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移民
南进的界线
自西晋末年、四世纪初开始，中国中心的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战祸波及所有地方，亦不知何时停息，人民家焚田荒，惨被暴掠，尸横原野者多不胜数。幸存的人集合起来，成镇、成村地由有能之士领导，寻求安全的地方避难。北方的人甚至逃到辽东半岛。在西边的人，则逃到沙漠地带附近的凉州。但是，逃到南方长江对岸的人最多。
昔日吴国的国都建业，当时被改名建康，已是足以与洛阳、长安东西两京相媲美的大都会，天下闻名。有名的左思（西晋诗人）歌咏这繁荣的南方都市的赋脍炙人口，很早就已在知识分子之间广为流传。而且，晋朝王族琅邪王司马睿在名门之士王导的辅导下，保障了江南的和平。被铁蹄践踏，即将熄灭的中国文明之灯，在长江对岸又继续燃亮了起来。知识分子自然会为此灯所吸引，而为求自身安全的一般民众也纷纷南渡逃亡。
“向西！向西！”的口号在美国史中，寄寓着人们追求新财富的希望。而“向南！向南！”对于四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则意味着充满苦难的逃难之旅。虽说是充满困苦之旅，但中国人大举南下，有着与美国史上黄金热同样的效果。
移居与思乡
当时的长江流域，好像美国印第安纳，有着很多民族，他们就是被称为“蛮”的各种民族，比如“山岳”“賨”。他们渐渐被赶到更南方，又或被汉人混血同化。这些人本来用着原始的耕作法来耕种土地，因汉人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其生产力突飞猛进。涌入的汉人避开已开发的土地，转而开垦新田，有实力者围起丘陵和沼泽，投入劳动力开垦，建造了广大的庄园。当地温暖的气候亦适宜耕作。长江流域的生产力就这样大大增长了。
充满苦难的南方移民大潮始于四世纪初，历时一个多世纪，到五世纪的中期，比起因长期战乱而荒废的北方，南方的经济已经领先。这时南方的市场盛行剩余农作物贸易，来往长江上下游的商船很多，金属货币成为必需品。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必须要发行更多的货币，为政者认真讨论了这一经济议题，并如此实施开来。同一时期的北方则没有这些问题。
但江南的开发并不是那样直线前进的。人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满怀要在南方建立新天地的希望，大多数人放弃住惯的家乡，只是逼不得已逃亡至此。上自政治家，下至庶民，都只想在南方暂住，之后要回到北方，这种愿望从一开始就非常普遍。
流亡贵族的政府与文化
首先创建上层政府的是西晋以来的名门琅琊王氏的王导。他集合由北方来到建康朝廷的知识分子，并向很早之前定居于南方的大族（从吴国的时代开始，朱、张、顾、陆并称四大名门。画圣顾恺之即顾氏之后）寻求协助，推动建立以文人官僚为中心的国家。这个国家继承了在北方灭亡的西晋的政治方针，保卫了中国文明的传统。
如此这般，江南地区发展出以文官统治为原则的贵族政治，并以贵族为中心创造出高端的文化。一流书法家王羲之、画家顾恺之、著名诗人谢灵运等人，都是一流的贵族，他们因传承文化而自豪。若联想到在西欧以古典文明的继承者、复兴者见称的卡尔大帝1 （768——814年在位），就知道两个世界有很大的分别。中世纪是“黑暗时代”，这个讲法在中国并不成立。
由北方到江南避难的贵族，本来也想收复中原，但后来知道这并非易事，于是便站稳脚跟，在新天地安居，开创出新的文化。这种转变，亦出现在北来的一般民众中。
移民定居
中原大乱时，成镇、成村,又或单独南来的民众，形成了与土著不同的集落。他们期待有天能返回故乡，很多人用故乡的名称称呼暂住的地方。东晋亦因要安定他们，故容许此事。就这样，长江流域出现了很多以北方地名命名的郡县。移民的户籍上所记载的籍贯，是他们北方故乡的地名，以示与土著不同。
但北归始终无日。到了半世纪后的四世纪后半期，本来的新集落中的墓地，已树立起父母的墓碑，他们逃难时所经历的苦难，在孙辈的脑中只能归于想象，而被渐渐淡忘。上代魂牵梦萦的故乡，对生长在新土地上的第二、三代来说，是并不能让人牵念的。
就这样，人们逐渐在江南安定下来。作为朝廷的一方则需要用行政手段管理各地移民村落，整理那些自行建起来的郡县，不再允许他们的户籍用那些有名无实的地名，而是要将其改写成他们的实际所在地（用黄色木牍所写的户籍，当时称黄籍。朝廷想增加录入黄籍的人口），并向他们分别征税。这种政策称为土断法，在东晋时已渐渐推行，后来又被代晋立宋的刘裕更加大力推行。也就是说，土断法显示了朝廷的一种倾向，要建设稳稳扎根于江南的国家。
如上所述，流民逐渐在江南安定下来，成为支撑南朝的力量，这样的过程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得到清晰体现。这涉及我们刚刚提及的南朝宋的创建者刘裕出身于何种背景这样一个问题。
流民的军队
四世纪初由山东南来的流民集团中，有郗鉴率领的达数万人的大集团。在东晋成立后不久发生的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中，郗鉴站在朝廷一方，对平定叛乱有很大功劳。郗鉴他们进驻江北的广陵和对面的京口，将这些地方发展为根据地。339年，郗鉴临终时向天子上书，其中这样写道：
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兴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2
朝廷当然为此军团瓦解而烦恼，于是按其遗言安抚兵士。被授田宅的称兵户，成为世袭的职业军人，其长官称镇北将军、征北将军、北中郎将等，因其将之名号有“北”字，故其军团称“北府”。
北府
北府之外，尚有以长江上游的荆州（今宜昌附近）为根据地的西府军，两者都是支撑东晋的精锐军团。但由于北府兵的根据地京口在首都附近，朝廷要依靠它的地方最多。然而不管怎么说，北府军团最初发展自流民团体，因此朝廷一方面要维持其团结，一方面还要保护并安抚他们，这是第一急务。朝廷任命的历代长官，都是如郗鉴进言“素望所归”的人，他们必须同军团有某种联系，同时又能进入把持建康政权的贵族的世界。这样基本上在东晋时代，北府兵成了支持贵族政权的一种力量。383年，苻坚大军从北方大举入侵，打败他的就是贵族谢玄所率领的北府兵。
但在淝水大胜使得北府兵名震内外的同时，军团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久，谢玄的部将刘牢之就将军团收归自己统治。而后，长官虽然仍由贵族担任，就如王恭（太原王氏，西晋以来的名门），但军团已不听贵族指挥。事实上，掌握了军团的刘牢之出卖了王恭（398年），之后又出卖了权势显赫的宗室司马元显（402年）。
一直支持着贵族政权的北府兵，现在有了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就像支持着藤原政权的源家和平家的武士，各自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一样。出身北府的刘裕，就如上文所述那样完成了北府的独立。
军人刘裕的得势
刘裕在363年春天生于北府兵的驻地京口。其父是官府的下级书记官，一家贫困度日。更糟糕的是，其母好不容易生下刘裕，又因难产而死。其父面对饿肚子哭喊的婴儿，连雇乳母的钱都没有，不知如何是好之下，甚至几次想勒死自己的儿子。正好这时，刘裕的从母生下第二个孩子，不忍见此便决定亲自哺育刘裕。3 差点因为要减轻负担而被弃养的刘裕，这样的穷人之子，后来甚至做到皇帝，这在当时是谁都想象不到的事。
刘裕的祖先避西晋末年战乱，由故乡彭城来到长江南岸京口，可以想象他们就隶属于前述郗鉴的集团。前面已提到这些移民集团如何变成战斗力强大的北府兵。在北府兵淝水大胜时，刘裕已经二十出头，之前他有时务农，有时行商卖草鞋，拼命劳作以助家计，之后他加入了北府兵这勇敢的军团，选择了武人立身之道。贫家子弟以其豪胆和勇气迅速脱颖而出，首先是因为身处此军团，军团的发展是其发展的基础。
孙恩起义
399年，刘裕出头的第一个机会来了。道教徒孙恩席卷浙江，北府兵出动镇压。
孙恩自称为“长生人”。他们中间若有人死去，便会异口同声地说：“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们相信只要遵从天师道，就会获得永远的幸福。有时候，他们会召开集体狂宴（与其说是宴会，不如说是集体进行的宗教实践、祭典），狂宴之中的宗教狂热又会迅速地在民众之中蔓延下去。而南方土著一直对从北方逃亡而来的贵族执掌东晋政权的做法多有不满，因此不只一般民众，南方土著的豪族之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孙恩。就这样，他们的势力从浙江扩展到江苏，甚至威胁到了都城建康。4
东晋命刘牢之率北府兵征讨孙恩，刘裕率领一个小队参与。即使是在劲旅北府兵中，刘裕的一队也是最勇敢的。特别是401年，孙恩的大军逆长江而上突袭京口，刘裕马上回军迎击，从而解除了首都和京口的危机。之后他又穷追孙恩，将之赶到海上。当然，刘裕的地位也在提升，他获得将军头衔，成为北府兵中很有影响力的部将。而且，他的部队最是“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5 。
政变
402年，政局一变，桓玄率西府兵入都掌政。与桓玄妥协，让他入都的北府兵首领刘牢之被杀（据《晋书·刘牢之传》乃自杀——译注）。桓玄想削弱北府的势力，比刘裕辈分高的诸将多遇害，但一直定居在京口和广陵的北府兵很是团结，并不能轻易被瓦解。刘裕等一直在耐心等待时机。403年十二月，桓玄篡晋建楚国，这给予了刘裕团结北府兵竖起反旗的绝佳借口：“打倒篡国桓玄，为刘牢之复仇！”京口、广陵，以至首都和历阳（今安徽和县）的北府旧人暗中联络，准备起事。
404年二月，京口、广陵起事成功，桓玄的人被杀，旧北府兵归刘裕指挥，直趋建康。三月，桓玄弃建康西遁，五月被消灭。刘裕于是成为光荣的北府兵“总司令官”，他再兴东晋王朝，并对其极为拥护。这样的功绩无人可否定，要从头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身份低微的刘裕以及佐官级别的北府武将、书记官等人策划的政变。相对于东晋建立时贵族王导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事态发展到今天已完全不一样。四世纪过后，进入五世纪，主导权已归入军人之手。
光荣之路
与刘裕一同起事的刘毅亦是豪杰，而他一直将刘裕视作竞争对手。刘毅有一点学问，同贵族也保持密切联系。这二人连赌博时都要相互较量，因为骰子是单还是双，刘毅红了眼，而最终还是刘裕猜对了骰子数。就如这故事所预示的那样，412年刘裕将统领原来西府军的刘毅消灭，国内再没有能跟他对抗的军人。
刘裕于是北伐灭南燕（410年），更远征长安，将其暂时夺回（417年）。以武力为基础而拥有无上权力的刘裕，也配得上皇帝的称号，禅让的剧目如例上演。420年，由一介贫民成长而来的武将，又戴上了灿烂生辉的帝王冠冕。东晋灭亡，宋朝成立，新的军事政权的诞生，对贵族社会亦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宋齐军事政权与贵族
军事政权
刘裕建立的宋朝从420年开始，到479年被将军萧道成篡夺为止，存在了六十年。萧道成所建立的齐（为与稍后在北方建立的齐国区别，故称南齐）仅存在了二十多年，就在502年被梁所取代。从403年桓玄篡晋，接着刘裕政变算起的话，这整个五世纪所呈现出的面貌与前一世纪已是大为不同。
南朝宋武帝刘裕
首先是政治上军人渐得主导权，贵族只能被动接受。四世纪时军队不过是贵族的佣兵，但到五世纪时军队则掌握了政权。如前所述，刘裕从一介贫民到戴上帝王冠冕，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
刘裕即帝位后仅两年病死，临死之际留下了遗诏，其中有两项：
一、京口是靠近建康的军事要地，皇族近亲以外不许任其官长。二、荆州是长江上游要冲，要由皇子依次任其长官。
这份遗诏在整个宋代都被严格遵守，皇族掌握着军权，之后的齐亦无改变，武力只委给皇族和最为信赖的军人，贵族最后无法再直接支配武力。这是与四世纪的一大分别。五世纪的宋、齐两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可说是军事政权。
元嘉之治与贵族
但是，贵族统治体制有着自三世纪以来的悠久历史，这些贵族对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文化整体，有着舍我其谁的自负意识。他们拥有广大的庄园、众多的门客，其社会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谢混（谢安之孙）因抵抗刘裕被杀，但他广大的庄园，别说是被没收了，就连在晋宋交替之际亦没有被动过。
宋（刘氏）世系图
武帝刘裕死后两年，文帝刘义隆即位。在其二十九年统治期间（年号元嘉），国内安定，人民各安其业。文帝就如其谥号所示，很是尊重文化。其政治在与名门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人商议下运行，维持贵族特权的体制愈加完备。士和平民之间的身份区别，即使皇帝也无法改变。
文帝偏爱一位属官，对他说：“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王导子孙），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于是这人便依旨行事，去拜访王球。王球举扇说道：“若不得尔。”这人回来后报告了文帝，文帝则说：“我便无如此何。”6
士和平民的区别，同权力相比属于规则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文帝认可这种不同。可见这是一个文人贵族全盛的时代，而后世称之为“元嘉之治”。
白面书生与武人
不过，即便是文帝也不会把父亲刘裕得到的军权再让给贵族。同时，贵族亦安于自己的地位，逐渐失去了染指军权的意愿和能力。对北魏战争等军事行动中活跃的将领，都是出身低下的武人，军事就是由皇族和他们所掌握。
450年，文帝在得到贵族的赞成后计划伐魏。武将沈庆之强烈反对，大骂在座的贵族，向文帝直言：“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7
宋的金铜佛，有“元嘉十四年”的铭文
文帝呵呵大笑。这正是白面书生公卿和目不知书的精悍武夫之间的对决，而饶有兴致对此旁观的则是流着武人之血，同时又喜好文人的皇帝。这御前会议的光景很是具有象征性，让人想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贵族越来越像白面书生；武人因军人职责充满了自豪感，气势逼人；而宋朝皇帝立场难测，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场面在四世纪是看不到的。
血流成河
文帝的时代是偏重文治的时代，但刘氏身上所隐藏的武人之血，又或是武人那种难以压抑的权力欲之焰，在五世纪后半期接连爆发。453年，文帝被太子暗杀，掌管禁军的太子又逐一杀掉了他不喜欢的皇族。江州刺史皇子刘骏立即率兵入都打败太子，粉碎了其暴行。
之后的历史是以暴易暴。成为孝武帝的刘骏，将太子及其四子，并同伙的兄长及其三子斩首示众后弃尸长江。
流血还在继续，陷入猜疑的孝武帝逐一杀掉其他的兄弟和亲戚。而染血的掌权者不只孝武帝，之后的明帝杀掉了其死去兄长孝武帝的十六子。孝武帝还有其余十二子，为明帝之后的后废帝杀尽。到了顺帝时，刘氏一族就被代宋的萧道成，即齐高帝完全消灭。
齐高帝萧道成
“惟愿后身不复生天王家！”8 这是宋的一个皇子（孝武帝子，始平王刘子鸾）发出的悲叹，说出了生在权力家族的不幸者的共同感慨。将刘氏斩草除根的萧道成告诫其子齐武帝萧赜不要重蹈刘氏覆辙，但这份告诫只对武帝起了一点作用， 到萧道成之侄萧鸾登基成为明帝时，流血惨剧大肆上演，其规模超过了刘氏时期。萧道成的子孙一个个被带走，婴儿也未幸免，由乳母跟随。身为佛教信徒的明帝先行烧香，并为此落泪。他已经命人调制好了毒药，准备了数十具棺材，夜深之时，棺材就会被一个个塞满。大家都知道明帝烧香落泪之时，当夜就会有人被杀。9
南齐（萧氏）世系图
五世纪后半期血腥的帝室惨剧，在中国史上也非常罕见。掌权者多少害怕被夺权，而猜忌有可能夺其权者。然而，猜忌却会使权力中的不稳定成分成比例增大。宋齐军事政权中掌兵的大都是皇族，而皇帝不过是比其他皇族有较多的军权而已。这些皇族若有机可乘，虽说是兄弟，也会率领地方兵攻进来吧，而在都城内的皇族也会与其串通一气。在武装集团形成多处割据的封建时代，很容易出现这种对权力的妄执、猜疑，上演疯狂的悲剧。五世纪的后半期，可谓是中国的麦克白时代。
恩幸
而在“麦克白”身边，聚集了出身低贱、看穿帝王孤寂的一些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勤恳地替人办事，还善于逢迎取悦主人。当然，他们也精于计算。他们以权力为后盾，从中获得诸多好处。
被权力欲控制的皇帝并不想将权力下放给贵族聚集的台阁，但政务实在繁多，一人不能总理万事。如此一来，皇帝身边就只有那些阿谀奉承的近侍了。他们不像那些一本正经的贵族会与自己对抗，还可供皇帝随心所欲驱使，皇帝信任他们，连国家大事都让他们处理。于是这些谄媚之辈便狐假虎威，最终权倾天下。用当时的说法，他们叫恩幸。（他们会出任各种官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书舍人，其品位虽低，但是在天子侧近，负责起草敕诏。）恩幸的活跃期，正好开始于五世纪后半期那些杀戮皇帝的时代。
这样，中央政界就成了以皇帝为后盾的身份低微的恩幸和贵族斗争的场所。但是，恩幸的势力和作用愈来愈大，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有皇帝作为后盾，还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情况：以权力为保护伞实际上会获得巨大利益。这是因为当时商业活动相当兴盛，对货币所有者十分有利，事实上，相当多的恩幸本身也是商人出身。
与商人的结合
五世纪中叶时，御用商人已经常常出入皇宫和官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间传唱的优美情歌和以商人为题材的歌谣甚至传入宫中，开始流行。
“有客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玉台新咏》的这首《估客乐》就是描写女子恋上离去商人的歌。
这些商人频繁贿赂掌权的恩幸。而恩幸则授予其自己能安排的官职，或者颁发公文，许可其商业上的特权。作为回报，恩幸则会收到源源不断的贿赂。恩幸被皇帝直接派往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征收延付的税金和临时的课税，当时称“台使”。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他们作为台使来到这里，遂乘机中饱私囊，充分利用征税权力收取贿赂，如贿赂不是现金，则勾结地方官立即将其卖掉，又或运到其他地方再卖。台使的恶行使得民生凋敝，特别是南齐时代以后，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恩幸这般积蓄了大量财产。他们住在比皇族府宅更广大的宅邸，其中甚至有长长的运河，可与妓女游船。他们的衣着光鲜，成为时尚，其奢华的生活，即使很久以前那些有名的富裕贵族，如石崇、王恺等人，亦有所不如。
他们比起日渐衰落的贵族，在经济能力方面逐渐获胜，这是因为他们赶上了当时持续的经济增长浪潮。反过来，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装作对金钱恬淡，很容易就落后于时代了。
五世纪结尾
到五世纪快终结的498年，即位的东昏侯萧宝卷（东昏侯是其被贬之称——译注）是个杀戮之王，同时也具有五世纪皇帝的一大特征，是个行为乖戾的青年天子。他随心所欲地行动，不顾他人，不顾社会，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被恐惧和猜疑牵制的杀戮之王，和只知追求瞬间快乐的荒唐天子，这两方面性格的体现其实有同一根源，即不安稳的权力和处身其中所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况。在封建时代坐上权力宝座的诸侯和武人，大概都是这种人。
但另一方面，武人家庭又开始出现有教养之人。之前痛骂任职于台阁的贵族为“白面书生辈”的沈庆之，是位不能读写的武人。这个沈氏一族由四世纪到五世纪中叶世代都是军人，但到五世纪后半期，其家族中出了沈演之和沈约这样的文人，特别是沈约，他是五世纪后半期到六世纪初一流的文豪。
这种倾向在原本是武家的萧氏，即南齐皇族中亦可看到。南齐与前宋皇室一样，虽然屡出杀戮之王和荒唐天子，但另一方面亦开始出现可以成为开明君主的人。
齐武帝的皇子竟陵王萧子良是其中典型。他本身是有深厚教养之人，同时还在南京西郊鸡笼山的西邸中聚集了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其团体中还有沈约这样的与贵族并列的新兴文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萧衍这位皇室远亲也已进入了这个团体，与一流的文人同列。
萧衍正是在六世纪前半期的差不多五十年内，为南朝带来了盛世黄金时代的梁武帝。竟陵王幕下团体，以及其中孕育出的开放气氛，到了六世纪终于在梁武帝治下开花结果。
黄金时代──梁
梁的建立
公元500年，在五世纪终结的时候，雍州刺史萧衍兴兵讨伐在建康专行暴虐的南齐皇帝东昏侯，其军有三万兵、五千匹马、三千艘船。用这样的兵力攻击首都，似乎有点令人担忧。而附近的荆州刺史萧宝融是东昏侯之弟，年仅十三岁，实权掌握在萧颖冑手中。于是最好的计策，莫过于与萧颖冑搭上关系，以东昏侯之弟为傀儡，联合劲旅荆州兵。此计最后成功了。
501年二月，萧衍从襄阳出发，与荆州兵一起下长江。东昏侯当然曾抵抗，但这暴君在年末被臣下所杀，建康被攻陷。萧衍肃清东昏侯的势力，在翌年四月，废掉作为傀儡的萧宝融，自立为皇帝，梁武帝近五十年的统治由是开始。形式上梁朝和前代一样，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军事政权，但它和五世纪纯粹的军事政权略微有所不同。五世纪的政权交替，每次都伴随着大量的杀戮，而这次从一开始就有意避免杀戮，这种开明的举动使得每个人都轻松起来。
武帝的才智
过去武帝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下时，受到了这位开明主君及知识分子群体的熏陶。武帝本身亦属于这个群体，已经完全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不只是对学问和艺术有着充分的理解，更是位能自行讲学的多才多艺之人，对于当时众多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亦在萧子良之下形成其独自的见解。而如今他在三十九岁这样的壮年登基，开始实现其抱负，建设理想的国家。
梁武帝萧衍
首先他从昔日的群体中招来范云和沈约，以二人为中心组织政府。他们都是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流的贵族出身。如前节所述，五世纪后半期，恩幸给政界带来了莫大的毒害。要改革此事，就不能再把权力赋予同商人勾结的恩幸。但同时，亦不能对贵族过于信任。整个五世纪，随着贵族的白面书生化，苍白体弱的他们在耽于安逸、丧失进取的气魄之余，亦失去了政治能力。武帝所能够信赖的，是和他一样，从五世纪后半期的武将之家和下级贵族之家脱颖而出的踏实可靠的知识分子。以范云和沈约为中心的新政府，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从各阶层集结有才之士，建立起安定政权的。这方针至少贯彻到武帝时代的中期。
梁朝（萧氏）世系图
与此同时，武帝还整顿礼制和法制，通过国家之手整治五世纪混乱的贵族社会的身份秩序，尽可能将地方军的财源纳入国家管控，努力创建一种统一国家的形式。形成这种国家基调的不是武力，而是文治主义。
文治
武帝在即位后的第四年在首都设国学，而且“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广开馆宇，招内后进”。教授五经的学校称为五馆。国学在宋、齐两朝都有，但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而武帝在贵族所入的国子学之外，又设五馆广收一般子弟，“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10 。这种施政措施有助于让学问和教养渗透到各阶层。（隋唐以后确立的用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在梁代当然没有，但武帝之策，开通了通往科举的道路。）
不必说，这样奖励学问的政策使学术风气兴盛。而武帝本人也是学者，对儒学、形而上学、佛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自身也有很多著作，这更刺激了学问的发展。当时的学风是普遍尊崇博学和写作优美诗文的能力，江南的文化之花绚烂地盛开了，这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上的黄金时代。北朝的中国人看到梁朝文化中的中国传统，亦心中向往。不过，人们也开始感受到了其中盛极而衰的气息和形式化的苗头。
文化得以成熟，源于社会某种程度的安定繁荣。武帝为离乡失去土地的农民分配官有地，减免租税，下达保护农业的敕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的政策。而且，他还在即位之初就强势发行了优质的新货币。实际上，这种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当时的经济动态。
货币经济
前节已提过五世纪中叶开始商人的活跃。刚好在稍早之前，宋朝为货币问题展开了很激烈的讨论。当时不论政府还是民间，货币都不够使用，如何处理此事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源于物资交流频繁，增加了货币的需求度，社会需要比目前流通量更多的货币。
宋朝采用了最快捷的方法解决问题，让钱的质量越变越差，而法定价值保持不变，只是增加货币数量，最后甚至让民间自行铸钱。结果当然出现了格雷沙姆⑪ 所言的“劣币逐良”定律，质优的货币或者被藏起，或者被再铸成劣币。币制大乱，物价腾贵，465年甚至达到不能交易的地步。
南朝的五铢钱铸模（南京出土）
宋朝政府对此也没有坐视不理，开始整顿币制，推出法令宣布只有之前的良币才有效，纳税则只收良币。于是之前被藏起的良币又再出现，价值基准回复，混乱受控。但是，朝廷始终没有发行新的货币来舒缓社会上货币愈见不足的情况。到了南齐时代，朝廷更是大量吸收货币，甚至国家财政的百分之四十是通过货币来收取的。（到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国家收入几乎都是实物，只有百分之十二有余是货币。在五至六世纪的南朝，货币的角色远为重要。）与465年前的放任的财政政策正相反，这项紧缩政策对作为生产者的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484年，竟陵王萧子良就此弊害这样警告朝廷：
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难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闲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捶质系，益致无聊。⑫
梁武帝在萧子良幕下时，就时常听到这些议论，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正因如此，他在即位之初，即发行新的优质货币，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社会上的货币不足，同时亦要凭新货币推进统一。这项政策的确刺激了梁代的经济成长，梁代贸易频繁开展，长江出现了可以装载二万斛货物的大船往来输送物资。
但商品数量的增加，令货币的需求愈增。作为货币原料的铜，怎么都已不敷需求。于是在523年，武帝制定了一项极为大胆的政策，将通宝全面改为铁钱，随后官员的俸给全由这种钱支付。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官员的生活能建立在百分百的货币经济之上。一开始铁钱作为辅助货币也许对社会起到了正面作用，但因为民间能够大量伪造铁钱，到530年以后，铁钱价值急降，这项政策至此彻底失败，武帝亦别无他法。
社会不安与军队
五至六世纪江南发展的交换经济，因货币不足的不良条件而受到限制。为此，五世纪期间，政府发行劣质货币并增加其数量以应付。此策失败后政府又反过来采取紧缩政策，其结果是拥有良币的有钱人愈加有钱，只有劣币的下层贫民愈来愈穷。进入六世纪后，梁武帝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使得情况有所缓和，但只是一时，问题并未解决。在情况缓和的基础上，梁代文化之花盛开。不过，在上层陶醉于这种文化盛景的同时，贫富悬殊愈加严重，而铁钱的失败更令事态雪上加霜，农民逃亡愈演愈烈，失业者不断增加。
流民涌入城市，又或者为了分享商人的一点余惠，聚集到他们那里。失业者所聚集的地方，成了地痞无赖的温床，地痞无赖不断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同时，很多失业者为谋求活路而去应征军队招募，最后当了士兵。这是因为当时各地军府一直在私自募集士兵。这样募集便使得地痞无赖进入军队时，将其组织原样保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各地的军队不久就变成了由数百人组成的地痞无赖的帮派。目击这种情况的历史学家何之元，后来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况：
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作“尽”——译注）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陵犯公私，经年累月。⑬
这一时期不单出现了无数的流氓帮派和盗贼集团，就连梁军本身也成了这类团体的聚集地，长官的命令于是不能贯彻到下级。军中各集团的有实力者，都有可能因各自利益而行动。农民流亡加入军队，军队的恶行又造成农民进一步流亡，形成了恶性循环。
消费泡沫与贵族
感受不到这种危机的皇族和军中高层，继续像贵族一样奢侈度日。“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⑭ ，这是当时的有识之士（贺琛）所指出的问题。如前所述，五世纪恩幸所过的奢侈生活震惊时人，但六世纪这种穷奢极欲之风已遍及整个统阶阶层。换句话说，上流社会出现了消费泡沫。频建寺院、厚作施舍，也是当时消费泡沫的一种体现。武帝自称“三宝奴”而舍身寺院，朝廷为了赎回成为“奴隶”的皇帝而向寺院支付了亿万金钱。这本来是武帝的信仰问题，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事也煽动了消费热潮。
消费泡沫削弱了贵族的经济能力，这是因为贵族的经济力实际上已不具备坚实基础以维持其消费热。也就是说，五世纪后半期以来，交换经济的发展逐渐瓦解了贵族的经济底盘。
随着经济生活所必需的货币增加，贵族由庄园所得的实物收入亦需转成货币。但自负的贵族有轻视商业行为的倾向，于是将实物兑换货币的工作委托给商人。商人接受这项委托后，会代替贵族行使特权，为自己的买卖谋取大利。例如，他们以贵族的名义输送商品时，得以免去在运河各处要所的通关税和公共市场的利用税。这样，贵族在生活中越来越需要货币，就只好依附商人，而商人在这期间变得越来越有钱。不通实务的贵族很容易被蒙骗，收益逐渐减少。
捣米的年轻人
梁末谢侨原本出身自一流的贵族之家，但某一日，米用光了。其子想将《汉书》典当换钱，谢侨回答说：“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可见，贵族中确实出现了这样为生活所困之人。
在货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泡沫之中，贵族的经济能力愈见不足。而在同样的经济潮流之中，农民流离失所，失业者增加，社会愈来愈呈现出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而且梁军成为失业集团的聚集地，孕育出内部分裂的危机。车已开始驶上通往危险前途的坡道，但车上的人仍沉醉于灿烂的梁代文化。这时候突然爆发了侯景之乱，以此为开端，黄金时代变成地狱。
没落与余晖
侯景南下
侯景是547年降梁的北朝将军。北魏在534年分裂为以邺为都的东魏和以长安为都的西魏。侯景生于山西北部，本是长城守备军队的士兵，在北魏末年的大混乱中，侯景凭其勇武逐步爬升，最终被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委以河南一带的兵权，成为掌兵十万的大将。但在547年初，高欢死，其子高澄继位，侯景在东魏的立场变得甚是微妙。他知道自己被东魏猜忌，遂联络梁朝，希望离开东魏，以其势力之下的十三州归附梁。
梁虽然在十年前就已与东魏缔结和平条约，互遣了使节，但不战而得黄河以南之地，其吸引力就如天上掉下来馅饼一样。武帝于是接受侯景的归降，封他为河南王，使其领地成为梁的一部分。东魏立即派兵讨伐侯景，而梁亦派武帝之侄萧渊明率兵救援。但是，战况推进，东魏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各地的梁军被东魏打得溃不成军，萧渊明被俘，侯景亦失去其部下，只带八百残兵逃到寿春。对南梁来说，侯景许下的美好承诺，不足一年尽成画饼。
到了第二年548年，被带至北方的萧渊明向其叔父武帝派出使节，表示东魏希望与梁恢复和平。实际上，是东魏让萧渊明这样派出使节的。梁方商讨之后，在六月遣使与东魏议和。只剩下八百余人的侯景非常不安，自己背魏投梁，但梁却与自己的敌人东魏和好，那么自己又是什么立场？萧渊明的使节到达了梁，也许东魏已提出以自己的性命换回萧渊明，而梁又向东魏遣使，这就愈发奇怪了。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了。这应该就是侯景当时的心情。
于是侯景秘密准备叛乱，并搭上了对武帝不满的武帝之侄——临贺王萧正德。
叛乱
548年八月，侯景以清君侧之名在寿春起兵。正所谓“兵贵神速”，到九月，仅有千人的他就率兵从寿春出发，一往无前地攻向了建康。梁的朝廷一开始完全低估了他。但侯景之军在临贺王的协助下轻易渡过长江，到十月已逼近都城。乌合的京城守军被乘势而上的侯景军击破，逃进了宫城，宫城以外的建康城都被侯景控制。到第二年三月为止，双方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惨绝的宫城攻防战。
被围于宫城的市民十余万和守军二万，在将军羊侃的指挥下战斗。侯景看到攻防战将旷日持久，便宣布解放奴婢，同时还容许抢掠建康，并发布赏赐来募兵。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充满失业者。他们因平日里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仇富，侯景的到来点燃了这不满的怒火。他们与侯景军同声欢呼，抢掠贵族和富人的宅邸。
建康城内及其周边，从繁华的秦淮河一带开始，因破坏和抢掠面目全非，呈现出类似暴力社会革命的状态。仅以一千至三千兵渡江攻击首都的侯景，就这样膨胀成十万大军。
宫城中的粮食困难越来越严重，人们身体开始浮肿，因营养不足接连倒下。据说“横尸满路，无人埋瘗，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⑮ ，其景象十分悲惨。549年三月，宫城终于失守。八十六岁的武帝，虽然仍保有威严能让侯景冷汗直流，但被幽禁了起来，到五月义愤而死。皇太子萧纲即位为简文帝，两年后被侯景所杀。
统一的崩溃
由北方逃来的败军之将侯景，仅率一千兵奇袭了南朝最为繁华的梁帝国首都，经历五个月的包围战使其屈服，这样的成功真是令人惊奇。其成功的第一个理由在于煽动了首都及其周边的失业者，但理由当然不止于此。
第二个理由是梁军本身已濒临内部分裂。实际上，近五个月的围城战中，各地勤王的梁军有数十万，但奇怪的是，他们只是远观都城，没有一起攻击数目远少于己的囊中之鼠。勤王军的攻击是零散的，每个小部队都在分散行动，没有进行过一次统一的战斗。勤王军的长官无异于袖手看着宫城失陷。占领宫城的侯景矫诏让勤王军各回驻地，他们就纷纷退走。因此，到简文帝时喟叹再无勤王之兵当然也就很正常了，梁军已变成了完全失去控制的乌合之众。首都的沦陷和武帝的死，令梁的中枢从此毁灭。失去了中枢的梁军此后完全分裂，各地有实力的人因自己的利益各自活动，社会陷入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大混乱。
第三个理由是，官吏和贵族应急能力之弱，令人震惊。梁的贵族子弟和高级官吏都已完全女性化，他们“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⑯ ，而且“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据说，“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⑰
侯景攻向都城之时，著名文人庾信把守南郊朱雀门。他看到景军都戴着铁面，便退隐于门。以当时的风尚而言，也不能厚责庾信了。
以上举出侯景成功的三个原因，但其实任何一个，都不过是因侯景一击而暴露出来的梁代社会底层的矛盾和弱点。
贵族的没落
可以想象柔弱的贵族在战时的大混乱中是多么脆弱。侯景攻入首都后近半年的攻防战和掠夺暴行，令繁华之极的建康城及其周边变成废墟。551年，在武昌之战中被侯景所掳的颜之推被带到建康，目睹了这惨况，写道：
就狄俘于旧壤，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鼖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⑱
荒废的建康已经失去了生气。
当时地方的军阀中，最有实力的是在长江上游江陵的萧绎，他是简文帝之弟。当建康被侯景控制时，思念梁朝的人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以前梁朝的官吏都陆续集合到江陵。
他派手下的大将王僧辩出兵讨伐侯景，并与恰好在那时由广东北上的陈霸先结成同盟，于552年顺利地杀掉了侯景。萧绎继被侯景杀害的简文帝之后在江陵登基称帝，这就是元帝。梁的百官逐渐聚集到了江陵，这一点自不必说。
但在554年，西魏趁梁大乱，从北方大举向江陵进攻而来。王僧辩率领着江陵军的主力讨伐侯景，尚在建康未归。江陵顷刻之间便被包围占领，元帝被杀，在此聚集的百官士庶像羊一样被掳到西魏的长安。据说被掳走的人有十万以上，只有二百多个家族逃脱，而前面提到的颜之推也是被掳走的其中一人。这是继建康荒废之后，使南朝贵族走向衰亡的第二大事件。
梁元帝萧绎墓（南京附近）
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贵族身处大混乱期，在地方上没有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基础。他们很早就失去了对庄园的支配，亦没有政治力量，甚至连学问都趋于浅薄。“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及离乱之后……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⑲ ，这是颜之推对此痛切的反省和批判。
陈朝的建立与王琳
江陵失陷后江南继续混乱。西魏及其之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557年建国）的势力达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而下游的北岸，亦落入了代东魏的北齐（550年建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打倒侯景之后的王僧辩和陈霸先已生嫌隙。555年，陈霸先趁夜袭杀王僧辩，拥立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一手掌握了建康的军权。北齐曾渡江入侵，但被设法阻截。陈霸先在两年后建立陈朝，但其号令所及极其有限，江南出现了无数军阀。
陈武帝陈霸先
在湖南，有元帝近臣王琳这样有实力的军阀。王琳拥立梁宗室的幸存者萧庄，与篡梁的陈军对峙。其军多出群盗，这件事情表明，因梁代社会矛盾而生的流氓帮派和盗贼集团，此时已占据了军队的大部分。前节引用其说的历史学家何之元，就在王琳幕下。王琳为抗衡陈军，派何之元到北齐求援。但翌年（560年），王琳为陈军大败，同萧庄一起逃亡到北齐。于是已过六十岁的何之元，自此在北齐流亡十年左右，一边深刻反省灿烂辉煌的梁为何会陷入如此无休止的混乱，一边记述梁朝一代的历史。前文所引内容只是其现存部分的其中一小部分。（何之元死于593年。该书名《梁典》，前引即其《总论》的一部分。）
南朝文化的余晖
陈霸先于559年死后，文帝陈蒨继位，王琳被打败后，江南终于迎来了安定的时局。548年（侯景之乱——译注）以来十多年，地方荒芜，如今各地的有实力者不得不放弃争斗，努力重建各自的地盘。更幸运的是，势力延伸到江北的两国也在互相牵制，无力南下。控制江南三角洲地区的陈朝，以该地为中心，开始逐步统合各派势力，到564年福建的陈宝应被灭为止，其行动终告完成。
陈朝（陈氏）世系图
陈朝是以出身广东北部的豪强为中心，集合各地势力而建成的国家，由乡土武士集团组成。其施政方面，虽然有徐陵这样梁代的旧知识分子参加，但过去被称为寒人，遭人鄙视的那些出身低微之人也势力大增。少数残存的贵族，就如日本的武家时代⑳ 中京都的公卿一样，只是扮演着锦上添花的文化装饰品一类的角色。
六世纪中叶，梁末陈初的十多年大动乱令江南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动乱和延伸到长江北岸的北朝势力令江南的商业活动大大衰退。但在陈朝治下短暂的和平日子里，江南三角洲的生产力和商业活动渐渐恢复。六世纪七十年代宣帝主政，他曾攻打北齐，一时之间显示出能取回淮南江北之地的实力。但在577年，北周消灭北齐统一了北方，581年隋取代北周，自长江北岸严重威胁到陈，陈的国运就如风中之烛，每个人对此都了然于心。后主陈叔宝追求刹那快乐，这样的宫廷文化就在这不安之中成为南朝文化最后的余晖。
尾声
589年，隋军转瞬之间便已席卷江南，最后绽放在南朝的脆弱的红罂粟㉑ 也被吹散了。但这江南的文化的确富于魅力，灭陈的隋炀帝最后也为其吸引，死在扬州。
陈后主陈叔宝（《历代帝王图》）
炀帝开凿由洛阳到扬州的运河，对后来国家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条运河可谓是吸收南方财富的“水泵”。但是，它并非到了唐代才起到作用，倒不如认为，炀帝在开凿这个“水泵”时，就必然已计算过其效用。毋庸置疑，即使是局促于江南的陈朝，其财富亦被北方垂涎，更不必说在大动乱之前处于黄金时代的梁，其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比一般认为的远远更高。三世纪以来江南开发的惊人成果，看一看本章所述的社会发展情况就能明白。而这带来了货币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封建中世社会的瓦解。事实上，假设没有北方武力的压迫，只有江南自身发展的情况的话，甚至可以想象江南也许会跳过隋唐三百年，早早就进入十世纪的发展阶段。但实际上，江南一直承担着隋唐帝国的重担，江南剩余的生产物常常经过运河管道被其他地方摄取，这阻碍了江南的发展。但江南毕竟承受住了这种负担，唐中期以后又再度开始发展，而这种潜力是在四世纪以来的江南开发中孕育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决不能忘记。
1 即查理大帝，原文使用其德语称呼“karl”。——译注
2 《晋书·郗鉴传》——译注
3 《宋书·刘怀肃传》：“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刘裕之父刘翘的追谥）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刘怀肃之弟），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译注
4 《晋书·孙恩传》——译注
5 《宋书·武帝纪》——译注
6 《宋书·蔡兴宗传》——译注
7 《宋书·沈庆之传》——译注
8 《魏书·岛夷刘裕传》——译注
9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传》：“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等住中书省，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数十具棺材，须三更当悉杀之。”又，据《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齐明帝）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译注
10 《梁书·儒林传》——译注
⑪ sir thomas gresham, 1519——1579年。——译注
⑫ 《南齐书·王敬则传》——译注
⑬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引何著《梁典·总论》。——译注
⑭ 《梁书·贺琛传》——译注
⑮ 《南史·侯景传》——译注
⑯ 《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译注
⑰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译注
⑱ 《北齐书·颜之推传》引其著《观我生赋》——译注
⑲ 《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译注
⑳ 由镰仓到江户时代约六百八十年由武士执政的时代。——译注
㉑ 作者可能是指虞美人（罂粟科植物），姑且作直译。——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