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从封禅

继西南夷和南越之后，分布在今福建的一支越族—闽越也归附了汉王朝。从秦末汉初以来，常常侵袭边郡的北方强敌匈奴，经过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三次关键性的战役，终于被汉军逐出漠南，逐渐向西北迁徙，匈奴对汉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了。这样，汉王朝就进入了全盛时期，使得武帝很有理由设想：“封禅”大典应该及时举行了。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先要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做“封”；然后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这叫做“禅”。一个帝王举行了这种典礼，才表明他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代表者，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这种想法，起于战国时代，后来秦始皇在做皇帝的第三年（公元前二一九年），就曾经东巡郡县，上泰山去举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去举行禅礼。那次始皇从泰山南面上山，走到山腰，忽遇暴风雨，儒生博士们都暗暗讥笑他，认为始皇实在不配举行这种典礼。后来始皇举行了封禅典礼，这种典礼究竟是如何举行的，他不许人知道。[1]到了汉朝，汉高帝刘邦因为江山尚未坐得很牢，还想不到做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文、景两代，力求安静无事，自然也就不想做这种事。直到武帝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繁荣强盛，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司马相如就是一个著名的代表，他到临死时还在遗书中“言封禅事”[2]。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初就跃跃欲试。自从公元前一一六年（元鼎元年）在汾水上得了作为“符瑞”看的宝鼎以后，举行封禅的要求就愈来愈具体化了。武帝希望儒生们拟出一套封禅礼仪，但儒生们几年也搞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驰骋想象。武帝曾经自定一套封禅祭器给他们看，他们又以为同古代的不一样，这使武帝很为恼怒。[3]最后他还是相信兒宽的话：“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4]武帝终于自制了封禅礼仪。那时，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徙漠北，这真正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而封禅礼仪也已有了相当准备，于是封禅典礼就提到武帝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公元前一一○年（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先统率大军十余万，北巡朔方，耀威塞外。然后东巡海上，路经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礼拜嵩山。接着就东上泰山，真正举行封禅去了。

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他没有立刻见到武帝，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司马谈。封禅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侍从武帝，到了洛阳，大概因为有病，留下来了，又急又气，病更重了。他拉着儿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

司马谈把他毕生的事业和理想最后遗留给司马迁了。他希望司马迁在他死后，仍然做一个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他所欲论著的一切。他以为一个人事亲、事君的最后目的在于自立，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孔子死后，至今四百多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等应该论述的人物，他作为一个太史而没有去论述，废弃历史事业，甚为惶恐。他希望司马迁记住这件事。司马迁眼看这种情景，垂着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但一定得把父亲所整理的历史旧闻论述无遗，不敢稍缺。”[6]之后，司马谈大概就瞑目长逝了。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因为他这次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的郎中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上山东侍从武帝。

原来武帝到了山东，并未立刻举行封禅，他听信方士的话，派了好几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人；自己也到处巡行、祭祀，幻想遇见神仙。夏四月，回到奉高（今山东泰安县东北），才准备封禅。但直到这时，这个典礼究竟如何举行，儒生和方士们还是各说一套，得不到一致的意见。最后武帝到泰山南面的小山梁父山上，举行了禅礼。随即到泰山东麓，用祭祀太一（上帝）的典礼，举行一次封礼。又与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到泰山顶上举行第二次封礼。下山后，再到泰山东北的小山肃然山举行第二次禅礼。礼毕，武帝坐明堂，受群臣百僚的更番上寿。武帝上泰山，无风无雨，显见比秦始皇有福气，方士们就说蓬莱神人似乎可以求得。于是武帝很高兴，复东至海上，希望遇到神人。不意霍嬗忽得暴病而死，武帝觉得有些扫兴，遂沿海北上，至碣石（海畔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巡辽西（治所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历北边，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武帝这一次巡行封禅，绕了一个大圈儿，行路万八千里，赏赐所过地方，“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司马迁乘扈从皇帝的机会，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充实了。[7]

负薪塞河

公元前一○九年（元封二年）的春天，方士公孙卿又报告说：“东莱山上神人出现，好像说欲见天子哩。”武帝听说，大为兴奋，即以公孙卿为中大夫。于是武帝东巡，过缑氏，至东莱。留宿数日，没看见神人，似见有巨人的足迹。复派方士，求神怪，采灵药，数以千计。这时久旱不雨，武帝觉得出巡无名，遂祈祷于万里沙神祠，又祭祀了泰山。然后就亲临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塞河工地。[8]

原来早在公元前一三二年（元光三年）的五月，黄河在濮阳瓠子决了口，东南注巨野（今山东巨野县），入淮泗，使十六郡人民受到灾害。[9]当时武帝曾命汲黯、郑当时发动十万人堵住决口。可是没有堵得牢，还是常常决开。这时贵戚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的“奉邑食鄃（今山东平原县西南）。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田蚡就向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听了田蚡的话，停止了瓠子的塞河工程。二十多年来，这个黄泛区就不断地发生灾害，年成很少丰收。直到举行封禅，在各处祭祀山川，武帝才又想起这件事来。大概他在此次东巡海上之前，已命汲仁、郭昌征发民工数万去塞瓠子了。这时武帝亲临濮阳的塞河工地，先举行了祭河礼，“沉白马玉璧于河”；然后就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参加塞河工作。决口处先用竹子一排一排地打下桩，然后填上土石和柴草。这时是春天，东郡人民又都烧草起火，因此柴草缺乏，工程进行得困难。武帝恐怕这一次塞河又不得成功，就用当时流行的楚歌体，作了两首悲壮、苍凉的歌：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呼何以御水！

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不封禅兮安知外！”—武帝在为他的徒劳无功、愚惑人民的“封禅”进行辩护和赞扬。瓠子塞河工程，在武帝的亲临督责之下，文武侍从也都参加劳动了，数万真正的劳动大军也一定得到鼓舞，多年为害的瓠子决口终于塞起来了。为了纪念这个塞河工程的完成，武帝还在瓠子新堤上建筑一个宫，名“宣房宫”[10]。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还在守制期间，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这次塞河工程中，司马迁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武帝的《瓠子歌》，也使他深受感动。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之下写出来的。

为太史令

司马谈逝世后的第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果如他父亲的遗言，正式做了太史令。这是司马迁从事著作事业的起点。桓谭说得很对：“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11]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 [12]，和部刺史、县令等官同级，实领月俸七十斛 [13]，是所谓“长吏”之一，出行的时候，大概还可以乘一种左边有朱色屏障的车。[14]在一系列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虽然还是低级的，但总算属于所谓“卿大夫 ”一流了。它比起郎中来，固然堂皇得多，但实际上，司马迁却由“内廷”到“外廷”，由亲近武帝的一个侍从官员变为专制王朝的一个“近乎卜祝”的普通下级官员了。从这时起，司马迁官阶虽然升高了，其实却不过是“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15]而已。但是司马迁得到这样一个职位，还是不很容易的，它需要有“文史星历”专门知识的人才能充任，而司马迁正是由于家学的传授而具备了这个条件的。司马迁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对待他的职位，他几乎断绝一切往还应酬，忘掉了个人的家庭事务，日夜思虑怎样贡献他的全部才能和智慧，专心一意地钻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与信任。从为太史令起，他开始了未来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作，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6]。这就是在国家的藏书处（石室金匮）阅读、整理一切历史资料。这个工作的开始是很困难的，因为从汉初解除“挟书律”到武帝这时候，国家的藏书已经非常丰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17]但是杂乱一堆，连一个可资查考的目录也没有。请设身处地想一下吧，司马迁以一人之力，从大堆杂乱的断简残编里，抽出历史的故事条理，这需要怎样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啊！

但是司马迁在整理史料工作时，并不能整年整月地闭户读书，他还有一种无定的然而却是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做郎中一样，仍需要侍从武帝。不过郎中的侍从职务，仅仅是跟随车驾，听候使唤；太史令就有比较固定的职务，比如筹备天地山川的祭祀典礼等。可以设想，公元前一○七年（元封四年）冬十月的北巡，“通回中道（道路名，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萧关），遂北出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历独鹿（山名，在今河北涿县西）、鸣泽（泽名，在今河北涿县西），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南）而还，幸河东（郡名，治所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公元前一○六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至于盛唐（在庐江）[18]，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浮江……舳舻千里，薄枞阳（今安徽桐城县东南）而出……遂北至琅邪（今山东诸城县），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夏四月……还幸甘泉，郊泰畤”；以及公元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19]：司马迁都曾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20]

到了公元前一○四年（太初元年），司马迁更因他的太史令的专门职务 [21]，倡议并主持了改历工作。

当时，改历工作是汉封建王朝建立后改换旧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在战国时代，就流行着齐人邹衍最初提倡的“五德终始”的学说。这种学说企图说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这一不断反复的现象，是由于客观世界的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力量规律性地前后替代而决定的。这五种物质力量叫做“五德”。它们的不断替代，反复循环，叫做“五德终始”。谁要是得了五德中的一德，谁就是受命天子，应该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者。而受命的证验，就是那些非由人力而由天命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符瑞”。和五德相应的就是各个朝代的不同的制度。所以当五德轮流“走运”的时候，就有相应的符瑞出现，就有新的朝代建立，就有一套制度改换。此种学说解释历史上的朝代，说最早黄帝得土德，后来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因此，这些朝代各有相应的不同的符瑞和制度。这种学说产生并流行于战国后期，显然是统一形势的反映，是为新的朝代的出现准备思想条件的。第一次按照“五德终始”的公式办事的，是秦始皇。他在统一天下之后，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当为水德，于是就定出一套与水德相应的制度：以十月朔为岁首；衣服、旌旗、旄节皆尚黑色；数以六为纪，如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步六尺，乘六马；统治极端严厉，事皆决于法，不讲仁义恩爱；并改黄河名为德水。[22]在这种学说的传播之下，汉得天下之后，当然也要另搞一套。但是在汉初的数十年中，汉王朝究竟得到何德，却成了问题。汉高帝自以为是黑帝 [23]，得水德，一切制度当然和秦一样，无须更改。这是适应当时天下初定，统治者无暇改变旧制度的实际情况的。文帝即位的初年，太中大夫雒阳（今河南洛阳县东北）人贾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应改制度，他按照土德的体系，提出一套改制方案来。[24]当时贾谊还年轻，不久被元老们排挤到长沙去了，他的改制计划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后来鲁人公孙臣上书，也以为秦得水德，汉当得土德。他主张汉应按土德改制。但当时丞相张苍却坚持汉仍是水德，公孙臣的建议同样被反对掉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据说黄龙出现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于是文帝确信汉为土德，召公孙臣为博士，并命公孙臣草拟改制计划。[25]不过文帝后来并没有实行。武帝即位后，本来准备大搞一套，不料起初遭到祖母窦太后的反对，什么事也没干得成；后来军事繁忙，改制的事，暂时也顾不得了。到了元封元年，武帝既然举行了王者的封禅典礼，改制也就成为早晚必不可少的一幕。而积极推动武帝改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马迁。

原来汉兴以来，沿用秦之《颛顼历》，以致“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早有改正朔的必要。司马迁为太史令后，大概已注意到整理历法，到了元封七年，他就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司马迁等的建议原是从改正朔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在当时，武帝当然要把它和统治阶级受命改制的思想联系起来，就叫御史大夫兒宽和博士们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兒宽和博士赐等皆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于是武帝就正式命令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共同制订汉历。为求精密起见，这个受命改历的小组就要求选聘更多的懂得历法的人参加工作。结果历法专家邓平、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和民间的历法研究者共二十余人皆入选。年老的方士唐都，巴郡的隐士落下闳也都被请来了。在数十位专家共同努力推算之下，一个精密的新历终于确定下来了。[26]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进行重大改革的成果。汉武帝并因此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五月，武帝下令改制，除改历一项外，仍从早先贾谊、公孙臣的建议，按土德系统宣布了下列的改革：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27]于是汉兴百年以来，汉王朝受命改制的思想终于成为现实了。由此可见，武帝实行改制是由实际的改历需要促成的，而改历则是由司马迁的倡议和主持而完成的。武帝的受命改制，大家知道，不过是汉封建王朝欺骗人民的虚伪的一幕，但以司马迁为主要负责人的改历，却是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伟大工作。《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即以含冬至之月（十一月）后两个月之月为正月，是所谓“夏正”，是孔子以来“行夏之时”理想的实现。它不合于“五德”系统，而合于所谓“三统”的系统。[28]但它的价值，很明显，并不决定于是否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系统，而决定于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以司马迁为首的太初改历工作，对人民是需要的，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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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 《史记》卷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3].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4]. 《汉书》卷五十八《兒宽传》。

[5].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6].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7].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卷三十《平准书》、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8].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9]. 《汉书》卷六《武帝纪》。

[10].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11]. 《新论》，见《全汉文》卷十。

[12].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父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北堂书钞·设官》部引卫宏《汉旧仪》：“太史令，冠一梁，秩六百石，丞二人，三百石。”《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李贤注引《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也。”

[13]. 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

[14]. 《汉书》卷五《景帝纪》。

[15]. 司马迁《报任安书》，参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6].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7].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可参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王先谦补注。

[18]. 参见《十七史商榷》卷九《汉书》三《盛唐》条。

[19]. 《汉书》卷六《武帝纪》。

[20].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1]. 《北堂书钞·设官》部引卫宏《汉旧仪》：“太史令，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可见掌管历法是太史公的重要职务之一。

[2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3].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4].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25].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卷二十八《封禅书》。

[26]. 《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

[27]. 《汉书》卷六《武帝纪》，参见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28]. 刘向《谏营昌陵疏》：“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三统”说是“五德终始”说以后的又一历史循环论。它以三代为一个循环；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篇，对三统说曾作过解释。据三统说，夏为黑统，建寅；殷为白统，建丑；周为赤统，建子。周以后又轮到黑统，汉人撇开了秦，把汉定为黑统以继周。《太初历》建寅，是合于三统系统的。实际历法上所谓“三正”说在先，“行夏之时”早有需要，汉为黑统的说法，恐怕是为了适应历法上这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