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三个剧作。一个是《蜕变》，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家》。这三个剧本，就造诣而论，就曹禺的全部剧作而论，当然首推《北京人》。假如以写作的速度而论，便要首推如今正在演出的《蜕变》。他向例谨严审慎，轻易不放写作出手。只有《蜕变》是一个例外。写得快，放得快。为什么? 因为他在抗战初期，虽然看到了许多腐恶的现象，但是他更看到了更多的光明的事实。一种愉快的抒情的心境引着他走。一个新的中国在新生。《蜕变》是他喜悦的兴奋的表示。他为我们这个老大的民族欢悦，为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家欢悦。环境尽管险恶，不分老幼 (梁专员和丁昌)，打成一个力量，形成中坚分子 (丁大夫) 的后盾。一股抒情的气息洄流在现实而又现实的语句之间。属于现实，所以真实; 充满了热情，所以感人。《蜕变》的收获是明显的。十二月八日以前，《蜕变》在上海是新鲜的，胜利的今日在上海还是新鲜的。它不是作者最高的成就，然而它说明他的一面，也说明中国的一面。这就是好帮它永生了。

(载1945年11月17日《前线日报·戏》第1期)

《少年游》

《少年游》是一个好剧本。“丽华”现在敦请朱端钧先生导演，再加上一付整齐的阵容，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吴祖光先生离开北平八年，缅怀已逝的学生时代，人之所往，便写出了这出可歌可泣的好戏。他说得好: “这些日子是辛酸的，忧愁的、痛苦的; 也是兴奋的，愉快的、欢笑着的。”他的憧憬成为导演的憧憬，经过后者的处理，又将成为观众的憧憬。这是一群女学生毕业前后和住校住公寓的生活——和伪统治之下现实接触的结果。写学生是不容易写的; 能够写到《少年游》里面这样，也就很难得了。但是最可爱也最可敬的一个人物，一个渺小而又被人遗忘的旁边人物，倒是那个并非学生的弱者蔡松年。作者在这出戏里面创造了好些人物，这个可怜虫最令人感到兴味。

(载1945年11月24日《前线日报·戏》第2期)

《流亡曲》

如今正在“美琪”上演。这张片子在表面上是反纳粹，骨子里是反政治。作者在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于没有身份证而发生的伤心故事，选择的背景属于纳粹党在德奥称雄。身份证是一个小东西，但是没有了它，便有无法形容的惨酷。人和人的结合本来应当是自由的，情感的，需要的，然而政治把人类分成若干集团，不得稍有逾越。“人”站在国家的组织的岩层[1]之下，失去了自然的社会地位，成了无家可归的政治犯，身份证是一个可贵的记号。但是临到为了争取一个更可贵的使命的关口，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享受这种横暴的恩惠。《流亡曲》点破这一点，当史坦因挽偕警官跳楼的时候，不仅惨痛，简直伟大了。

(载1945年11月24日《前线日报·戏》第2期)

* * *

[1] 此处原文漏排一字，“层”字为编者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