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征
由东汉末黄巾起义（184年）开始，到六世纪后半期隋统一中国为止，前后四百年间的分裂、动乱、混乱的时代，就是本书所对应的时代。
这一时代由黄巾起义开始，这场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两汉加起来有四百年的汉帝国的根基。帝国的基础严重扭曲而崩溃之后，出现了魏的曹操、吴的孙权、蜀的刘备三方鼎立的局面，迎来了从汉朝长期统治下解脱出来的第一阶段，“三国”的时代。
提到“三国”，我们应马上想到个性分明的英雄与奸恶之徒激烈斗争的那个世界吧。那是一个由专行破坏和杀戮的董卓，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诸葛孔明等人物构成的世界。但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些想象的一大部分来源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就是小说。正史《三国志》是以曹魏为主轴，用更简洁的笔致来描写其时代的。
不过小说也不是完全脱离历史，其中的确有令后人震撼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作为时代的引领者，他们的共通点是在没有可遵循的既定模式也无法预见将来的情况下，选择凭借自己的力量勇往直前。他们很多是出身地方的豪族和军人。
在三国之后，是由魏的权臣司马懿后代所建立的西晋。西晋所形成的统一没有维持很久，时代的钟摆向着分裂、离心的方向大力摆去。在八王之乱和之后的永嘉之乱中，真正兴起的是北方非汉族势力，他们为中国史加入前所未有的新鲜血液。
中国因此首次出现了民族大移动。汉族成群从北方移居到南边的长江流域。民族移动不限于中国，还蔓延到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可以说，东亚各民族的地域分布的大框架大致在此时定下。在东亚整体发生大震动的四世纪，西方亦出现同样的状况，那就是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动，欧洲从此进入中世封建社会。那么东亚的情况又如何呢？这先暂且不说。
如此一来，引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走向的各位主角全都登场了，一是豪族，二是北方各族。而两者互相纠缠，虽然分立在南北和东西，但却共同采用了贵族制。贵族制的框架是形成政治等级制度的原理，同时亦成为联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纽带，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各民族统治者置身这样的体制之中，意识到与汉族在政治上、精神上都处于同一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族制是时代所要求的必然形态，也是时代发展的归宿。
二、魏晋南北朝的定位──内藤湖南和京都学派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汉族、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合作未有一个结果，要到后来形成统一国家的隋唐时代才显现出效果。在隋唐时代带有浓厚贵族制色彩的官僚机构中，汉族、其他民族的人才会聚一堂，孕育出了覆盖东亚诸国的优越文化及广泛权力。
隋唐帝国具备贵族的气质和国际性、开放性，在中国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但这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做铺垫。因此，由魏晋到隋唐的发展，可视为同一进程的前半段与后半段。
而最先将魏晋到隋唐作为一个统一时代区分出来并给予其历史地位的，是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年）。
根据内藤的说法，之前的历史是汉族及其文化经过形成、发展、扩大，达到秦汉统一国家这个高峰的过程，即是由内到外的发展过程。然而汉的长期统一，令体制、社会、学问都变得僵化，渐渐失去活力。用内藤的说法是“自我中毒”。可以说，这个曾经占有优势，以其繁华为傲的政权、民族，它和它的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改变时代的动力，则是从内部破壳而出的新兴势力，以及由外而来的完全不同的势力。不必说，这两者分别就是魏晋以来引领政治的豪族和五胡。
内藤于是认为，汉和魏晋之间存在大的断裂，前者是“上古”，后者是“中古”。这也可以替换成“古代”和“中世”。中古是到唐代为止，经过唐末五代的过渡期，从十世纪后半期的宋代开始，则进入与唐代情况大异的“近世”。“近世”的特征包括君主独裁及支撑这体制的科举制、新兴的士人阶层（读书人，关注社会和文化）和庶民阶层的兴起。
内藤想法的基础仍是西洋史的三分法，但他并没有将中国史的发展视作与西洋同质同样，倒不如说，他用三分法探索中国历史，是要刻画出其独特的样态和发展的情况。内藤将自己的见解在京都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出来，宫崎市定（1901——1995年）等众多后继者又对其增补、整理，以至于其学派之名在学界中固定下来。
所谓京都学派的根底，是将人类各种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总体当成文化问题来把握，并在其上归纳出一个时代的本质和特性，也就是解读时代之相。因此，各时代中人的思考和感性层次的想法特别受重视。时代的划分与这做学问的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正因如此，这种方法并不擅长连续地、系统性地解构历史世界，因此战后作为文化史观受到严厉批判。
三、对京都学派的批判及其后
最初向京都学派开火的是前田直典（1915——1949年，著有《东亚古代的终结》）。前田的批判主要分两点：一是根据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构造变化，亦即以古代奴隶制、中世封建制（农奴制）、近代（近世）资本制的各阶段来看中国史，会有什么结果？第二点是，中国史不是孤立发展的，若把它放在东亚整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来看将如何？京都学派对这两点都不关心。
在此基础上前田自有结论：中国古代的终结必然是在九世纪前后的唐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京都学派在论述汉和魏晋之间有多少本质差异时含混不明，倒不如说如果着眼于奴隶（奴婢）作为生产的主力这一点的话，则由汉到唐可视为一个连贯的时代。而且，纵观整个东亚的古代终结，朝鲜半岛是在十二世纪中叶（高丽中期）进入中世，日本差不多也是同时进入中世，则中国历史的转换若在与之相近的九世纪，应该会比年代相差甚远的三世纪更容易让人接受。
前田早早病死，但他提起的问题为西岛定生和堀敏一等人所继承，他们主要是东京大学的年轻学者（历史学研究会1950年度大会报告《国家权力的各段落》、西岛的《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特质相关的问题点──兼论中国史时代划分论争》）。另外，这些学说整体上受到了东大教授加藤繁（1880——1946年，著有《中国经济史概说》）的影响。他们多在《历史学研究》展开讨论，一般称历研派，又可称东京学派。这样，战后对中国史时代划分的论争在加入了新旧两代对历史的认识、东大对战京大等因素之后由此展开。
回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定位问题上。根据历研派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大抵是继汉代之后的奴隶制时代，但这与贵族势力的兴起和五胡的迁移造成新时代来临的印象相去颇远。在豪族庄园担任生产主力、隶属于豪族的私有民，又或存在于豪族周边、人数呈压倒性优势的小农阶层，是否都可划为奴隶？当然奴隶（奴婢）是有很多，但他们真的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吗？人们自然会产生这种种疑问。
对于这些疑问，西岛他们给出定义，即到唐代均田制的阶段为止，皇帝一直能对其治下人民进行个别人身支配1 ，这才是奴隶制的形态。换成一种复杂的说法，这是一个专制君主（despot）使整个群体隶属于自己的奴隶制或者国家奴隶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关联到总体制奴隶制理论的看法。
但这种公式，可以适用到什么地步呢？京都学派的谷川道雄认为时代主轴应在豪族和地域小农这里，两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上下关系，其中有相互依存结合展现出主体人格的一面，这亦值得注意。（《中国中世社会及共同体》）谷川和本书作者之一的川胜义雄（1922——1984年）等人用豪族共同体来概括这种状态，不必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和之前的奴隶关系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
以上我们主要介绍了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时代划分论争，想必大家已经了解，围绕着魏晋南北朝究竟属于中世还是古代的问题，学界曾出现过极为严峻的意见对立。这论争在之后逐渐弱化，至少在今日，几乎已看不到从奴隶制生产形态来分析这个时代（到唐代为止）的本质的见解。反倒是研究者已切实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因华北旱地耕法的成熟和普及，以及江南水稻技术的改善大增，因此负责生产的小农民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
而且坟墓发掘等考古学的成果，亦反映出这时代丰富多彩的一面。墓中埋葬有陶瓷器、人俑、日用品，又或装饰着壁画和墓志铭。另外这时代亦留下很多和佛教有关的石窟和佛像。以这些文物古迹为线索，将目光转向当时的文化和生活，窥看其内部世界，则明显可见其水平之高，远非同时期的朝鲜和日本可比。若认为朝鲜半岛、日本是古代社会，那么中国也应与之符合，则只是偷换逻辑、本末倒置。
四、前田直典对“全民皆兵”理论的批判和兵制研究
前田直典提到在东亚世界的关系中思考中国史的地位，但随着日本史和朝鲜史研究的进展，出现了将两国中世的开始时间一并提早的倾向。比如，日本史是以十一世纪后半期的院政期或之前的武士登场期为中世开端，朝鲜史是以七世纪后半期的新罗统一或十世纪的高丽成立为中世开端。所以，前田这个规定东亚古代终结的尝试算是失败了，但他提出将东亚纳入视野之中，可谓今日盛行的东亚论的先驱。
思考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是东亚世界形成的重要时期。最初汉的统治及其文化扩及周边地方，结果促使了周边各民族的自觉。其后以三国之后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混乱，以及五胡在北方活动为开端，各民族开始真正的独立，这种变动波及了整个东亚。经此阶段，各民族的大致结构已经定型，也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也是在这个时代，各民族开始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
其典型是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向魏遣使，获得“亲魏倭王”之号，以及倭五王频向南朝宋遣使之事。也即是说，连大海对岸遥远的日本列岛都知道大陆的动静，敏感地做出反应，迈入了古代王权的形成期。这情况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以至越南都能看到。更甚者，近年人们还关注到同时期的其他小民族（部族）的动向，以及因此产生的新的相互关系。隋唐时东亚世界的成立，必须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
有关前田对京都学派的批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继承内藤之说的宫崎市定认为魏晋以后有一种中世的特征，就是“全民皆兵主义”（《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前田指出秦汉时代的征兵制也是全民皆兵，不能以此论断魏晋为中国之中世。全民皆兵可以设想成士兵和农民一体，即全体农民都负担兵役，如果如宫崎所说，反而可以证明前田之说（认为到唐代为止是古代）是正确的。
宫崎后来在别处主张北方的游牧社会是征兵制，在其影响之下，中国的中世也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但并没有明确发表反对前田的意见。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忽视了前田所说的一半内容。笔者认为，这里面有京都学派论点的一个弱点。在分裂、动乱和战争相继的魏晋南北朝，军事和兵力才是决定时代走向的关键因素，比什么都重要，士兵作为影响时代命运的一方，他们的存在势必关系到社会之根本。就如日本的中世以武士登场为特色，只有中国的中世能够构筑起与之对应的独特的士兵、兵制理论，这种中世说才具有说服力。
包括宫崎在内，日本人对魏晋南北朝兵制的理解，大概都始于滨口重国（1901——1980年）的研究（《秦汉隋唐史研究》）。滨口的理论是这样的：汉代施行兵民一致的兵制，魏晋以后兵户（军户）制成立，分成了专门负责军事的兵户和一般农民的民户（编户），但从六世纪后半期到唐中叶为止，又变成了兵民一致的府兵制。滨口理论的核心是，古代人民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兵民（兵农）一致的兵制才是确保低价获得优质兵源的理想机制，府兵制则是将这种理想制度化并使其稳固下来。所以，魏晋时代普遍的兵农分离只是反映特殊时代状况的暂时的制度，处在一个过渡的位置，最后还是要回归为兵民一致。
只要以滨口之说为前提，即便要展开独特的中世理论，最终也势必会陷入自我矛盾。前田正是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点。这样反思之下，魏晋以后兵户制的出现是时代必然的结果。如果将豪族和北方民族的兴起当成时代的变化，则应有与之对应的兵制变化。当时出现了专门的士兵，各地则形成了军团（军府），府兵制就是以这些地方军团为基础，吸纳北方民族的部族兵编成国家军队。因此，府兵制的出现并不否定魏晋以来的兵制。
而且到了府兵制阶段，不论是在制度方面还是实际情况中，士兵（府兵）并不和一般农民处于同一位置。在社会上士兵的地位也较高，开始逐渐受到优待。只有像这样将士兵与农民划分开，才能确保国家军队的纪律性和专业性，或者说是积极性，一律征发农民服兵役就无法指望获得优秀兵力。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和统一的隋唐时代的兵制，其实可以看成一直是兵民分离的状态。这样就站在了和从前完全相反的角度思考士兵和兵制，将魏晋以后当作与汉代不同的中世阶段的看法也变得越发稳固了。宫崎所提的全民皆兵，需要再检讨。
五、本书的新鲜之处及其意义
以上所言稍见艰深，最后笔者想将话题转回本书。
笔者记得最初读到本书，是在京都大学读本科高年级的时候。在此之前中央公论社还刊行了系列著作《日本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这些书因其平易的文风、丰富而有趣的内容，加上崭新的视野，极受好评而销量甚佳。历史系列书籍受到这样的关注，前所未有。在脱离艰辛度日的战后复兴期、迈向经济成长期之时，日本人将目光转向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这恐怕与他们想确认自己的位置，并且有此闲暇这样思考不无关系吧。
受这一成功的刺激，各出版社都开始编纂自己的历史书系列，其中之一就是人物往来社的《东洋历史》十三卷（这次被收入中公文库的《中国文明的历史》）。在众多企划之中，本套丛书将中国的历史最早编成一系列，这就值得特书一笔。这虽然是人物往来社这家与东洋史关系淡薄的出版社的计划，但有机会系统地展示京都学派的立场，想必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1904——1984年）等人定然已是热情高涨。
当时在我们的研究室，预先订购整套会有打折的优惠。笔者没有忘记那时的情景，研究室的黑板上贴着订购单，曾是贫困学生的笔者每次都会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在收到书后，大家都会在短时间内读完，被纵横开阔的中国历史的世界所撼动，亦为执笔者深厚的学识所倾倒。当时本人尚年轻，都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诸位执笔者全力以赴的精神，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魏晋南北朝》。笔者想来，自己在日后以魏晋到隋唐，即所谓中国中世为研究对象，正是源于此书。
本书对笔者而言，到现在仍是重要的参考书，原因在于其新颖之处。一般的概说书和通史，都先叙述整体的时代背景，然后记述政治的演变和制度的框架。本书固然亦循此例，但书中极力用平易的写法表述生硬的史实和避免冗赘，这样的功夫随处可见。同时，行文还尽量将当时那些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透过他们呈现出当时真实的社会状态。
要看魏晋时代的人物，五世纪前半期成书的《世说新语》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其中有德行、品藻、俭啬、汰侈等分类，描写出人物颇具个性的一面。本书巧妙地加入这些人物的逸事，使这个时代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比如说斗富的石崇、王恺、王济，以及理直气壮表达自己想法的王戎之妻和许允之妻所代表的魏晋女性等。透过这些人物的群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与被礼教（儒家）观念束缚的汉代有本质上的差异，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这种手法远远比用言语说明事情的状况和本质更为有力。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特征，莫过于由佛、道所代表的宗教的存在。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并且在汉族中传播，受其影响初期道教成立。正是在被称为中世的这个时代，经历了这些阶段的宗教调整了其内部状态，深深地俘获了人们的内心，受到了众人信仰。这与宗教性没有浮现于表面的汉代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之后则是脱离印度、中亚的外来佛教的阶段，中国将外来宗教充分咀嚼、再次构建，进入了汉译佛典的时代。不要忘记，中国人经历了漫长岁月才将外来佛教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而我们日本佛教也曾受其恩惠。
佛教和道教是这个时代重要的特色，但关于这个时代的宗教研究，很长时间都没有成为中心。这方面到今日也没有多大改变，今日的主流仍是制度史、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不过，本书却将中国乃至印度纳入其视野，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了佛教的发展。在这类中国史的概说中花这样的篇幅叙述宗教，笔者未见来者。笔者要坦白，笔者是因本书而了解早期中国佛教的传入情况和发展概要的。本书展示出佛教所占的重要地位，尝试去贴近这一时代的特质，这方面显示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最后惶恐地提一下私事。本书的各位作者，笔者几乎都认识，也受过其中几位老师的耳提面命。其中川胜义雄是笔者入学以来的指导教授，笔者最受其熏陶。本书刊行当时，川胜老师刚好在翻译收入筑摩书房的“世界文学大系”中的《世说新语》，时常对我们讲到其中内容的新鲜有趣之处。《世说新语》的翻译在此之后接连完成了，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正是川胜等人首次从正面对其评价，认为这本书并不只是传闻逸事，而将其加入史料之中的呢？此外，川胜老师还论及六朝贵族制的发展，并意识到这可能与封建领主制相关联。也就是说，他同时考虑到了中国史的独特性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上所处的位置。这种治学态度笔者一直铭记在心。
另外还有一位森鹿三先生（1906——1980年），笔者最初在佛教大学任职时，曾有幸与其在东洋史研究室共事。虽然说是同事，但他已是闻名的大学者，笔者则是初出茅庐。森先生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对《水经注》等历史地理、本草学、法制史和律令的研究。现在盛行的汉简研究，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亦是森先生着先鞭的。森先生是酒豪，而且健谈，其饮酒方式很是豪放，饮酒越多话题越不受拘束，场面越热烈。在这些话题之中，亦有本书所提到的卑弥呼和邪马台国等日本古代史的问题，森先生每每会谈到一些确实可信的独到见解，令笔者受益颇深。这些都和在京都市四条通2 霓虹大街上巧妙地避开人群，走进小巷酒馆的森先生的背影一样令人怀念。
不论如何，本书到今日仍经得起学界的考验，也具备值得广大读者阅读的意义和趣味性。近年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年轻一辈更倾向于不囿于既有的框架和问题意识，而从多角度灵活地构思、自由地论述。笔者确信本书亦能不负这些后进的期望。
（气贺泽保规 明治大学教授）
1 西岛定生提出皇帝对人民建立“个别人身支配”观点，所谓“个别人身支配”，指的是国家对人民一个一个进行直接的人身支配。——编注
2 “通”在日语中指大道，四条通是京都市繁华的大街。——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