的解释，而要取其广义的解释; 我们更要明了托尔斯泰自己在晚年是一个热烈的宗教家。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的意义可以说是“为人类谋福利”，这和王充提出的“善”和“真”的标准也相符。于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标准和西洋近代的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可惜的是古人说话因文字的关系常常很简单而难懂，然其意义则很深远。
现在的问题是如此，以前人所定的标准现在是不是仍能存在?仍能使用? 假使我们已不能接受这些标准，我们对于他们有何修正? 据我看来，这些标准的原则始终能够应用，虽然他们表面的条件是变了; 例如，从前传奇小说里所注重的忠孝节义，现在政治组织不同了，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于是道德标准也不同了。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条件的变异，其根本原则还是相同的。
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下，我们来看法国十九世纪末叶的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 批评。这是对brunetiere (1849—1907) 的批评的反响，brunetiere是sainte-beuve和taine以后在法国最有学问的人，他起先和小说家左拉 (emile zola) 打笔墨官司，说左拉的小说不是文学而是科学; 官司打了十年，结果两人都胜了一半，左拉凭着他的天才，brunetiere凭着他的理由——说左拉用错了原则。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 是对brunetiere第一个起反响者，他说： 天下最坏的东西莫过于书，书愈看多了我们愈不能定标准; 所以我只能说我的话，说我的爱好，因为我把握不住书和他的作者： 我只能把握住自己。他又说： 批评只是在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他又说： 书本的价值不在书本本身，而在我自己放进书本去的。brunetiere看见这样话当然大跳起来，因为文学的价值在他看来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后来jule lemaitre (1853—1914) 出来又说brunetiere决不敢失败，因为像他那样，失败之后是不能挽救的。他将现代的书和古书相比，比到后来，古代的书中找不出一种可以和近代的书对比 (如marcel proust的小说)，那是他一定感觉苦闷得很。lemaitre又说： “一部书是某种特殊时间之下一个人对于人世印象的纪录，批评家的话是某种特殊时间之下一个批评家对于一部书的印象的纪录。我不敢批评，我只能感觉。”这谦虚的态度其实是法国的传统观念，远在十六世纪的mon-taigne已经取这样态度，他永远在说： “quesais-je? (我知道什么?)”
印象主义的批评家虽然否定了一切标准，但是他们无形中也提出了一个标准——moi自我。以自我为标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客气，不随意得罪人; 坏处在没有标准; 既然批评是在某一时间下批评家对于一本书的印象的纪录，换一个时间他的印象一定不同; 而shakespeare，屈原之所以为伟大的作者就是因为他们不受时间空间性的限制。又如，小时我们都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们就说武侠小说好，再大一点我们都喜欢看《红楼梦》，我们就说《红楼梦》好，而时间，生理，心理种种条件天天在变化，难道书本的好坏也天天不同? 但是印象主义的批评家还是有他们的贡献，他们把文学批评的地位提高了; 因为批评的目的是纪录批评家自我的印象，批评家的活动不是审判而是创造，于是文学批评也成为文学中的独立部门了。
介绍了以上两种不同的批评标准后，今天我愿意说一点我自己的意见。许多人以为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今天我要特别在这里向诸位说明我的立场，我要提出的标准有两点： (一) 人生经验： 批评应该独立的有标准的; 人生的色象是复杂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字去决定，文学批评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我们应该用人生的经验去了解，去体会，去批评作品，脱离人生而注重技巧的作品——如六朝的许多四六文——绝不是好作品。福楼拜尔(g. flaubert) 虽然注重文笔，但是他用文笔去表现人生。艺术是人生为根据的; 批评者的经验——实际的或想象的——如抵不住作者时他就不配批评。brunetiere以读书经验为人生的全部经验，法朗士批评他就在这一点。以人生经验为批评的标准我们必须获得广泛的运用，他不是死的条件。
(二) 杰作： 以过去的杰作为标准比抽象的条件好，因为杰作的创造是根据人生的经验; 杰作是含有不可避免性的 (inevitable-ness)。brunetiere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这不是说批评家却要做书呆子，读书只不过是人生经验很小的一部分。批评家不能被作品所吸了去，而是要把作品吸过来。读到《红楼梦》黛玉葬花一段，(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里最失败的一段，这样重要的心理分析决不能以一首词去交代。) 人往往落泪而说“好! 好!”他们不知道黛玉还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完全洗脱自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被人称为最伟大的批评家sainte-beuve还不免冤枉balzac和sendhal，在他们的人生经验sendhal中sainte-beuve碰了一个钉子，虽然我们还是钦佩sainte-beuve。
(载1939年《文哲》第1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