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道教与民族艺术_魏晋南北朝(森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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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道教与民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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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道教的兴起一般被认为在二世纪末。法国学者马伯乐（1883——1945年，研究中国古代史、佛教和道教史、越南语和越南史。1928——1930年曾以日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到访东京，后死于纳粹集中营）在其著作《道教──对不死的探求》中，谈到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思想是道教的起源。他将儒教、道教之争，用儒家、道家的思想对立来说明，虽然很有趣，但问题颇多，故在此不予采纳。

在二世纪末，统一的大帝国轰然崩塌，持续不断的内乱和游牧民族入侵，加上因天灾而出现的饥荒，令失去生活基础的庶民开始寻求心灵的安慰。这时，在东边沿海有张角宣扬太平道，叫人“叩头思过”；在西边四川盆地有张陵、张鲁开创的五斗米道。这些都是以治病为中心，追求现世利益的民间信仰。他们宣传人生病是因为犯下了罪过，故反省，忏悔，向神承诺不再犯，病就会痊愈。而入静室忏悔，又或饮符水这样的疗法，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看到，这是结合信仰的治疗方法的共同点。五斗米道在这种情况下，“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偿——译注）”，所以才被这样称呼。话说回来，若只是不犯罪可谓过于消极，与之相比，人们还需要积极行善，得到神的好感。于是其信者“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1

以太平道、五斗米道信仰为中心形成的等级秩序分明的教团组织，武装起来进行起义，他们被叫作“黄巾贼”。这次动乱虽因统治阶级同心协力的镇压而平定，但五斗米道的张鲁却在曹操手下继续宗教活动。以农民为中心企图颠覆汉朝的民间宗教，能够被准备建设新秩序的曹操认可其宗教活动，这意味着教团有着潜在的庞大势力，同时也表明教团的性质在不断变化，不论是在信者层面，还是在教义方面。

入晋后，五斗米道改名天师道在历史上出现。如“西晋到东晋”一章所述，琅邪王氏不仅在晋代，在整个南北朝都是一流名门中的一流，其一族中有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即是天师道的信徒，而其子王凝之更是热心于此。以下层农民为对象开创的天师道，这时也将贵族吸纳为信众。但是，其教义并没有失去当初引起叛乱的那种能量。

396年，会稽发生孙恩起义。东晋的政治当时腐败至极，官员大肆收受贿赂，朝廷公然卖官鬻爵，又课取重税，于是天师道的巨头孙恩崛起。幸运的是，当时会稽的长官是王凝之，这本来应镇压起义的地方长官正是天师道的信徒。起义很快蔓延到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带，到401年才好不容易被平定。

孙恩在长江沿岸一带起义之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贵族寇谦之宣称在嵩山得到太上老君的启示，来改革天师道。我们在这里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希望读者留意王羲之、寇谦之的名字之末都是“之”字，这在下节将会叙述。

423年，北魏太武帝即位，寇谦之下山到平城，推广其新天师道。新天师道去除了天师道原有的革命内容，如虎拔牙。太武帝对这教义产生兴趣，将新天师道，即道教指定为国家宗教，皇帝自称太平真君，决定废佛。道教于是成立。

由五斗米道到新天师道，其内容是怎样变化的呢？

《抱朴子》

中国自古一直有神仙思想，像秦皇汉武这些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也憧憬神仙思想家（方士）所述说的长生不老之术。张角和张鲁之教中几乎没有神仙之说。要取得长生不老药，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这与初期农民信众的现实生活有莫大距离。

晋代有葛洪著作《抱朴子》，集神仙思想之大成，书中还描写了庶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道德规范。葛洪是江苏人，在东晋成立初期被召到王导处。那时的王导幕下有干宝，干宝是神怪小说《搜神记》的作者。王导本人对神仙思想多感兴趣不得而知，但其幕下有葛洪、干宝，其家族有王羲之、王凝之，这点非常有趣。

于是，具备了庶民性的神仙思想，与天师道接近，不久两者终于合流。

天师道亦引入了五行和谶纬思想，结果出现很多禁忌和咒术。刘裕灭南燕时，其部下劝谏：“今日往亡（一种不宜活动的凶日——译注），不利行师。”刘裕说：“我往彼亡，何为不利！”2 这个事例显示出刘裕的豪气。此外，如“狂犬咬伤，虎骨刮末，水服方寸匕，并敷之”3 ，又如木瓜“最疗转筋，如转筋时，但呼其名，及书上作木瓜字，皆愈”4 ，这些都是咒术。日本的阴阳道（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之间流行，吸收道教的一部分阴阳咒术）亦引入了这些因素。

道教亦不免受天竺传来的佛教所影响，特别在道教要扩大、体系化时，就大大参考了佛教的僧团组织。同时两者又互为劲敌竞争。其实当时还有儒教，是三教相争的局面，但这里只说道佛之争。天竺与中国的对立、夷夏之别等问题成为他们彼此争论的焦点，甚至哪一教派历史较为悠久也曾引起争论。

西晋时有道士著《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出关门，涉流沙，到天竺教化胡人，释迦就是受老子之教的；又或说释迦是老子的转世再生。佛教一边也不示弱，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5 。

不老不死之道

最初由方士所说，之后成为道教主流的不老不死之道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呢？对中国人来说，肉体和精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追求长生并不是追求精神不死，而是要追求物质，即肉体不死。

要在活着的时候确保不死，就需要改变肉体（养形），使精神长存（养神）。因此，追求不死之道大体可分为两方面。

首先我们要从对肉体的实践，即生理学上的实践开始说起。道教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身体里住着各个神明，而身体分为三部分，各部都有一生命中枢，称丹田——丹是不死药的本质成分。第一丹田是脑，第二丹田是心脏之旁（胸中间的膻中——译注），第三丹田是脐下。在这三丹田旁边，住有三虫这三个在人体内作祟的玄灵（亦称三尸），它们攻击丹田，这就是衰老死亡的原因。而且三虫会脱离肉体，向上天报告其人之罪，以减其寿。因此，必须绝谷物以停此三虫之养分，这就是辟谷的由来。仙人以霞为食，大概就来源于此，但仙人也不能仅仅以霞为食，他们还需要服食，即服药和吃草根树皮。就如今日的女士要想成为美人，不吃饭而吃被称为美容餐的水果、服纤体药一样，他们或者吃下枣、松柏脂、枸杞，或者饮用可以杀三虫的药。前者最近常用于减肥药中，后者则可能真的有驱虫效果，有关药物我们稍后再述。

其次是导引，活动头和腰的关节以防筋肉老化，也可称作一种美容体操。这是有其道理的，现代所说的美容体操，内容其实是瑜伽和杂技性质的。我们举一个例子：“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6 这是被叫作熊戏的一种运动。另外还出现了“导引按摩”这个词语，所以这项功法应该也有按摩一类的动作。

还有“胎息”。这是为了保住气，即人的活力根源的一种功法，相当于调息术、腹式呼吸之类的。“取半夜之后，五更已来，睡觉后，以水漱口。仰卧，伸手足，徐徐吐气，一二十度。候谷气消尽，心静定后，即闭气，忘情，将心在脐下丹田气海之中，寂然不动，则咽气，三两度，便闭气，使心送向丹田中。”7

还有房中术，这本来是为了保住气的，后来变成了增进性能力之术，寇谦之提倡新天师道时禁之。至于养神之术，则是要通过内观而与体内各神结合，通过冥想来进入“坐亡”这样一种忘我的境界，达到身体和精神的神秘合一。

除了这些从神仙术演变而来的不老不死之术，原始道教时代所言的忏悔和奖善也变得仪式化，例如出现了在面上涂炭或泥中打滚以赎己罪的涂炭斋，和为了死者行忏悔仪式的黄箓斋等。

功过格与道教众神

如此这般，既然道教追求的是活着的时候不死，自然不会像其他宗教那样考虑来世的救赎——比如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彼岸。道教有着现世宗教这种非常特殊的特征。人在现世如何生活才能得到救济呢？这时就有了功过格（如不送丧减一百，想做善事而为妻所阻减一，代作休妻书减三十，公私不分减十，不视美人加五，乱酒减五）的出现。这个功过格好比一张人生的功课表，它按人的行为计算功过，并根据分数施加赏罚。它是从庶民的日常社会道德中衍生而来的，受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思想所影响。

道教认为各处都有神，所以我们怎么都无法列出所有神的名字。我们在这里便再介绍两三个和中国传统活动相关的神：三国的英雄关羽是道教神，被奉为关帝；紫姑是县令的美妾，因夫人之妒在正月十五被杀于厕所，于是成为厕所及猪舍神——正月十五要请紫姑神，这种占卜方法在中国被叫作扶乩，如同日本之狐狗狸8 ；观音的赐子妈祖（福建莆田林某之妻得到观音赐无忧树之花而生女，其女有各种神迹，遂被祭祀为神）是航海女神。此外，还有住在西方昆仑山的西王母等，这样的神数不胜数。

马伯乐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宗教后，说了下面一番话，非常有趣：

古代的宗教只把社会集团当成问题对象。中国被分成数百个诸侯国，宗教是诸侯领地的祭祀的一个总体，这正与希腊、罗马的宗教是城邦祭祀的总体一样。而这古老的宗教与诸侯的统治一同崩溃了。相对而言，道教则是中国要创造出一种个人宗教的尝试。道教在远东世界扮演着与希腊世界中奥菲斯教（古希腊的一种神秘宗教——译注）以及其他各种神秘仪式相似的角色，而结果其地位亦同样（虽然不完全一样）为来自外国的宗教（在中国则是佛教）所取代。佛教在中国，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那样的角色，但并没有如基督教一样全胜。在公元前后的中国，人们长期努力想要表现个人的宗教感情，这与同时代的西方非常类似。两千年前地中海世界的问题，在差不多同时代的黄河沿岸，亦同样成为问题。而两个世界的解决方法即便不一样，但亦有很多相似的点，其发展屡屡是并行推进的。

民族艺术

顾恺之

中国学者陈寅恪论述说，像王羲之、寇谦之那样名字之末都带“之”字的人是道教信徒。分裂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名字亦带“之”字，按陈氏的说法也是道教徒，不过他最适合被称作汉人的民族艺术家。

在六朝时代，不只绘画，各种艺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即是说，艺术脱离儒家道德主义的规范，出现了独立的趋势。

同时，艺术是贵族的修养，一直是由贵族创造和鉴赏的，其结果是艺术评论发展了起来。虽然当时绘画的真迹都没有留存至今，但据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和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可以推测当时的画风。《古画品录》提出绘画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并将三国到南齐的画家二十七人分六品评论。

现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虽然是唐代的摹本，并不是顾恺之的真笔，但被认为较能传达其画风。画中使用纤细而具一定幅度的线条，与书法这中国独有的艺术有着共通的一面，可以被称为线的艺术。这是中国画与欧洲画相比明显的特长。而且，画中还画出山水作为人物的背景（亦称“人比山大”，构图模式化，没有脱离观念的束缚），这是风景画之始。欧洲在十六世纪终于发展出风景画，而中国早一千年已有之。

顾恺之是一位有很多故事的人物。据说有一次他画裴楷，在其颊上添三根毛后，便使画像看起来神采奕奕了。他画人物，有的数年不画眼睛，人们问原因，他回答称画像要传神，只在于眼睛。9

南朝三大画家之一的张僧繇比顾恺之晚一世纪，大概生活在五世纪末。他也是善于运用线条的艺术家。他所绘的花晕染鲜明，视之如见立体，被呼为“凹凸花”。这种用色彩表现立体感的方法是受西方的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新的画风也出现了，并与线条描画的传统相调和。

北齐末年出身撒马尔罕的曹仲达是佛画名手。他所画人物的衣裳被评为“曹衣出水”，表现出湿衣沾体的感觉。这应该是将天竺笈多王朝时佛像的样式成功移植到了绘画上。

在敦煌石窟残存有作者不明的北魏壁画，还有被认为是北魏作品的画像石。特别是前者用强烈的红色晕染来表达立体感，可见是师法了由中亚到天竺的阿旃陀一系的美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王羲之

书法是先秦以来六艺之一，是士大夫所必需技艺，在东汉末年开始形成一种艺术。东汉时期，在篆、隶之上还生出楷、行、草三体，再加上纸的发明，种种条件之下，书法成为中国独特的艺术，可以称为民族艺术。而位于六朝书法顶峰之人，是书圣王羲之。

他与其子王献之被合称“二王”。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因任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另外他还信道教。他在名胜会稽，经常召集名士游山玩水。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他在兰亭召开宴会，收集出席者四十一人所作之诗制成诗集，并亲笔作序，其书法与文章都极受好评。不过，现存的《兰亭序》都是后人摹写的。

他擅长楷、行、草三体，但都无真迹传世，流传下来的都是摹本。其中被认为最接近真迹的摹本，是传到日本的《丧乱帖》（御物，应为隋以前的摹本。文章以“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开始，故名。是他五十岁时之作）、《孔侍中帖》（即《九月十七日帖》），都是王羲之的书信。他的书法线条自由奔放，不但对中国，甚至对日本书法都有很大影响。奈良正仓院所藏光明皇后（署名“藤三娘”）所书的《乐毅论》临摹的就是王羲之书法。

另一方面，北朝有石碑、墓志铭、造像记等，其书体几乎都是楷书，朴素有力。这种字体和风格的差异受到关注，从清代开始被概括为“北碑南帖”。

此外，北朝的书法遗迹还有在敦煌发现的、书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的《陀罗尼神咒经》。这是记有年号的写经中年代最古老的，其风格则是残留隶笔的楷书。

还有，在“民族大移动”一章已提到，在罗布泊发现了李柏（前凉外交官——译注）的书信。他与王羲之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从其用行书所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与王羲之相通之处。

谢灵运与陶渊明

在三世纪初，与三曹父子有密切关系的建安七子为五言诗赋予生命，文学亦得以独立。整个魏晋时代都有优秀诗作问世，而进入五世纪后又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这元嘉三大家，他们以五言诗的体裁吟咏自然山水。

谢灵运是整个六朝时期的第一诗人。他是淝水之战中大显身手的谢玄之孙、当代一流的贵族，但仕途不顺，口生怨愤，结果以谋反罪名被杀。他在谢氏的广大庄园中散步以消怨气，“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10 。他亦有注解佛经，对宗教有所关心。

而陶渊明虽不为同时代人欣赏，但被后世的白居易和苏轼尊敬，今日与谢灵运并称，甚至能居其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脍炙人口。他的文学中可见老庄思想，但他应该并不是道教信徒。

陶渊明是东晋大臣陶侃的子孙，但家境并不丰裕。他曾参与讨伐孙恩，和刘裕共事过。他也曾做过县令，但仅仅坚持了八十日，便写下《归去来辞》辞官回到故乡，以酒和菊自娱。他总是酒不离手，而且终其一生（六十三岁，一说五十三岁）过着隐遁生活。这与谢灵运最终被杀的结局完全不同。不过，他虽然没有直接行动，但并不是对政治和社会毫不关心。昔日同僚刘裕篡晋，他亦曾为此不忿作诗。

他还留下了优秀的散文，自传《五柳先生传》和描述乌托邦的《桃花源诗并序》都是其名篇。

陶渊明

从事文学活动的都是有教养的贵族，他们借文学以述怀。他们虽然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却非纯粹写景，而是依托山水来写人类社会。在这意义之下，可以将其与同时代的绘画、书法放在同一个层次来讨论。这些人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阴谋和斗争不绝，生于这种社会的苦闷也强烈地体现在了文学上。

其他文学

文学评论方面，魏文帝曹丕著有《典论·论文》，钟嵘在《诗品》中将古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评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之中都不含伦理判断。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展开了系统的文学评论，其文体是以当时流行的四字六字对句构成的四六骈俪文。

钟嵘和刘勰都是梁朝人，同时期还有梁皇室的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此书一直为后世传读，亦很早传入日本。在圣德太子所制十七条宪法中可见《文选》的影响，对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们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徐陵所编古诗选集《玉台新咏》，与《文选》一起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以诗和对句为主的四六文兴盛的背后，是音韵学的发达。汉语的单词大抵是单音节（monosyllable），所有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而随佛教一起传入的印度音韵学——声明学，刺激了人们对汉语音韵的研究，使反切和四声的法则得以确立。

反切⑪ 是表示发音的方法，如“圣”是“试政切”，“试”的子音是“sh”，“政”的元音是“eng”，两者合成“圣”字“sheng”的发音。而四声分平（平调）、上（上升）、去（下降）、入（语尾带p、 t、 k的子音）⑫ 四种，是由历史学家、文学家沈约所发明的。随着音韵法则的发明，诗作愈加精益求精，为接下来唐诗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当时音韵学的详细研究在中国已经失传，反而在日本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中保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当时受神仙之说流行影响，出现了各种神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最为有名，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述了乌托邦式的长生仙境。在桃花源，时间过得也仿佛比俗世间缓慢，桃花源的人在秦时迁入，并不知道汉代。《续齐谐记》中的《刘阮天台》写到刘阮进天台山采药邂逅仙女，半年后回到故乡，原来已经历二百年，再无人认识他。这与日本的浦岛太郎故事类似。后者可见于《万叶集》，其中咏叹在龙宫的生活是“不老不死”，所以这也是一个不老不死的仙界。欧文⑬ 的《见闻札记》中，亦有以丹麦传说为基础的《瑞普·凡·温克尔》，记载一觉醒来时过境迁的故事，可见东西洋都有关于不老不死的仙界的传说。

话说回来，六朝之人并不一定认为这些描写鬼神和神仙的书是空想，可能也把它们当成历史的一部分来考虑，虚构文学还必须要等到之后的时代才出现。

学术与科学

学术的发达

当时亦是学问发达的时代。首先在史学上，有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该书从庞大的史料中，选出可信的部分，并将其简洁地体现出来，而且公平地记述了三国中的每一国。虽然它定魏为正统，为后世的一些正统论者所不喜，但在正史中还是相当出色的。

但因其内容过于简略，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之加注，而采用了很多陈寿没有用到的材料，其中含有很多对研究当时历史很重要的材料，又或是一些虽然难说是史实，但显示了三国人物英雄形象形成过程的记载。另外，其中还夹杂着很多现已散佚，只能在裴注中看见其文本的著作，从这意义来看，裴注亦弥足珍贵。

接下来再看地理学，地理学方面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从黄河水系开始，记载了中国各地的河流及其流经区域的城邑、古迹、山水等情况。这与历来中国地理书按行政区域记述的方法很不同。郦氏为写这本书，除了游历各地增加见闻，更运用了从各种文献上获取的知识。这些文献有很多是今日已不可见的。

另外，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载了北魏首都洛阳的样貌。该书被认为于六世纪中叶之后成书。在三世纪中叶，绘制地图的技术因裴秀已有飞跃的进展，裴秀留下了制作地图的六项基准，其所绘地图依据的应是方眼图法⑭ 。

《世说新语》记载了由后汉到东晋二百年间的活跃人物的言行逸事。“世说”是世上传闻的意思。该书由宋刘义庆所编成，分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门，将当时贵族的鲜明个性、古典素养及充满人性的一面展现了出来。文章中加入对话，富含机智，从中亦能清楚了解清谈的概况。但其内容带有新闻性，时间一久就难以理解了，于是梁的刘孝标为之作注。其注也像《三国志》的注和《水经注》一样，引用了现在已散佚的史料，故价值很高。

另外，北齐颜之推为子孙写下《颜氏家训》，根据其亲身经验叙述了当时贵族的家庭道德、学问、教养、思想、生活方式、家计，以至处世之道、风俗、语言。因为其中可见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态度，故广被阅读。

梁代还编有《荆楚岁时记》（梁宗懔著，隋杜公瞻注，其注增补了南北风俗的差异和年中节日活动的沿革），记载了江南的风俗。观该书可知，包括元旦饮屠苏酒在内的各种风俗，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而农业技术书方面，有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技术的奠基之作。关于其著者，只知道是山东某地郡守。该书系统地整理了此前只在农民之间口耳相传的旱地农法的原理，反映了北方农业经营的实态。作者自言是“询之老成，验之行事”⑮ 。书中还从五谷、蔬菜、果树、桑麻的种法，讲到家畜的饲养，酒、酱的酿造，甚至是奶酪、鱼酱的做法。这些内容甚至涉及农业经济学，读之可知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有趣。

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关羽为流矢所伤之后医治的故事。医生用了外科方法，关羽没有被麻醉，只饮了一些酒，但却表现得非常平静。⑯ 小说《三国演义》中写到这位医生是名医华佗，不过这只是传说，华佗虽然也是三国时人，但没有见过关羽。

说到中国的名医，首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扁鹊，之后就是华佗。华佗使用麻沸散来麻醉，然后进行外科手术。不过如关羽这些酒量大的人，就算现代医学都很难麻醉吧。《三国志》还记载了华佗创作导引体操（五禽戏——译注），本可以活到百岁，但因拒绝曹操的征聘而被杀。另外，东汉末年张仲景著有《伤寒论》，这本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极为流行，在今日的汉方医学中仍然很受重视。

梁的陶弘景则编成了药书《神农本草经》。他是道士，可知其药学与道教有很深关系。

炼丹术

就如本章开始所述，服药在不老不死之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古人很早开始就在努力求取仙药，葛洪在《抱朴子》中则将其术整理，提倡服用金丹。丹是丹砂，即汞的硫化物，金丹便是以硫化汞为材料制作而成的。今日在日本所售药物中，受其影响仍有使用此“丹”字的“某某丹”。《抱朴子》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是将硫化汞在空气中加热提取水银。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虽然水银加热至接近沸点会变成朱色的氧化汞，但再提升温度，则会令水银游离出来，之后水银、氧同氧化汞之间的可逆反应重复出现。大概是因为这特性与追求长生的心态一致，所以人们很重视丹吧。

金亦因其熔点高、在土不腐，而为人尊崇。时人认为人类摄入金也可以不老不死。

制作丹中主要的九丹或太清丹，需要很多药物，而且要调和它们，故需多次实验。炼金术虽受到错误的元素转换说影响而失败，但对药物和器具的发明发现则有大功。还有，说到饮金，是以液态来服用的。

金丹是“最好的仙药”，而其他长生药中也有很多可疑成分。魏的清谈家何晏所服五石散（又称寒食散，药效极强，服用后需步行发散。鲁迅认为这种服散后的步行，是“散步”一词的来源），是以砷为主的猛药。南北朝时期还出现过服药中毒而死，又或成为废人的皇帝。滥药到现代也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祖冲之

中国人自古对数字的神秘性感兴趣，传说时代的河图洛书即是一种幻方。而随着神仙说的发展，人们对数字愈加关心，以至于对由数学组成的天文学亦产生了关心。五世纪时，出现了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他名字之末有“之”字，应该不是偶然。

汉代所编的《九章算术》，是中国数学的起点，其特征是记载了算术和代数的相关算法。虽然《九章算术》中没有总结出希腊欧几里得式系统的几何学，这对中国科学而言很是不幸，但中国在计算上则不输于希腊。欧洲在笛卡尔（十七世纪）出现后才有的负数，在《九章算术》里已经出现。

魏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他首创割圆术，由正六角形出发，到正一九二角形为止，算出圆周率在3.14又64/625与3.14又169/625之间。继承其说的祖冲之，求得圆周率是22/7（约率）或355/113（密率），后者（密率）极其正确，欧洲要到十六世纪才算出此值。其子祖暅之也是有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从圆柱与内接球的体积关系出发求得球体体积，这种方法仍适用于今天的积分法。计算球体体积的方法已由阿基米德所发现，故在其墓前有球和圆柱的石刻。但由于其著作没有传到中国，故在中国祖暅之声誉卓著。

在天文学上，何承天在宋时制成《元嘉历》，这个历法通过朝鲜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最早使用的历法。纪元节⑰ 定在2月11日，是因为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元嘉历正月朔日即位，换成太阳历就是2月11日。

之后，祖冲之按岁差作《大明历》。

以上简单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欧洲中世纪亦盛行炼金术，而成为今日化学诞生的基础。与此对比，虽然中国当时具备如此高水平的科学知识，中世纪以后又出现了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的配方在道教书籍可见，而三国魏时造出了指南车），但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出近代科学呢？这是个不能不思考的课题。

佛教美术

敦煌

发源于天竺的石窟寺院，随着佛教由中亚传到中国。四世纪中叶，中国西边的门户敦煌开凿出了最早的石窟，它与阿富汗有名的巴米扬石窟（有高53米和35米的大佛两尊，模仿的是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建筑样式）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石窟的开凿在敦煌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甚至还由当地一路向东，扩展到黄河流域。到1964年为止，共发现石窟三十多处，需要留意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北朝开始开凿的。

但是，长江流域南京附近只开凿了一处石窟，是南齐时代之物。南北这样的差异，与有没有适宜开凿的岩山有关，也跟有没有受到中亚的直接影响有关。

石窟寺院是在岩山中横着开挖而建的寺院。其中的佛像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在岩壁雕出的佛像，一种是在壁面涂上泥和石灰再安置的塑像。虽然甘肃多见后者而河南多见前者，但在中国并不能仅从地域或自然条件来考虑这样的分类。中亚的石窟因岩质恶劣而以塑像为主，初期的中国石窟受到了中亚样式的强烈影响。但中国本来就有石碑和画像石的传统雕刻技法，能在岩质坚硬的地方雕像，因此更倾向于雕刻佛像，随着雕像技法的普及，亦有在适合塑像的石窟加入雕刻的佛像。

下面我们将由西开始介绍主要的石窟，隋唐以后的石窟则省略之。

敦煌石窟的墙壁和天井都有修饰，安置有塑像，绘有壁画，这是其特色。石窟中没有发现其开掘之初四世纪中叶的佛像，现存最古的佛像与五世纪中叶的北魏初期式样（云冈昙曜五窟）相近。这座佛身穿贴身的通肩衣饰，属天竺的秣菟罗风格。而北魏后期的佛像则身穿中式裙，呈硬直之姿。

敦煌石窟（这里专指莫高窟——译注）因1899年匈牙利地质学者洛克齐的报告而出名，1907年英国学者斯坦因，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相继来到此地。石窟因其佛教美术和所藏数量众多的佛教经典、各种文书而有名，斯坦因和伯希和，乃至日本的大谷探险队，都曾把窟中文物带回己国。后来北京政府才匆忙禁止将文物带往境外，结果有约三分之一留在了中国。随后，研究敦煌出土的中国经典、法律经济文书的学问兴盛起来，被称为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建立了敦煌学的基础，并由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仁井田升等人继承了下来。

在甘肃兰州附近有炳灵寺石窟。“炳灵”是藏语万佛之义。《水经注》中已有相关的记述，其开凿则一直维持到明代，1951年炳灵寺石窟被广泛介绍。由此可知北魏时代的佛教风格接近云冈后期乃至龙门期。其中亦有壁画，但主题是藏传佛教，是近世的作品。

五胡十六国中夏曾经建都于兰州和西安中间的天水，在其东南45公里有麦积山石窟。1952到1953年有调查队被派遣到当地。根据文献记录，麦积山石窟虽然可追溯到五世纪初，但现存最古老的塑像是五世纪末云冈中期式样的塑像，后来的塑像则渐渐转为龙门式。此外，天井亦有壁画。

云冈与龙门

由麦积山向东，有龙门石窟。但要谈龙门，则不能不谈云冈石窟，故在此我们先将方向折向北。

云冈在大同以西20公里，因大同石佛寺闻名。诗人木下杢太郎⑱ 曾为其写有游记。1902年，伊东忠太⑲ 指出其重要性，法国的沙畹等各国学者加入研究，1938至1944年间，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派遣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调查队作了三十二册的报告书。

石窟共有四十三座。460年北魏文成帝时期，由僧昙曜率先开凿西边的第十六至二十洞，故这五洞称昙曜五窟。五洞中分别供奉一座大佛，仿照的是北魏皇帝五人。北魏宣称“皇帝即当今如来”，这句话也很好地说出了佛教和国家的关系。五洞中第二十洞的露天大佛，号称云冈石窟第一雄伟的大佛。

云冈初期的佛像饱满而明朗简洁，衣裳紧贴身体，受秣菟罗样式或其末流中亚样式影响显著。而雕刻着佛陀传记和《本生经》故事的浮雕中则可见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西风浓厚。不仅如此，这些石窟佛像中甚至还显露出拓跋氏的风姿。继初期的昙曜五窟之后，经过第七到第十洞的中期石窟，云冈石窟发展到以第六洞为代表的后期阶段，其样相全然一变。堂堂的佛像作上衣下裳的汉装，肉体皆被衣服所包裹。佛陀传记的浮雕显现出北魏的建筑式样，有五重塔，出现了中国式的瓦顶，而其屋檐的斗拱可谓法隆寺样式的蓝本。另外不只建筑，飞鸟时代⑳ 的佛像也可在北魏，特别是这一时期寻找到其源流。

北魏孝文帝在493年毅然迁都洛阳，于是放弃了云冈石窟，改在洛阳以南17公里开凿龙门石窟。

龙门在进入五世纪后亦遇上政治的混乱，到唐初方为最盛。龙门石窟中虽然也有北魏所凿的古阳洞、宾阳洞，有继承了云冈后期式样的雄伟佛像，但后来渐变奢华，多见内敛、神秘的风格，多见下裳覆盖座位的样式，而这些亦成为飞鸟佛像的源流。另外，北朝末年的药方洞中有记载治病方法的碑文，而龙门众多的造像碑为研究魏碑──北朝书风提供了大量材料。

由大同到洛阳途中，有山西的第一都会太原，在其西南17公里有天龙山石窟。太原在东魏、北齐时代作为第二首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石窟亦在当时开凿。此处的石窟虽然在1925至1926年受到大破坏，但在此之前已有日本人调查过。这些佛像下裳覆座的特征进一步发展，同时愈见饱满，显示出迈向唐代丰满风格的倾向。

从太原到东魏、北齐首都邺的要道上有响堂山，是北齐的代表石窟。关野贞、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三人做过调查。

镀金佛及其他

以上我们通过石窟寺院观览了一番当时的佛像艺术。但是从《洛阳伽蓝记》等记录可知，当时南北都有很多木造寺院，只是没有保留至今而已。这些寺院和日本的一样，都有木造或镀金的佛像。镀金佛像有几种材料。在四世纪前半期所造，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cambridge——译注）的镀金铜像和京都藤井有邻馆的古式镀金菩萨立像等，有着浓厚的犍陀罗风格和西域风格。而同样属于四世纪前半期，大英博物馆藏的带有造像铭的镀金佛像已颇见汉风，由此可知很早开始造像就已多样化。

古式犍陀罗镀金菩萨像（藤井有邻馆藏）

在佛教美术之外，宫殿和贵族宅邸这些世俗的建筑亦不能不介绍。但我们在此仅给出一些提示，比如当时的各种明器和泥俑，置于墓前的石兽，灰釉技术已见稳定的越州窑，以及传到日本染出上代锦的染织技术，不再进一步赘述。

1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译注

2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译注

3 《短剧方》——译注

4 北宋《类证本草》引陶弘景说——译注

5 《广弘明集》卷八引《清净法行经》——译注

6 《云笈七签》卷二十三《导引按摩》——译注

7 《云笈七签》卷五十九引《申天师服气要诀》——译注

8 一种游戏性占卜，类同笔仙，而笔仙是中国最古老的巫术之一“扶乩”的变种。——编注

9 《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译注

10 《宋书·谢灵运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