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著。他在《报任安书》[1]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现在看来，司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对《史记》这部书的最好评价。

司马迁为什么提出这十五个字？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说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止。平常讲历史背景，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为什么这里要讲几百年呢？因为这几百年，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史记》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1年前后才写完。从西周共和执政（公元前841年）到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共有七百三十七年。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大变动。

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尽管殷商、西周都有许多藩国，但从甲骨文来看，记载的都是王朝的活动。从《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也可以看出，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没有记载诸侯的作品。《尚书》里的《商书》、《周书》也是讲王朝的活动。《诗经》里的《周颂》、《大雅》还是王朝的东西。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很少。

从西周末年开始，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才多起来。诸侯之国的活动，从鲁国、齐国、晋国、卫国开始，有了记载。有纪年可考的以鲁国为最早，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公元前841年）以后的历史记载才有年代可考。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武王灭纣以后，大规模封侯建国，山东东海，黄河中下游，到处都是它的侯国，同时，把周人的农业技术也带出去了。他们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来开发土地，这在《诗经》、《左传》里都有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相互之间往来逐渐增多，矛盾也逐渐多起来了，有阶级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与侯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冲突都随着往来的频繁而增加，因而历史的记载也多起来了。从现在留下来的史书看，如《春秋》、《左传》、《国语》，早从西周末年，晚到周平王末年，记载的都是有关征伐、会盟、朝聘、往来的事情。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彼此关系的复杂化。所以，从西周末年起，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正像通常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周天子权威旁落，诸侯掌权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了全国。秦统治的时间很短，但战争却很多。秦汉之际，斗争也很激烈，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结果，由汉高祖称帝。此后，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史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事件和人物的。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讲得很少。

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一个变动接着一个变动。从一个王国分封出好多侯国，其后又相互兼并，出现了战国七雄，随后秦又吞并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如果说西周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七百多年的变化，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周是奴隶社会，那么最晚到春秋末年，社会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汉武帝的活动，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带阶段性的时期。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只有二百四十多年，写得也不够完整。司马迁的《史记》发扬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隋修过一次，唐初又修过一次；唐中叶时，杜佑著《通典》，把唐中叶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又把五代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可以说，这个传统在《春秋》、《左传》、《国语》里已经有了，司马迁的《史记》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并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历史观的变化来看。在西周末年以前，人们的历史观，主要是宗教的历史观，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至上神，即最高的、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一是对祖先神的看法。这种对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出来。据郭沫若同志研究，殷商的祖先神与至上神是合而为一的。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了最高的神，殷王都可以成为“示”，“示”就是神。甲骨文有“六示”、“十示”的字样，也就是六代、十代的祖先，在世为王，死后为神。地上的王权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权，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统一的观念。

西周时期，对神的观念有了变化，至上神被叫做上帝，同祖先神分了家。上帝是周人的神，也是各诸侯国家的神。这就把殷人的神世界化了，凡周人的势力达到的地方，都信奉同一的神，把信仰统一起来了。同时，各国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诗经·大雅》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影响、传达上帝的旨意，要子孙都跟着文王学，其他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周人这种宗教观念是适应当时封侯建国的形势需要的。

尽管周人同殷人对神的观念有这样的不同，但都还是宗教的历史观。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到了两周之际，社会起了变化，宗教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增加了，有许多现象是宗教的历史观所不能解释的。随着各地侯国的发展，王权开始动摇，人们对神也产生了怀疑。虽然还不敢说没有天，没有上帝，没有祖先神，但上帝、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人们有了疑问。《诗经·大雅》是西周晚年的作品，里面表现的怀疑色彩相当浓厚，不大相信上帝、祖先神能管事。这实际上是王权动摇的反映，在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变化，怀疑思想也有了发展，但还是不能说不要天了，只是采取了保留的形式，表现为“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本质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阁，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这也反映了人们对至上神的看法有了变化。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不信神了，它是同许多迷信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的。但在当时，这就是新思想，是进步的。

另外，春秋时期对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比较保守一点，就是《国语》所说的：“凡有大功于民者，子孙必昌。”意思是说，当代贵族就是夏禹、后稷等人的子孙，他们将来一定要昌盛。这是贵族“轮流坐庄”的思想，已经同过去成汤或文王之子孙永远保持王权的思想不一样了。还有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认为，虽然是“有大功于民者”的子孙后代，当他做了坏事，不为人民所拥戴的时候，也一样要下台；祖先虽然没有地位，但其子孙立了大功，受到人民拥戴的，也可以昌盛。这个思想已经把祖先神推开了，认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业和威信。这比两周之际仅仅怀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进步。

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变法思想，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从商鞅起，就不管什么上帝、先王那一套，而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后来韩非、李斯都主张变法。战国末年，秦要统一全国，就大力提倡变法思想，不承认至上神和祖先神，否定旧秩序。所以，法家思想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变的思想。

上述情况说明，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统一，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另一个是“古今之变”的问题。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从统治阶级来看，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来看，天的统治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怀疑的，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统治比较巩固的时候，人们对天的统治是没有怀疑的，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当人们对天的统治产生怀疑、动摇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在动摇，或者要灭亡。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主张政权统治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统治阶级，主张变的则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

秦统一以后，情况就和统一前不同了，它要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要把上帝复活起来。不过秦始皇的经验不多，这方面做得还不到家，他只是封禅名山大川，祭祀天神，表示他的土地、人民受之于天，可以传之万代，而他自己的统治就是万古不变的神的统治。这实际上还是祖先神的思想。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不仅人民反对他，贵族也反对他，都要起来推翻他的统治。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一种新的观念，这就是项羽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所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说法和秦始皇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是针锋相对的。

陈涉起义也还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搞了一个“鱼腹获绫”，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秦的统治。司马迁写这个事件的始末过程很有意思，这对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个讽刺，是反对天命思想的。当然，陈涉利用宗教号召人民起义，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统治人民有本质的区别。

陈涉起义和刘邦做皇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但时代很相近。秦末农民起义一发动，就有很多人起来，很快便把秦朝灭亡了。刘邦出身不过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居然做了皇帝，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可以说是震动人心的大事，在人们的思想中印象很深。

汉初，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由于刘邦杀了一些大臣，同姓诸侯又图谋叛变，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汉文帝设法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封国，汉景帝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取消了王国的独立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奠定下来。直到汉武帝时，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巩固下来。

汉武帝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制度，从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番建树的工作。经济方面实行盐铁官卖，这是一种很重的封建剥削。因为人不吃盐不行，生产没有铁不行。盐铁官卖，就是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盐价、铁价不断提高，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同时，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名义，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中央，又让商人登记财产，向他们征收财产税，隐瞒不实报的没收财产，没收商人的土地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大量进行封建性的掠夺。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紧，任用了不少酷吏，囚禁对他不满的官吏。在《史记·酷吏列传》里面反映了不少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而引起武装暴动的材料。文化方面，他也没有放过。《史记·儒林列传》讲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说汉武帝给臣下的诏书、律令都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可见汉武帝很重视这两条。所谓“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是什么东西呢？汉武帝所提倡的，并不是从秦以前就不断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明天人分际”实际上是提倡阴阳灾异的学说，也就是用“天意”来解释一切自然灾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通过这种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通古今之义”就是在儒家定于一尊的形式上，利用儒家经典，宣扬封建制度是永恒的，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不可变易的。他们为了尊崇儒家，有时甚至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也引证《春秋》作为断狱的标准。

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以后，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古今”、“天人”的关系问题，仅仅有个苗头，到汉武帝时才逐渐明确起来。这时候的“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显然和秦统一以前不同了。汉武帝时期，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两种思想：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意思就是天人合一，古今永恒。儒家一尊，也是董仲舒的建议。他说，现在有各种学派和议论，妨碍统一，所以要发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取消各家学说，定儒家于一尊。这是典型的正统思想。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针锋相对的。董仲舒是他的老师，他跟董仲舒学过公羊学，不过他不属于公羊学派。他主张“究天人之际”，而不同意“道之大原出于天”；他要“通古今之变”，首先肯定有变，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自成一家，而不是儒家独尊。所以说司马迁的思想是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司马迁不反对统一，但反对暴虐专制；他不主张农民起义，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应该对人民有好处，否则，你的统治就不能巩固。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

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发展来看。《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纪传体的书。说它是纪传体，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完备的说法。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书，有的没有表或志，但各书都有纪和传，所以统称为纪传体。《史记》不但有本纪、列传，还有世家、表、书。诸侯之国，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影响大的人物都有“世家”，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说《史记》是纪传表志体的书，更合适些。

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说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不简单，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

司马迁以前，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据现在掌握的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最早的记载是甲骨文。甲骨文以前有没有记载？不敢说没有。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也有些比较早的、类似文字的东西，但材料比较少，而且不能断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算不算历史记载？从原来刻甲骨文的主观意图来看，不好说是历史记载。它的内容约有这样四部分：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一部分是为什么事占卜；又一部分是占卜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的记录。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猎，事先占卜是“吉”，结果打猎得到了鹿、鸡、兔等，这就是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许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就是有实际效验部分的，当时的主观意图也不是为了载入史册或流传后世。总之，甲骨文很简单，由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四个部分构成。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时间观念是很贫乏的，一般只有干支记日，后来才慢慢有了月，很少记年。记时间的次序是日、月、年，有点像现在西欧人的记法。甲骨文是最简单的文字记录，它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的最简单的形式，同后来的历史体裁有关系，可以说是后来编年体记载的始祖。

甲骨文的字数不多，少者几个字、十几个字，多者也不过几十个字、百把字。郭沫若同志的《卜辞通纂》中，有一片甲骨文有六十三个字；现在还发现有一百多字的，不过六十个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一般只有二三十字。但金文就不同了，一方面是时间比较长，从殷商末年到秦的统一都有，而主要是在西周；另一方面字数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西周时期的金文，字数在一百字到五百字左右的已有相当数量。它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了，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有了记述，还有记言的。金文在时间观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发展，表述时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日、月、年，另一种是年、月、日，这是后来通用的办法。

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并行的还有《书经》。《商书》的著作年代问题较大，其中《盘庚》篇很古奥，不好懂，一般认为可能是殷代的东西，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加工。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估计不会是盘庚时的著作，但保存有殷代的东西。《周书》比较可靠一些，它的内容和《商书》一样，主要都是帝王、贵族的语录，但也有新的东西。其中《金縢》、《顾命——康王之诰》两篇，从历史编纂学来说，就包含有新的因素。金縢是西周王家收藏重要文件的金属器具。《金縢》就是以它为线索，叙述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祈祷上天和祖先保佑武王，不要让他死去，并愿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祈祷以后，他就把祝文藏于金縢中。后来成王即位，三叔叛乱，造谣说周公要取成王而代之。成王听到谣言后，对周公的信任有所动摇。当时周公到东方去了，周朝发生了大风灾。成王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打开金縢看看先王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意却发现了周公的祝文。于是成王大为感动，连忙把周公迎接回来，天气又变好了，被风吹倒的树又复活了。这个记载是纪事本末体，以金縢为线索，从周公藏书到成王发书，把好多年的事情写成一篇东西，这是《尚书》中的一种特殊体裁，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顾命——康王之诰》，现在的本子古文《尚书》是两篇。今文《尚书》有争论，有人说是两篇，有人说是一篇。不管两篇还是一篇，文章却是连续的。《顾命》是成王临死前对大臣的遗嘱。《康王之诰》是写大臣受遗命之后，迎康王即位时，康王讲的一番话。这两篇东西内容都是成康之际的记载，但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纪事本末体，写的是成王去世、康王继位的经过；另一种是记述成王留遗嘱和康王即位时的典礼，写得相当具体，文章很好，把繁琐的事情写得很有趣。这也是纪事本末体，是记述典礼最早的一篇东西。《尚书》里的这两篇文章是纪事本末体的始祖。不过，《尚书》有个大缺点，一般不记年、月、日，因为它是官方文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保存下来的。

《诗经》里面也有新的东西。现在文学家讲《诗经》，一般认为《国风》最好，价值最高，雅、颂要不得，是庙堂文学。从历史家的角度来看，则恰恰相反，雅、颂最有历史价值。《国风》多是讲男女爱情的故事，历史价值不及雅、颂，而且记载也没有雅、颂具体。我们讲的雅、颂就是《大雅》、《周颂》。《大雅》里的《生民》、《公刘》都是好材料，值得注意。《生民》是讲后稷一生的主要事情。后稷的母亲没有结婚，在走路时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后来生了后稷。产后，她以为不祥，把后稷扔到偏僻的地方，但牛羊都不肯践踏他；后来又把他扔到冰上，鸟儿又飞来用自己的羽翼保护他。于是，她看出孩子是个不平凡的人，才把他抱回养大。后稷很小就会种地、选种，有一套办法把庄稼种得很好。丰收以后，他又把粮食磨了，作为食物，并酿酒、烧肉，祭祀上帝，上帝很高兴。《公刘》是讲公刘建立国家的过程。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传记体。这种体裁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尚书》中是没有的，它在历史编纂学上又是一个发展。雅、颂是史诗，它的价值不能小看，有很多有关周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情况等重要记载，在别处找不到的，在《周颂》里却有一些。把《大雅》的诗歌按歌咏对象的时代排列一下，就成了一部西周兴衰史。

总之，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已有编年、纪事本末、记述典礼、传记等多种体裁。记述典礼就是后来的“志”，亦即《史记》的“书”。同时，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所记的都是王朝的事情。从西周末年开始，各国都有了历史记载，主要是编年史。春秋时期，历史记载最发达的国家第一是鲁国，第二是晋国，第三是楚国。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特别提出这三部书，就因为这些是当时有名的书，它们都是编年史。春秋时期的这些历史著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相传孔子所写的《春秋》，大约是在春秋末年写的，也有较晚写出的部分。春秋时期编年史的发展，可以从《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所引证当时的记载中看出来。当时的编年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按年把一些大事记下来，但比较简单；另一种形式也是编年的，但把事情的过程记载得很细致。有人认为《春秋》是当时史书的唯一形式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最大的发展有两点：第一，历史记载不仅限于王朝的活动，对诸侯之邦的历史也加以记载。第二，各国的历史书不光记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记两类事情：一类是记会盟的情况，包括参加会盟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另一类是记“告”，即记述别国来告知本国的事情。

战国时期，历史记载又有了进步。《左传》、《国语》都是战国初年重要的史书。特别是《左传》，从历史编纂学上看，这部书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左传》不是一国的史书，它把当时主要国家的历史都记载在一起，带有综合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左传》采用了许多不同的历史体裁。应该说，综合体不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左传》已经开始了，不过，一般讲《左传》是编年体，因为编年体是它的主要体裁。此外，也有纪事本末体，如把晋文公重耳出亡和周游列国十八年的历史记在一起，这就是纪事本末体。第三，记言和记事糅合得很好。总的讲是按年记事，但对事情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议论，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另外，还有一本书叫《世本》，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这本书是战国时期写成的，汉朝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到此为止，历史编纂学上已出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三种体裁。《四库全书》把历史书主要分成这三大类。编年体以年为主；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纪传体以人为主。

《史记》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甲骨文就不必说了，这条和那条不相干，各自独立。《诗经》、《书经》每篇也是各自独立的。《春秋》是按年编的，但在《春秋》中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左传》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事情的记载始末有些照应，但从全书看，记载也是比较杂乱的。所以，《史记》以前历史著作的形式，虽然具备了各种历史记载形式的萌芽或幼稚状态，但不完备，记载历史事件缺乏内在联系，甚至外部的、表面的联系也不多，而彼此孤立的、片断的记载比较多。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历史知识和争鸣的各学派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各派思想家运用历史知识作为思想资料，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运用西周的历史资料，把西周初期的制度理想化，提出复古的主张。道家的始祖老子就是历史家，是柱下史，他对社会历史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墨家讲三表，以“本”、“原”、“用”为判断事情的三个标准。“本”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讲办事要上考历史，要合乎诗书上记载的古圣先王的行为，否则就不大可靠。法家韩非子的著作，有好多篇就是把历史故事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如《说难》就是用历史故事说明他的论点。先秦诸子的著作，无论哪一部书都是言行录，主要记载这个学派奠基人的主要言论、主要事迹，还记载了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的议论。比如《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学生记孔子的言行，但其中也有孔子学生的学生记孔子学生的言行。《韩非子》有一篇《初见秦》，有人考据说这一篇不是韩非子所作。但这里面记载的也都是韩非子的言论。《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事情很多。

战国晚期史学的发展表现在杂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史学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记载大部分像历史故事类编，就是像《韩非子》那样，用历史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论点。二是《吕氏春秋》主要反映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它的思想很杂，但杂而成家，有自己的主张，对各家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打破了门户之见，有历史家的风度。汉朝的《淮南子》也是杂家，它主要也是道家的思想，但各家学说及各种历史传说都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对司马迁也是有影响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论六家要指，对儒、墨、道、法、阴阳、名各家都有评价，而且相当公道。一方面司马谈是历史家，有历史家的风度；另一方面从源流来讲，他来自杂家，但比杂家更进了一步。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在政治上是针对汉武帝的儒家独尊而发的，但也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历史传统。《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

杂家把各方面的记载都融合起来，不限于某一家和某种形式的记载。司马迁在这一点上近似他们，但超过了他们。司马迁综合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历史体裁，写成《史记》，在书中又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传统，通过历史事件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体裁上说，“本纪”是从编年体来的。“世家”是记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从各国史来的。《史记》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传记，这是独到的，后来的《汉书》在这方面不及它。以前《诗经》的《生民》、《公刘》以及战国时期史家所纂言行录之类，都是传记。《史记》的“列传”继承了这种体裁。“表”就是根据战国时期的谱牒而来的。“书”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纪事本末的形式，记述典章制度。《顾命——康王之诰》记典礼。《周礼》也是一部记载西周典章制度的书。这些都是《史记》中“书”体的来源。

《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从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虽然董仲舒也在学术思想上做了一番大综合的工作，但他是正统思想的代表，而司马迁的指导思想则是和他针锋相对的。司马迁的贡献是带总结性的，是突出的，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究天人之际”

《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我们前面已说过，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现在先说“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主要是指他的世界观而言，其中也包括历史观。根据《史记》的内容，这个问题可以分几点谈：

1. 司马迁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

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阴阳五行之说刚刚兴起的时候，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到后来，它变成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宗教迷信。无论什么事物，它都企图用这五样东西去说明，对任何天地自然现象都加以牵强附会，甚至用天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占卜吉凶。汉武帝时，董仲舒讲《春秋》，就专讲阴阳和禁忌。当时，董仲舒思想已成为儒学的正宗，是汉武帝为首的汉皇朝所大力支持的。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用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司马谈概括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要点，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但下面还有一句“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紧接着，他又说这“使人拘而多畏”，好像一举一动都有阴阳管着，什么事情都叫人害怕。这个批评，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再往下，他又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认为阴阳家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提出按照四季运行的规律从事生产活动。司马迁既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论述自然现象的部分，又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阴阳禁忌学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批评了阴阳五行家的“星气之书”。所谓星就是占星，气就是望气。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上的星象决定着人间的祸福，所以有所谓“占星术”。望气则是通过对气象的观察，以推断人的吉凶。例如，吕后就曾说，汉高祖外出，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找到，因为汉高祖头上有云气。司马迁不赞成这类胡说，他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意思是，这些谈吉凶祸福的都是一些不经之谈，不足为法，不可相信。

从《太史公自序》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我们能看出司马迁对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但不存在什么所谓预兆和吉凶祸福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同当时从皇帝以下广泛提倡阴阳五行的迷信风气针锋相对的。

《史记》八书中有《天官书》。“天官”原是个官名，掌管看天象，订历法。《天官书》原书失落不少，现在所见的有好多是后人补入的，但也还有司马迁原来写的东西。在《天官书》里面，司马迁记载了各种异常的天象变化，如什么时候出现过什么特别的星象，而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天象变化又有什么附会的说法等。司马迁既然不赞成这些东西，为什么又要加以记载呢？这是因为当时规定了史官应该记载些什么，史官这个职务与天象历法都有联系。司马迁也学过星象学，但《天官书》中所记的各种说法不见得代表他自己的观点，我们读的时候应加以分析。

在《天官书》里，司马迁曾明确指出周幽王、周厉王以前的天象变化已不可考。他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的天变。同时他又说，对于春秋以后的天变，各家说法不一。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不可信，称之为“祥不法”。他还说：“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里所说的“六经”，主要指《春秋》。他是说，《春秋》对天象变异是记载的，但并不加解释。也就是说，《春秋》对这类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这说明，在对于天象变异的态度上，司马迁和阴阳五行家有区别：阴阳五行家是加以附会，他则保留；阴阳五行家认为日、月食与人事有关系，他则认为日、月食的出现有一定的时间。这是科学的见解。他认为天象有五宫，每宫都有它所属的星宿。五宫也就是五个部位，是固定不变的，但有大小广狭的不同。还有所谓“五星”，即金、木、水、火、土，它们“见伏有时”，到一定时候就能看见，而且经过的地方，运行轨道的长短，都有一定的度数。阴阳家则不然，他们只强调五星的出没隐现各主什么吉凶祸福。司马迁懂得历法，用当时所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否定了阴阳家的牵强附会的说法。

2. 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的否定表现得特别强烈。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举出了不少事例，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他说，有很多坏人，专干坏事，但过得很舒服，子孙后代也累世富贵；另一种人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但他们却多灾多难。所以他提出了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项羽本纪》记项羽在失败之后曾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但却不赞成他这话。他批评项羽“难矣”、“过矣”、“岂不谬哉”。所谓“难矣”用了三件事加以说明：一是“背约”。他同刘邦曾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以称王。后来，刘邦先进入关中，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二是“怀楚”。项羽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想回家乡，无意西征。三是杀义帝自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义帝杀了，自立为王。司马迁根据这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至于“过矣”，主要是指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全中国，结果弄得称王五年以后身败名裂。但他至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却反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事实上，并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思想也不对头，他的失败与天无关。因而司马迁批评他“岂不谬哉”。这是司马迁认为天道不可信的很典型的例子。

有时，司马迁也用“天”字，也讲“天命”、“受命”。但是，我们看古书不能光看字面，要看它的含义。古人常用现成的字表达新的意思。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他说汉高祖能称帝“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从字面上看来，这是在称颂天，认为汉的天下是天命。但具体分析起来，这和旧观点不同。他所说的“受命”、“天命”是指历史条件。司马迁首先交代了秦代禁令繁多，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历史条件。然后写了秦亡汉兴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陈涉发难；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推翻秦朝，即“虐戾灭秦，自项氏”。但项羽不得人心，灭了秦也不能建立他的统治；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做了皇帝。司马迁把这个历史条件叙述了以后，才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天哉”就是历史条件的配合。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汉高祖是不能成功的。当然，汉高祖也有他的一套办法。

总之，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项羽、刘邦的成败，司马迁不是宿命论者。他是从历史条件、从人事上讲“天命”、“受命”的，他认为一定的历史条件加上领袖人物的作用，才能成功。他通过对史实、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之不可信。

3. 用宗教的历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针对某种迷信说法进行批评，一般都是对迷信活动加以揭露，把事情摆清楚。这种做法很有力量。当时盛行一种阴阳学说，是战国的邹衍创始的。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其语闳大不经”。邹衍讲宇宙开辟的来源，司马迁说，“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对邹衍所讲海外，司马迁说这是“人之所不能睹”。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揭露了阴阳学说的实质。但他还肯定了邹衍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这种学说在以后发展起来就不好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说，后来的方士没弄懂邹衍的学说，于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十六个字很厉害，它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当初就不可信，后继者又出来这么一帮子人。他对这种迷信的虚妄，作了很好的揭露。

司马迁还把五行学说结合历史来研究。邹衍讲宇宙起源是从黄帝开始的，《史记》有两个地方加以驳斥。一是《五帝本纪》中的“太史公曰”：“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认为五行之说荒唐得很，老先生都说不出口。另一处是在《三代世表》里，司马迁说，他读了一些关于世系的记载，从黄帝以来都有年数可考，并且都按照五德始终来排队（黄帝是土德，下面依次是金、木、水、火德）。可是，“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意思是说，仔细核对一下，古文记载都不一样，互相矛盾，不可信。接着他又赞扬孔子不讲黄帝以来的年月和五德始终，认为有道理：“岂虚哉！”这就从历史上说明五行学说出于捏造，不可信。

此外，还应当谈一下《封禅书》。封禅书主要记载帝王的宗教活动。这是司马迁讲“天人之际”很重要的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这些帝王有好多宗教建筑（神祠），并列举了好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历代帝王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而他们又去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真是荒唐之至。《封禅书》还讲秦始皇晚年统一六国以后，到沿海各地巡行，到泰山刻石颂扬功德。对此，司马迁加了个注解：“明其得封也。”说秦始皇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离天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明其得封也”，这五个字很有挖苦意味。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找了许多人间“神仙”——方士。写起初他怎样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杀掉。司马迁在《封禅书》里最后下了结论，说天子对这些方士的怪诞话越来越讨厌，但还是不断地找他们，希望能碰上一个真神仙，因而访仙谈道、修建神祠的事越来越多，“然其效可睹矣”。司马迁用这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功。

在长达几千字的《封禅书》里，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又不明言其无，很俏皮地用“若”什么、“若”什么的写法来表现。最后，他说自己参加过封禅的活动，也到神祠里去过，了解过方士祠官的意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古以来侍奉鬼神的活动集中起来，“具见其表里”。“具见其表里”这五个字很厉害，说明他是洞悉这些活动真相的。他还特地指出，他这样写是为了要让后世的君子，看出一个究竟来，“后有君子，得以览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之说开展的一场斗争。

4. 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司马迁从几个方面论天，讲得很清楚。它的进步意义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有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分开，不牵强附会，用科学知识剥掉阴阳五行家强加于人事的神秘外衣，并揭露使这些现象神秘化的各种说法的由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著作里，对待天的问题就不像他这么明朗。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很有贡献。第二是在现实政治上，司马迁的天论也很有进步意义。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有四条束缚人民的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政权和族权不分，皇帝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凡人；他又是神圣皇族的族长；对老百姓来说，他是民之父母。在封建制度下，在家庭里就培养人们的忠君思想。父亲就是“家君”，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家之君。把范围扩大一些，统治者既是政权的代表，又称为“民之父母”。政权和族权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夫权实质上是族权的一部分。女子在封建家族和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虽然，也出过女皇帝，但那是极个别的。至于神权，更不用说，没有一个皇帝不掌握神权。他当皇帝是受神的委托，神要保护他，他本身也是神。这样一来，他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也是大宗教主，把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的四股绳索集中体现于一身，成为维持和巩固统治的命脉。

汉武帝的时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宗教理论也需要统一起来，需要有一套东西用来进行精神的统治，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它是宗教的另一种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罗马帝国采用了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来适应它作为世界帝国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比起夏、商、周、春秋、战国来，带有一定意义的世界性质，因而也需要有世界性的宗教。但这种需要并不是由皇帝下一道命令就能得到满足的。要建立这种宗教必须有一套理论。董仲舒的作用，就是适应了这一要求。他们用他们的公羊学说，制造出一种符合皇家利益的统一的宗教。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

那么，司马迁的思想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呢？我认为，司马迁的思想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有所不同。司马迁赞成汉武帝的统一事业，对秦始皇的统一也赞成。但是，对封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他都反对。封建制度这时还处在上升时期。司马迁并不反对封建制度，而反对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反对派。他要求减轻剥削，要求较好的统治，而不是打倒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他认为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他在某些方面，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寄予同情。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政治思想上是进步的。

司马迁对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不必讳言，《史记》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气数这个东西似乎有科学根据，其实，也是一种附会。他在《天官书》中曾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这里面有天文科学。可能是他从日月五星的运行中得出来的。但下面又说：“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还是把它附会到人事上去了。这还是天人感应的说法。不过，这对司马迁的历史观影响不大，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按照他的说法，天运与人事发生关系，要在很长时间内才有所表现，少则一千五百年，多则四千五百年。这和阴阳五行之学所说的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上应天象不可同日而语。

5. 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司马迁首先注意人谋。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作战的双方历史条件一样，具体情况也差不多，但胜败不一，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道理在哪里？司马迁认为取决于人谋。前面讲过，司马迁不同意项羽所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举了好多事实说明项羽的失败不是天意，而是人谋上出了问题。我们试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阅读，就可得到很大启发。项羽一开始就气势凌人，直到他临死还是轰轰烈烈，像个英雄好汉。刘邦就不是这样。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就显得有些赖皮。起兵前，他好酒色，不事生产；起兵后，老毛病还是常犯。尽管司马迁在情感上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但写的时候还是按照历史真实情况的。他笔下的项羽，有两件大事不如刘邦。一是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他在写项羽作战时，不断用“屠”、“坑”字样。如写“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在《高祖本纪》里，这类事情就很少，并着重写刘邦到处安民，入关中，约法三章。这个“民”不一定是劳动人民，刘邦主要是收罗地方豪杰、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这么一来，老百姓也沾了光。一个到处安民，很得民心；一个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这是刘邦、项羽两人在政治上的很大区别，也是他们之间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项羽不如刘邦的另一点，是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甚至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先把这个人笼络住，然后再想办法收拾他。以上两点区别，在这两篇本纪中很突出。司马迁通过对楚、汉之争的叙述，说明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的是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如何。刘项之争是很典型的，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主要在于人谋。

《史记》很多地方都讲人谋的问题。《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拼死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回国以后，他又能顾全大局，对廉颇表示退让，以求团结。司马迁称赞蔺相如，说他“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的“智勇双全”，是从人事上予以褒扬。《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他能善始善终，这是由于有智有谋的缘故。这些都是人事的作用。可以看出，司马迁首先注意的是人谋，看你怎么努力，怎么策划。

其次，司马迁讲“时”、“势”。“时”是时代条件，“势”是形势，两者指的都是历史条件。一般说，“时”的含义比“势”更具体点。司马迁虽然注重人谋，但并不认为光有人谋就能百战百胜，还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要有“时”、有“势”。《伯夷列传》说得很清楚：“‘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风云还需有龙虎相随，万物的作用得以发扬还要有圣人的兴起。《管晏列传》引管子叙述他和鲍叔的交情的话说：我曾经替鲍叔出主意，结果是情况更坏了，但鲍叔不以我为愚。为什么呢？“知时有利不利也。”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引老子的话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里，司马迁颇有个人遭遇的感慨。

司马迁这种重视历史条件的思想也表现在《外戚世家》中。他在《外戚世家》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这里我们看到司马迁虽然强调人的力量，认为人能把道恢弘光大，但对“命”却没办法，受到“命”的限制。这里的“命”就是指历史条件。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努力，就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好，人纵然作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史记》这部书基本上是历史人物的传记，而传记中主要是突出了上层人物。本纪十二，写的都是帝王贵族。世家三十，只有陈涉、吴广是平民。孔子不算贵族，但出身于没落贵族，他的家庭也属于上层集团。列传七十，讲平民的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绝大部分是将相。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

从今天的要求来衡量，《史记》在写人民群众这一方面是非常不够的。但在当时，他能写人的历史就不简单了。在他以前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人鬼不分的。《春秋》记的事情主要是朝聘、会盟、征伐，这些事都与宗教活动有关。孔子的高明处，就在于能把这些活动从人事角度来加以观察。《左传》里面甚至记载了好多鬼话。司马迁却能把人和天分开，专门写人的历史。虽然他把历史发展归结到少数人身上，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大人物，但比起以前来，还是进步的。

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他在《史记》里面写了一篇《陈涉世家》，把农民领袖和贵族王侯列在一起。对此，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却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认为，人民群众的活动，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利钝。上层人物如果能够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就可以取得胜利；相反，如果忘记了人民群众，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就会失败。这就是说，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这就是司马迁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非常高的思想水平了。

《史记》有好多地方同情群众，揭发官吏的罪恶与昏庸无能。有时是委婉地表达，有时则是尽情地揭露。《酷吏列传》便是尽情揭发武帝时政治黑暗的篇章。他对酷吏下了一个评语：“以恶为治。”这四个字很厉害，又很富于讽刺意味。意思是说，这些酷吏拿作恶当统治的方法，企图凭杀人、监禁来使统治者安享太平，坐稳统治的宝座。《酷吏列传》列举了他们许多惨无人道的行为，其结果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里用了“盗贼”两字。有人说这是仇视人民群众。其实，这里主要是说酷吏为非作歹，引起了严重后果。我们应当看它的具体内容，不应只从字面上推敲。接着，他又叙述某处发生了几千人的武装暴动，起事者攻城占地，夺取库房里的兵器；释放犯人，杀死官吏；还通知地方官，叫为他们准备饮食。而为了镇压暴动，政府颁布了“沉命法”，规定哪个地方发生暴动，地方官没有发觉，或者虽发觉而镇压不力的，杀头。这么一来，无论哪里发生了武装暴动，地方官都不敢上报了。结果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他揭露了官逼民反的实质，对老百姓起来反抗表示同情，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行了揭发和讽刺。

关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他对“天”、“人”两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

（三）“通古今之变”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自己写《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很重要。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开来讲。

1. 《史记》在编纂方面对古今关系的处理

在《史记》十二本纪里，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也是各一篇，比《五帝本纪》详细。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而吕后也占了一篇。表，三代有一篇，记了世系，而无年代。十二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到后来，搞得越细。不要小看这些表。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虽然战国的年表里面有一些错误，可是这部分最难作。要以极少的语言概括那么多年的事情，没有历史眼光是搞不出来的。我们看，《六国年表》没有多少条，《十二诸侯年表》也没有几条。可是，表越简单，写的人越得有本事。这些表包含着很多学问，是从许多繁杂的历史事件中，挑选重要的事情，可以当做一定时期的简史来阅读的。

八书本来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但由于残缺较多，并且有相当多的部分真伪难辨，已不能显示原来的全部面貌。仅就现有的篇章而论，《平准书》集中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全书中的一篇杰作。

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从西周开始的世家有十二个。从战国开始的有四个。春秋时代还有个《孔子世家》，秦汉之际有《陈涉世家》，汉兴以后，又有十二世家。历代世家的安排也是各不相同的。

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列传》，它不仅是个人的传记，还带有列传总序的性质。《史记》的列传，从春秋时期起才正式开始。春秋时期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就多了，包括秦在内共有二十二篇。汉兴以后更多了，有四十二篇。春秋、战国、西汉几个时期的传记有时互相交错或综合，例如，屈原就和贾谊合传。但这种情况不多，大体上还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从《史记》的编纂可以看出：第一，司马迁对待历史是略古详今的，越古越简，越近越详。第二，他对几千年历史记载的处理是有阶段性的，这从本纪和表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三代作成一个表，十二诸侯一个表，战国一个表，是按历史阶段来处理的。从《史记》的通体编纂上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心目中有一个古今演变的大势，眉目分明。有人说《史记》杂乱无章，这种说法不正确。

2. 《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上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在古代，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观点是个传统观点。到了周代殷时，说“天命靡常”，天要变了。可是当它建立了统治以后，就要“亿万斯年”地永远统治下去。秦始皇更干脆，声称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代的诏书里，同样也有子孙万代的说法。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统治阶级却不大喜欢变化。他们最怕改朝换代，他们要求永恒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却说历史是进化的，是变的。

司马迁很称赞战国时期的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把贵族的地位降低了，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称赞吴起的政绩说：“诸侯患楚之彊。”卫鞅在秦实行变法，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吴起和商鞅这两个人，司马迁在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说他们“刻暴少恩”，但对他们变法的成绩则是肯定的。

汉兴以来，几乎没有人不骂秦始皇，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说汉朝好。清代的考据学家也骂明朝的学者没有学问。后一代照例是要骂前一代的。在《六国年表》的序里，司马迁分析了战国的形势之后，指出：“秦取天下多暴。”但接着又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对秦的成绩还是肯定的，他表彰了秦统一六国的功劳，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创举。他还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学者，说他们光看秦占据帝位的日子短，耻笑它，不敢说它有功绩。他讽刺了那些学者，说他们是“耳食”，不用嘴巴而用耳朵吃东西，人云亦云，无知盲从，何等可怜！

还有对所谓“封建”的看法。这个封建是指古代的“封邦建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的问题是历代学者一直争论的问题。儒家学者一般是支持“封建”的。清朝学者顾炎武曾表示不赞成恢复古代的封侯建国制度，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司马迁也是反“封建”的。他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首先指出，西周以后，周王的地位衰落下去了，“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像西周开始时那样建立同姓、异姓诸侯国以屏藩王室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诸侯强大起来了，王室必然要趋于没落。随后，他又论述了汉初封侯建国的意义与可能。他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但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因为“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于是，武帝采取措施，将原有封国划小，分王、侯“百有余焉”。这样一来，封侯建国的制度逐渐衰落下去了。当时，诸侯的情况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这样的侯国尽管在地主阶级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不过是收租税而已。他认为，这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朝廷是根本，是树干，强起来了，封国是枝叶，弱下去了。这样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有助于全国局势的稳定。这是对汉代文、景以来直到武帝时废除诸侯封国制度的肯定。

3.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揭露，表现在许多文章里。《万石张叔列传》描写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大官，说他们都是“恭谨无与比”，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做了大官。“万石君”的称号就是因为他家父子官高爵显。万石君姓石，长子名石建，为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现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马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但文件中的马字少了一画，皇帝要是问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为太仆，是九卿之一，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出门，皇帝问他：这车套了几匹马？他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他还要挨个数了之后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然而像这样的人却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官至丞相。通过这些小故事，司马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

在《汲郑列传》里，汲黯是个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绩。汉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讨厌他。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兴高采烈地讲他自己如何欲施仁义。汲黯当面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后很生气，当时就变色罢朝。正是因为汲黯“好直谏”，始终不得志。

通过《万石张叔列传》和《汲郑列传》，司马迁刻画了武帝时政治风气的腐败、恶劣。

司马迁很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公孙弘是当时儒家的头号人物，汉武帝很喜欢他。他对武帝专门阿谀奉承。武帝喜欢什么，他说什么；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酷吏列传》里的张汤也是个重要人物，是专搞严刑峻法的。在《平准书》里，他又写了一个专门给汉武帝弄钱的桑弘羊。总之，司马迁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等各个方面，选择了典型人物进行刻画，对当时的社会和汉武帝统治时的政治危机作了大量的揭发。

司马迁还写了两类将军。一类以李广为代表。《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拥护。可是汉武帝却不喜欢他。在列传的后面，司马迁评论了这么几句话：“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将军对比，我们再看看《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篇列传写卫青、霍去病以皇亲国戚的关系做了大官，也立了战功。在写他们的战功时，司马迁极少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只写了他们在皇帝诏书中所受到的表扬、奖赏、封官拜爵等。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功劳，司马迁则不加评论。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司马迁作了交代：“骠骑所将，常选”，“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在这一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借别人的话耐人思索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青、霍去病当时如此得势，而贤大夫对他们却并不称赞。把这段评语和对李将军的评语比较一下，一褒一贬，很是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时候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在编排上，司马迁也有自己的意图。他把《李将军列传》放在前面，中间插入《匈奴列传》，后面才是《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并不是乱摆，其用意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明确说了出来：“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再三申述“择任将相”的重要，指出由于选择将相不当，匈奴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如上所述，司马迁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见盛观衰”。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过去，观察未来。这在《史记》里表现得很突出。如果我们把《酷吏列传》记述的在严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和《陈涉世家》对于秦末情景的描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的前途，已经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4. 《史记》对学术发展变化的记载

汉武帝的时候，五经博士搞得很热闹，尊儒的风气大盛。司马迁却能从历史变化的观点，看出当时学术上的巨大变化。他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认为儒学已经起了变化，当代的儒学已不复是孔子之学。他对孔子之学的看法，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儒学原来是有原则的，有政治主张的，但是后来变了。

汉代儒学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叔孙通的时候。叔孙通是汉初有名的儒者。《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他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好久，却没有官做，大家都有怨言。汉高帝时，叔孙通制定了朝仪。这一套朝仪把刘邦当皇帝的威风充分地表现出来。刘邦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任用他做大官，赏给他五百斤金子。他的这些学生也因此被封为郎官。太史公说叔孙通“卒为汉家儒宗”。可见，汉代开国时候的儒家大多是这样的人：为了做官、拿钱，毫无原则地逢迎皇帝，阿其所好。在这些人手里，儒学变了，丧失了原来的理想。

汉代儒学的第二个变化发生在以公孙弘为首的博士弟子之手。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太史公自序》中说：“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变成了写文章，说空话。以上两次变化是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在孔子时期，儒家有政治理想；而汉代统治者把儒学变成了空洞的说教。这也是“通古今之变”，是“见盛观衰”的一个方面。

其次，法家的学说也有变化。汉朝政治是外儒而内法，表面上讲儒家学说，标榜仁义道德，骨子里却采用法家之术。司马迁认为：法家的学说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讲申不害、韩非时，说明了这点。他把韩非、申不害和老子、庄子排在一起，把法家与道家排在一起，认为申、韩思想归本于黄老，主张通过法实现“无为而治”，反对严刑峻法，要求不分贵贱，一律按法律评定是非。至于汉代的法，则是《酷吏列传》所描述的严刑峻法，“以恶为治”，“以酷烈为声”。法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因而子孙当大官，家财有巨万。所以，他认为汉代的法家也已变了味道，把原来的理想放弃了，本质已起了变化。

当然，儒法两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些变化，一方面适应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制度下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要求司马迁在当时就能理解这些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仔细地观察、研究了这些变化，并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把它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古今之变”的分析概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5.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史记》以前的历史书都是片断的记载，像《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这并不是挖苦。《国语》、《左传》有了一些进步，但缺乏对整个历史形势发展变化的看法，并且也只写了二三百年的事。《史记》不但写了几千年的事，而且主旨明确，对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写《史记》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便包含着这种要求。他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仅在当时很可贵，就是在后来，也是难得的。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方面的第一个成绩。其次，他认为历史有变化，有阶段。这是历史进化的观点，也有进步意义。第三，《史记》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当然，他并没有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但我们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对他要求过高。

关于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对史学的贡献，还有一两点值得提出来研究。

《游侠列传》里有这样几句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否意味着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封建社会法律、道德的阶级本质？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客观上揭露了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司马迁写这几句话，无疑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历史家，他的确看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穷人偷一点东西就要被杀头，有钱人偷得越多，权势却越大；有钱有势也就有道德，没钱没势就是不道德。司马迁把这些客观事实当做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揭露出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认识到法律、道德的阶级性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多不过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公道的，看着不舒服就是了，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阶级分析了。

另外一点是：司马迁是否已经懂得用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曾讲到农、虞（在山林里开矿伐木的）、工、商，这四种人都是社会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们各有所能，各尽所能，为满足各自的要求而努力生产，“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经过他们的努力，社会上的财富大量涌现出来了，“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种现象，“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货殖列传》是我国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它完全不理睬有神论的一切论点，专从社会经济上论述人事。它认为老百姓都有生存的欲望，都有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生活的本能推动人们去从事劳动生产，而用不着别人强迫他们去干。它指出，财富占有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作用。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再把《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结合起来看。作者指出：老百姓愿意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得物质报酬，维持生活，但当时的统治者却不让老百姓活下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显然作者是同情劳动人民的。他批评了当时的政治，提醒统治者要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人民活下去。这种思想当然是进步的，应该加以肯定。试问，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个历史家注意到这些问题呢？但是也不能估计得太高。我们不能说，司马迁已经能够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把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提得过高了，把它说成好像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动力，把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老路。

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司马迁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观点，但也还有一些陈旧的杂质没有排除。总的说来，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在有些地方，他还摆脱不了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在《历书》里讲三正历法，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用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来说明循环的道理。在《高祖本纪》末尾，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就像是董仲舒的口气了。另外，他还相信阴德，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会起作用，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在《项羽本纪》中，他说，项羽是重瞳子，舜也有重瞳，很奇怪，“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在《白起王翦列传》中，他又借别人之口说：“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王翦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了，因为王翦为将时杀人太多，而且“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可见，司马迁没有彻底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因而有些地方还是流露了这种神秘的观点。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局限性。

（四）“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史学领域里是件新事。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家”或成“派”。《春秋》之前，历史书都是官书。史官修书，有一定的规格要求。《春秋》之后，《国语》、《左传》主要是把历史材料排列起来，也很难说“成一家之言”。《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国史加以整理而成的。拿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鲁国《春秋》的佚文和孔子修的《春秋》对比，可以发现内容有些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原来的东西。《国语》是由各国历史材料集合起来的，风格形式各不一样，原始材料的特点很突出，说明它还不是经过融会贯通组织起来的东西。《左传》也不是“一家之言”，当时，晋、楚、鲁三国的历史著作很出名，《左传》就是以这三史为基础搞起来的，形式上它以鲁国的《春秋》为主，但内容是有关晋国的记载最多，楚国次之。《左传》还不是一部整齐的编年史，它对各国历史的记载详略不同，而且往往一年里讲很多年的事情，不是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的。其他一些书就更不行了。《世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片断，已非原貌。《竹书纪年》已佚，现在只能从古书的摘引中辑录一些片断。过去曾有很多人推崇《竹书纪年》。其实它所记载的不一定都真实可靠，讲晋、魏、西周的事可能可靠一些。但它也是官书，很难说是“一家之言”。汉人作的《楚汉春秋》，现在也看不到了。总之，《史记》以前的历史书，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来说，都谈不上是“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却要来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表现在下列几点：

1. 《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讲过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按照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司马迁把《史记》比做“六经”的传。但从《史记》的实际内容来看，这句话的范围应该更广泛一些。前一句用“协”字，协者，合也，说明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后一句用“整齐”，则含有批判的意思，意味着百家杂语的正确性差一些。

司马迁在《史记》里，采用了哪些经传呢？

第一，《诗经》这部书首先被采用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孔子对《诗经》的工作，也正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要做的。《殷本纪》、《周本纪》里面很多材料来自《诗经》。《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儒林列传》里也提到了韩诗，但没有采用。

第二，采用了《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第三是《春秋》、《左传》、《国语》。主要采用《左传》，《国语》次之，《公羊传》用得较少。

第四，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言》、《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大多见《大戴礼》。

第五是《论语》。

第六是《秦纪》。

第七是《世本》。

第八是《战国策》。《战国策》这部书当时并无其名，是刘向时才有的。

第九是《楚汉春秋》。

司马迁用的经传主要是这几种。其中《诗经》、《尚书》是他写春秋时期以前历史的根据。春秋时期则用《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同时用《礼记》作补充。记孔子的事迹采用鲁语。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从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用《楚汉春秋》。他采用这些书时经过了分析综合，并把古文翻成了当时的语言。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整齐”这两个字，有综合排比的意思，也有批判、订正的意思。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思是说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可靠的。在《苏秦列传》后面又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苏秦是一个游说之士，很出名，因之，别人就常常把其他游说之士的事迹移植到他的名下。这也是对苏秦传说的批评，是很有见解的。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批判取舍的。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主要是利用汉代的材料。司马迁在自序里面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谓“章程”，当时是指数学、历法和有关工艺用材、成品的规格等一类的东西，张苍有这方面的著述。上面所说的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等各种规章制度，就是所谓“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关于“明圣威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记载。这些就是《史记》中关于汉代纪传和八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的一部分材料的主要来源。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变体》条，曾说《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记曹参的战功很像功劳簿；其后卷九十五、卷九十八所记当代一些功臣的战功，都是用一样的记法：详细叙述他们在哪一次战争里斩杀敌人若干，生擒若干，招降若干，并分别叙述某一个大将和他的部下各杀、擒、招降了多少敌人，最后又总起来叙述一下得了多少城，擒、斩了敌人多少大将、裨将和两千石以下的官吏，叙述得非常清楚、完整。赵翼说这都是根据汉初分封时所用的记功簿加以整理而写成的。这个看法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否则，司马迁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细。他一定利用了当时的档案，做这样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古代文字都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也有一些用布帛记载。一条竹简或木简写不了多少字，而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五十多万字。这几十万字是从多么浩繁的原始材料中产生的，司马迁仅仅在翻阅、整理这些原始材料上就投入了多么繁重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还访问了各地名胜和历史遗迹。他生在陕西龙门，二十岁左右就外出游历，南到长江、淮河、浙江会稽和湖南，东到现在的山东（当年的齐、鲁）和徐州，西到河南、湖北，西南还到过四川南部，走过的地方相当多。他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的历史古迹和遗老。在《货殖列传》里面关于各地风俗、物产，《游侠列传》里面关于山东、洛阳等地的游侠，都有生动的叙述或记载。这些材料看来是他在长期游历中的亲身见闻，像是来自民间的东西。《史记》中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他的经历，如在《齐太公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山东，“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在《魏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大梁的故墟，那里的父老向他讲，秦破大梁的时候，曾决河引水灌大梁，三个月以后，城墙都淹坏了，魏王才出降。在《孔子世家》里，他也讲到自己到过山东，看到孔子的庙堂和孔子当年用的车子、服装、礼器等。

综上所述，《史记》的史料来源于四个部分，即：经传，“百家杂语”，档案材料和他自己的亲身见闻。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从传说时期的黄帝起，一直到汉武帝，写成一部一百三十卷的通史，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创举。司马迁创造了一个好的历史传统：每当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当一个阶段或一个朝代结束后，或是社会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便有人出来把过去已经告一段落的历史写出来。比如：二十四史里大部分著作是写各朝代历史的；杜佑的《通典》是记载历代经济、政治各种典章制度的，上起传说中的唐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以至德宗贞元十三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从政治上来看，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以他把北宋统一以前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郑樵的《通志》是在宋南渡时，有感于社会变化而写的，是会通历代史书的一部通史。司马迁写《史记》，正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这恰好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为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史学上留下了优良的传统。

2. 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史记》不仅是一部政治史（当然主要是政治史），学术史的分量也相当重。这也是二十四史中其他著作所不及的。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好一些，后来的便差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讲了六家要指，这是司马迁的学术总论。司马迁以前也有人讲学术，比如：荀子有《非十二子》，评论十二个思想家；庄子《天下篇》也曾评论当代的学术。可是，无论荀子、庄子，都是讲某人如何，而不是议论学派的。韩非子的《显学篇》里面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有些分析学派源流的意思，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学派的概念。《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则把学术综合为六家，也就是把学术的发展分成几种流派来评短论长，这是很不简单的。学术流派本是客观存在，但司马迁提出学派的观念，却是过去没有的，在学术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所谓“六家要指”就是关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总论。在六家中，《史记》对儒家的记载尤为详细。司马迁按照时代的先后，先写《孔子世家》，再写《仲尼弟子列传》，然后写《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是《儒林列传》，安排得相当严整。在《儒林列传》的前面，司马迁把儒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在儒家“六经”里面，他对《春秋》说得最多，《太史公自序》有好几大段都是讲《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讲到《春秋》之学的发展：一派是从《左氏春秋》到《吕氏春秋》，这是一个系统；孟子、荀卿、韩非这些人用《春秋》里面的事实写书，这又是一派；还有一派是汉代的张苍、董仲舒等人，从《春秋》里面引申出五行之说。司马迁对这几派都进行了评论，他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指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年表》，把“《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中国的历史书始于《春秋》，而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把各家对《春秋》的研究作了概括，有了评论，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简史。这是司马迁对儒学“六经”，特别是对《春秋》的看法。

对于道家，司马迁是很推崇的。《太史公自序》、《酷吏列传》、《货殖列传》里都说得很清楚。司马迁和他父亲所说的道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家不一样，他在自序里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道家事实上是和杂家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杂家发展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比如：杂家著作的巨擘《吕氏春秋》兼采诸子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在杂家著作《淮南子》里面，占主导地位的也是道家思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事实上也是杂家，其主导思想则是道家的思想。司马迁的政治理想是道家的，而在实际做法上，则倾向于法家和儒家的主张。

《史记》所记述的学术活动，以儒、道两家为主，同时还记载了各家的言论。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有道家，有法家；《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除儒家外，还有名家、墨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记载的都是法家；《封禅书》所记载的则属于阴阳家的活动。

除六家之外，《史记》里面还有兵家、数术家、方技家。如第六十四卷的司马穰苴，六十五卷的孙子、吴起，六十六卷的伍子胥，七十三卷的白起、王翦，八十卷的乐毅，以及九十二卷所记的淮阴侯韩信，这些人都是兵家。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二十八卷记的是卜算，它和历书、天官书，都是数术。一百零五卷的医生扁鹊、仓公，则是方技。另外，《史记》也记了一些文学家，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在这些列传里面，还把他们的某些作品整段地记录下来。

《史记》开创了学术史的先河。《史记》以前，没有通史，也没有学术史。但《史记》的学术史和后来的学术史也有所不同。原因在于从先秦到汉初，学术有所发展，原来“学在官府”的情况有了改变，但发展还很不充分。当时的学术家和事业家往往不能分开。无论学术家、政治思想家还是兵家，他们大都既是理论家，又是实际活动家。文学家、思想家兼实际活动家的更多。越到后来，学术家和事业家的分化越趋明显。某些人虽也擅长学术，但政治活动更多一些；某些人虽也兼搞政治，但学术活动更多一些。正因为在先秦、汉初时期学术家和事业家两种身份兼而有之者居多，所以，《史记》里面专门记载学术家的传记，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并不多，而具有两种身份的人却不少。《太史公自序》里的“论六家要指”，有意识地记载和评论学术活动，成为当时学术史的论纲，它说明司马迁自觉地注意了学术的发展。但是，在司马迁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只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得到了部分的继承。后来的史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学术史的继承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书志，如《艺文志》、《天文志》、《律历志》。《天文志》是天文学的历史，不是天象的历史。第二种是专传，即专门人物的传记，汉魏六朝都有。第三种是杂传。

3. 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

关于《史记》的体裁，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后一段有总的说明。司马迁讲了一下基本情况，说明了各种体裁所记载的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是“本纪”。《史记》共有十二本纪。他说本纪是关于“王迹所兴”的记载。这四个字很扼要。对于《项羽本纪》，过去有争论，有很多人批评司马迁，说项羽既非王又非帝，为什么给他写本纪？其实，“王迹所兴”四个字，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项羽曾号令了大半个天下，为什么不能写他的本纪？

第二部分是十“表”。自序里曾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这是作表的原因。前者如《六国年表》，每一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纪年，相互对照，成为一个表。后者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把每个诸侯王的封国、发展变化、最终结果及其年代，分别列表说明。这样排一下队，问题便清楚了。

第三部分是八“书”。自序里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说明八书以反映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为主。

以上三部分是全书的总纲。本纪以人为主，年表以时间为主，八书以制度为主。

关于“世家”和“列传”，司马迁说三十世家记的是“辅拂股肱之臣”，七十列传写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

《史记》里面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分开来讲，过去都有。这在上文已说到了。但是，把不同的体裁有意识地相互糅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却是《史记》在形式上的创造。通史、学术史是《史记》在内容上的创造。把几千年内容极为广泛的历史事件分别用不同的体裁来表现，这是《史记》在综合运用方面的创造。拿五种体裁的相互关系来讲，本纪、表、书是总纲，世家比较详细，列传更详细。世家是为纪作注解的；列传有时为纪作注解，有时为世家作注解。纪和传的关系，可以比做“经”和“传”的关系。世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世家的内容有时起本纪的“传”的作用，有时起列传的“经”的作用。

后世对《史记》的体裁议论纷纷，批评它的人不少，认为《史记》的体裁很乱。这是由于不大懂得《史记》的特点。章学诚曾说，《史记》和《汉书》不一样，《史记》是“圆而神”，《汉书》是“方以智”。这是说《史记》对历史的表达不受形式的限制，很灵活；而《汉书》则是规规矩矩地讲史事，提供知识。也就是说，司马迁注重思想，班固则注重知识。这个评语很允当。“圆而神”的好处便在于不使内容为形式服务，不因拘于形式而削足适履，而是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这并不是说《汉书》就不好了，我们说《汉书》有它的好处，但在不受形式局限这一点上，《史记》却是高一等的。

我们了解了“圆而神”的含义，便能理解《史记》在运用体裁方面的特点了。如果按照“方以智”的标准去要求《史记》，《史记》里面成问题的地方就多了。以“本纪”十二为例，不仅项羽不应该写成本纪，其他十一篇也有问题。就拿写法来说，《五帝本纪》和后面的十一篇都不一样，写的只是传说。五帝究竟在位多少年？代表多长时期的历史？他的子孙世系如何？都没有写。《夏本纪》、《殷本纪》又是一种写法，没有年代，却有世系，某王之后是某王，有材料的就多写，没有材料的就少写。《周本纪》和《夏本纪》、《殷本纪》又不一样，不是每一个王都有年代，从周厉王开始才有年代可考。四个本纪就有三种写法，不强求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意见来要求，这四个本纪都不能叫做本纪，因为本纪要有年、月、日，而这几个本纪却没有或不能完全合乎这一要求。《秦本纪》就更奇怪了，既然周尚未亡，为什么又搞《秦本纪》？但如果不搞，战国时期的大局就提挈不起来。为了说明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提出本时期的重大问题，司马迁单独写了《秦本纪》。既然要写《秦本纪》，秦在战国以前的发展过程当然也要包括进去。所以《秦本纪》的前一部分不代表历史时期，后一部分则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秦始皇本纪》则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是皇帝的本纪，说明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吕太后本纪》主要是记宫廷和功臣内部的斗争，没有记什么国家大事，所以只好那样写。按照后来的说法，本纪应当是编年体，应当像《春秋》一样写法，《史记》则不然。也有人认为本纪只能写大事，不能写个人生活，司马迁的本纪里却记了帝王的个人生活，把国家大事和个人生活互相联系起来写，效果更好。司马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写法，不拘一格，注重精神，这种办法值得学习。不像《汉书》以后搞得那么死板。

“表”是一门大学问。如《十二诸侯年表》要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理清其盛衰大旨，是不简单的。写历史不怕写多，写少却不容易，“表”就是要用少量的文字来反映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学识。司马迁的十个表把三代以来直到汉武帝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极其概括地反映出来，这非有极高的见识不可。十表的序是《史记》的精华，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秦楚之际月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序都好得很。可以这样说，《史记》的“表”把主要线索、历史轮廓搞得清清楚楚。它的序则更是画龙点睛。

“书”，基本上不全，《封禅书》是全的。《平准书》不全，但是从传下来的部分看，写得很好。《封禅书》实际上是写汉代政治的，它揭穿了封建政治披着的宗教外衣及其对人民的欺骗作用。《平准书》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写封建经济的法外掠夺；一是写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无穷无尽的奴役。前者是不顾法律，掠夺人民的土地、财产；后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劳动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司马迁抓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问题，写得很深刻。八书里面现在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主要是这两种。后来的《汉书·食货志》，就大不如《史记》的《平准书》了。

“世家”部分，《吴太伯世家》以下的十六世家是一类，写的是贵族诸侯。《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各是一类，很难归在一起。再往后，《楚元王世家》以下三世家和《梁孝王世家》以下三世家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宗室贵族。《萧相国世家》下面五个世家又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大臣、开国元勋。这些写得都好。《史记》这部书并不是每篇都好，它也受到时代的限制。世家里面写春秋时期的那部分写得不好，零碎。战国时期的世家则写得好，如《赵世家》写得生动。《陈涉世家》写陈涉的成功与失败，都写得好，指出了陈涉之所以成功和失败是由于民心向背的问题。对陈涉起兵的时代背景写得很深刻。陈涉以后的失败也写得很好，说陈涉登上王位，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起老伙伴。老乡来找，他不见面。老乡对别人揭了他的底，他竟把老乡杀了。通过这些事情揭示陈涉失败的原因，写得很生动。《外戚世家》看来没下多大工夫。写汉代几个开国大臣是下了工夫的。我们要了解汉初的政治情况，光看《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还不够，一定要看看这几个开国元勋的世家才行。《萧相国世家》讲萧何怎么明哲保身，批评萧何是刀笔吏，缺乏宰相风度，反映了汉初政治空气的不和谐。当然，其中也有说他好的地方。

“列传”七十篇。首篇《伯夷列传》并不是专为伯夷而写的，它是列传的帽子，带有总序性质。以下六十九篇大部分按照时代顺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从第二篇《管晏列传》以下六篇是讲春秋时候的人，也有战国时候的，如韩非子、申不害。《商君列传》以下二十一篇是写战国时候的人。秦统一以后的，因为时间很短，和战国分不开。这二十一篇里面也有写汉代人的，如贾生。《张耳陈馀列传》以下四十二篇，除循吏、货殖等杂传以外，基本上写的是汉代人物，大体上按照时代的顺序排列。过去有人认为《史记》的列传乱，其实未必。比如《李将军列传》后面是《匈奴列传》，再往后则是《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把《匈奴列传》插在两个人物传记中间？因为这两个人物和匈奴有关系，这是司马迁有意识地按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编排的。列传里的《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三篇连排，是因为三篇文章从三个方面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面貌。《儒林列传》写汉武帝时候的学术思想；《酷吏列传》写当时的政治、司法状况；《大宛列传》写汉武帝经营西域花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下面便是《游侠列传》，反映了游侠一类的人物不满现状，起来反抗，这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必然产物。但这些人的反抗并没有得到好结果，多被逮捕，有的竟遭族诛。最后一篇是《货殖列传》。司马迁注重政治，对“货殖”好像是赞成，又好像不赞成。所谓“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批评统治者与老百姓争利。《货殖列传》就是讲上下争利的事。在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上升了，另一部分人则遭到牺牲。司马迁说，“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指出，比普通人财产多十倍、百倍的便可以高人一等，令人生畏；拥有千倍、万倍于普通人的家赀，就可以奴役人民，为非作歹。这是必然的现象，“物之理也”。总之，列传的后几篇也是《史记》的精华所在。

从历史著作的体裁来看，司马迁把过去所有的体裁综合在一起作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既提纲挈领，有本纪，有表，有书；又包罗了很丰富的材料，有世家，有列传。从历史内容来看，安排得比较好，对于读者来说，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你要详细的可以，要提纲挈领的也可以，要发挥议论的也可以，要选择你认为重要的材料加以吸收也可以。所以，《史记》的体裁成为中国长时期内历史著作选定体裁的主要根据，是有道理的。它和编年体比较有许多长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杰作，内容丰富，但必须从头看到尾，不像纪传体方便、灵活；没有年月日可考的事情，纪传体也可以容纳，编年体却办不到，只好采取不得已的办法加以安排。比如，写当代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有些活动可以分年写，有些就没办法分年，只好在“某年某人死”的后面，再附一篇传记。有些制度不知哪一年创立的，就说某年授某人某官，附带地说明一下官制。编年体后来不能成为主要的体裁是有道理的。刘知几说编年、纪传两者互有短长，角力争先，不可偏废，这个说法有一点偏。

司马迁综合过去史体创立的纪传体裁，是他在历史体裁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就这一方面来说，是前无古人，而又为后世长期继承的。这种体裁一直到后来清朝修明史，辛亥革命以后有人写《清史稿》，都还在沿用。

4. 《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的用意在于继承《春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字上，一个是“渐”，一个是“微”。

“渐”指的是“未然”之前，也就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成为现实之时。《太史公自序》里面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学历史、写历史有什么作用？是为了要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能看出兆头。这种思想认识比过去的人前进了一步。过去的人懂得“殷鉴不远”，如《尚书·无逸》篇就讲了殷周两代四个先王的历史故事，叙述他们如何勤劳恭谨，目的是给后代看，作为借鉴。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有所发展，但远不如司马迁所认识的那样深远。为了让人们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便能预先觉察，知所趋避，司马迁把掌握历史经验的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太史公自序》里，在“继春秋”之前，还有一句是“正易传”，也就是这个意思。易经是讲占卦的，“正易传”不是否定占卜的作用，而是告诉人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事实里面去预察未来。

“微”，是讲表达的方法。《史记·匈奴列传》后面“太史公曰”中提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章”是明明白白地讲，“微”是隐隐约约地暗示，这是“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记当代的事情就有所忌讳，所以写春秋晚年的事，不得不“微”。在这一点上，《史记》也仿效《春秋》。司马迁对汉武帝尽管有所揭露，但多是委曲婉转的。《太史公自序》里面还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说用隐约暗示的方法把内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

《史记》之继《春秋》，主要目的是“渐”，表现的方法是“微”。有时也兼而有之，如《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便两者兼具。写法是“微”——委曲婉转地流露，但是要写出他所觉察到的当代社会危机，所以目的是“渐”。

“述往事，思来者。”这里，“往事”是历史，“来者”是理想；就是说，要通过叙述往事来表达他的理想。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实，有所称赞，也有所批评，有褒有贬。传统的说法认为《春秋》有褒有贬，其实看不出来。按照后人的解释，《春秋》是有贬无褒。司马迁的《史记》却是有肯定，有否定。如他对刘邦是肯定的，但对刘邦的钩心斗角，杀戮大臣，却进行了批评。对吕后，肯定中又有揭露，他写了不少宫廷内部的斗争以及吕后怎么嫉妒刻毒，欺侮人。但在《吕太后本纪》的结尾，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称赞吕后的。对汉文帝的表扬，《孝文本纪》里虽不很明确，但在八书的《律书》中却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这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文帝时的统治是较好的。在《自序》里说到司马谈曾嘱咐他：汉兴以来有许多好事，不记下来对不起死者。看来，司马迁是执行了父亲的嘱托的。有人说司马迁的书是谤书，其实，《史记》中有很多是歌颂汉家功德的。

司马迁从不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哪一个人。他对萧何固然有很多批评，如说萧何是刀笔吏等等，但也还是有所肯定的。如在《萧相国世家》中，称赞萧何在入咸阳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里的图书指户口册等），对刘邦取胜很有关系。对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也是加以肯定的。汉高祖领兵打仗，萧何守关中，后方工作做得很好。司马迁通过这三件事肯定了萧何识大体，有才干。

《史记》在“述往事，思来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

（五）“寓论断于序事”

《史记》以“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写出了深刻动人的篇章。它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以《刘敬叔孙通列传》所写叔孙通为例。叔孙通是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中有四次对他的论断。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时，秦二世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人提出要发兵平定反叛。秦二世恼怒了，叔孙通便上前献媚说：“诸生言皆非也……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于是二世赏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对此事，司马迁没有明文评论，但他紧跟着就写道：“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断。

汉高帝时，叔孙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借鲁两生的嘴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论断。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刘邦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司马迁借用刘邦的话，从侧面批评叔孙通，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论断。

第四次论断是借叔孙通的一批弟子在定朝仪受宠前后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定朝仪前，叔孙通对弟子“无所言进”，弟子皆悄悄骂他“专言大猾”。叔孙通定朝仪后，其弟子也受赏、做官，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分析《史记》对叔孙通的论断可以看出，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结合具体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又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写，落墨不多，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有余味。

顾炎武曾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司马迁的文章“于序事中寓论断”，让事实本身说话；一是“太史公胸中固有天下大势”。《史记》确实如此。司马迁的这支笔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把历史事实写得既清楚，又生动。作为一个历史家是要有文学修养的，必须使历史人物活现在纸上，才能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吸引力。《史记》以写人物为最好，写战争次之。

（六）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

《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姊，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的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

这样说，我们对司马迁的估价是否太高了，难道后世的历史家都不如司马迁？这似乎是有关史学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应当承认，像司马迁这么全面地发展了史学，后来的人是很少有的。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也是后无来者的。当然，后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还是超过了司马迁的。比如班固的“方以智”，固然不如司马迁的“圆而神”，但在很多具体事实上，班固的《汉书》纠正了司马迁的错误。我们不能机械地去看待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讲希腊艺术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是什么道理呢？马克思拿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来解释：“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2页）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各方面出现了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就在这时出了一个司马迁，他的成就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产物，这是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化而磨灭的。它的魅力将会长存，只是后来的更加发展罢了。艺术创作是这样，历史著作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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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即任少卿）的一封信。在信中，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为了完成《史记》的编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是一篇感人很深的著名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