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著述工作

公元前一○四年（太初元年），汉武帝宣布改制，这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和公元前一一○年（元封元年）的封禅一样，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封禅是一个受命的王者向天上的上帝作报告，表明他作为一个天的代表者对人间的统治已经巩固了，已经大功告成了。改制乃是表明一个受命的王者，必有不同于前朝的、自己的制度，以显示出他是真正合格的、代替前朝的王者。显而易见，这些滑稽的花样，都是欺骗人民的幌子，都是封建统治者抬高自己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统治的办法。但当时的士大夫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为像封禅、改制这样的事，是千载难逢的盛典，是划时代的大事。司马谈把不能参加封禅，看做是终身憾事。从这一事件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骗人的把戏，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如何的神圣！司马迁在六年前参加了封禅；这时又参加了改制，倡议、主持并完成了改历工作，不难设想，当时他躬逢其盛，也是引以为荣、非常兴奋的！不过我们也要知道，改制一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改历，而这是在司马迁的倡议、主持下完成的，因此司马迁对改制的兴奋，不是神秘和虚无的，而是确有实感的，因为他确乎做了一件最有价值的工作。

改制之后，那种神秘的太平盛世的气氛，使司马迁仿佛感觉到：作为孔子的一个继承人，著作《春秋》那样一部书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二○六—前一○四年），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日益严重和残酷，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断地深化和复杂化：清理古代历史文化并记载秦汉以来的近代历史，是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的。父亲司马谈的遗言他记得很清楚：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应该有人继承孔子，作一番述作事业。他觉得他有责任担当这种事业。这时和司马迁一道参加改历工作的上大夫壶遂，曾问司马迁：“当日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首先根据老师董仲舒的议论回答说：“当日孔子见天下混乱，知道自己的道理行不通，就在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事之中表明是非，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以为空说道理，还不如因事见义来得明白有用。”接着他就以董氏一派的春秋家的雄辩姿态，竭力赞扬《春秋》的作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他拿《春秋》和《易》、《礼》、《书》、《诗》、《乐》等经典来比较，认为“《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他认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他认为无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都必须通《春秋》之义，否则就要遭到各种不同的祸害。“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很明显，司马迁认为《春秋》实在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大事记，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政治道德全书。但壶遂却又冷静地问道：“孔子当日不遇明君，到处碰壁不被任用，最后没有办法才作《春秋》，从文辞记事中表明礼义，以垂后世，作为一个新王的王法。至于现在你已经遇到圣明天子，得到一定的官职，天下万事都是有条有理，各得其当，足见已有王法了。你要继作《春秋》，究欲论明何事？”壶遂的这一反问，实在是对司马迁友谊的警告。因为过分强调《春秋》对乱世的作用，而司马迁又要继作《春秋》，那就无异说明当今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乱世了。司马迁也知道片面强调孔子作《春秋》对乱世的作用是不完全的，有问题的。于是司马迁就以谦虚的态度说：“你的话很对，但是也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记得先父曾说过，伏羲那样纯朴，也作过《易》八卦；尧舜的盛德明载于《尚书》；汤武的兴隆有诗人歌颂。孔子作《春秋》，本来有两方面的作用，采善贬恶，推求三代之德以褒扬周室，并非仅仅是刺讥。汉兴以来，至当今天子，出现了符瑞，举行了封禅，改换了制度，受命于天，德泽及于无穷，海外那些不同习俗、不同语言的人请求献礼朝见，不知有多少。朝廷臣下百官，即使竭力称颂圣德，也无法称颂得了。天下有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当权者的耻辱；主上有圣德而不能布闻于天下，那就是一切官吏的过失了。而且我是现任史官，废弃明圣盛德而不记载，绝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论述，忘记先人的遗言，这是莫大的罪过！我的计划不过是叙述故事，把杂乱的异闻传说整齐化、系统化而已，并不是什么创作，而你比之于作《春秋》，那是不对的。”[1]通过与壶遂的谈话，司马迁的著述志愿更坚定了，目的也更明确了，他虽谦虚说不敢比之于孔子作《春秋》，其实还是如此自许的。就在改历完成这一年，即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了继《春秋》的著述工作；这年他四十二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司马谈这时已经死去六年了，但是他曾经对司马迁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的著述遗志对司马迁是不会没有影响的。司马迁和壶遂的谈话，最后也提到他现任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2]，是莫大的罪过。可以想象，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主要就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而展开的，而他特别重视汉兴百年以来的近代人物。不过这一工作他是怎样开始的，又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已无法具体知道了。他整理、阅读资料已经有了三四年的工夫，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一点却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无论司马迁怎样热心于他的著述工作，他根本不可能“闭户著书”；这时汉武帝已习惯于到各处巡狩、祭祀，司马迁必须照例侍从。在开始写作以后的七年之内，司马迁是在汉武帝不断出行的间歇中努力进行他的著述工作的。[3]不过侍从武帝出巡，是司马迁的职务以内的事，而且对他的著述工作是有帮助的。二十多年以来，司马迁从全国范围的游历之中获得的历史资料，已经和他的著述工作构成不可分割的关系。真正打断司马迁的著述工作的，不是汉武帝的每年的出巡，而是他的翻脸无情、极端残酷的刑法。

“遭李陵之祸”

汉武帝举行封禅、改制，不过是从宗教迷信的迷雾之中获得了“受命而王”这种骗人的精神上的自豪，实则现实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容易使他得到满足。很明显，北方的劲敌匈奴这时虽已被迫迁向西北，而其势力还是很强大的。自从公元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汉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两路出师，与匈奴军会战取得大胜以后，匈奴休养兵马，演习骑射，暂时对汉军采取回避的态度。同时一再遣使来汉，请求和亲。汉武帝也有意罢兵言和。到公元前一○七年（元封四年），匈奴扣留汉王朝使者路充国，此后“数使奇兵侵犯边”。汉王朝也转而采取再度加以制服的办法。公元前一○○年（天汉元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怕汉王朝乘机来袭击，就表示与汉和好的样子，把扣留在匈奴的汉使路充国等都放回来，并且卑谦地说：“我，儿子，怎敢同汉天子相比！汉天子是我的长辈。”[4]武帝见匈奴单于如此礼貌，信以为真，遂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同样把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臣送还，并送给且鞮侯单于丰富的礼物，以报答他想要与汉和好的美意。不料苏武和副中郎将张胜、随员常惠等百余人，到了匈奴，通明来意，且鞮侯单于反而因此非常骄傲起来，这使得汉王朝大失所望。苏武等刚要回来，恰巧匈奴内部一个谋反的案子泄露了，匈奴硬说苏武知道案情，遂把苏武等扣留下来，后来匈奴威胁利诱，逼迫苏武投降，但苏武始终不屈，结果被徙于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牧羊，坚持十九年不屈。[5]

汉武帝得到这些消息后，遂于公元前九九年（天汉二年），命令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三万骑出酒泉（今甘肃酒泉县），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叫李陵从张掖（今甘肃张掖县西北）赶回来，负责贰师将军的后方辎重。李陵这人，是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的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宫监，骑射技术极精，而谦虚下士，甚得人爱，武帝也很赏识他，认为他有李广之风。李陵曾奉武帝之命率领八百骑，出居延（在今甘肃额济纳旗东南），视察地形，深入匈奴二千余里，没有看见一个敌人。回来以后，李陵就由建章监做了骑都尉，驻扎酒泉、张掖，教练敢死壮士五千人，防守西北胡人。他从张掖回到长安，见到了武帝，就叩头说：“臣所率领的边防军，都是一些奇才剑客，南方勇士，力能扼虎，射必命中。愿意自编一队，到兰干山前，分散匈奴兵力，减轻贰师将军正面敌人的攻击。”武帝说：“那么将给你什么军队呢？我出兵已经很多，没有骑兵给你。”李陵说：“用不着骑兵。臣愿意以少击众，就用步兵五千人直捣单于窝巢！”武帝见李陵如此勇敢，大加称赞，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并命驻守在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到张掖的半路上迎接李陵的五千壮士。路博德作过伏波将军，是一个老将，他觉得这样去迎接李陵，做李陵的脚后跟是可羞的，因而奏呈武帝说：“现在正是秋天，匈奴马肥兵壮，未可与战。臣愿意留李陵住下来，到明年春天，我们每人各率酒泉、张掖骑兵五千人，一起去打东西浚稽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那一定可以捉住单于。”武帝看了路博德的奏书，非常生气，他以为李陵先说大话，后来胆小，自己不肯出塞，却教路博德从旁上书。他立刻就给路博德诏书：“我本意要给李陵骑兵，他说用不着，要以少击众。现在敌人已入西河，赶快带兵去西河，截断敌人进袭的道路！”同时也给李陵诏书：“一定要在九月里，出遮虏鄣（即居延塞），到达东浚稽山南的龙勒水上，四处侦察敌方的动静。如果看不见敌人，就到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休息整编队伍，并立刻用快骑来报告。你跟路博德讲了些什么话，也要老实交代！”李陵得到诏书，当然不敢怠慢，就率领他的五千壮士，出居延，又北行三十天，到达指定的浚稽山扎营，并立刻叫他的部下陈步乐回去报告。陈步乐见到了武帝，说李陵很得军心，五千壮士无不死力拥护。武帝听了也觉高兴，就把陈步乐留下来做一个郎。不料陈步乐走后，李陵遭遇到匈奴主力，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围上来了。敌人见汉军甚少，就直向李陵的营前扑来。李陵率壮士奋勇迎战，千弩俱发。敌人见陵军来势凶猛，就向浚稽山上败退，陵军追击，杀敌数千人。单于大吃一惊，于是用八万余骑，再来围攻李陵。李陵突围之后，且战且走，南行数日，到了一个山谷。这时，壮士们中矢受伤的已不少，李陵整编了一下，明日复战，又杀敌三四千人。陵军向东南顺龙城（在今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故道败退，行四五日，遇到一个芦花荡。敌人从上风放火，李陵也在军中放火自救（他预先烧掉自己近旁的草木，不让敌人的火延烧过来）。又南行，到一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率骑兵来攻击。陵军在树木间苦斗，复杀敌数千人。并发“连弩”射单于，骇得单于逃下山来。这时单于见连战不胜，恐怕汉有伏兵，已经不敢再追。适巧陵军的一个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一气逃到匈奴，说陵军无后援，箭快要完了，现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韩延年所部各八百人为前行，那以黄与白为旗帜的便是。如用精锐骑兵去追击，准可以打败他们。单于知道了陵军虚实，因使骑兵再一次围攻。敌人呼喊：“李陵、韩延年快投降！”并截断了陵军归路。李陵被围在一个山谷里，敌人在山上四面射击，箭如雨下。陵军复突围南行，一日之内五十万支箭皆射完了。这时陵军尚有三千多人，车子也不要了，手里拿的只有从车轮上砍下来的车辐；军官们也仅有尺把长的一把短刀。陵军奔入了狭谷，敌人赶来，挡住了谷口，并利用山角的掩护向谷中扔石头，陵军死伤甚多，无法再战。这天夜晚，李陵一个人便衣出营，并对左右说：“不用跟着我，大丈夫当独取单于头！”好久回来，又长叹一声：“打败伏，该死了！”有的军官说：“将军威震匈奴，不得成功是天命，不如暂时投降，日后再设法归汉。浞野侯赵破奴当了敌人的俘虏，过了四年逃了回来，天子还宽容他，何况将军呢？”李陵说：“您劝我不要死，不是一个好汉！”于是李陵把一切旗帜皆斩坏了，并把一些珍宝物件埋藏在地下，叹口气说：“我们每人如再有数十支箭，就可以脱身了。现在兵器没有了，挨到天亮只好坐着受缚。不如大家早作鸟兽散，总会有几个人可以逃回去报告天子。”说罢，就命军士每人带二升干粮，一片冰，准备逃跑，逃到遮虏鄣的就等着集合。到了夜半，陵军击鼓行动，鼓不响了。李陵和韩延年上了马，从狭谷里冲出来，跟随的壮士仅十多人，敌人数千骑在后面追着。韩延年战死了。李陵说：“无面目报陛下！”遂下马投降。突围的壮士四处逃散，最后逃到边塞的只有四百多人。[6]

李陵打败仗的地方，离边塞仅百多里，消息很快传报到武帝那里。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快报，就大发脾气，责问陈步乐，逼得陈步乐无话可说，只好自杀。朝廷上一般公卿王侯，当李陵未败时，曾为武帝庆幸，奉觞祝贺。这时听说李陵败了，也只好改过口来，都说李陵有罪。武帝拿不定主意，吃饭无味，坐朝不安，大臣们也都骇得不知怎么办才好。[7]

司马迁看见武帝那种凄惨难堪的样子，就很想说一两句话，参一下“外廷末议”。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和李陵是同事，他们并没有成为要好的朋友。平日志趣不同，从未一起喝过酒，表示他们的友谊。但司马迁平日观察人物，深觉李陵这人是一个“奇士”：事母至孝；对人诚实；见财不眼红，取予都很有道理；对待不同的人物又能够分别礼让，谦虚谨慎，甘居人下。更重要的，李陵还时刻准备着奋不顾身，以救国家的危急。因此在司马迁看起来，李陵平日的操行修养，实在有“国士之风”。现在，问题摆在司马迁的面前，李陵投降匈奴了，他的看法怎样呢？司马迁以为李陵作为一个“人臣”，为了解救国家的患难，冒万死于不顾，已经够“奇”的了。李陵一有错误，那些在家里保全自己和妻子的人们，随即加油加醋数说李陵的过失，实在不免令人痛心。依照司马迁的看法，李陵率步兵不满五千人，深入敌人的骑兵出没之地，到达敌人的“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敌人已超过他所能做的限度。敌人救死扶伤，人力不足，单于大为恐慌，于是征调左、右贤王的全部武装，动员一切挽弓的人民，倾国之众一起来围攻。李陵孤军转斗千里，最后矢尽道穷而救兵不至，士卒死伤成堆。但是李陵一呼，士卒无不奋起，抹去了鲜血，止住了眼泪，开无箭之弓，冒白刃，北向和敌人肉搏死拼。李陵平日和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兵们能拼命出力，就是古代的名将也是不能超过他的。现在李陵虽然战败，身陷匈奴，他大概是看光景说话，准备将来等到适当的时机来报答汉朝。他这样做，实在因为事情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李陵对于敌人作了致命的打击，功劳已很不小，那是足以宣告天下的。

司马迁在那时还没有考虑到李陵叛汉的严重性 [8]，只是抱有不平之心，想找机会向武帝陈述自己的意见。恰巧武帝把司马迁叫了去，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直言不讳，竭力赞扬李陵的功劳，希望武帝不必深责李陵，因而止住那些翻脸不认人、企图对李陵进行陷害的坏话。不料武帝不等司马迁把话说完，就大怒起来。武帝以为司马迁这样赞扬李陵打匈奴有功，实际上就是说明贰师将军无功，故意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司马迁就这样得罪了武帝，下了监狱。他的“款款之愚”和“拳拳之忠”，到底无法向武帝表白。这时司马迁的一班朋友们，没有谁敢出来奔走营救；武帝左右的那些亲贵也没有谁肯为他讲一句话，他只得“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而莫可告诉。[9]封建法庭严刑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罔主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10]这时是公元前九八年（天汉三年），司马迁开始著述的第七年，他的全部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就极刑而无愠色”

封建王朝的法律，原是保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压迫人民的工具。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种旧例可以免死：一种是拿钱赎罪，另一种是受“腐刑”。显然有钱的人犯死罪，就可以不死，没钱的人犯死罪，要想不死，只好甘受腐刑。[11]司马迁这时得了死罪究竟需要多少钱就可以不死，史无明文，不能确实知道；但从此后三年内的减死诏令及其他记载看来，可以推想，大概需要钱五十万左右。[12]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而自己又官小家贫，哪里能有这么多钱！所以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

四十八岁的司马迁，仅仅由于他的良心、公正和直言，遭到了如此不幸的冤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他怎样对待这个不测的命运呢？他想起他的先人并没有立过什么赫赫功勋，小小的“文史星历”，不过是“卜祝”之流，主上视如供戏弄的倡优，社会上也没有谁瞧得起，诚为理所当然。他觉得假使他就这样“伏法受诛”，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觉得他这样的死，又不能和那些轰轰烈烈的“死节者比”，人家不过以为他罪有应得，该死！是的，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是有大小的。司马迁首先考虑的是死不死的问题，是值不值得死的问题。显而易见，司马迁觉得他这样的死是毫无代价、很不值得的。但是不死，要受“腐刑”，这是莫大的耻辱！他以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人总该有人的尊严，不能轻易地受辱。但在司马迁的面前只有这样两条路：死呢，还是受最耻辱的腐刑呢？他看到目前事已至此，如猛虎之在阱槛，摇尾而求食，不得不受人的“威约”；受辱是受定了的。如果还要说“不辱”，那不过是自欺欺人，伪装笑脸罢了。他想起西伯、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人物，“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但到了祸临莫测的时候，也都不能断然自裁，而忍垢于尘埃之中：古今多少英雄豪杰，还不是一样的受到耻辱。所谓勇敢、懦弱，原来没有一定，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决定的。而且他还觉得，一个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司马迁这样一想，他的死与受辱的纠缠好像容易解开了。但他忽又想到，一般人总是贪生恶死、留念亲戚、顾恋妻子的，只有那些“激于义理”的人，才能相反。他相信自己不是那种怕死的人，他早已失去父母，没有兄弟，孤单一人，对妻子也没有什么顾恋。他以为“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他即使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要想苟活偷生，却也晓得何去何从，何至甘愿忍受牢狱中的侮辱！多少奴隶婢妾，犹能决然而死，何况他受辱至此，还能活下去吗？司马迁千思万虑，他觉得除了他的平生著作理想还未实现之外，实无忍辱苟活之理。他想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历史上这一系列人物，也都是在遭遇了不幸之后，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司马迁终于在封建统治的体系之外，看到了自己的生路，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也就在天汉三年，司马迁“卒从吏议”，甘心下“蚕室”[13]，“就极刑而无愠色”[14]，他受了残酷的耻辱的腐刑。从此以后，他的写作得到更大的力量，而在若干作品里也就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的隐痛了。[15]

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

司马迁出狱之后，大概在公元前九六年（太始元年）左右，做了中书令。[16]中书令一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17]。这个职位，从表面上看，比太史令高。它的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好像“尊宠任责”[18]，而实际上已“为埽（扫）除之隶”、“闺之臣”[19]了。他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往往精神恍惚，“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20]。他的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21]。

司马迁的一个朋友任安曾经在公元前九三年（太始四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任安是出于好意，勉励他，安慰他，希望他有所作为。但在这好意里面，却也包含着把司马迁当做一般宦者的看法，以为他身在内廷，接近武帝，容易乘机进言。不知司马迁“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当时司马迁因为“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22]，没有给任安回信。到了十一月，司马迁因为任安犯了罪可能于次月受刑，他自己也要于彼时“从上上雍”，才不得不给任安写回信 [23]：

少卿 [24]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受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 ，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刑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25]，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26]

在这封有名的《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把他因李陵事件得祸的经过和蒙受的莫大耻辱，以及所以“隐忍苟活”而不能“推贤进士”的苦心，悲凉沉痛地呈献在故人之前，而以“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自誓。这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郁感情的自叙文，一篇往复自明的“无韵的《离骚》”。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也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司马迁毕生努力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27]这是司马迁的理想、血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的结晶，是值得后人庆幸的一件大事。司马迁这时是五十三岁。

从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最后活到多大年纪，也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概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八七年），他的一生与武帝相始终。[28]

司马迁的作品，本来还有赋八篇。[29]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有一篇《感士不遇赋》，我们虽不能确定其产生的年代，但大致可以相信，它是司马迁晚年的思想情绪的反映。据严可均辑《全汉文》，其文如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照照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这是一篇有典型意义的抒情小赋，在“美恶难分”的封建专制淫威下，一个公正的、有才能的士大夫，大概总会遭遇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命运的。从这篇作品里，我们看见一个饱经忧患、感慨深沉而又“逮死长勤”、终身坚持理想的老人。

司马迁一生，作过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三个官职。在汉王朝的官僚系统中，这些官职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也由于这些官职，他有可能不断地游历了统一国家的壮阔山河，接触了广大人民，认识了许多师友和当代著名人物 [30]，看到了封建王朝从内廷到外廷的官僚政治的面貌和实质，阅读了封建王朝的大量资料和藏书。他的生活、经验和学问修养都是极端丰富而广博的。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和他的生活、经验、学问，构成了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官至丞相的华阴人杨敞，生二子忠、恽。杨恽是爱读外祖司马迁所著书并使之传布的第一人。[31]他的子孙后代，名字已无可考，至王莽时始被封为仅是“美称”，而不是实际封爵的“史通子”。[32]

* * *

[1].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 同上。

[3]. 据《汉书·武帝纪》：自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武帝出巡的年月和地点如下：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秋八月，行幸安定（郡名，治所安定，今宁夏固原县）。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石闾。四年冬，行幸回中。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二年春，行幸东海（郡名，治所郯，今山东郯城县北），还，幸回中。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幸北地（郡名，治马领，今甘肃庆阳县西北），祠常山（郡名，治所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瘗玄玉。又《汉书·儒林传》：“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按，《汉书·地理志》下载西汉“凡郡国一百三”，则武帝巡幸所至已几及全国郡国之半。

[4].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5].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

[6]. 《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7]. 司马迁《报任安书》。

[8]. 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说，“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他对李陵的看法是有所改变的。

[9]. 司马迁《报任安书》。

[10].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卷五十四《李陵传》。按《汉书》卷六《武帝纪》：“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腰）斩。”可知“诬罔”是死罪。参见程树德《汉律考》卷四《律杂考·诬罔》条。

[11]. 《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四年：“夏……死罪欲腐者许之。”此条立自景帝，以后武帝及东汉诸帝时沿用之。另可参见程树德《汉律考》卷二《刑名考·宫》条。

[12]. 《汉书》卷六《武帝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又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是司马迁得死罪后三年内的事。又同书《肖望之传》：“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夺假贷，至为盗贼以赎罪。”因此推想司马迁当时要赎死罪大概也需要五十万钱。犯死罪者可以入钱赎死，是汉代封建王朝的一条法律。入钱多少，前后不等。请参见程树德《汉律考》卷二《刑名考·赎刑》条。

[13]. “蚕室”是执行腐刑（一称宫刑）的一种特别监狱。《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八年：“冬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李贤注：“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又《汉书·张安世传》：“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师古曰：“谓腐刑也。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14]. 司马迁《报任安书》。

[15].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又《孙子吴起列传》：“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又《伍子胥列传》：“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又《范雎蔡泽列传》：“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又《廉颇蔺相如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又《魏豹彭越列传》：“魏豹、彭越……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又《季布栾布列传》：“……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按司马迁所以不死而甘受腐刑的大辱，俱详于《报任安书》，如正文所述。这里所引资料显然是同一思想的不断流露。

[16]. 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郑鹤声《司马迁年谱》。

[17]. 《唐六典》卷九引卫宏《汉旧仪》。

[18].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9]. 司马迁《报任安书》。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司马迁《报任安书》。

[23]. 从王国维说，定《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十一月。

[24]. 任安，字少卿，事见《史记》卷一百四《田叔列传》褚先生补传。

[25].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此句作“副在京师”。

[26].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27]. 下文有：“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似尚未最后完成。

[28]. 按，司马迁卒年不可考。兹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和泷川龟太郎（《太史公年谱》）诸家说。

[29].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陆贾赋》类。

[30].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附表四《司马迁交游表》。

[31].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32].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