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诞生

司马迁，字子长 [1]，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诞生于龙门。[2]这个生地是司马迁自己说的。[3]龙门见于《尚书·禹贡》，是古代的一座名山。它跨黄河两岸，其东在今山西河津县北，其西在今陕西韩城县北。黄河自河曲转折而南，流入峡谷，河面狭窄，水流迅急，穿过龙门，奔入平原，河面乃宽，流势始缓。以龙门为界，黄河在秦晋间的一段，南北形势悬殊。由于这种自然的形势，龙门遂成为自古以来人们不断驰骋幻想的一个神奇的地方。据说，龙门山这样对峙黄河两岸的形势，原是当日禹王治水、疏导黄河而凿开的。山上还“有相工坪，广二丈余，长四丈余，片石临河，莹洁可爱”[4]—是禹王站得高高的督工的地方哩。据说，黄河流到龙门山，“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5]。每年总有几千条鱼到龙门山下集合，准备跳龙门，跳上去的便成龙飞天，跳不上去的只好碰壁而返。[6]大概很早以来，龙门便在人们的幻想里，成为富有神奇色彩、产生神话的著名的地方。司马迁自说生于龙门，不过是乐于称道这个著名的地方罢了。事实上龙门山在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司马迁六世祖靳葬华池，四世祖昌、曾祖无泽、祖喜皆葬高门 [7]，华池、高门皆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地的芝川镇。[8]司马迁的墓和祠堂也在这里。[9]这是司马迁六世祖以来死葬的地方，也应是他们世代相传、居住生长的地方吧。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统治的后期，这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尚未做官，大概还在家乡芝川以农为业。祖父喜为五大夫—一个空头的第九等爵，实际上并未做官（否则司马迁会在《自序》中说明的），他可能是在汉文帝时务农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自说“耕牧河山之阳”，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家庭还是务农为业，他也帮助家人养养牛放放羊，作些辅助劳动。请想象一下吧，在芝川的原野—有名的“河山之阳”，可以北眺龙门，东望黄河，牧童司马迁对着这样壮丽的山川，该会引起多少关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幻想啊！

十岁诵古文

司马谈是个读书人，是个有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人，在做官之前，他未必真正是一个劳动的农民。因此，司马迁在少年时代也未必是一个完全的牧童，他大概在做牧童的同时或稍后，已开始了学童的生活。汉初的官僚制度规定：一般学童要年在十七岁以上，能背诵法官应用的法律条文，并能“推演发挥”其精义，再能缮写九千字，才可以当县或郡的一个文书。如果缮写文字，还能写得所谓“八体”，县就可以推荐到郡，郡又推荐到太史，太史把上述科目合试一下，最优秀的就可以做尚书、御史等官。无论官吏或老百姓上书，文字如果写得不正确，还要受到弹劾。[10]汉武帝时，“（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11]。一个字写得不正确，竟可能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在这样重视文字的官僚制度之下，在司马谈的家庭教养之下，牧童司马迁必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字的学习。识九千个字和学会“八体”的书写，这对于一个学童来说，负担是相当重的，但在汉初，这还是一个学童入仕途径的起码要求。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书，自谓“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很可能是这位滑稽文人“文辞不逊，高自称誉”的话。[12]

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一四○—前一三五年），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的官。从此司马迁大概也就随父亲到了长安，因而学习上有了更好的条件。司马迁自谓“年十岁则诵古文”[13]，大概是到了长安以后的情形。所谓“古文”，就是古代的文字，如《说文解字》所载的所谓“籀文”和“古文”等，不同于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今文写的，但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14]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必专指某一本书 [15]；从情理上看，当时那些用“今文”写的古书，司马迁当然也会读的，因为现代通用的文字，总比古代的文字容易学习。司马迁自谓十岁诵古文，只是表明他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他的学习功夫是艰苦而深入的。

司马迁十岁那一年（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明年窦太后死，田蚡为丞相，汉武帝就毫无顾虑地按照儒家思想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来办事情了。公元前一三四年（元光元年），通过贤良对策的方式，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和“学《春秋》杂说”的公孙弘，都成为封建王朝的著名人物。[16]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后为江都相，后为中大夫。中大夫是郎中令的一个属官，是宫廷内部的一个只管议论的闲官。因此，他还是可以讲他的《春秋》。汉武帝曾使善于“格五”（一种棋戏，用五个子，至五格不得行，故叫做格五）的少年吾丘寿王跟董仲舒学《春秋》。[17]这时司马迁虽然还很年轻，不知由于什么样的关系，也曾亲受过董仲舒的《春秋》。这大概是汉武帝元光、元朔之际的事。[18]大约也就在这个时期，孔安国为博士，司马迁也跟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19]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的。[20]特别是董仲舒的《春秋》学说，竟成为司马迁后来著作 《史记》 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上的动力。[21]

家徙茂陵

公元前一三九年（建元二年），汉武帝在他母亲的原籍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并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22]第二年，他鼓励人民移住茂陵，移住的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并在长安城北面西头的一个门—便门外，造便门桥，横跨渭水之上。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便门桥在长安西北四十里 [23]，长安人出便门，经便门桥，往茂陵，路是直的，很方便了。于是茂陵成为一个新的名胜区域。

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封建王朝的对内统治，听信了说客主父偃的献计—“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因此，又徙天下郡国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24]于是茂陵不仅成为皇家贵族的游苑别墅，而且还成为封建王朝公开地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区域。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人游侠郭解，本来家贫，不合迁徙的规定。但郭解在民间名声很大，因此地方官吏不敢不点名要他家迁居。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讲情，说郭解家贫，不合迁徙的条件。汉武帝说：“一个老百姓有这样的权力，能够使大将军帮他讲话，他的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终于举家迁往茂陵，地方上人集款送行，不下千余万。郭解到了长安，长安一般“贤豪”，无论认识或不认识郭解，听说郭解来了，都争着要和他做朋友。司马迁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曾经见过郭解。郭解为人，短小精悍，生活简单，说话不多，给司马迁的印象很深。原来最初举徙郭解的是郭解的同县人杨季主的儿子—轵县的一个文笔吏。当时，郭解的侄儿就杀了杨季主的儿子。郭解入关以后，郭家又杀了杨季主。杨季主家人上书王朝，又被杀于王朝之下。这样一来，汉武帝就下令通缉郭解。而郭解已经举家逃亡，他把母亲和妻子安顿在司马迁的故乡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今陕西大荔县）籍少公的家里。籍少公从来不认识郭解，却掩护郭解脱险出关。郭解出了关，转往太原，沿途望门投止，他不隐瞒身份，人家也愿意留他住宿。王朝捕吏追踵跟到籍少公家，籍少公自杀绝口，郭解渺然无踪。过了许久以后，郭解才为王朝捕获。然而王朝审讯的结果，郭解所犯杀人的罪状，皆在大赦之前，因此郭解又被释放了。第二年 [25]（公元前一二六年），王朝又派专使到轵县调查郭解案情，在招待使者的坐席上，有人称誉郭解；在座有个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为非作歹，违犯法纪，怎么还能说是好人呢？”不久，郭解的一帮人就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下他的舌头。地方官吏好像再也无法替郭解开脱，责备郭解不应再犯。但郭解实在不知道这一件事，凶手亦竟无影无踪，莫知为谁。地方官吏又上报郭解无罪。这时汉武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春秋》家公孙弘已为御史大夫，他说：“郭解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专门管人家闲事，横行乡里，翻眼就杀人。这一杀人案他虽不知情，可是比他亲手杀人的罪过还大，该当按‘大逆无道’论处。”于是汉武帝就杀了郭解及其家族。[26]郭解对年轻的司马迁的影响是无形的，然而却是极深刻的。后来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歌颂这样一个专和王法作对的游侠，并歌颂一切游侠，竟至于否定传统的封建阶级的道德，这实在是一切封建阶级及其士大夫们所想象不到的。[27]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强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之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可能在茂陵初建的时期，司马谈到长安做官，因为侍从武帝的关系，就已移家茂陵。也可能是在元朔以后移家茂陵的；因为在这时，迁徙茂陵已经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压迫，司马谈虽然不是郡国豪强而是王朝官吏，但为了职务上的方便，也就移家茂陵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了司马迁的新籍贯。[28]后来到了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年），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29]，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 [30]，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以贵族游苑和豪强集中为特征的、很大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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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言·寡见篇》称司马子长，《吾子篇》两称子长，《论衡·超奇篇》、《案书篇》均称司马子长。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迁字子长》条。

[2].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关陇丛书》）、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商务版《中国史学丛书》）、日本泷川龟太郎《太史公年谱》（《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册）均定是年为司马迁生年。

[3].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4]. 乾隆《韩城县志》卷一。

[5]. 同上。

[6]. 同上。

[7].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8].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

[9]. 乾隆《韩城县志》卷二。

[10].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说文解字叙》及段玉裁注。

[11]. 《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

[12].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13].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4]. 《汉书》卷五十三《鲁恭王余传》、《河间献王德传》。这是经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经今文派只承认有用汉代隶书写的经本，不承认有先秦传下来的用古文写的经本，这是他们的偏见，站不住的，这里也无需多辩。

[15]. 《龚自珍全集·大誓答问》第二十三：“……又迁《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其时众书争出于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岁即有从安国游之事。”

[16]. 关于董仲舒应贤良诏、对策一事，在年代的记载上有分歧。兹据《汉书·武帝纪》，定于元光元年。

[17]. 《汉书》卷六十四上《吾丘寿王传》。

[18]. 《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在为江都易王相后为中大夫，年代未详。由下文公孙弘为公卿排斥仲舒为胶西王相及《吾丘寿王传》寿王从仲舒受《春秋》二事推之，董仲舒为中大夫当在元光、元朔之际。元朔三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五年为丞相。董仲舒被排斥为胶西王相约在此期间。司马迁亦于元朔三年开始漫游。再后，董仲舒告老家居，司马迁为郎中做官。因知司马迁从董仲舒受《春秋》在二十岁以前最有可能，即元光、元朔之际。

[19]. 从王国维说，见《太史公行年考》。

[20].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21].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2]. 《汉书》卷六《武帝纪》。

[23]. 同上。

[24]. 《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卷六《武帝纪》。

[25]. 据《史记·郭解传》，郭解被杀，实由于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坚决主张。考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则郭解被杀最早当在元朔三年。《资治通鉴》定于元朔二年，误。以当时情势推之，郭解以元朔二年被徙、逃亡，元朔三年始就逮、被杀，似较合理。若定于元朔四年，则又不免过晚。

[26]. 以上司马迁见过郭解及郭解被杀的故事均见《史记·游侠列传》。

[27]. 参见本书“褒贬尺度的人民性”一节。

[28].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

[29]. 《汉书》卷六《武帝纪》。

[30].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