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事余记

兵制兵饷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载，明万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

编一佐领。国语牛录章京，犹守备。五佐领设一参领，领千五百人。国语甲喇章京，犹参将、游击。五参领设一都统，领七千五百人。国语固山章京，犹总兵官。每都统设左右副都统。国语梅勒章京，犹副将。八都统是为八旗，六万人。然犹合满洲、蒙古、汉军为一也。都统、参领之称，前此皆国语，顺治十七年始定今称。又章京皆称额真，雍正元年始改之。其时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及后归附日众，生齿日增，于是天聪九年，又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汉军为八旗，兵二万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归入汉军。自后佐领愈增，无定额，又于满、蒙、汉八旗之外，设索伦、锡伯等兵，察哈尔兵1。

顺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从龙入关，留内大臣和洛会防守盛京。其时英王征陕西之军，都统准塔征山东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万，合之京师宿卫之兵，已不下二十万人。

21上海申报馆本此处改为“设索伦、锡伯及察哈尔兵”。

2“和洛会”，上海申报馆本为“和洛辉”。

其征于外藩者，惟科尔沁等部而已。其后遂以存京师者为禁旅，而分镇各省者为驻防，定兵额约二十万。佐领丁壮虽增，而兵额不增。故乾隆后《会典》所载，京师满洲佐领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领至二百有四，汉军佐领至二百六十有六，驻防佐领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领之数，而兵犹是额，计每佐领金兵多不过八九十名而已。至于八旗禁旅，虽分隶八都统，然惟骁骑营之马甲、满洲、蒙古每佐领下马甲二十人，共万有七千七百人。汉军每佐领下马甲四十二人，共万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此三项马甲共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二人，领催、马甲之优者选为领催，以司册籍、体饷，每佐领下五人、共满、蒙、汉佐领千有一百五十人，计领催五千七百五十有五人。匠役每佐领下有弓、矢、鞍、铁等匠，听武备院挑补，共匠役千有三百九十一人。隶之。其不隶都统者，则备折冲口前锋，每佐领下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仅四百有八人，余皆满洲。又健锐营二千，即云梯兵也，亦为前锋。司宿卫曰亲军，其额数与前锋同。扈警跸日护军，每佐领下十七人，满洲万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又有圆明园护军亦在此挑补。习远攻曰火器，鸟枪护军每佐领下六人，满、蒙共五千三百有十人，炮甲每佐领一人，满、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内外城上共贮炮干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百位运芦沟桥演放，白塔山设信炮五，有警则鸣之，九门信炮毕应。皆别隶于总统。惟亲军隶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求领侍卫内大臣，下五旗隶王公府。又有虎枪营六百名，为行围进哨之用，亦以领侍卫内大臣为总统。此四营者，汉军不得与。其汉军骁骑营内之炮甲、每旗四十，共三百二十人。藤牌兵、藤牌以护炮，每旗百人，共八百人。异鹿角兵，每佐领下八人，共二千百有二十八人。亦满洲、蒙古骁骑营所无。惟步军则合满、蒙、汉为营，而皆隶于统领。满、蒙每佐领下步军领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七十人，步军十八人，共万有五千九百三十人。汉军每佐领下步军领催一人，共二百六十六人，步军十二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满、蒙、汉步军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

又有五城巡捕营步兵万人，则绿旗兵，而亦隶于步军统领，东西南北中五城，即九门提督所辖也。其辖八旗步军则曰统领，其辖绿旗步兵则曰提督，实一官，又有左右翼副之。此绿营之附于禁旅者。通计京师之兵，满洲、蒙古、汉军、绿营四项，共十万有奇，而余丁二万七千四百不与焉。

满洲养育兵有米者万二千六百六十四人，无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养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无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汉军养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给米。共三项养育兵二万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驻防之兵，则无论骑、步，皆合满洲、蒙古、汉军以为营。畿辅驻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东三省各城驻防四十有四，兵三万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驻防八，兵万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驻防二十，兵四万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寝，千四百十有九人。守围场，八百五十人。盛京、吉林守边门，七百人。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驻防兵十万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统于将军、都统、城守尉。惟东三省及新疆驻防，则于满洲、蒙古八旗外，又别出索伦兵、锡伯兵、达瑚尔兵、巴尔虎兵、察哈尔兵、额鲁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较后者，故别编佐领，不列于八旗焉。打牲佐领九十有七，黑龙江将军统之。游牧佐领百有七十，以察哈尔蒙古为最大，佐领百有二十，察喀尔都统统之。其吉林打牲壮丁散处，随时编入，不编佐领。通计中外禁旅驻防兵二十万有奇，而居京师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举天下不敌关中，以是为居重驭轻者，适示天下以不广也。满洲、蒙古营之有火器，始于康熙；前锋营之有健锐，始于乾隆；圆明园之有护军，始于雍正。

绿营有马兵，有守兵，有战兵，而战守皆步兵。其额外外委，皆马兵也。直隶督、河、提、镇四标兵，共四万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东抚、镇、河三标，二万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万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万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苏督、抚、提、镇、河、漕六标，共五万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万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抚，水陆提、镇，六万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万九千有九。湖北二万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标兵并屯兵练勇三万五千五百九十。陕西四万二千九百六十。甘肃督、提、镇，并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三镇兵，共五万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万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内有汉兵九百九十四，隶将军标。广东水陆六万九千五十有二。广西二万三千四百有八。云南四万二千五百四十有九。贵州四万八千四百九十。内屯军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绿营兵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闽、广最多，多者以水师故。甘肃次之，以口外故。将军兼辖绿营者，惟四川成都将军。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我朝用兵，异于前代者有二：日兵数少，饷数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鲜，兵辄数十万，而我朝恢安南两路兵，仅万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余万，我朝平云、贵土司苗疆兵，不过二三万。至于康熙、雍正西师之役，乾隆准、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庆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从无至十万者。岳钟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两路平霍集占以三万，明瑞两路入缅甸以二万。惟康熙征剿吴逆，各省满、汉大兵调至四十余万，此则蚩尤涿鹿之师，虽轩皇亦殚全力也。至其用饷之数，则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饷至七千万，川、楚逾万万，准、回两部三千三百余万，缅甸九百余万，台湾八百余万，即恢复安南亦费百万以外。盖前代兴师，率皆加赋，取之于民，故兵多而饷少。本朝全发内帑，不加派一赋，故兵少而饷多。前代方略专恃本兵，我朝悉禀庙算。羽檄交驰，立时批答，虽午夜必起披览，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曲折，万里如禁闼。加以赏罚严明，无滥功，无枉罪，无中使监军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谓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欤？若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不如止满兵而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征而近募乡勇。”是则用兵变化，各视乎天时地利。

八旗兵饷之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银四两，骁骑、铜匠、弓匠月给银三两，皆岁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一两五钱，皆岁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给银二两，岁支米三十六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银一两。教养兵月给银如步军之数，不给米。绿旗兵饷之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米五斗；各省镇标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欧罗巴各国兵，月给洋银六圆，每岁七十二圆，饷精优厚，故训练精强。其饷几同中国禁旅亲军、领催之饷数，其余绿营则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计各省岁饷已千有七百余万，岂能再增？如欲优养勤练，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为选锋，予以双饷，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额，以为津贴精壮之数。使边省各有选锋六千人，腹省各有选锋四千人，技勇一可当百，庶壁垒一新，藜藿不采，而国家经费仍无所增。或谓以汰卒之粮，加精卒之饷，则兵额将减十万，恐不敷于防守。曰冗兵明减十万，则精兵暗增十万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弹压，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强，而胜兵止十七万，已无敌于诸国，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制：直省绿营官亲丁名粮，提督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三十分，参将二十分，均马步各半；游击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备八分，千总五分，把应四分，均马一步四。此武官应得之虚粮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诏以即位之初，户库贮银不及三千万两，今已增至七千八百万两，尚何不足，而不散财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赏恤红白银约四十万，准作正项开销，无庸裁扣。又京师增兵四千九百余，陕、甘增兵万二千九百余，其马步粮饷约计五十万，共计二项岁支尚不及百万。至各省武职名粮马干等项，其即挑补实额，别设养廉，岁支亦不及二百万，庶官员既无拮据，而各省复增兵力。是时大学士阿桂在河南奏言：“国家经费有常，若岁额增三百万，核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水旱、军需事所常有，请酌增滇、黔、川、广边省之兵，其腹地无庸概增实额。”旋经部议，以每年度支约余银五百万两，今即增费三百万，尚岁余二百万，一切支发裕如。遂依前旨施行。及嘉庆十八年，议开豫工事例。户部尚书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库藏充盈，于武职名粮外，增养廉百余万，三十余年即三千余万。而嘉庆六年工赈例，收银七百余万，九年衡工例，收银千有百二十余万，十一年捐输例，收银二百余万，十三年土方例，收银三百余万，十五年续增土方例，收银三百五十九万，尚不抵武职挑补名粮之数。请敕下部臣详查，可裁则裁，可减则减。”于是十九年闰二月，诏曰：“乾隆间部议武职一事，其时阿桂即逆料及数十年后，经营难继，不愧老成谋国。今三十余年，库帑所用已逾于所存，而军务、河工、蠲赈所出，又岂可亿万计？且营伍积习相沿，仍属有名无实。为政贵因时制宜，应如何酌减，以复旧制，着会议具奏。”是年裁定后，每岁武职养廉尚八十余万。此国朝兵饷出入一大关键。

顺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饷，而东南各省尚未人版图。今年下两浙，明年定八闽，又明年征楚、蜀，征两粤，虎旅四出，供亿巨万。方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仅千四百八十五万，而诸路兵饷岁需千三百余万，加以官俸各费二百余万，计岁出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出浮于人者八十七万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后，增饷至二千万，嗣又增至二千四百万，除存留款项外，仅入额赋千九百六十万，缺饷额至四百万，而各项经费犹不入焉。而世祖终不稍加一赋，惟躬节俭，汰冗员、冗费，且蠲赈岁书悉取给于节省之余。此见大学士张玉书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云、贵、川、湖、闽、粤、陕、浙、江西各省变动，天下财赋复去三分之一，开捐例三载，仅入二百万，则其时海内之歉啬可知。今见于《方略》者，若裁节冗费，改折漕贡，量增盐课杂税，稽查隐漏田赋，核减军需报销，亦皆所裨无几。而其时领兵将帅，藉夫马、舟船、器械、刍茭为名，需索苛派，甚至辇金置产，隔省购妾，无一不达上听，则其供亿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当日庙堂如何经营，内外如何协济，始能戡大难而造丕基也。昔胡艰难缔造而有余，后岂席丰履厚而不足？司计之臣，必当有以处此。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以上据阿桂疏。及新疆开辟之后，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费帑七千余万。发帑六千余万，尚有一千余万，经部核议，不准开销，令各省摊补。奉旨斥驳。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及四十六年之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又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而归政，其数如前，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

自嘉庆至今四十余年，惟川、楚军需用帑逾万万。然以屡次开捐所收七千余万两抵之，川、楚善后例收银三千余万两，豫东例收银七百五十余万两，其余见前英和疏。尚不及新疆、金川两次之数。若云河工、蠲赈则乾隆中亦未尝无；若云八旗生齿日繁，则马甲粮额有定，不以人众而增饷；若云纹银出洋昂价，则止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国课。乃撙节倍昔，而司农告绌亦倍昔，何哉？曰武职名粮外，尚有二端：宗禄，一也；民欠，二也。顺治初，宗室从龙入关二千余，近日至三万余，岁禄数百万。其民欠地丁银，则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万，计每年仅欠六十万。今则钱粮奏销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万。有亏于官蚀于胥吏者，亦有欠于民者，皆冀十年恩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数年复积千余万。是则生齿日繁之在宗室者，未尝不累于国计。而银价日昂之敝，在官民者，亦终逋欠夫国计而已。或曰：然则康熙六十载之休养，何以部帑止存八百余万，不及乾隆七分之一一耶？日耗羡未归公，一也；常例未捐输，二也；捐监、捐封、捐级等每年约三百万。盐课未足额，三也；顺治中，各省盐课共二百余万，乾隆中，盐课则五百七十余万。关税无盈余，四也。康熙中，关差各员不但无盈余，且不足正额，自后盈余之额，一以雍正十三年为准。是皆维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注云：“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是每岁留协酌拨，本不及正赋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议武职名粮时，已称岁用约余银五百万两，即增兵饷，尚余银二三百万。今此《联句》已在增兵增饷之后，安得反岁余千万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称平定西陲三十余年，口内口外驻防官兵经费，较之雍正年间西北两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陕、甘兵饷每年可节省三百余万。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诏称“西陲定后，酌减沿边防守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乾等项，除抵补新疆经费外，每年节省九十余万。”而松筠《新疆纪略》则又称节省二十余万，已参差不齐，何况三百余万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驻防虽移自内地，未尝增设。而乾隆四十七年陕、甘增兵万二千九百余，京师增兵四千九百余，共增兵万有八千，增饷五十余万。

此项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内地兵单而设，是西陲省费九十余万，亦不过十余年之事。而陕、甘、京师增兵以后，则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纪略》仅称岁省二十余万，盖指增兵以后言之也。至因陕、甘增兵，而并议及挑补名粮，遍增各省之兵，则又别为一事，与新疆无涉。其实陕、甘换防缺额，原可移腹地省额之兵以补之，即不增亦无损于边防。而各省名粮虽补，行伍仍虚，更无大益于武备。

国朝财赋，直省地丁银岁征二千九百四十一万有奇，盐课银五百七十四万五千有奇，关税银五百四十一万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芦课银十二万二千五百余两，鱼课银二万四千五百两，茶课银七万三千一百两，落地、杂税银八十五万八千有奇，民间置买田地、房屋契税银十九万有奇，云南银、铜、铅、锡矿课银八万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无定额，常例捐输约三百余万。此岁入四千余万之大数。而江、浙、湖广、江西、河南、山东等八省漕白粮米四百六十万一千九百余石，新疆屯田岁收二十四万石在其外。至岁出之数，则满、汉兵八十余万，实支饷、米、草、豆银一千七百三万七千一百两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两。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三千两，武职养廉八十余万两。满、汉兵赏恤银三十余万两。八旗添设养育兵额缺银四十二万二千余两。各省学校廪粮、学租银十四万两。驿站钱粮银二百万两。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号，十年更造一次，每船开销料银二百八两，每十年约需银百二十万两。赎回旗丁屯卫田，官佃收租津贴疲丁，岁不下数十百万。赎回旗人旧圈田，归官收租，于岁终分赏旗兵一月钱粮，约岁需银三十八万两。河工岁修银，东河八十余万，南河三百余万。宗室俸米无定额。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银十四万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银十二万八千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等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等银十二万一千十四两，织造银十四万五十余两，宝泉、宝源局料银十万七千六百七十两。在京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两。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三千五百六十两。宫殿苑囿内监二千四百余人，所食钱粮五两至一两有差。此岁出之大数。而蠲赈、蠲免、普免钱粮及河灾库需意外之事不与焉。此皆仅举大略。至出入开除外，岁余若干之确数，则《会典》及《皇清三通》均无明文。盖时举时诎，不能定欤？

国朝马政有三：自京师巡捕五营暨各省额设马共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马兵月给草豆银二两五钱，此所谓营马也；又热河、密云及各省驻防马共八万六千二十一匹，其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谓官马也；又各处孳生马厂，如口外太仆寺左右翼，及甘肃、新疆、蒙古等处又二十余万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后坊地日削，军民困于孳养，岁费不支，流弊遂不可问。我朝既平察哈尔，空其地为牧场。其掌于太仆寺者，则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厂，其掌于上驷院者，则有大凌河及张家口、独石口外牧厂。而内地初无养马之烦。视唐代马四十万散在关中渭上，占膏腴之地为牧野者，相去远矣。康熙四十四年，谕曰：“宋、明时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若将此马牛羊驱入内地牧养，则日费万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一饷，而牧日孳，云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养天地间之物。此制辽、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惧北寇之钞掠也。

国朝捐输助饷，始于康熙初三藩之变。其见于史馆列传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支不继。俯允廷臣之请，开列捐输，酌便济时，天下万世共知为不得已。计三载所入二百余万。其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余人。请敕户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户部以大兵征噶尔丹，奏请输运粮草，准作贡监及纪录、加级、复级、封赠与捐免保举各例。御史陈菁奏请删捐免保举条，而增捐应升先用。陆陇其亦有疏，请保举，毋捐免。部议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诏曰：“据湖南巡抚浦霖奏，耒阳生员贺世盛私造《笃国策》呈阅，有云‘捐路终为财动，497有妨正途’等语。”前此据豫工、川运两次开捐，原因河务、军需浩繁，且康熙年间，曾因公准捐有案，暂行即止，已十余年之久。后五十一年，督臣李世杰、书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黄、运两河工程，合请开捐，饬驳不准。其甘肃捐监，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为聚财起见，则两次开捐，不敌一次普免之数，贺世盛独不知之乎？此皆嘉庆以前捐例之可考者也。然康熙三藩猖獗时，云、贵、两广、川、陕、闽、浙、湖南、江西诸省，皆已变动，故开捐三载，而输项甚少。及乾隆豫工、川运，则承平日久，人思报效，每次皆千万以外，然实不抵一次普免之数。若顺治六年五月，户部奏言：“师旅烦兴，岁入不给。议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并给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赎。”此则其事甚微，非开例比。且明年即奉上谕，永免僧道纳银给牒，尤唐、宋、明以来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无垠，故凡内外扎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无山河则设卡伦以守，盛京、吉林则以柳条结边为界。柳条边依内外兴安岭而建，山分阴阳，则寒暖判然，即长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台站。内蒙古之驿凡五道，以达于各旗。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其外蒙古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各卡伦。内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无艰。惟外蒙古称军台，始于康熙北征准噶尔时，继于乾隆征伊犁时，而周密于设定边左副将军时。以口外察哈尔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乌里雅苏台为止，凡四十八台。凡察哈尔都统与定边左副将军之文移，中间哲卜尊丹巴刺麻与喀尔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报，皆台员率驿丁奉之走驿，故官吏有罪者，效力军台。近日则台员畏寒苦，各以赀募蒙古代之。缴其赀曰台费。其分达四部者，又有喀尔喀自备之驿，凡册汗，册王，册妃，册格格，赐赙，赐祭，朝使至，则设之，王贝勒等自备夫马伺畜牧，警晨夜，过则撤焉，不在官设台站之内。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后，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国，二、设立驿站，三、无水草处穿井立营，四、各处城池设官镇守。”以设驿与灭金并举，故知邮传之关于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师，首重运饷。永乐亲征，初至斡难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师。盖荒外之地，不能因粮于敌，而筹运之事，则视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归化城满兵不恤驼马，中途馁匮。而宁夏镇兵以总兵殷化行有备无患，令多携而啬用，又亲相水草，恤马力，故虽行寇虏烧荒之地，而一军饱腾，且分余粮以济满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则圣祖自将之，每驻营，上亲于近帐之地，指示泉脉。有曰善达者，地洼而润，有口赛尔者，山间沟径，此二皆尺许即见泉。有日布里杜者，丛草积潦，水多不佳。有曰窥布尔者，水潜地中，野骡以蹄抉之而饮。草名颇多，惟郁尔呼草最宜马驼之食。又以马逆风气喘，每下营令马顺风驰一二十里以舒其气。惟炮车、粮车行沙碛不能速，乃改用驼负以行。

夫以九五之尊，而亲与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与牲畜同甘苦，故不独全军挟纩，且尽运粮以济西路之师。夫又非同此塞外乎？故曰筹运视乎其人。至塞外运载，莫便于驼，一驼负米一石五斗，饮水不多，食草不择。其恤驼之法，莫详于张鹏翮之《西使记》，软屉以护其肉峰，扁鞍以护其背，慎牵以护其鼻，山路施皮鞋以护其足，扶整驮具以防其倾侧，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窃，防其惊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后驼马不苦于水草。若夫娄师德都督丰州，亲衣皮袴，率士屯田，积谷百万，无转饷和籴之费。此又裕饷之本原在于平日者。

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国初斩将搴旗，殉难死绥之人，往往仅荫一子入监读书。经略洪承畴收复五省凯旋，仅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赵良栋、王进宝力战川、陕，破走滇逆，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晋伯爵。且汉人封五等，无世袭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袭罔替。盖承平久，则人习（宴）〔晏]1安，非此不足以振励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举以固原游击，因十一年标兵谋变，聚攻提署，举单骑登楼，击鼓号召，贼惧而退，追斩十余，生禽四十余人，击败其攻城之贼，即擢参将，逾年至总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备，二十二年随参将迈斯汉援副将军兆惠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明年擢总兵。任举之捐躯于金川也，上为泣下，诏言：“朕以小丑跳梁，用我良臣于危地，其加等优恤以抒悯痛。”高天喜之死绥回疆也，御制诗悼之，谓绿旗中第一人，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为血勇。

1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顽立懦矣。

高宗之驭将也，赏固信，则罚亦严。金川之役，诛经略讷亲、张广泗。伊犁之役，逮将军策楞、王保、达尔党阿、哈达哈，诛蒙古王额林沁及青滚杂卜。回部之役，诛将军雅可哈善、参赞哈宁阿、都统顺德讷、提督马得胜。乌什之役，诛参赞纳世通、办事大臣卡塔海。缅甸之役，诛大学士经略杨应琚、提督李时升、参赞额尔登额。兰州之役，诛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廷赞、王亶望。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贯]1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后，始日事宽大，故台湾逗挠之恒瑞、任承恩、黄仕简，石峰堡、安南贻误之李侍尧、孙士毅，襄阳失律之永保，皆逮拟重辟，卒援八议，免其伏剑。然未有罪不上闻者。

明人有储养中枢，储养边抚之议。高拱疏曰：“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可能。若用违其才，固不能济；若养之不素，虽有其才，犹无济也。臣愚谓储养本兵大臣，即当自兵部司属始。今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视同传舍，人无固志。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员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边方总督缺，即以边方巡抚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平日则练习本兵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凡边关险塞，敌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皆已谙熟。方略素定，遇内有尚书、外有边方总督员缺，即以其资格尤深者补之，如此必不致于乏材也。”又钱薇疏曰：“臣闻正统、成化间，边陲多事，兵部武选添一郎中，使之巡边，查勘官军功罪；职方添一郎中，使之巡边，以知厄塞夷险，及将领之优劣，军情之利弊；车驾添一郎中，使之巡边，以理马政。诚使酌往准今，复巡缉之制，庶万里如在一堂，而诸边若指诸掌。”

1据上海申报馆本及文义改。

叶春及疏曰：“洪武初，阃外之寄，悉属武臣，以为旗鼓指麾，非竖儒所能办也。及成化间，卫所皆纨袴子弟，始命文臣临镇，治文书，议机密，参军务，理边储，后皆改都御史，称提督。于是缙绅用事，介胄俯首，虽有总、副、参、游，而大权上归提督，下属兵备，俨然将帅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攫高第，安坐数年，而可得之。入则列兵，出则陈戟，身家爵禄之余，文法科条之外，无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举格，中者后十日试以骑射，用意深远。臣请复此制，令会试中式举人愿（使）〔试]1韬钤骑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试中注籍，内以为兵部主事，外以为缉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边，讲方略，以待兵备提督，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响应者。或谓弓矢骑骤，未必能为将帅，然未有将帅而不善弓矢驰骤者。国朝文臣兼将略之人，亦多精于骑射击刺。盖平日志于此者，必习于此，不肯专为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举挽强引重，不过可得粗材，即至总、副、参、游，亦制于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于武，可以得智勇，觇器识，不致以阃外重寄，专任竖儒也。”此皆明代储养边材之议。盖其时无军机处，无满、汉之分，故本兵之责任，与兵备之职掌，皆异于今日。按工守仁、唐顺之、韩雍、谭纶、熊廷弼、卢象升〔昇]，皆以文臣善骑射。见文集本传。

友人湘乡谢兴峣曾以四川叙州知府随官军剿雅州马湖生番，归为源言：金川屯练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练为强，尤长于山战。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荞、牛、羊，人皆悍鸷贪利。

1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自乾隆间平定后，设屯练土兵五百名，分给大小金川两路，为千兵钱粮，每人岁饷不足十金，而春夏训练，秋冬蒐猎，四时不间。最耐霜雪，惟畏内地盛暑，虽避处山林阴翳，犹不免病。又距内地远，有事征调，非两月不能集。其兵皆着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糒，约又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较营枪重而坚，能命中及远，无虚发。每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如大小金川同队，必按口轮派前锋，否则哗然争先。惟撤兵时，可留以殿后。每日安营毕，即演火枪，角胜负，昼以小石为的，夜则燃香为的。闻有贼，奋臂前驱，十数人辄辟易千人。夜搜夷巢，谓之摸桩，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过百人，悬崖密箐，各携一枪，以火绳挥映，辄离营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斩数十级，并获粮物牛羊马匹若干，呈献邀赏。最善仰攻，专于有石处取路。每队不过三人，贼或滚木擂石，隐身山石以避木石，过则复进，迨枪可及，始轰击之。若十数队登山，随以大队疾登，贼众无不望风而靡矣。其头目悉遵内地冠服，职止守备，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衔顶，或赏孔雀翎及巴图鲁名号。出征时，照职倍给钱粮，甚以为荣。道光十七年，调大小金〔川〕屯兵千名，在营给千兵之粮，归伍则仍食五百人之饷。其头目等曾请岁设千兵屯额，有事可以三千名听调。倘当事允行，实攻疢疾之鸟喙。然后知前此以弹丸抗四海全力者，非仅恃险而已。夫内地养兵，一粮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当十，且两兵而食一粮，又自请增额一千，愿以三兵而食一粮，则是养千兵得二三千兵之用也，奈何尚靳之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万山之中，越、峨边、马边、雷波四厅，汉地环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间，可通云南。东南自雷波西北出越，袤长约千三百余里，广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岭老林，绝无门户，必翻大山然后入。一人其中，即多旷衍，产青稞、包谷、油麦、苦荞、萝卜、红稻，以多畜马、牛、羊为富，不善种植，专虏汉人代耕。沿边山林，价贱粮轻，故川、楚贫民争往垦荒。散处崖谷，界乎夷、汉间为熟夷，衣冠语言虽异，与民耦居无猜。惟凉山内生番，则睅目皤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数十支，真夷谓之“黑种”，历虏汉民，入内亦化为夷，谓之“白种”，黑少白多，黑主白奴，众且数十万。皆岩栖穴处，盛暑则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为之，随时拆徙，而平旷之处，往往反虚无人。出巢入寇，则数支纠百余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各怀旬日干粮，风餐露宿，无须锅帐，秋成后乘间焚掠，迨兵勇既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妇子女转售深巢，倘或追赎，必重勒财物盐布乃还，弁兵熟夷，从中乾没获利。近十数年来，边民不聊生，文武吏屡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岖崎，风气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筹久远。或张皇其势，以为非数百万帑饷不行；或蓄意养痈，以为癣疥不足患；或置碉于荒僻无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议。兵怯贼骄，口甚一日。然夷貌虽犷还，非有技能，以攻则无火器甲胄难敌之锐，以守则无壁垒碉堡难破之坚，以战则无节制号令奇正之术，惟习柴弓、弩箭、短刃、长标。少壮乌合居前，妇女号呼助阵，夜或燃炬数里，以张声势，官兵殪其前锋，辄各鸟兽散攒入深箐，或乘巅掷木石。伎俩如斯，不过恃其巢穴深邃，门户险阻而已。如欲改土归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马边之万石坪，峨边之化林坪，越之马日冈，建昌之归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练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约计共万人，运粮夫役半之，责成勇干公廉之镇将道府数员，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涨不可用兵外，专于春、夏、秋三季，犄角结营，并力搜捕，但歼除其最强悍数支，余皆风靡，半年即可荡平，需军饷不过数十万。设立一厅一协，徙蜀中无业之民，辟种屯田，伐其林木以构廨舍，开其金、银、铜矿以助兵饷，不惟除外患，并可利内氓，实一劳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旧驻雅州，控制边陲。其暂驻成都，自乾隆中岳钟琪始，后遂沿以为例。一城中有将军标，有总督标，有提督标，材官塞衢，脱巾哗市。在嘉庆末年，已有提标叛卒邱占鳌之变。上年有奏请移提标于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于会商，居中易于控制，迁营难于筹款为词。试问直隶提督驻古北口，陕西（总）[提〕督驻固原，甘肃提督驻甘州，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南提督驻常德，江苏提督驻松江，浙江提督驻宁波，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陆路提督驻泉州，广东陆路提督驻惠州，云南提督驻大理，贵州提督驻安顺，除广西一省外，国初广西提督亦驻柳州。孰是与督抚同城者？岂皆无会商之军事、控制之形势乎？提督移驻雅州，即可抽调附近镇协营兵，以为雅州之提标，原不必尽移省会原额之兵，令其挈家远徙也。省标即可改补近城各营汛，亦无裁汰之虞也。何费之难筹？何营之难迁乎？况省标之兵，游惰浮嚣，华衣美食，固不习边徼之荒凉，亦无益于边徼之御侮。何必以苟安畏难之心，阻控险安边之计？

昔周世宗惩宿卫之骄驽，简阅壮怯，召募（饶）〔骁]1勇，遂以南征北伐而无敌。庞枢密汰庆历之冗兵，身任劳怨，力破群议，遂裁老赢八万而无哗。故苏轼、胡寅之论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锐、分等级为先务。盖所谓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军之领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当与散卒班焉。

1据上海申报馆本及文义改。

其余不过以充声势，备辎重而已。又甚者养游惰，饰观听。则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饷节一饷之费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艺祖开宝初三十七万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万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万有奇，仁宗庆历中兵百有二十五万，而禁军居八十二万，皆增于辽、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诸世遂循为定额。及南渡后，以东南半壁养兵百有六十万，其饷则取诸经总制钱，加于正赋外者千七百万贯，倍多于祖宗全盛之旧，而军益不竞。明之末年，加练兵十有八万，辽饷、剿饷、练饷至千有七百余万，弊亦同之。故从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饷愈多者，国愈贫。知所以反之之术，则知所以救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于开国，亦皆莫强于开国。

国朝军需，固皆发帑，无加赋，而州县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边省尤甚。乾隆征缅之役，调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朝廷轸念民艰，每站夫马倍给雇价，然多供有司侵润，未必宽差徭以实惠也。其见于赵氏翼《檐曝杂记》者曰，“镇安府应兵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每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因藩库例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及差毕而给否，莫敢过问矣。至黔苗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无。甚有军需告竣，而已加之费，吏不肯减，遂沿为成例，逐年征收，非积久发愤上控，不能裁革。盛世屯膏尚如此，况前代加赋派饷之日乎！且节制纪律之师，不惟制胜，并可节饷。令不严，禁不止，其糜饷愈有余者，其制胜愈不足。故兵过境而秋毫无犯，其将领必能破贼；兵过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抚必能治军。

雍正中御西夷，岳钟琪进军营法，仿邱濬旧制而捐益之。其车广二尺，长五尺，一夫推车，四夫夹护之。五车为伍，廿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以载粮械，夜则团聚为营。战时两队长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随之，其余五队则团卫元戎，以防贼入劫营。世宗命满洲护军习之，号“车骑营”。然其制严重，难以遄行。和通泊之败，旗靡辙乱，道途壅塞，上多死伤，虽由主帅轻敌陷险，而论者归咎于车营之不善，张广泗遂奏罢之。考车营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为万全。非长驱捣巢之利，尤非所施于伊犁三岭之险。或曰：卫青用兵漠北，何亦以武刚车自环？曰：此设一大将旗鼓居中，环辎车以代鹿角，为各兵依归，制虏骑冲突，而骑兵张左右翼，出战于外，是以车为体，以骑为用，非即以车营战也；且战于平原广漠，非战于山谷也。准噶尔入寇，乌兰布通之役，虏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而于垛隙施弓矢，谓之驼城，亦为不可败之计。我兵隔河，以子母炮破其驼，又以步骑逾河绕山横破其阵。盖虏营无炮，弓矢不如我炮之及远，故为我所败。若中国御寇沙漠，以我炮制彼弓矢，则驼城之制，以较车营尤得力。若东南与海寇陆战，地狭且险，则车载大炮，又不如扛炮得力。

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乾隆西师之役，用兵五载，转输万里，而以肃州粮台为中外之关键，大学士总督黄廷桂任之。其时羽檄星驰，士马、刍粮、器械万端倥偬，廷桂令藩、桌、道、府、州、县承办军需者，皆同馆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邮骑至，直入馆院，启视应付何司者，立时分派，目击其录稿钤印毕，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无留滞。五年用帑仅三千万两。及金川则已七千万，及川、楚则中原腹地，而用帑至万万以外，视西征绝徼，反数倍过之。明亮言：“昔随明瑞征回部时，军中大帅惟供肉一，盐酪数品。及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理饷之员，如建昌道石作瑞、绥定知府刘佳琦，皆干没巨万。盖承福康安、李侍尧丰亨豫大之余习，靡费耗蠹为从来所未有。”宜乎，黄廷桂之没，高宗宸翰挽悼，深叹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家国。嘉庆以来，谈度支者动以乾隆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为词。无论各省解甘肃出关之饷岁止百有八十万，并无三百万之多，且其饷皆即内地陕、甘兵，蒙古兵，东三省兵原额之饷，移往新疆驻防，并非增诸额外。而西师息警后，岁省防秋戍塞之费更不知凡几。故乾隆库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新疆底定以后，而非盛于二十载以前。若西饷果耗国用，则乾隆中叶即应久形空匮，岂六十年之库藏真天降地出乎？岂新疆经费至嘉庆、道光而始有乎？不讲求河工、海禁、名粮、宗禄，而反咎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庆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鸿宾奏，南漕运米一石，合计漕项河费，每石不下数十金。又协办大学士刘权之曾奏，南漕每石需费银十八两。考南漕四百余万石，若每石需费十八两，则每百万石即需银千八百万，尽国家岁赋四千余万，尚不足运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即并民间协贴帮费计之。然江苏粮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帮费约计洋银千圆，不过一两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帮费五百余万之说，加以漕项每石一两，连行月银米计之。河费每石一两，南河岁支三百余万，东河约二百万。及屯卫之田，通仓之费，粮艘改修之款，综计每石出于官者，总不过每石三两，加之出民者一两，计南漕每石四两而极矣。民间米价丰岁二两，俭岁三两，荒岁四两，是通仓漕米至贵不过南米荒岁之价，乌有每石数十金、十八金之理？即云湖南、江西之漕，间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广赋轻，仅居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数石者，又仅居江西、湖广三之一，且其价亦不过增二三两，不能增至十余两，何况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二。嘉庆十五年，江苏巡抚章煦覆，海运每米百石，需水脚银三百两。不知关东每石抵漕斛二石五斗，其价每两又仅三折。蒙上听，肆巧挠。及道光五年，江苏海运每石仅费银七八钱，每百石需费不及百两，视章抚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即使尽裁帮费，而漕项已足办运。乃以利国利民之上策，妄谤为病官病民之迂图。大惑不解者三。西洋番舶动称每艘十余万金，及近日广东绅士延弥利坚国夷雷壬士，仿制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舶，不过万九千余两。又广东焚英夷所雇吕宋趸船一（般）〔艘]，英夷新闻纸谓值银二万圆，推之三桅四桅亦不过一倍再倍。中国费财二百万，即可制洋舶百艘，不及军需十分之一。而妄谓欲整海防，苦无经费，真若中国财力远让外夷。大惑不解者四。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谟、图远猷始。

明代用兵，兵数多而饷数少，与本朝判然相反。如韩雍、俞大猷皆名将，其平断藤峡，平古田，皆兵十余万，何论余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计画古田，谓二万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三，应募之兵居其一。月粮犒赏等费每月约银将及一万，以二三年计之，当用银二三十万，是每月兵饷银仅五钱。又言张琏贼众万余，汉、土官兵十七万，粮米十五万，银二十余万，整备一年，围攻两月而后成功。其饷数之少，皆与近日天渊。其不可解者二。及反复《明史·土司传》，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粤土司之地，汉兵三而土兵七。及东南平倭，则俞、戚诸人，每镇练兵不过三千，即兴化之捷，王泾江之捷，皆平倭大举，亦皆不过二万。王泾江所调永、保土兵不过数千，是东南无土司之地，即无土兵可征。俞大猷动言十围五攻，然其议西北车营，欲以车三百两，练步卒、骑卒各万人，再以二万备他路援截。其在安仁堡，以车百两、卒三千挫虏数万，亦无十围五攻之说。岂遇小敌怯，遇大敌勇乎？地形异而兵形异。一疑决矣。大猷又言征狼兵十万只有五六万，必调十五万方得八九万实数，是土兵之数不过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备资粮，而官给甚微，故土兵不得不虚报额数以稍沾官项，是以兵多而响少。二疑决矣。而后知明人之征土兵，亦犹本朝之募乡勇。嘉庆五省教匪之役，调兵虽不出十万，然勒保奏言：“嘉庆初年，四川乡勇即至三十六万，故全川得以保护。”黔、楚红苗及台湾林爽文之役亦同。是征内地乱民与征外夷不同，必以乡勇佐官兵之不及。滇、粤土贼散处山岗，则势易窜；

错壤腹地，则民易骚。故明代多征土兵，十围五攻，与本朝之乡勇何异？苟除去土兵，则明代用兵之数亦不多，合计乡勇，则本朝内地用兵之数亦不少。而征伐外夷，则明代与本朝皆无土兵乡勇之事，故情形如一。读书论世，可不深思而求其故哉？惟是明军派饷，而本朝无之；本朝捐输助饷，而明代无之。此则今昔名实时势之判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