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
在顾炎武举的五个例子中，《平准书》末的原文是：“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话来批评桑弘羊的法外剥夺、“兴利”害民的。《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翦、王贲、王离等父子祖孙三代唯知以战争杀人为事，终于必败。《荆轲传》末：“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似是借鲁句践的话表示对荆轲行刺的惋惜，惜其术之不精、准备得不足。《晁错传》末所记邓公语是：“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指出晁错是因忠受戮，景帝处理不当。《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自己的话来表示武安侯罪不容诛，但却逍遥法外，而魏其侯反以武安侯之诬陷而死。除了《荆轲传》外，其余四例都不只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评论，还表达了司马迁讽刺当代政治的微旨。这几个例子，并不是《史记》中“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恰好是位置在篇末。这在顾炎武，好像是有意把它们找来放在一起的。
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152~153页）曾称道《叔孙通传》寓论断于序事的笔法。确实，《叔孙通传》使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而体现了作者的论点，是很值得我们一读的。
《叔孙通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章一开始，叔孙通就以一个面谀的人物上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二世皇帝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个人提出来，要发兵平定反叛。二世恼了。叔孙通上前说：
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话很使二世喜欢，二世赏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司马迁对此没有明文评论，却紧跟着写道：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这是借秦诸生的话说出了对叔孙通的评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评论。
在汉高帝时期，叔孙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这是借鲁两生的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评论。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和汉高帝的反应：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朝仪，服侍得汉高帝直舒服到心眼儿里去。“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帝自己的得意忘形，也是对叔孙通的这套本事的赞叹。司马迁就借用了这一句话，作为从侧面对叔孙通的批评。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评论了。
原来叔孙通还有一批弟子跟着。司马迁写出这批人在定朝仪前后的嘴脸来。在定朝仪前，
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到了定朝仪后，高帝很得意，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是借着叔孙通同伙人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四次的评论了。
文章的收尾已在惠帝时期了。司马迁只记了两件事情：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这两件事都是“缘饰儒术”以逢迎皇帝。在这里，司马迁没有引用什么人的评论，却也正好符合鲁两生所谓“皆面谀以得亲贵”。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在《史记》的其他篇中，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孙子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谚，《季布栾布列传》载楚谚，《魏其武安侯列传》附灌夫传而载颍川儿歌，《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而《刘敬叔孙通列传》是更集中地运用了这一形式。
（二）最基本的形式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究竟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有的时候，他在文章内借用了当时别人的评论或反映以表达自己的论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已把论点表达出来了。对于春秋末年以后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于秦汉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很显著的。
我们可以特别挑出《淮阴侯列传》来说。文章一开头，用韩信的几件逸事写他早年不遇而意志不凡。接着，通过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提出“如信者，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这就把韩信在当时楚汉斗争中的可能的重要作用，突出起来了。接着，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这指出，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一直到破项羽以前，韩信是汉唯一的大将。这正如张良所说：“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留侯世家》）在拜将以后，文章记载了韩信跟汉王的对话。韩信在这里分析了楚汉不同的群众基础、楚战略上的失计，提出了汉应有的对策。像这样针对全局的看法，不只汉诸将提不出来，甚至如张良、陈平等著名谋臣也没有提出来过。文章在这篇对话之后，紧接着说：“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就是说，这篇对话成为汉抗楚的决策。文章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后来班固在《汉书》卷三十四、司马光在《通鉴》卷九，完全抄录了《史记》这一段记载，大概对这段记载的重要性也都是有所认识的。荀悦《汉纪》卷二基本上袭用了这一段，但结以“于是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也”，而删去“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
文章用最多的篇幅写韩信的战功。写他佯渡临晋、阴袭安邑以破魏，背水为阵、引成安君空壁以败赵，奇袭历下、囊沙壅水以破齐。并在破魏后写出了“破代兵、禽夏说、阏与”，在破赵后写出了“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太史公自序》说：“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司马迁是在着意写这些重大战役的，把它们写得有声有色。文章在这里，绝不像写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等的武功那样，去写斩首若干级，捕虏若干人，降吏卒若干人，所部卒斩虏若干人，定郡县若干处，得丞相、将军、二千石以下若干人。也不像写曹参的战功那样，老是写“从攻”什么、“从至”什么、“还定”什么、“从击”什么。文章写的是韩信如何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此外，文章还写了韩信对于汉王作战的支持。第一次是写汉败于彭城之后，“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使“楚兵卒不能西”。第二次是“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第三次是汉相继败于荥阳、成皋后，汉王夺了韩信伐赵胜利之军而使韩信另“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这三次的支援都是强有力的支援。可见韩信的武功不只在他自己所指挥的战场上，并且还在于投入重要力量于楚汉决斗的战场上以至于垓下的最后消灭项羽。
文章写到韩信破齐后，立为齐王，上半篇可说告一段落。在这以前，已经是“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章用具体的史实来肯定韩信的成就。到了下半篇，文章着意去写韩信对汉王的知遇之感及非其罪而死。它主要记了五件事情：二说、一擒、一斩、一烹。
二说，是武涉和蒯通的先后说韩信。武涉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蒯通也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更说韩信“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之行不通，指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文章记韩信对武涉的答复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韩信答蒯通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文章用这两次的对话，一方面更肯定了韩信的功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韩信对汉的心迹。
一擒，是汉高帝以计擒韩信。文章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造反，只从高帝口中说出。但紧跟着这一段记载，文章写了一句：“信知汉王畏恶其能。”这虽是写韩信的想法，但这里用一“知”字，实际上是轻轻地肯定了他这一想法。
文章在后面写韩信被斩的过程，是先写韩信辟左右、携陈之手，密语反汉。再写韩信计划“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后因舍人弟告变，为吕后诱入，“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之族”。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梁玉绳说：“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武）涉（蒯）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英）布、（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陈）。宾客多（陈）与称病之人（韩信）何涉，左右辟则絜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梁玉绳归结于“信之死冤矣。……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见《史记志疑》卷三十二）这话是很有见地的。《通鉴》卷十二袭《史记》所记韩信携陈手密语跟陈造反串写一起，就大失《史记》的原意了。
文章最后写高帝要烹蒯通的故事：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
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写这段故事，也只是要写汉高帝对韩信之“畏恶其能”。因此，韩信必不可释，而教韩信谋反的人倒可以无罪了。方苞《望溪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说：“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向利倍义，乃谋叛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穹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辟人絜手之语，孰闻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这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是有较好的体会的。《汉书》卷三十四的韩信传袭《史记》之文而把蒯通的这个故事删去了，使全文大为减色。顾炎武认为，这使韩信传“寥落不堪读”（《日知录》卷二十六）。这“寥落不堪读”，不只是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之文章上的损害，也是对全传精神上的损害。
通观《淮阴侯列传》，作者只着意写历史并不写评论，而韩信的生平既跃然纸上，他在事功上的成就及他的非其罪而死也就历历可见了。但《淮阴侯列传》的更大成功还在于通过韩信的生平，写出了当年局势由汉开始拜将定策，到楚汉对峙，到汉兴楚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写出了楚汉对抗的矛盾到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转化。写一个人的生平，绝不脱离当时整个的局势而孤立地去写，这是《史记》的很大的出色之处。在《淮阴侯列传》里用了一小半的篇幅写韩信的非其罪而死，这在司马迁不是偶然的，这表现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他善于通过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去说明、论断历史问题。他着意去写一定时期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都属于这样的篇章。他同样着意去写虽非风云人物，但可供以集中反映问题的人物。他的《万石张叔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佳制。
（三）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的问题，以见作者意旨。
我们还可以《淮阴侯列传》为例。这篇文章写韩信精于用兵而疏于自全，自以为能而有功，不措意于汉高帝的猜忌。文章写定燕赵后，汉王袭夺韩信张耳军，韩信并未因此引起了什么警惕。定齐以后，韩信请立为假王，汉王发书大怒骂，而韩信仍懵然不能理会汉王对自己的反应，方且以为言听计从。他不听武涉、蒯通的游说，也全然不理会功高震主的危机，方且“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灭项羽后，“高祖袭夺齐王军”，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似犹未觉察自己处于危疑的地位。到了进谒被擒，他并不谢过，还说“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从此他才“知汉王畏恶其能”，而他自处的办法却是“常称病不朝从”，“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甚至于在这时候，韩信还可以跟汉高帝有这样的对话：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因此，他就终不免于被害，而高帝对于他的被害也就“且喜且怜之”了。
司马迁写萧何，在《萧相国世家》里写这位“刀笔吏”出身的政治家却有迥然不同于韩信的一套办法。文章先是写：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其后，在汉十一年，
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在汉十二年，
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萧何不只随时考虑如何解除高帝的疑忌以自全，还考虑到子孙的安全。文章说：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像这样的小心谨慎，还不免于触高帝之怒，曾被囚禁于廷尉。但这在当时究还只能算是小小的风险，毕竟是跟韩信的下场有天渊的不同。“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司马迁是有意地把韩信跟萧何对照着写的。这当然是写出了两人历史的不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汉高帝统治下政治倾向、政治气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萧相国世家》是《史记》的第五十三卷，《淮阴侯列传》是第九十二卷。以萧韩相比，是隔了三十八卷的书来相比的。而《史记》卷一百零九的《李将军列传》和卷一百一十一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却只是相隔一卷而对照着写起来的。中间相隔的这一卷是《匈奴列传》，也是跟这两卷有密切关系的。
在这两篇文章里，写出李广跟卫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所享名声和下场也各不同。
文章写李广的出身是“世世受射”，“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屡次参战力征，“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卫青的仕进则是由于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文章写道：“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后来官至大将军，自己和三子都封侯，当时有人就说青：“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霍去病是卫皇后姊子，并且是“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后来就一直青云直上，“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文章写及：“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炊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之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文章对卫青治军，无所称述。对霍去病，则说：“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文章写李广的战争经历，着意去写他的勇略。写他以百骑遇匈奴数千骑，沉着对敌，使敌卒引兵而去。写他以四千骑当敌四万骑，“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在写卫青、霍去病屡次出击匈奴，并无这样的场面，也缺少对战争的正面叙述，而他们的战功多是在诏书提的。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一则曰：“请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再则曰：“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对元狩四年的出击匈奴，写道：“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接着，写了他们的战功。最后写出：“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这似乎是说，虽有胜利，而损失很重。文章又说，此后“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后来竟因此而无力再出击匈奴了。
文章先后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左右以为广，名将也。”“匈奴畏李广之略。”“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并记李广因受卫青督责，“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文章记卫青，则说：“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写霍去病，是写他“日以亲贵”，“上益重爱之”。
司马迁对于这三个人的记述，是显然有所轩轾的。在两篇列传的论赞里，他是说明了这样的意思的。他对李广的论赞是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对卫青霍去病的论赞是说：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下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枘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这就点明了：《李将军列传》写的是一个将才，《卫将军骠骑列传》写的是两个为君主宠幸的没有将略的腐才。这也不只是要写这三个很不相同的将军，更写的是对匈奴战争的用非其人。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就更明确地说出这个意思了。他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缴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史记》中有不少篇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至如两人的合传，如《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和叔孙通都以“口舌得官”，而两人的为人大不同，放在一篇文章里，正好相得益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的是两个外戚，但这两个外戚放在一起来写，也就更可看出两人的不同来了。
（四）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了。
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开卷记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似是轻轻的一笔，却是点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此后用很大篇幅写了吕不韦对子楚返国的奔走经营，就是写他不过是为了“奇货可居”。甚至于他使客著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是写他用了一种抬高物价式的办法。“贩贱卖贵”这一笔，可说就是对吕不韦的评价。
《李斯列传》开卷记：“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像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是求“所自处”。列传写李斯全盛时，“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后来李斯跟赵高合谋立二世，“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都是在最紧要关头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部是“自处”的利害。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陈涉世家》在篇末写：“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这个故事的位置在陈涉起义、由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像是可有可无。但这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绝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在斩了这个农民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他是用这个小故事形象地写出了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用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卫将军骠骑列传》说：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一方面是在写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同时也在写女宠在政治上的作用。《万石张叔列传》说：
（万石君长子）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这当然是写石建、石庆的恭谨。但他们的恭谨对于他们自己做官，很有好处。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邱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一千石者十三人。
这可见，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政治风气。像这样的人，从不在朝廷上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从不提出对国计民生的主张，却偏能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偏能长期地做大官以至做到丞相。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对当时官场的腐败风气的尖锐讽刺。
司马迁曾在好几处写到狱吏。《李斯列传》写：“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曾被捕治，及出狱，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韩长孺列传》记：“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这些记载，也不只是写个人经历，而是写狱吏淫威，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这都是跟写《酷吏列传》的精神相通的。
司马迁对于细节的描写，有时也用两两对照的办法：《刘敬叔孙通列传》写了这两个人穿衣服的故事。对于刘（娄）敬是这样写：
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人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对于叔孙通是这样写：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这两个小故事写出不同的品质，不同的风度。
《魏其武安侯列传》曾有多处写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人的不同，并专就田蚡对待窦婴态度上前后的变化写了两条。一条是写窦婴当权，田蚡初起的时候：
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
又一条是写田蚡做了丞相后的事：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即灌夫）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
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
这两条都是关于细节的描写，前后对照起来看，就把一个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人刻画出来了。
以上所说，都属于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司马迁的书中也有专门议论的史论形式，也有夹序夹论的形式，这就都须另谈了。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