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都建康

迎接佛舍利的大法会

大同三年（537年）九月五日，梁都建康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从宫城正门大司马门径直往南，通过都城南正门宣阳门，到朱雀门的大街两侧，人山人海。

这条大街称为御道，就如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的朱雀大路。道路两旁遍植槐柳，美饰沟渠。这大道本来是衙门所在，现在建满了豪宅。

出朱雀门就是贯穿建康东西的秦淮河，建康就以此河为界，分为北部的建康县和南部的秣陵县。这里有由船组成的浮桥，是一处别具特色的渡口，亦称为朱雀大航。商人往来，热闹非常。

法会群众的队伍，由这渡口一直延伸到南方丘陵地上的长干寺。渡过朱雀大航之后街道风格变得很是不同，这里叫长干里，秦淮河南岸河口以东分为小长干、大长干，是庶民杂居的地方。

长干寺有据说是印度阿育王送来的阿育王塔，故一般称为阿育王寺，是建康首屈一指的古刹。以崇佛皇帝自居的梁武帝，在大同三年八月发愿改建此塔，将在旧塔下的佛舍利和佛爪发在这天迎回宫中供养。长干寺还有一座佛殿，安置有据说是阿育王为其四女所造的金光闪闪的佛像。就在此佛殿前，人们焚起白檀之香，演奏起悦耳的音乐，举行了盛大的无遮大会。无遮大会是出家的僧尼、在家的居士信女等所有佛教徒聚集的大法会，不论身份如何，男女老幼都会受到开仓施舍，同时这还是一场传播慈悲佛法的大集会。武帝自己就是最大的施主，他向长干寺布施金银等物及一千万钱，以为寺产。

百万人的集会

由建康到长干寺，以皇帝使者皇太子萧纲（后来的简文帝）为首，王侯贵族、文武达官等为奉迎佛舍利排起了长长一列。这无遮大会的队伍中连南越献上的象都有。数年前还发生过这样的奇事：武帝“幸同泰寺开讲，设四部大会，众数万人，南越所献驯象，忽于众中狂逸，乘轝羽卫及会皆骇散”1 。

《梁书》记载：“是日，风景明和，京师倾属，观者百数十万人。”2 而当时建康的户数，在以都城为中心包括郊外约十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二十八万余户。以一户五人推算，建康的人口最少达到一百四十万。此外，仅在建康，不在户籍中的僧尼亦超过十万之数。“观者百数十万人”绝不是夸张的说法。

极尽庄严的长干寺

翌年九月十五，改造佛塔已准备好，武帝亲到寺中，再设无遮大会，并奉还佛舍利。舍利和爪发被分为两份，“各以金罂，次玉罂，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中。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镮、钏等珍宝充积。”3

前后三次的无遮大会之后，长干寺开始大肆营造。武帝“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4 。而在武帝下达了“阿育王寺方须庄严”5 的命令之后，王侯和富豪所布施的金银珍宝大增。皇太子萧纲亦上奏表示“谨上钱一百万”，以示对天子忠诚。建造长干寺不但征发很多民众，还动员了沙门运土引绳。

这样，长干寺的众多堂宇建成，佛像也完工了，高阁耸立，极为壮观美丽。佛殿的壁画出自当时名家吴县张繇之手。张繇就是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张僧繇，书中称“武帝崇饰佛寺，多僧繇画之”。他亦是与晋顾恺之、宋陆探微、唐吴道子并称“顾陆张吴”的名家。

长干寺法会是留存记录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法会之一，也是象征着南朝佛教兴旺的一场盛事。

南朝四百八十寺

梁武帝为战乱和政变频生的南朝带来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同时他也因崇佛而闻名于世。在其统治期间，佛教迎来了最盛时期。这让人联想到被歌咏为“宛若繁花盛开，香气四溢”6 的日本古都奈良。

从在日本亦享誉盛名的唐代诗人杜牧（803——852年）的七言绝句《江南春》中，可以想象在武帝治下那些竞称绚烂的建康寺院——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事实上，建康在梁初已有佛寺五百多间，后来更增至七百多。

国家的支持是佛教兴盛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国都成为佛教的中心地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在南朝这个因历任皇帝保护，佛教未受严厉打压的黄金时代，建康经过二百七十年的动乱而一直作为其首都，成为佛教的中心地一点都不奇怪。

以下让我们以建康为舞台，概述一下由三世纪的三国时代，到六世纪梁末之间江南佛教的发展情况。

皇室贵族保护下的兴隆

吴都的佛教

要说三国时代佛教和国家的关系，与北方的魏相比，南方的吴更为密切。

在汉末动乱期，一些人由北方的洛阳和长安来到吴都建业（东晋起改名建康），大月氏国的支谦正是其一。他是东汉译经僧支娄迦谶的徒孙，但不是沙门，而是优婆塞（在家男信徒的称呼，女则称优婆夷）。他虽然没有直接教化民众，但吴王孙权认可其才学，礼之如博士，使其教育太子之余，专心译经。通六国语的支谦，从222年开始约三十年间，译出《无量寿经》《维摩经》《法句经》等四十九经。他还改写天竺的《赞佛谒》为中国式的《赞菩提连句梵呗》。这首赞歌在今日的法会仍然使用，有助于在民众中传播佛教。

而从交趾而来康居出身的沙门康僧会，得到孙权的许可在建业的一隅建立了建初寺。顾名思义，建初寺是江南首间寺院。其寺一说在宫城南六里，即朱雀门（吴的大航门）附近，但不确知。不过比较有名的是，建初寺的附近被改名佛陀里，且因其门前有孙权设立的市场别名大市寺。因此此寺靠近秦淮河，在建康南部又或西南部的繁华地带，则大致正确。我们在“三国鼎立”一章叙述吴都繁荣之时，详细介绍过西晋诗人左思的《吴都赋》，从中就可见这大城市的面貌。

对佛教倾倒的东晋贵族

吴亡以后经历永嘉之乱到东晋，从北方来的晋王室及其他贵族中很多人已经对佛教有了相当的理解，再加上在首都建康，一部分贵族继承了从孙权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信佛风气，如此时有大德僧侣出现，毫无疑问，举世都会为佛教倾倒。

既然这个时代是贵族的舞台，登场的僧侣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品位和教养。最早避开北方战乱南渡建康的帛尸梨密多罗（汉名吉友），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人物。他是绿洲国家龟兹的王子，有着不输于中原贵族的家世，而且与同是龟兹出身、为后赵石氏礼重的佛图澄，同是密教咒法的大家。当时的重臣王导和庾亮都和吉友深交，朱雀门外石子冈上的高座寺就是因他们而建成的。

接着登场的是出身陈留关氏的支遁（字道林）。他在建康讲《般若经》，开谈论之风，当时建康的名士争着与之接触。帛尸梨密多罗和支遁这样的沙门作为贵族的清谈对手十分受欢迎，于是佛教就这样随着清谈在东晋贵族社会普及开来。

问答游戏

贵族接近僧侣的背后，有这样的故事。僧人支愍度想要去往江南，他与一北方僧侣相识，两人这样商量：“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

所以尽管两人知道提出这样胡说八道的言论等于背叛如来，还是创立了贵族喜好的“心无义”之说，用来解释《般若经》。7 这故事表明僧侣比贵族更胜一筹。

在当时的建康，《般若经》和《维摩经》（通晓“空”的思想的一位富有居士维摩与释迦的弟子问答，反而教会后者佛教哲理的故事，是六朝贵族爱读的佛典），被认为与老庄哲学相近，其翻译和解说都流行使用《老子》《庄子》的用语。“心无义”之说，也是用《般若经》中“空”的教义，论述无心于万物。之前的支遁也站在“色（现象）即为空”的立场创出《即色论》，来解释《般若经》。

支遁很快就将《即色论》给著名学者王坦之看，但王坦之未发一言。支遁问：“默而识之乎？”王坦之立刻回答：“既无文殊（在释迦左右掌智慧者。谚语亦云“三人合有文殊智”8 。一般骑狮子位列佛左，位列佛右骑象的是普贤菩萨），谁能见赏？”9

这样简短的对答都充满典故：支引《论语》，而王引《维摩经》。后者是指文殊菩萨向维摩居士问大乘之教时，维摩默然不答，后来文殊才猛地一拍腿，理解到“默”就是教，慨叹真理非言语所能穷尽。支遁与王坦之的问答出自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由此推测清谈大多类此。

佛教的讲席亦仿行清谈之风。前面提到的“心无义”和《即色论》，就曾被时人引入佛教讲席，效仿清谈的方法辩论。在正面的高座，一般坐着负责询问经典内容的都讲和回答问题的法师。自负辩才的贵族有时会作为都讲登场，扮演维摩和文殊，右手挥动扇子和麈尾，与僧侣滔滔不绝地往来问难。而其他贵族听众则闻而喜之。东晋佛教界常借瓦官寺和东安寺这些名刹，举行这些精彩的问答。都讲和法师的问答游戏是六朝佛教的特色，而有意思的是，这种问答游戏在奈良时代也传到了日本，亦曾在东大寺的大佛开眼供养会中举行。

社交界中佛教受到欢迎，贵族子弟中也出现想要出家之人，还有像王导一样出私财建造佛寺、援助沙门之人。就这样，建康佛教迎来了兴盛期。

秦淮河畔宽广的寺院区

王公贵族援助建立的寺塔，究竟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才发展到五百七百之数，遍及整个建康呢？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这自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到了南朝佛教全盛期才能够看到的结果。那么东晋时代的佛教发展是怎样的呢？在叙述这一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详细介绍一下建康这个都会的特质。

这个有着庞大人口的都市，靠着被称为三吴之地的太湖周边的腹地，顺利地开展着各种经济活动。

不必说，建康西和北临近长江，通往各地的交通主要都利用此河。由三吴之地而来的船也要先通过设于秦淮河口的石头津，然后逆秦淮河而上，停在朱雀大航等码头卸货，再进行商业活动。虽说从三吴而来的船也可选择别的路线，利用以秦淮河上游方山埭为基点的一条长长的沟渠，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这条路线被愈来愈多的人使用，但以朱雀大航为重要停靠点则始终无变。故从石头城下的查浦到宫城西南一带，以及秦淮河以南长干里一带，是建康最早开发的地方。吴地名门陆氏和顾氏的宅邸多集中在那里，吴开国功臣张昭住在小长干，吴末的丞相孙 在大航以南居住。

这情况到了东晋也几乎没有改变。由中原而来的贵族，并没有特别划出自己的居住区域。他们虽然在江南建立了新政权，但其实近于流亡，若不跟豪强地主妥协，也很难将新政权维持下去。看一下他们多么渴望与建康土著豪族住在一处，就可知他们抱着多大的妥协之心。皇族的司马氏和当时掌政的贵族王氏、桓氏、谢氏，都在此地有宅第。王导集合了善玄学和诗文之士举办清谈的西园，就在秦淮河北岸的冶城。

贵族府邸成寺院

而贵族建造寺院最普遍的方法，就是捐出自己的宅第，改造成寺院，又或将庄园捐赠给寺院，使其中的建筑物、土地、果树一并归属寺院。无论是哪种情况，寺院贵族私寺的性质都很强，因此能建寺院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限。实际上，在清刘世珩所著的《南朝寺考》中记载为东晋所建的三十八寺，几乎都在贵族宅邸集中的秦淮河边。在整个六朝时代，沙门的生活近乎全由贵族供应，故建寺之地，亦随着贵族的住宅区变迁而扩大。东晋时代的秦淮河岸就好像变成了寺院区域，和之后的建康比较，这点值得注意。

当时还没怎么明确划分贵族和庶民的住宅地带，到后来梁朝时已成庶民区的长干，东晋时代还住有颜氏一族。六朝末的著名文人颜之推将长干称为“旧颜家巷”。

在这样都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建康，寺院亦提供庶民进行经济活动的场所，那就是让他们在交通便利的寺院门前开市。在南朝的建康，除了上述的大市，还有十多个小市，这些市很多是在东晋时期所建寺院门前发展起来的，较知名的有斗场市（或称东市、斗场寺前）、纱市（耆阇寺前）、北市（归善寺前）。

宫廷的腐败与佛教的坠落

东晋的佛教在四世纪后半期简文帝及其子孝武帝时，有着很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比起有着强烈清谈特色的东晋初期，这时的佛教分出了不同主义的几派，不过最值得提及的还是佛教和皇室的关系变得密切。亲近世俗权力虽然确保了佛教教团的发展，但反过来，在这过程中也无法避免那些无心修行的恶人潜身沙门。与皇室深交的建康佛教，不断出现跌入这种堕落深渊的危机。

当然，在简文帝之前的晋室，也有皇帝请高僧到建康设席开讲。另外，康帝皇后褚氏和穆帝皇后何氏，都建有尼寺，与女尼深交，故佛教亦在后宫女官中有了广泛传播，这也是事实。若是国家体制完备，佛教界自身亦健全的时候，这样的风潮也不会生出特别大的弊端。但是，从简文帝时开始，随着皇室对佛教的保护越来越深，佛教亦开始负责祈祷皇帝的安宁，为宫中禳妖，表现出沦为迷信的祈祷宗教的征兆。这也是消灾祈福的观世音（信佛之人称其为去除一切苦难灾厄、消除恐怖、拥有赐子能力的慈悲菩萨。人们相信呼其名则得救）信仰在这时急速发展的原因。

在宫外，随着寺院的建立，被赶去劳动的庶民对大贵族很是不满，由此生出慨叹：那些贵族将自己的财产捐出来也就罢了，但还要让民众和下级官吏承担负担，完全没有道理。此外，因僧尼有特权，可以不负担国家的劳役，所以在那些不堪忍受负担的庶民中，就有人私自剃发装成沙门的样子。佛教界亦对这种私度僧感到头痛。

在这种情况之下，东晋孝武帝在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在宫内建起寺院让沙门居住。后来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取得淝水大捷，国势达到了鼎盛。但是，巅峰的背后总是暗藏着跌落的危机，不久，意在收复中原的名相谢安、孝武帝的保护人褚太后相继去世，建康被一种太平气氛所笼罩，失去了活力，人们开始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

另一方面，这时的孝武帝正当盛年，喜爱玩乐，很是庆幸那些麻烦的监督者终于没了。他完全弃政事于不顾，与自己的弟弟丞相司马道子一起耽于酒色，几乎每晚都饮到天明。皇帝自身如此，宫中的佛教亦变得十分诡异，充满迷信。

女尼的暗中活动

这时巧妙地通过孝武帝兄弟扩展其势力的是女尼支妙音。据梁朝宝唱所著的《比丘尼传》，此尼是才女，但也很有权力欲。她在太元十年（385年）通过笼络司马道子，成为简静寺的寺主，在佛教界愈加势重。而另一方面，她很快便积攒了实力，插手政界的人事。由于她在政界活动，也有人请她推荐任官，于是她便从中索取高额的报酬，不久就成为建康屈指可数的富豪。她还拯救了司马道子身边有名的佞臣王国宝，让他免于失势。简静寺前每日所停车马百台，门庭若市。

还有这样的故事。荆州刺史之缺须补。因该地是长江中游的交通要所，是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朝廷中的有势力人士都在觊觎。特别是在荆州握有实权的桓玄，他认为将来若有事情发生，这个刺史官职一定会起到作用，便选中兼任黄门侍郎（天子的政治顾问。黄门是禁中之门，黄门侍郎因侍奉于天子左右故有此名）的殷仲堪，通过支妙音活动，使天子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

当任命已定，但诏书还未出之时，受皇帝器重的王珣问殷仲堪：“陕西（即荆州，按侨郡称呼——译注）何故未有处分？”殷回答：“已有人。”对自己的才能和家世都很有信心的王珣，虽然内心已经肯定是自己，但也不想出现难堪，于是特意一个个去问公卿，大家都说不是自己。于是他意气风发地又去问殷：“非我邪？”很残酷的是，殷回答：“亦似非。”其夜，诏书发出，原来被任用的是殷仲堪。失望的王珣对友人抱怨道：“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10

一如王珣的预言，这任命大为失策。后来殷仲堪与会稽王司马道子对立，勾结桓玄，直接导致其叛乱，招致东晋的灭亡。

被封禁的批判

正是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对佛教界的堕落感到痛心之人，他就是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他向朝廷上书，先从管理录用的乱象谈起，又严厉地批判了僧尼或者乳母推荐自己亲党收取贿赂的行为。在这之后，他又说道：“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⑪

不必说，即使未曾直接指名道姓，他攻击的矛头也已尖锐地指向了支妙音的不当行为。

但许荣上书的结果是“疏奏，并不省”。岂止如此，对老庄思想及佛教的弊害痛心的儒生范宁“亦深陈得失”，但结果是左迁到地方。批判之口被封住，建康佛教的腐败无从改善，朝廷已经完全没有管理他们的能力。

灵神的启示

东晋之后的命运，就是桓玄被讨伐，刘裕篡位。安帝末年（417年左右），在首都建康的僧人慧义对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冀州有法称道人，临终语弟子普严云：‘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鉼为信。’”

这些话转眼间就在贵族之间流传开来，不久传到了刘裕的耳中。他隆重地迎来慧义，恳请他去一趟嵩山：“非常之瑞，亦须非常之人然后致之。若非法师自行，恐无以获也。”⑫

这故事如实描写出想要追随新政权的僧侣们的动向，以及当权者设法利用作为社会上一大势力的佛教的丑陋姿态。

由烂熟到凋落

元嘉时代的佛教兴隆

在南朝刘宋建国之际与初代皇帝刘裕结下关系的建康佛教，之后自然变得兴旺。佛教界中有势力的僧侣受到优待，寺院也在一年年增多，后来到了宋文帝治下文运昌隆的元嘉之治（424——453年）时，佛教甚至处在了文化的中心地位。

嵩山的风光，中央的是太室山

但弥漫于建康的佛教界歪风，并没有随着晋宋易代而消失。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郡（建康县上级行政区）长官萧摹之上奏称：

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遁未息。⑬

另外他还详细奏明了对策。他的意见让文帝心动，但因文帝的亲信何尚之等佛教徒反对，此事不了了之。

文帝对何尚之说：“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⑭

这段话透露出皇帝的佛教政策完全是交给对佛教有好感的贵族为之。佛教的社会地位之高，亦由此清晰可见。但在南朝佛教获得自由发展的背后，还有对它的诸多批判，它的社会弊害也尚未解决，这一点也不能忘记。有实力的贵族与佛教势力关系错综复杂，到了即使皇权也几乎不能动摇佛教的地步。

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帝在颜延之、宗炳的引导下皈依佛教，但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这也可以看作文帝在贵族面前的一种妥协姿态。

新佛教的气息

从东晋末年开始，由西域和天竺大力引入的新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建康佛教带来了活力，令元嘉时代的佛教愈加兴旺。

因嵩山灵神的启示而对刘宋立国有功的慧义，因范泰的布施而建祇洹寺。慧义抓住了施主范泰的弱点强要土地，之后也与其纠缠许久。虽然称呼慧义为高僧稍微有些勉强，但他却是僧界最有实力的人。“后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⑮ ，这在佛教史上意义深远。

东晋末年以来南海的交通迅速发展，并未中国化的印度本土佛教于是经此传入。还有满怀求法的热心，舍身千里到印度的法显，亦在这时来到建康译经。就这样，建康佛教界掀起了新的波澜，僧侣们对印度憧憬不已，兴起了一股印度热，而这种狂热有时甚至过火。祇洹寺就连饮食也不用中国式的进食方式，而用今日都能在印度看见的那种以手抓取食物、踞坐而食的方式，这让倾心佛教的贵族也不禁皱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还是法显从印度带回的《僧祇律》（僧侣的生活规定）产生的影响。

在因顾恺之的维摩像闻名的瓦官寺，鸠摩罗什的弟子、长安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僧导开设了讲席。自从自称“汉室末裔”的刘裕燃起夺回北方的野心攻入长安以来，僧导与宋室一直关系匪浅，特别是长安受赫连勃勃攻击时，僧导不顾危险保护刘裕之子义真，立下大功。刘义真是刘裕吩咐留在长安的，是为了实现长远计划，激励在异族压制下呻吟的汉人，使他们抱有汉人复兴的梦。保护幼小的刘义真之人，正是僧导，而这件事对其传教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百家争鸣的教义论争

僧导最喜欢讲《维摩经》，而在东晋也好，刘宋也好，最吸引贵族的就是有关《维摩经》的讨论，故他用其吸引了贵族的注意。

僧导登上高座说：“昔王宫托生，双树现灭。自尔以来，岁逾千载。淳源永谢，浇风不追。给苑丘墟，鹿园芜秽……”⑯ 他以释迦和维摩居士游玩的祇园精舍和鹿野苑如今已完全荒废一事为例，用热烈的口吻警告听众，呼吁大家将建康建成一片佛国净土。

僧导的本领更在于为其师鸠摩罗什所译经典赋予新的解释，其中最让他倾注心血的是《成实论》（天竺僧诃梨跋摩所作，在阐明“空”的教义基础上，解释小乘经典。鸠摩罗什以为其与自己的教义有关，故传译之）的研究。顺便说一下，他的“成实论”盛行于之后六世纪的梁、陈时代，梁朝声名远播的三法师——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都出自其流。其中，光宅寺法云的思想对日本圣德太子有很大影响，故《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的作者凝然写“日本国上宫王三经疏全用成实法相立义”，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另外，成实宗还是南都六宗⑰ 之一，在东大寺和法隆寺也盛行成实论研究，这一点也最好记下来。

在道场寺（本称斗场寺），法显和支法领带来的《华严经》《涅槃经》等被翻译了出来。这两经在大乘佛教中有极高的地位，前者是释迦在尼连禅河边开悟时所说的经典，也就是最初的经典；后者是释迦卧于菩提树下即将入灭时，对在座弟子的最后说法。特别是主张连恶人都能成佛的《涅槃经》，在建康佛教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来涅槃经学因北凉的昙无谶所译的汉文《大般涅槃经》的流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在宋初的建康，有经西域传来的大乘佛教和经南海传来的小乘佛教等各种教派带来的佛典，它们都自称是释迦之教义。就这样，堪称百家争鸣的大论争爆发了，出现了各种疑义。不过，这些都可视为佛教重生时的阵痛，不久就出现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综合这些佛典，将其系统化的学问，即教相判释之学。

开发郊外与建立寺院的热潮

刘宋的国运以元嘉治世为顶点，之后衰亡，进入南齐。但后者仅存在二十四年，从佛教文化上来讲只不过是宋的延续。当时所培养的僧侣和贵族，成了后来梁武帝治下佛教黄金时代的中坚力量。

东晋（317——420年）末年到宋齐（420——502年）时代，建康作为国都状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开发了其东北部。建康都城的东北有连绵不绝的钟山，而其西南麓以北又有一座碧水连天的玄武湖，青溪水以钟山为源，经沼泽地燕雀湖之西向南流入秦淮河。玄武湖到青溪水之间奔淌着三国时吴国开凿的水渠，称作潮沟。

元嘉二十三年（446年），玄武湖筑堤，从玄武湖经潮沟，通向青溪水的水路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理。大明五年（461年），朝廷又铺设了从宫城北门承明门到玄武湖的道路。根据后代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所引《宋都记》，顶级贵族的宅邸林立于青溪水边，可见贵族将城内的旧宅献给沙门后，从东晋末年起，渐渐移居到青溪水东岸和潮沟北部，使得当地成为新的高级住宅区。当时的贵族很是向往能住在青溪水边。

隐逸之士爱结庵于钟山。刘宋文人雷次宗在西崖下建招隐馆而住，周颙亦将山下之馆改成佛寺隐居。释法志虽是沙门，但蓄发，穿着如道士，他隐居此山，又往来都邑，数以奇术惑世人，即是以祷禳自售的僧侣。

钟山在东晋时已有北来贵族的田地。不过这里虽然很早就被开辟成田园，偶尔某一角落还会建起贵族的别墅，但在历史中受到特别关注，仍是在南朝宋以后。钟山本来树木稀疏，因此东晋朝廷奖励从地方长官任上退休的贵族，让他们每人植树二三十株作为纪念。多亏这个政策，到刘宋时钟山已覆盖了松树等各种树木，成了隐者所隐居的名山。钟山南麓燕雀湖边称为东田，是齐文惠太子的别墅所在地，但在建武二年（495年）以财政理由卖出，于是买东田建宅的贵族也变多了。

宫城北面的鸡笼山，在宋时已建有皇族建平王刘宏的行馆，入齐后竟陵王萧子良在此开西邸，邀沈约、谢朓、范缜等八友召开“沙龙”。梁开国之前，武帝亦是这八友之一，热衷于与同是佛教徒的萧子良谈论。

就这样，被开发的建康东北部逐渐掀起了建立寺院的热潮。梁朝以前，仅钟山已有十七寺，而到梁的最盛时，就连西北部的马鞍山、清凉山一带，寺院亦有七十之数。

三宝之奴梁武帝

前面提到即位前的梁武帝与佛教徒来往，而这一时期，他也相当关心道教。但是，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八日，释迦的生日那天，武帝宣布与道教诀别，接受了菩萨戒（亦称大乘戒，是佛教徒应守的戒律。宋齐时开始随着大乘佛教的普及，取代旧有五戒而流行，国君受戒则自刘宋始），成为佛教徒，由此醉心佛教。是年武帝四十一岁。

天监六至七年（507——508年），武帝写成《立神明成佛义记》，认为灵魂不灭，并基于此追求人类成佛的可能性。即是说，他主张既然灵魂转生不灭，那么用心修养，终能成佛。他与强烈反对灵魂不灭的儒生范缜公开论争，并向政界的有影响力之人、著名的文人写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支持。

以皇帝之尊对一儒生的反对意见耿耿于怀，其中大有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武帝的弱点。

在战乱频仍的南朝，政变不断，武帝得以即位，纯粹是偶然，他也无法摆脱因政变而杀人的恐惧。更何况立国之初，还有很多昔日的同僚在，范缜就是亲密的八友之一，武帝需要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高官和文化名人支持，实际上就是武帝心中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地位。

而臣下敏感地感受到了皇帝的这种态度，回复天子的贵族六十三人，都表示赞成天子的意见。武帝在天监十八年（519年）再从慧约受菩萨戒的时候，据说有四万八千人一齐受戒。这是多么庞大的追随者规模。从表面上看，武帝政权完全安泰。

花甲以后的武帝更加醉心佛教，他在宫城以北隔路建同泰寺，这样一来开大通门即可到寺的南门。这里本是吴的后苑，由背后的鸡笼山顶可望见玄武湖，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亦是首屈一指的胜景。武帝从大通元年（527年）开始三四次舍身此寺，作为皇帝菩萨名震天下。

舍身是指放弃身体，洁净心灵，成为佛、法、僧三宝之奴。这在《法华经》和《涅槃经》中都有提到。舍身本来是要烧身和割身供佛以报佛恩，又或是因祈愿救济众生而自作无比苦行。

武帝是天子，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脱掉朝服穿上法服，将身边一切的财物甚至是自己一起施舍给同泰寺，遵从寺院所定的修养规条，做一做打扫寺院之类的杂役，这些多半只是在仪式上意思意思。但臣下则因为天子不在而乱成一团。好不容易知道天子在寺中，还得把天子买回来。天子每次舍身，贵族都得出亿万钱来赎。

这笔钱即使对贵族来说也是大数目。对臣下来说，这件事真是麻烦至极。同泰寺极尽豪华绚烂的九重佛塔、六座大殿、十间以上的小殿和堂、三层高阁的般若台，就是用赎回天子的钱所建的。当时用五万钱就能买来稍好宅邸做寺院，同泰寺规模之壮大，由此可想而知。

《阿育王经》

身心都献给佛教的武帝，这时有一个心愿，此心愿与天监十一年（512年）天竺僧僧伽婆罗在建康寿光寺译出的《阿育王经》有关。此经记载了在中天竺建设一大佛教王国的阿育王的事迹。梁武帝这时都已经拥有了“皇帝菩萨”的绰号，不禁觉得只有自己能再现阿育王的盛世。

望眼欲穿等待经书译出的武帝，终于收到译本，而他马上动笔抄写。从这一事便可知武帝的得意和喜悦。实际上，此经的译出也成为其舍身同泰寺的一大动机。

《阿育王经》记载了阿育王为让佛的慈悲普及所有地方，收集佛舍利并纳之于其统治之下的八万四千座塔的故事。武帝对这部分非常在意。这传说早已传入中国，武帝时期包括长干寺在内的各地的阿育王塔已闻名天下，故他决意先改造长干寺之阿育王塔。虽然有人说若坏塔不见舍利，难免颇伤颜面，但武帝认为自己深信佛法，所以舍利必出。

当时认为佛舍利这样世人尊奉的宝物，不会轻易出现，意思是佛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不保佑的人面前。武帝的决心，是要向天下人证明他得佛所佑。语虽豪迈，但笔者认为这也反映了皇帝菩萨的脆弱心理。

若做一个比较，就连罗马权势无限的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帝国最初的基督教皇帝，306——337年在位），也要靠神的保护保全地位，创造出神宠之帝的理念。可见生在乱世中的东西两帝，都有其脆弱的一面。

却说在大同三年（537年）八月，这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开始了。武帝毁弃旧塔，发掘塔下。“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⑱ 这与《僧伽经》和《佛三昧经》对佛发的描写一点没有差别。武帝大喜，本章开始所述长干寺的无遮大会和大型工程，于是开始。

流言横飞

首都建康长干寺和同泰寺的营造如火如荼之际，“上虞县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中有真形舍利六焉”⑲ 。此人十分善于阿谀奉承，但天子并不在意，欢喜地颁布了大赦之令。佛教王国此时可谓达到鼎盛。但凡事盈满则亏，从此时开始，梁的国运逐渐走下坡。大同五年（539年），“都下讹言天子取人肝以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闭门持仗，数月乃止”⑳ 。

之前天监十三年（514年）也流传过天狗食人的故事㉑ ，但当时谣言的主角不是天子而是枨枨㉒ ，所以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命运很是讽刺，这次的主角变成了天子，所以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距离之前百万人聚集的长干寺无遮大会仅一年多，武帝便由菩萨变鬼，成为人人恐惧憎恶的存在。如果将天狗视为同泰寺的隐语，则此流言并非无根无据，建造豪华寺院的工程令百姓负担沉重，就是这些流言的由来。

悲剧不只此事。大臣贺琛上书论述时局，提到奢侈之害时，武帝罕见抗论：“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五尺），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㉓

武帝一味依赖佛教生活的背后，其实是其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他的首任妻子郗氏等不到武帝即位便去世了，第二、第三任夫人亦早已去世。被托付国家未来的昭明太子，亦在营造长干寺数年前去世。皇太子死后皇室内讧，甚至有想谋反者，这些事都令武帝灰心。武帝谨慎其身，为皇后和太子求冥福，祈愿国家安宁，这种朴实真挚的感情也是其倾心佛教的原因之一。

贺琛等臣下当然知道这些事情。武帝这样直率地表述自己的感情，作为臣下的贺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武帝的所谓善意的背后，是贵族苦于屡次出资，民众因劳役而哭泣。也有人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讲，武帝的舍身和建寺削减了贵族的财力，可视为以布施同泰寺的名义秘密敛取私财的行为。这样的看法或许对武帝有些苛刻，但也有些道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事态并没有按照武帝的想法发展下去。

唐宋禅家的著作中记载了在梁普通年间（520——526年），达摩大师（在日本也很有名）会见武帝的一则轶事。武帝很是自傲地谈起布施和建寺，问道：“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㉔ 之后他便瞒着众人飘然远去北方。这当然是看重禅的修行和领悟的禅家僧侣创作出来的故事，但后世僧徒如何看待武帝，于此可见一斑。

着火的伽蓝

武帝的晚年是很可怜的。他不理民众的恶评，而自满于被谄媚的贵族和佛教徒捧为皇帝菩萨。作为政治家，武帝曾经尽情施展的政治手腕，在其晚年也已不复踪影。他又找不到贤相辅佐，只能一步步走向毁灭。

天狗骚动七年后的某夜，同泰寺被雷击着火，除了仅剩的堂宇，其余都被烧尽了。雷击在古代中国被认为是天罚，苦恼的武帝马上到同泰寺舍身，要重建十二重塔。但这时侯景已经渡江，势如破竹地攻向建康，而看不起侯景的武帝仍没有认真防御。侯景军攻势极为猛烈，转瞬之间便突破了建康最后一道防线朱雀大航，于是双方展开了巷战，一进一退的战斗就这样持续了数月。

宫城之外因侯景的入侵而陷入大乱，群众看到粮食、金帛和慌忙逃难的女子，便红了眼睛互相抢夺，建康出现了宛如地狱画般残酷的光景。而宫城之内，粮食不足的情况越发严重，很久没有吃到肉的士兵别说是铠甲皮了，就连老鼠也捕来吃，最后甚至屠杀战马夹杂着人肉一起吃。㉕

建康几乎被破坏殆尽，不复旧日景观。曾是朱门白壁相辉映的贵族宅邸被推倒，大同四年因奉迎佛舍利的华丽队伍而热闹非凡的御道，今日死者枕藉，烂汁流出填满了种有槐柳的道路沿岸的水沟。紧邻宫城背后的同泰寺，亦落入侯景之手。秦淮河岸寺院燃起的火焰，连续数日熏腾在建康的夜空。

山岳佛教

庐山与天台佛教

近来稍现书法热潮，各处都有展览。若这时无意之中窥见其会场，可说是必然会碰到“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七个字。

这是苏轼诗（《观潮》——译注）的一句，禅家亦以其能展现禅之极致，而好引用之。禅家的解释很高深，但简单地说就是：“未曾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来参禅悟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个休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㉖ 引用苏轼诗，并不是要开始什么禅机问答。山是庐山，水是浙江，笔者不过是想说，在叙述六朝佛教时不能忘记这样的名胜之地。

到目前为止的三节，我们叙述六朝佛教都是以首都建康为舞台，但其实佛教的传播并不限于首都。粗略来说，东晋中期以来，在地方行政长官所在地州治及其周边，佛教已相当流行，在接下来要讲述的庐山和天台山这样著名的深山幽谷里，亦住有僧侣。各地的名士为僧侣建寺，而寺院则成为地方的文化中心。

庐山慧远

庐山在今江西省北部，北面是长江，东、南面是鄱阳湖，三面临水，因水多总是笼罩着云霞。山的西北和南边，有耸立的悬崖，被称为天下绝景。白居易结庵于其西北的香炉峰，清少纳言在《枕草子》㉗ 中亦曾引用过，因而香炉峰也闻名于日本。李白用“飞流直下三千尺”形容该峰之下的瀑布。其东南方，五老峰连绵起伏，从上面可以看到长江的九条支流，它们穿过云霞缭绕的松林，阳光照耀下，宛如闪闪发光的绫绢。

慧远被认为是道安门下第一高徒，他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年）从襄阳辞别老师，进入庐山。

庐山的虎溪附近，塔是西林寺

道安是北方佛教界的顶级高僧，因避乱而四处觅所安住。在那个乱世，维持数百人的教团是不容易的，到了新野，他终于决定解散教团，让其弟子分散到建康、江陵、成都。但教团解散这种人们并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令道安成为佛教传教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

之后道安仍带着四百僧侣来到襄阳。他在这里得到有能力的施主的支持，终于能放松下来，于是开始尽心竭力地研读佛典，力图让佛教摆脱当时流行的清谈的影响，使人们接受释迦的根本之教。但战争中断了其思索，379年，前秦苻坚攻陷襄阳，掳道安北去，道安的教团至此完全分解，慧远亦由江陵下长江入庐山。这时的庐山有其同门慧永住持西林寺，慧远得到慧永的照顾，结束了漫长的旅途。获得宁静的慧远，继承老师道安的精神，日夜不辞辛苦地深研佛典的奥义。

但慧远的学问不限于佛教，他“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以至隐士，都来拜访他。西林寺已经变得很狭窄，于是荆州刺史筹集捐款，为他在附近建了东林寺。㉘ 此后入山寻求高僧指点的人士变得愈来愈多，协助法显译经的天竺僧佛陀跋陀罗，亦到庐山修行一年。这样，庐山就成为南朝佛教的圣地，而与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竞相研究佛典。元嘉时代佛教兴隆，庐山教团可谓是助其发展的重要一翼。

庐山慧远的教义是以三世因果报应信仰为基础的。为了实践慧远的教义，僧俗隐士集团“白莲社”在庐山成立。他们相信在阿弥陀佛像之前冥思，一心想着阿弥陀佛便能开悟，还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他们致力于修道，以超脱今日的苦和死后的不安。这里已经显现出佛教后来向净土宗发展的苗头。

在乱世生活的人，祈求幸福和安全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六朝佛教兴盛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宣扬救赎灵魂的佛教令拥有这些愿望的人们接受能在死后的世界获得现实幸福的说法，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佛教与贵族的清谈游戏同时兴盛起来的背后，是一些人认同佛教涉及自己的人生问题，这一点也不应忘记。

虎溪三笑

庐山不只是诗歌和文章的题材，也是后世文人墨客喜欢入画的题材，所以当然有不少故事。

由东林寺到村的途中有虎溪，其名称虽然凶险，但其实是小溪而已。现在其上仍有虎溪桥，据说慧远由此桥入东林寺，三十多年来一步不出。

田园诗人陶渊明住在庐山之麓，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慧远想邀请他加入白莲社，给他送去一封邀请函。陶渊明不了解这个社的性质，而且也不全赞同其主旨，所以并不怎么上心，但他却回信说，若允许饮酒，那么加入此社亦无不可。

“荤酒不许入山门”，戒律严格的寺院随处都需遵守规定。陶渊明分明是提了一个故意刁难人的条件。但是，不管多么严格的规定都有规避的办法，好像是有人将此规定曲解成“没被允许吃荤饮酒之时可以进入山门”，总之后来陶渊明就被允许饮酒了。

于是他出发了。但是到了会场入口时，他被要求在一本摆放在显眼位置的芳名录上署名，一下子便不知所措了。他粗粗地翻了几页，发现里面列着一长串名士的名字，这才惊觉自己好像走错了场所，于是便蹙眉离去。

但是慧远并没有放弃让陶渊明入会，于是想出一计，提议两人与同住庐山的道教隐士陆修静一起开席。陶渊明是儒学代表，陆修静是道教界代表，而慧远则是佛教界的代表。（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中国圣人还是天竺圣人，在领悟“道”也就是根本真理这一点上并无差别，三教融合的思想自此而生。）这般邀请之后，陶渊明也心动了。自此三人时常聚在东林寺，“道”“悟”之类的话题谈也谈不完。某一日，慧远送二人归去，不知怎么的，三人沿途热烈地讨论起来，竟没有人发现渡过了虎溪。直到一声虎喝，三人才反应过来，遂相视大笑。《虎溪三笑图》《莲社高贤图》便是由这个故事而来。

这故事在《莲社高贤传》和宋代陈舜俞《庐山记》中都可见到，但事实过于夸张。陶渊明属于建西林寺的陶范一族，与慧远来往尚有可能，但在慧远八十三岁圆寂时，陆修静只有十岁，所以这故事必然只是虚构。

天台大师智 登场

道安和慧远所播下的佛教种子，在南朝的王公贵族中成长，而在智 处结果。总之通观三至六世纪的江南，智 是符合这样的定位的。佛教在这段日子里遭遇了数次困难，侯景之乱甚至让人以为佛教的发展会到此为止，但事后可见其根已经意外地深植于江南的土壤。

智 刚好于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即长干寺大法会举行的那一年生于江陵，其父是萧绎（后来的梁元帝）手下的高级武官。智 作为贵族被抚养的时间很短，后来则因梁末的动乱而与双亲死别，十七岁就成为亡国的孤儿。但他出身于以荆州为第二故乡的名门，这为他的人生带来无数的好处。他在十八岁出家时，得到了父亲的好友——打起再兴梁朝旗帜的王琳的帮助。靠着王琳的说和，他接近了梁的亡命政权后梁（554——587年）。

经过七年在大苏山慧思手下修行，当他再到建康时，世界已变得完全不同。没有人再提复兴梁朝，陈霸先则在江南一隅勉力维持其政权。智 时年三十岁，虽然下山不久，未熟世情，但作为可以开宗立派的人物，他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政治手腕。他接近父亲从前的同僚，即今太子陈顼（后来的宣帝）近侧的政府高官徐陵（陈的代表文人，有文集十卷，是《玉台新咏》的编者）、沈君理、毛喜，以他们为后盾在佛教界登场。智 的宗教活动是与在梁代形成一大势力，具有权威性的成实宗对决。这是一种新锐教义，也为因梁的灭亡而动摇的佛教界展示出统一教义的新方向。随着逐渐渗入政界中枢，智 在贵族之间的名望急升，来到建康不足十年，他成为宣帝的菩萨戒师，是建康佛教界众所公认的的头号人物。说服宣帝归依的智 ，实现了在他所憧憬的天台山建寺的梦想。

天台山在浙江省东南。其西北方散布着以会稽为中心的贵族别墅区,前文所引苏轼诗中的“浙江”（今钱塘江），其下游地区从很早开始佛教便尤为兴旺。

国清寺（浙江天台山）

正当智 要以天台山和建康为据点活动时，陈被隋军统帅杨广（后来的炀帝）所灭。智 感到危险，逃到荆州。果然，江南佛教界的改革不久便提上了日程，同帝室和贵族交涉过深的僧界被整肃，寺院亦被大加整顿。但隋没有消灭江南佛教界的意思，不过是想对佛教徒采取怀柔政策，让他们支持隋帝国。

被选中做这项工作的是智 ，他被从荆州召回建康。但智 并不是普通的僧侣，他想要利用国家的保护发展自己的教团。591年，他向杨广授菩萨戒，得到了“智者大师”的尊号，此后包括荆州的上明寺和庐山的东林寺这些道安、慧远所创立的寺院在内，江南各地的名寺都渐渐归其管辖。

历史由分裂转向统一。六朝佛教本来依靠的是皇室和贵族的个人归依，分散倾向强烈，至此则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迎来了几个宗派统合的隋唐佛教的时代。智 接受炀帝的捐献建立国清寺，以其为中心发展出了天台宗，天台宗也是隋唐佛教的其中一宗。

1 《梁书·臧盾传》——译注

2 《梁书·扶南国传》——译注

3 《梁书·扶南国传》——译注

4 《梁书·扶南国传》——译注

5 《广弘明集》卷十六引简文帝《奉阿育王寺钱启》——译注

6 原句是“咲く花のにおうがごとし”，取自《万叶集》的一首诗歌。——编注

7 《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译注

8 日本谚语，“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意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注

9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译注

10 《世说新语·识鉴第七》——译注

⑪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译注

⑫ 《高僧传·释慧义》——译注

⑬ 《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译注

⑭ 《高僧传·释慧严》——编注

⑮ 《高僧传·释慧义》——译注

⑯ 《高僧传·释僧导》——译注

⑰ 六种流行于南都奈良的佛教宗派。——译注

⑱ 《梁书·扶南国传》——译注

⑲ 《广弘明集》卷十五——译注

⑳ 《南史·梁本纪中》——译注

㉑ 《南史·梁本纪上》：“都下讹言有枨枨，取人肝肺及血，以饴天狗。百姓大惧，二旬而止。”——译注

㉒ 枨枨是传说中取人内脏的恶鬼。——编注

㉓ 《梁书·贺琛传》，这也是后世闻名的《责贺琛敕》。——译注

㉔ 《六祖坛经》——译注

㉕ 《南史·侯景传》：“军士煮弩熏鼠捕雀食……”——译注

㉖ 《续传灯录》卷二十二——译注

㉗ 清少纳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枕草子》是其随笔集。——译注

㉘ 《高僧传·释慧远》：“永谓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