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卑弥呼的出现
中国记载所见的日本
日本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详细写在中国的典籍中，就是从这段分裂的时代开始的。这部分文字就是有名的《魏志·倭人传》，它记载了“倭”，即日本的地理、历史、风俗等。
在三国魏的时代，即三世纪的前半期，据说统治日本的是卑弥呼女王，其国都是邪马台。卑弥呼是谁，邪马台在哪里，是学界议论多年且到现在都未解决的难题。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魏志·倭人传》以前的中国典籍是如何描写日本的。
被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提到“倭属燕”，应该是日本见于中国典籍的最早的记录。但虽云如此，倭对燕是何种隶属关系并不清楚。不过，燕到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所灭为止，是以今日河北省为根据地，将势力延伸到中国东北以至朝鲜北部的一个国家，故可以想象燕是以朝鲜为媒介与倭来往。而之后的记录又提到倭曾在更古老的周代献鬯草，可见中国和日本之间，很早开始就有了微弱的联系。
燕被秦灭后，有燕人逃亡到中国东北和朝鲜。而从短命的秦朝的末年到西汉的初年，亦有大量难民避战乱来到朝鲜半岛。当时朝鲜虽然有号称是箕子子孙的人为王，但燕人卫满来到后赶走了他们，而以今日的平壤为都，自立为朝鲜王。不过，卫氏朝鲜也被汉武帝所灭（前108年），后来汉设四郡，其中乐浪郡的郡治在前王都平壤。西汉正史《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到了东汉，在光武帝的中元二年（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1 ，而“光武赐以印绶”2 。就好像要证明此事一样，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福冈市北面志贺岛的叶崎出土了“汉委奴国王”金印（几乎纯金，重112克。印面作正方形，边长2.3厘米〔等于汉代一寸〕，印厚约1.3厘米，印台上附蛇形钮〔有谓为龟纽〕）。委奴读成“ito”，可以指“怡土”或“伊都”（今福冈县前原市附近），但较多人认为“委”同“倭”，委奴即构成倭国的百余国中的奴国之意。“奴”被认为是今日福冈市的古称“傩”（na），比照金印发现的地点，这种说法有较多人支持。
不过照例来说，金印一般是汉朝赐给诸侯王的，这样最高级别之物被赐给极其微小的奴国，似乎十分不般配。委奴可能是指倭国全体的称呼，即便是指构成委（倭）的奴国，也应该理解成百余国的代表。总之，这证明中日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接着到了107年，东汉安帝时倭国王帅升献上生口百六十人。这个记录出现在正史《后汉书》中，而其他记载此王之名的史书则作“师升”。“生口”之意亦众说纷纭，但最有力的说法是指奴隶。不管怎样，到二世纪后半期时，据说倭国出现兵乱，各国互相攻伐，结果一女子被推为国王，这就是卑弥呼。在谈论女王卑弥呼之前，笔者先要交代一下三国时代前期的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情况。
三国时代的中国东北与朝鲜
汉武帝在朝鲜所置的乐浪等四郡，虽然随着汉室衰微而管治范围缩小，但仍一直控制着平壤附近的地方。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也应是在乐浪郡治中进行。但184年的黄巾起义使汉朝开始迈向了灭亡之路，朝鲜逐渐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
东汉末年，在东北辽东郡的长官公孙度打败东方的高句丽和西边的乌丸，更渡过渤海湾进入山东半岛的北部，并占领了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其子公孙康则在乐浪以南设带方郡，其郡治在今日首尔之西北。
到公孙康之子公孙渊之时（228——238年），中国分为魏、蜀、吴三个国家，公孙渊和魏、吴都有交涉。而魏此时正在与蜀相争，也无暇出手东北，故只能以怀柔政策，任命公孙渊为辽东太守。另一方面，吴亦趁魏蜀相争的机会挑唆公孙渊，想从侧面牵制魏国。
229年，吴使来到辽东试图通好。232年，吴再派使者赴公孙渊处。魏亦感到吴与公孙氏的海上同盟会威胁自己，故在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袭杀了吴使。公孙渊受到魏国猜忌，因此与吴的交往愈密，在当年向吴的书信中称臣，表示属吴之意。吴国接受，封公孙渊为王。但从当时尚不发达的航海技术来看，这海上同盟的效果恐怕也很有限，故公孙渊又舍吴与魏接近，被魏封为乐浪公。
但是在诸葛亮死后，魏国西面的军事压力减轻，于是打算讨伐早就被认为怀有二心的公孙渊。
幽州刺史毌丘俭（毌丘是姓。1906年发现他伐高句丽的纪功碑）首先出手，兵败，反而让公孙渊趁机侵入魏境。于是魏明帝于238年召回对蜀作战的大将军司马懿，让他指挥讨伐公孙渊。同时魏任命了乐浪和带方两郡的长官，使他们由海路攻向朝鲜。公孙渊陷入困境，求救于吴，吴亦因其反复而没有积极救援。故这个横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地方政权被打倒，魏的势力伸展到朝鲜半岛西南部。在公孙氏灭亡翌年，即239年，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者来到魏国。
女王国邪马台
《魏志·倭人传》
一般我们习惯称作《魏志·倭人传》的文献，正确来说是指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对倭人的记载。《三国志》是魏、蜀、吴三国的正史，由晋陈寿（233——297年）所著，其中分《魏书》《蜀书》《吴书》。《魏书》最后的卷三十是乌丸、鲜卑、东夷的传记，东夷传记的结尾就是倭人的部分。
《倭人传》一开始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对比前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首先是乐浪换成了带方。如前所述，魏讨伐公孙渊时，同时任命了乐浪和带方两郡的长官，使他们由海路攻向朝鲜，由此可见，在公孙氏时代，魏在比乐浪更南的地方设置了带方郡，为了表明倭人所在位置也用距离他们更近的带方作为基点。之后带方郡治则成为魏与倭人交涉的场所。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的百余国变成了魏时的三十余国。虽然也有人解释成百余国中有三十余国与魏往来，但似乎还是应理解成百余国渐渐合并成三十余国。
之后则记载由带方郡治到倭的路线：“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釜山附近），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应为“一支”之误），……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长崎松浦），……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壹（台）国，女王之所都，……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除了下文的算法，还有人解释“万二千余里”是到狗邪韩国的七千余里加上《倭人传》下文提到的“周旋可五千余里”。）
以上有记载里数的路段只到不弥国。即，从朝鲜半岛西岸南下，折向东沿南岸东行，到釜山附近为止七千余里。之后到对马千余里，到一支（壹岐）又千余里，到九州岛北岸（末卢——译注）同样要千余里，则在海上航行约一万里。在末卢登陆后到伊都五百里，到奴国百里，到不弥百里，陆路共七百里，与前述海路合计共一万七百里。从总里程一万二千里中减去这部分，则还剩一千四百里，正确来说是一千四百里之内。
邪马台国行程表
这样，从不弥到女王之都邪马台的距离，几乎是从末卢到不弥的两倍。
水行十日陆行一月
据《倭人传》，由不弥往南方行海路二十日到投马，到达邪马台则要向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不弥以后的路程不以里数而以日程表示。若考虑南行方向和剩余的一千四百里——这也是末卢到不弥的两倍里程，则邪马台应在筑后川的有明海3 附近。更不用说这附近也是后世的山门（音“yamato”）郡所在，与邪马台同音。其上游的三潴（音“mitsuma”）郡，亦与投马“tsuma”音相近，颇见说服力。
由方位、里程、地名来看，邪马台是山门郡似乎是恰当的解释。但如果认定福冈市东南的宇美（umi）或者太宰府附近是不弥，则到这个山门说的筑后川川口充其量只需两到三日，完全不用《倭人传》所称的水行三十日，陆行一月。因此，为补救山门说，有人指“陆行一月”的“月”是“日”的错字，或者将“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解释成“若是水行则需十日，陆行则需一月”，尽量努力去减少这期间的日程。尽管这样，应该还是用不了水行三十日，这样解释还是有疑问。
大家都同意需要水行三十日的航线是在濑户内海。由九州岛北部经关门海峡进入濑户内海，到大阪湾深处的难波，当时约需三十日，大家应该都认可。特别巧合的是，过了其中途，附近有一处叫“鞆”的码头，其发音“tomo”亦与投马之音近似。这就成了邪马台是畿内4 的大和一说的论据。但如前所说，这个里程不止是从末卢到不弥之间距离的两倍，这是个问题。按带方郡治到不弥之间一万又七百里的说法，不弥到大和约六千余里，与《倭人传》“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的记载矛盾。
而且记载提到从不弥南行，但濑户内海的航线则是向东，这是更加不合理的一点。因此，学界盛行诸如向南包括向东、时人理解日本的形状偏差了九十度等维护邪马台是大和的说法。
连续说还是列举说
另一方面，为了补救邪马台是山门之说的弱点，换言之为了缩短水行三十日，又有新的解释出现。一直以来不论是山门说还是大和说，都主张由带方郡治出发到邪马台的记载路线是连续路线，相对于这种理解，新说则认为伊都以前与以后的记述方法不同，伊都以下的记载，是以该地为中心，分别按方位和里程，或日程来记述伊都与各国的路程。
比如说，“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之后的记载，是“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前者的顺序是里程而后国名，后者则是国名而后里程。新说认为带方郡的使者实际只到了伊都，之后的记载是从倭人处听来的传闻，故伊都之后行程不是连续的。书中分别记载了伊都到奴、伊都到不弥、伊都到投马、伊都到邪马台的方位和里数（日程），所以从伊都往邪马台，是向南水行十日或者陆行一月。如此一来以前认为从不弥出发到邪马台，无论如何都需水行三十日，现在则可以解释成从伊都到邪马台只需水行十日。
就这样，若一直以来的连续说被打破，这种列举说能立住脚的话，投马的位置也应该不在通往邪马台的道路上。所以若由伊都走海路，从九州岛东岸南下到宫崎县的妻就是记载中的“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的话，则由伊都走海路，从九州岛北岸绕到西岸进入有明海，到达筑后川口的山门郡就是“至邪马壹（台）国，……水行十日”的解释了。
女王国的组织
可是，《倭人传》在解说从对马到邪马台中间若干国的户数和道里之后，其下文称“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这一点遂成问题。如果是以前的连续说，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女王国邪马台位于投马之南，从对马到投马全都在邪马台之北，女王国及女王国以北之国，其户数、道里都可略载。而且，《倭人传》后面还说“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作为“旁国”只列举了从斯马国到奴国的二十一国国名。那么“户数道里可得略载”的对马以下八国，加上仅仅记载了国名的二十一国，大体上符合与魏“使译所通三十国”之数。
这先暂且不论，如果按列举说，假定投马在宫崎县的妻的话，则与“女王国以北”的条件不合。为此，尽管投马的户数、道里都有记载，但仍不得不从“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国里除名。而且，对照《倭人传》中“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的记载，女王在伊都国常治的一大率（大帅——译注）检察的诸国，只能是女王国以北的“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国，即由对马到不弥的六国。这样，甚至得出了当时倭国存在此六国、投马国和其余国这三种政治社会的结论。
这是史实与否姑且不论，此说的前提是伊都国以后的记载是列举方式。但从到邪马台为止“可得略载”和此后“不可得详”的对比来看，实在难以将投马定在九州岛东南部。如果投马在宫崎的妻，正应该属于“远绝，不可得详”的“其余旁国”一组吧。《倭人传》在列举“其余旁国”之后，又提到“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今日的宫崎县更像是在狗奴国的领域。
狗奴国
《倭人传》说“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可知狗奴国与以邪马台为中心的女王国对立，由男王支配。按邪马台为山门的说法，狗奴国详细位置暂且不论，但应该在南九州岛。这让人联想起日本史提到的“熊袭”5 。但按邪马台为大和的说法，则有前面提到的方向上的问题，如果所说的“南”实际是东，那么“女王境界所尽”应该在东国，狗奴国应该是其“南”也就是东边的毛野（群马县）。不过大和说中，这里也有人按照字面解释，认为狗奴国是大和以南的熊野。
在山门说，往大了说则是北九州说中，针对狗奴国也有很多异说，其中还有人认为在四国。之前提到的投马除了三潴、鞆、妻，还有人认为在日本海岸的出云或但马，对《倭人传》地名的推测就好像百家争鸣。对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外国地名的考证，很少有如对《倭人传》的研究一般仔细的。
亲魏倭王
《倭人传》的记载如上所述，先记地理，即自带方郡治到女王国的路线，继而得出“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的结论。之后《倭人传》又对倭国习俗和物产有相当仔细的记载，例如“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习俗。
其后则是有关政治、外交的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中国东汉桓、灵二帝时）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壻，有男弟佐治国。”
汉语呼人的灵魂为鬼6 ，则这卑弥呼应该有与灵界沟通的神秘力量。
卑弥呼在魏景初二年（238年）六月“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按《日本书纪》和《太平御览》所引《倭人传》，则作景初三年（239年）。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驾崩，其子齐王芳即位，那么难升米出使魏之时，应是齐王芳（少帝）在位。而这难升米，恐怕是最早到洛阳的日本人了。
这先暂且不论，对这次使节派遣，魏于其年十二月，下达少帝诏书给卑弥呼：“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这是继“汉委奴国王”后的第二枚金印。诏书里还记载：“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对于卑弥呼的贡品，以“绛地交龙锦”五匹和其他各种绢织、毛织品答谢，又特赐大量绢织品、毛织品、黄金、刀剑、铜镜等物。
于是第二年，即正始元年（240年），带方太守弓遵一行携诏书印绶来到倭国。卑弥呼受诏书，成为魏之倭王，并拜领大量的贵重赐品。魏使节归国之际，卑弥呼委托使节将其奏文带回以答谢恩赏。其后正始四年（243年），卑弥呼再次向魏派遣使节。
卑弥呼之死
前面提过，在女王国以南，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与女王国敌对。而在247年，卑弥呼遣使至带方郡——其时带方太守已换成王颀——禀告与狗奴国作战的情况，这恐怕是向魏求援。但就在对狗奴国作战的关键时刻，卑弥呼死了，造了一座直径约百步的墓，而且据说有一百余名奴隶殉葬。当时一步约150厘米，百步即150米，所以这一定是座巨大的坟墓。前文所述带方郡到倭国里程也应有夸张之处，所以这个百步是不是实数还尚存疑。但是，从特意如此书写来推测，这应该是当时未曾有过的大工程。
而因为这大坟的记载，故比起北九州岛，邪马台为大和（多见古代大坟——译注）一说较易为人接受，考古学者也倾向大和说。不过考古学界亦考虑到，在卑弥呼死后的三世纪中叶还没有出现如此大坟，故邪马台为大和之说尚难以确定。
由卑弥呼到倭五王
与日本史的交错
《倭人传》所见邪马台是北九州岛抑或大和，到现在（1966年）已有上百篇论文做仔细的研究，但仍未有结论，可以想象今后仍会论争不绝。不过，本来《倭人传》的记载内容就于实际见闻中夹杂了从倭人处听得的传闻，而且这种传闻还可能存在夸张虚构成分，执笔者在汇总这些内容时也可能会掺入先入为主的想象，所以《倭人传》中包含的各种矛盾，用通常的办法解决不了。邪马台在何处，恐怕是将来都难以解决的难题，而且这同时还牵涉到卑弥呼是谁的问题。
如按邪马台在九州岛，则卑弥呼是日本史上不详的人物，亦无伤大雅。但按邪马台在大和之说，这样解释就行不通了，无论如何都需弄清她是日本史上何人。日本历史，也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卑弥呼之后的八世纪初所编纂的史书，虽然距其时代已五百年，但正因如此，其中应该包含自古以来的大量口头传闻。若是这样，《倭人传》与日本史应该存在交错内容，实际上大和论者就卑弥呼为日本史上何人的问题已经提出了若干猜想。
再往前回溯，《日本书纪》本身像是有暗示卑弥呼指的是神功皇后，“事鬼道，能惑众”是一个论据。明治以后，也有将卑弥呼比拟成倭姬命7 和倭迹迹日百袭姬命等的说法。还有，卑弥呼与男弟的关系可以让人联想到后世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的关系，亦可类比古代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神代8 天照大神和天儿屋根命的关系。总之，他们不一定是姐弟关系，这些联想都着眼于女主和男臣的合作关系。
《倭人传》不只与日本史的文献交错重叠，像在刚才坟墓问题中看到的那样，也有很多部分与考古学发现交织在一起。若是大胆借用考古学上的见解，则到卑弥呼时代的倭国，由北九州岛到中国9 及四国西部的地区，与其以东的地方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据说东方的文化以铜铎，西方的文化以铜剑、铜鉾为标志，而两者后来终于统合，进入古坟时代。可以说卑弥呼时代正好就是东西文化圈由对立到统一的转换期。
《倭人传》记载“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如果这指的是东方铜铎文化圈，女王国就相当于北九州岛的铜剑、铜鉾文化圈了。不论如何，卑弥呼是何人今后也仍然是日本古代史上的一大谜题。
大和国的建立
而在卑弥呼死后，这个联盟国家受到冲击。此后女王国“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另一方面，在中国，265年司马炎代魏立晋，称武帝。翌年倭国派使者来朝。但从这时开始到412年的一个半世纪，没有任何直接描述中日之间关系的史料，完全是历史上的空白时期。
两个曾亲密来往的国家，为什么断绝了来往呢？主要的原因应是战乱。胡汉势力的抗争，是影响东亚历史的重要事件，而在中日两国断绝来往期间，北方的主角是鲜卑族。再说东北方，此前受到魏压制的高句丽开始不断扩张势力，于是由中原经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到日本的路途断绝。其中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313年，自汉武帝设立以来四百二十年间一直作为中原王朝东方基地的乐浪郡终于落入高句丽手中。
自此数年之后，因鲜卑与其他外族进攻，西晋最终不得不放弃北方，南渡长江，逃往吴的故地建立东晋。而在东晋末年的413年，高句丽和倭国入贡。
这时的倭国王赞，被认为是日本史上的誉田天皇，即应神天皇。赞，恐怕就是“誉”的意译（前田直典之说）。这样，在此之前的一百五十年的中日关系空白期，以一世三十年计算，相当于崇神、垂仁、景行、成务、仲哀五代天皇统治时期。
在日本史中，相对于神武天皇丰富的记载，由第二代绥靖天皇到第九代开化天皇的八代是无历史的空白，第十代崇神天皇之后突然变详细，大和朝廷的发展过程记载得清楚明白。这一点是认为神武天皇和崇神天皇应连在一起的重要根据。两者都称为“はつくにしらすすめらみこと”10 ，是否原本就是同一人呢？而之所以中间拉开五百年的空白时代，应该是牵强而为，因为若是先规定好公元前660年正月初一神武天皇在橿原宫即位，这样写年代记的话，无论如何都无法对上年代。
若说“神武天皇东征”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应该大体如下所述：三世纪前半期国力增强的北九州联盟国家，到了三世纪后半期女王壹与之后的时代，开始进攻畿内，统一了一直对立的东西两个文化圈，而最后完成这大事业的，正是“はつくにしらすすめらみこと”。
好太王碑（吉林集安，明治末年摄影）
日本史上的崇神天皇派四道将军出征，景行天皇时日本武尊的东国、九州岛征伐，仲哀天皇的熊袭讨伐，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展现出神武东征之后大和国家扩张的过程。根据可信的史料，高句丽好太王碑（好太王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正式名称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其碑在王死后两年，即414年九月二十九日被立于其墓侧），日本在辛卯年入侵朝鲜半岛南部，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反映了这个史实。同样，神武天皇以来的征服故事，可能不只是传说，应该包含了若干史实在内。
倭五王
而在朝鲜半岛，几乎在同时代或比这时代稍晚，亦形成独立国家。经过东汉末被公孙氏压迫，以及三国时被魏的毌丘俭毁灭王都（在鸭绿江上游）的致命打击，高句丽在三、四世纪之间再兴，最终壮大到夺得了汉族的东方基地。
另一方面，南边的韩族本来分成七十八个部落国家，形成了马韩（五十四国）、辰韩（十二国）、弁韩（十二国）这样的三国联合体，但其后随着汉人势力的衰退乃至消失，在西方的马韩之地和东方的辰韩之地分别建立起百济和新罗两国。372年，百济王余句被建康的简文帝授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377年，新罗和高句丽一起到长安向前秦入贡。从这些史实可见，在四世纪中叶，百济、新罗已发展成国家，与中国通好。
仁德天皇陵（在大阪府堺市——译注）
之后北方的高句丽，南方的百济、新罗，以及大海以南的日本几国之间关系紧张，再加上中国境内的南北对立，令东亚出现复杂的国际形势。最初的波澜，是由早已实现国内统一的日本激起的，即日本史上所称的神功皇后三韩征伐。这是指日本在四世纪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以任那（兴起于原来的弁韩之地）和百济为殖民地一事。413年日本王赞向东晋派遣使节，恐怕是想请东晋承认其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事实吧。
中国之后进入长达二百年的南北朝时期，倭王的使节亦数次来到东晋之后的南朝宋。倭王赞之后又有其弟弥（亦作“珍”）、弥子济、济子兴、兴弟武，此五王在六十年间前后八次派出使节。
这倭王系谱虽然和日本史的记录不一致，但时间上大体相当于应神天皇至雄略天皇的时代。倭王武（雄略天皇）曾向宋上表称：“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是在夸耀大和国家的兴隆。这兴盛的历史，可体现于历代皇陵中最为壮观的应神、仁德陵，而倭王弥（可能是仁德天皇）给宋的上表文中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件事，亦可让人感受到作为大和国家的征服者的自负。
1 《后汉书·光武帝纪》——译注
2 《后汉书·东夷列传》——译注
3 位于福冈县、佐贺县、长崎县、熊本县间的海湾，是九州最大的海湾。——译注
4 约等于今日的京都府、奈良县、大阪府和兵库县的一部分。―译注
5 《日本书纪》等史书所提到南九州岛的民族名。——译注
6 日语中用“鬼”这汉字表示汉语中“怪物”之义，而非鬼魂，故作者特别解释。——译注
7 命是日语中对上代贵人或神祇的称呼。——译注
8 《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之前的神话时代。——译注
9 日本古地名，大致相当于今日京都以西的本州岛。——译注
10 汉字分别写作“始驭天下之天皇”“御肇国天皇”，但日语发音相同。——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