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事余记
掌故考证
兵散则易制，聚则易横。藩镇之兵，何异督、抚、提、镇之标？而藩镇易于生乱，则聚处一隅，与分防各汛，势不同也。耿、尚二藩皆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千，加以余丁二千，故尚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闻而思变”之说。吴三桂五十三佐领，绿旗万有二千，加以余丁四千，故康熙二十年冬，怀忠将军海潮龙奏“徙逆藩遗兵万有六千”之说。此专指藩标兵额而言。合计家口，则各数万。故三桂自汉中移藩云南，迁徙数载方毕也。至顺治十七年，部臣奏计云南省俸饷岁九百余万，加以闽、粤二藩，岁需二千余万。此固指海疆缅甸用兵时，满、汉官兵云集而言。然合天下额兵八十余万，岁饷亦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三桂请兵入缅之疏，筹饷亦不过三百万，此时云、贵、闽、广之兵，每省至多不过数万，安得遽耗天下正赋之半乎？刘健《庭闻录》“三桂踞滇时，岁协饷四百余万”，殆指云、贵两省额兵言之。及一旦发难，则云、贵两省之兵皆其兵，兼煽土司锣倮兵数万，故能以十四万踞湖南，又以数万由四川出汉中。耿、尚二逆亦先夺闽、粤提镇兵，故能数道并出，非专恃藩标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微疏言：“边省岁需协拨之银，云南百七十余万，贵州五十余万，四川八十余万，福建百六十余万，广东百二十余万，广西十七八万。”除四川不数外，余皆三藩协饷岁五百余万，云、贵不及一半，较顺治间已省四分之三。其时闽海郑寇尚存，兵饷本重，而滇逆平后，云、贵至今亦未尝不岁需协拨。然则部议撤藩之时，或稍迟数载，或召入朝觐，而杯酒释其兵权，未必不更操万全之策。
兴师莫难于转饷，而出塞尤甚。《明史》张辅征安南八十万，成祖征阿鲁台五十万，皆必无之事。无论永乐英主，张辅名将，必不若隋炀高丽之师，且以汉武时卫、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万骑，及负私步从十余万而已。谈何容易，动言数十万出塞乎！乾隆间征安南，滇、粤两路共兵二万余，亦声称大兵三十万；准噶尔入寇，实兵三万，号十余万；郑成功入寇，兵十七万，号称百万；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号七百万，皆是类也。考张辅后于永乐七年、九年复两征安南，兵皆不过五万，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过七万，乌有初次独用八十万者乎？李自成兵，初称百万，及李赤心降何腾蛟，亦号称五十万。考史馆诸王、诸臣列传，则自成悉众至山海关实二十万，又英亲王自陕西追贼而南，自成帅兵十三万及守湖广兵七万，亦共二十万而已，则五十万，殆家口妇女充数也。左良玉兵号八十万，末年亦动言三十万，高杰兵动言二三十万，及降英王、豫王军前，则左兵十万、高兵十三万而已。盖平时亦家口老弱充数，及降时造册解散，则水落石出也。顺治二年，诏新降马步兵二十余万，除原系各营标抽调者仍各还原营，其新募者准散归本籍，约计散遣一半。盖乘骤胜之威，驭溃败之势，故帖耳以去，无敢哗者，此尤为仓卒驭遣降众之法。
天聪、崇德之世，群臣（争臣）1争献取明之策，而太宗悉置不用，且屡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则大军略山东淮、济时，或谓但扼运河，可坐困其通仓之食；一则大军取永平、滦州时，或谓急攻山海，可夺其咽吭之险。然明粮艘夏至秋还，与我边外冬入春归之期不相值，若留军盛夏，则暑雨蒸溽，弓弦解胶，士马痘疫，其势不可行也。山海关天险重兵，视宁、锦诸城尤难克，我军屡攻锦州、宁远，尚未得志，而能即克关门乎？若隔关取地，则声援中梗，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辙，势又不可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东诸郡县，皆旋弃不守，去来飘忽不测。而太宗讲和之书，亦欲举山海关以西明人制之，关以东我朝制之；虽都统祖可法有“和议利于明不利于我”之说，而圣念不计焉。一旦天人合发，反开关以延王师之入，故知圣者举事，不先天以开人，常后天而因应，岂不信哉？
故礼亲王《啸亭杂录》曰：“尝读《孙夏峰集·孙高阳行状》，崇祯庚午收复永丰四城功绩，以为谀墓之文。近读《八旗通志》，乃知当日文皇虽东归，所留守者如图赖、图尔格、范文程及劳萨、叶臣等，皆一时勇将谋士，高阳能以乌合新集之兵，撄其锋，使大军弃城远去，实一时奇捷。明庄烈帝乃仅荫一锦衣指挥，旋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罢，国安得不亡？”礼亲王名昭，熟于掌故，嘉庆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录》十卷中，惟超勇亲王光显寺一篇，据其外祖绰尔铎之行状，颠倒舛错，于地势、贼情、军事无一相应，宜删去之。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也。
方略之体例，至乾隆而尽善。若康熙中馆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专载上谕，不载奏疏，既于情形不悉。
1据上海申报馆本及文义删。
且圣祖两征准噶尔，一捷于乌兰布通，再捷于昭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乌兰布通之役不复追叙，既于事无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载费扬古捷奏，则两创准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准噶尔方略》，则以前编补述雍正西师始末，正编扫荡准部、回部，且章奏文报，灿然指掌，盖馆臣禀承睿裁，故体例明备。惟康熙中事尚多未详，故今于记末附载马思哈、殷化行二纪，一以补乌兰布通之战，一以补昭莫多之战，皆《朔漠方略》所未有。
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各纂，互不相应。如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科布多，继移察罕度尔，乾隆中又移乌里雅苏台，是三地为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统志》成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乃于此三地一字不及。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东属喀部，非伊犁将军所辖；及图喀部，又以此三地驻官军，非蒙古汗王所辖，故两不收。嘉庆中《会典》，虽补科布多及唐努山乌梁海图，而于察罕度尔亦不之及，遂以两朝亲王大将军重兵之所，竞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统志》于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东北濒海，有赫哲、费雅喀、库伦，鄂伦春、绰奇楞、库野、恰喀拉诸部落，各沿海岛居住，每岁进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鄂伦春并设佐领供调遣，皆隶于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地虽极边，人则内属，故不列于外藩”云云。夫既不列于外藩，则东三省边域中谅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边防门》亦沿此数语，甚至《盛京通志》于此数部之疆域、四至、户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则此各部者，既不获列于外藩，又不获列于内地，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此又两不收之一失也。至于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卦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此何种落者。何况天命间削平诸部概归满洲者，更谁问其今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谭本朝之掌故，钩稽不易如此，又何论远古？何论荒外？
察罕廋尔大营所在，既不见于《一统志》。今考《方略》，康熙五十八年，谕以鄂勒齐图河河字原作郭勒，蒙古语也。居喀尔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内地，宜筑城贮粮，但与科布多大营相距千里，今欲护卫游牧，应于科布多及鄂勒齐图二地各筑一城，命傅尔丹详议。寻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涨辄阻，材木难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尔，水草佳，亦距鄂勒齐图千里，宜各筑一城，中设十一站，以察罕城驻兵护游牧。按此云察罕度尔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齐图千里，则察罕度尔即科布多东南二百里之察罕泊明矣。尔即淖尔音转，蒙古谓泊也。鄂勒齐图当在乌里雅苏台左右。雍正十年，顺承郡王锡保奏：“察罕度尔当阿尔泰要路，建城驻兵，嗣以薪刍不足，移于阿勒达尔托罗海，去年，又移于乌里雅苏台。应于山巅筑炮台，植木实土为城，移察罕度尔所贮银、米、兵械、火药运送其中。”书此以备科布多大营、察罕泊大营、乌里雅苏大营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军迁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审如此。
官书人名、地名，翻译小异，无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招摩多。金川前编之刮耳厓，后编作噶尔依；前编之勒歪，后编作乌勒围。人名则和洛辉，一作何洛会；辰泰，一作陈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滩；胡土克图，一作呼图克图。此犹瓦刺之为卫拉，火者之为和卓，插汉之为察哈尔，皆《明史》与本朝异称。皆但从其一，无庸泥执。若布陇堪布尔噶苏台八字地名，有但称布陇堪，节去下五字者；噶尔顺，有但称噶顺者，亦各从简便，不取余声。惟是额尔齐斯河、拜达里克河、噶顺河、乌隆吉河、塔密尔河、博罗塔拉河、噶斯泊、色尔腾泊，诸书皆无河字、泊字，则乌知其为地名乎？水名乎？阔舍图岭、博克达山、本博图山，诸书皆无山、岭字，则何由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谓大山为鄂博，水为乌苏，河为郭勒，然用蒙古称为某山某水可也，并称山水为某鄂博、某乌苏不可也。
叙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阘冗。惟《一统志》有最善之体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汉语大书，而蒙古语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语名昆都伦。狼山、蒙古名纬农托罗海1。白石山、插汉七老图。大青山、汉喀喇。阳山、洪戈尔。阴山、葛札尔。赤城山、五蓝拜星。杨河、乌里雅苏台。柳河、布尔哈图。獭山、塔尔巴哈台。七金山、贺尔博真。黑山、喀喇莪博图。黑水泺、喀喇乌苏。天河、都母达都腾葛里。天山、腾葛里克。日月池、纳蓝撒蓝。白云山、插汉施罗海：大黑山、巴颜喀喇。木叶山、几几思都尔。盐泊、达卜逊。白鹿山，布虎图。是谓地从主人，名从中国。惜每部落惟见于前数行，后此则仍用蒙古语大书，并无译义，疑徐尚书乾学开局洞庭山时，无理藩院翻译，通使自随，故未能尽译者，悉仍其旧，此遗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时，诏鄂容安、刘统勋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时戎马倥偬，未遑覆奏，及事定，始开西域图志馆，知伊犁为乌孙，喀什噶尔为疏勒，叶尔羌为莎车，乌鲁木齐为车师，库车为龟兹，辟展为鄯善楼兰，而塔尔巴哈台近哈萨克，即康居境。其时新疆地名已定，不复追改。然喀什噶尔译云多砖房，乌鲁木齐译云红庙儿，塔尔巴哈台译云多水獭，乌里雅苏台译云多杨柳，并无深义。且建重镇而无嘉名，参史册而难贯串，斯遗憾二也。或谓仿古则不通今，择雅则不谐俗，然冰岭、葱岭、天山、玉河、黑水营屡见章奏，曷尝称乌兰、乌苏、穆肃、达坂乎？
1“纬农托罗海”，上海申报馆本作“纬农托罗汉”。
黑龙江将军不治黑龙江城，而治齐齐哈尔城，名实既不相应，试问长白山、兴安大岭、鸭绿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辽河、大小凌河，何一非汉语？而奉天、锦州二府属州县名，皆仍前代之旧，曷尝碍于通俗乎？况天命、天聪、崇德之建元，盛京、兴京、奉天府之改号，宗室排行班辈之命名，何一是满洲语？乌见黑龙江之非，而齐齐哈尔之是乎？故知《一统志》之汉、蒙并书，为不刊之令典。
官书中有互相矛盾者，则不得不衷其一是。如《盛京通志》引《魏书》乌洛侯国，从难水北行二十余日，有于已尼大水即北海。难水今黑龙江，则于已尼大水即黑龙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书》东夷诸国之例。乃《皇清通考·四裔门》忽以乌洛俟改侯为俟。为俄罗斯，而于已尼大水即大北海，则中隔兴安大岭，相去数千里，与《魏书》无一合，此当从《通志》者也。《外藩王公功绩表传》载顺治三年谕曰：“吐鲁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且载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各城各有元裔汗酋表贡。康熙十二年，吐鲁番贡使至，表称成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是则回部之为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图志》以回教始于唐初派罕巴尔，传至霍集占三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后二十余世推之上古，谓更在派罕巴尔之前，谓成吉思与元太祖同名，为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证。幻渺凿空，莫可究诘。此则当从《外藩功绩表传》者也。
乾隆四十年五月，谕曰：“朕每见法司爰书，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辄令更改。而前此书回部者，每加犬作‘徊’，亦令删去犬旁，此等无关褒贬，适形鄙陋，岂同文之世所宜有！”又进呈《四库书》时，多有以“夷”作“彝”，以“虏”作“卤”者，命将四库馆诸臣交部议处。又乾隆三十二年，台湾奸民倡天地会，以三指按心，大指为天，小指为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为小，规避处分。及林爽文叛，诏查参府县，并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圣训炳煌，视魏道武改“柔然”为“蠕蠕”者，何啻沧海之与蹄涔？是记于教匪冉天元、王国贤皆书其本字，不改书“添”、“帼”。而高天升、马学礼、魏学胜，必书其本名，不曰高二、马五、魏棒棒。红夷大炮，不作“红衣”。西藏之刺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旁。他书皆作“喇嘛”、“嘆贴”，字书所无。至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罗汝才、混世王曹操。惠天相、过天星。刘国能、闯塌天。李万庆、射塌子。高迎祥、小闯王。李锦、一只虎。刘体纯、二只虎。王辅臣、马鸽子。刘哲、蝎子块。高杰、番山。王光恩、小秦工。马进忠、混十万。张光璧、黑煞神。杨光甫、一连鹰。贺一龙、革里眼。孟长庚、点灯子。贺宗汉、活地草。高加讨、显道神。刘浩然、乡里人。刘洪启。一把沙。吴氏《绥寇纪略》不知核实，王横云《明史稿》亦不加厘正，遂以一丈青、摇天动、不沾泥等形之纪传，亦《廿一史》未有之笑柄也。
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故赵氏翼谓噶尔丹败于土腊河，马尔赛不于归化城邀其归路；俞氏燮谓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已皆差岐数千里。至声教所不通之国，则道听肊谭，尤易凿空，而莫甚于《西域闻见录》之述俄罗斯。其国不见史册，崛起元、明，至本朝始大，故谭者莫知其涯际。或以为臣服之国，不知《会典》列朝贡之国九：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日荷兰，曰缅甸，曰西洋诸国，谓意大里亚、英吉利等，间或一至，无常期。其余日本、港口、佛兰西等，皆为互市之国，不列于朝贡，况俄罗斯乎？俄罗斯地包络大西洋、小西洋、南洋，东及黑龙江，虽英吉利诸夷之书，亦推俄罗斯为第一大国。我使臣往返，止与其疆吏相接，不得见其汗也。若《闻见录》所述，控噶尔大国攻破俄罗斯者，尤影响全无，与退木尔沙，皆以汗名为国名。是《录》于葱岭以西各国，皆道听途说，不根无稽。故欲知西荒厓略者，上则宜据利玛窦、南怀仁地图，近则宜观《海国图志》。若《四库全书提要》谓元刘郁《西使记》所述葱岭以西各国，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内；《四裔考》又谓爱乌罕以西即西海，俄罗斯既为属国，即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礼部会同四译馆掌宾四夷之事。馆内存贮外国之书，回回、高昌、西番、西天为一处，曰西域馆；暹罗、缅甸、八百、苏禄、南掌为一处，口百夷馆。凡十种皆译以汉文，分其门类，然皆不能全，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鲜、琉球表章皆汉文。近则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汉字通于中国。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
朝鲜一年四贡，岁终并进。琉球间岁一贡。越南二年一页，于四年遣使并进。南掌十年一贡。暹罗三年一贡。苏禄五年外一贡。缅甸十年一贡。外夷惟朝鲜、琉球最忠顺，然于中国无损益。其关系中国者，莫如罗。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缅甸之东北，而富强与之敌，又与二国世仇，且其国王郑氏本中国人，常存尉佗思汉之心。乾隆中，暹罗一封而缅甸稽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罗议其后，卒之灭阮光平者，暹罗力也。其国产米，甲南洋，岁济广东者数万石。兵既可御外侮，粟又可佐边氓，虽朝鲜莫逮焉。谈边防者，尚加意于兹。
太宗谕诸贝勒曰：“蒙古诸贝勒舍其本国之语、名号，俱学刺麻，致国势衰微，当以为戒。”高宗亦言：“我满洲以骑射、国语为根本，苟必欲如汉人之文义，蒙古之经典，则非殚十余载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骑射、习武备乎？”此皆订谟远虑，垂范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即为蒙古计，与其为匈奴、突厥之冯陵飘忽，九边枕锋镝，原野厌膏血，何如水草寝讹，休养生息？是则以慈悲销杀伐，以因果导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华夷实利赖之。且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俺答之佞佛，由于其妻三娘子。而中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故驭夷得其情，可使鸮音化泮林，《中孚》格蛮貊。有能借耶稣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鸦烟之毒者乎？是有待于高、张之相，与鉴川之督抚。
明改元之十三中书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而《会典》相沿，仍称某省，不称某司，此明代之失也。本朝又分十三省为十七省，若湖广为湖南、湖北，江南为江苏、安徽，陕西之西为甘肃，直隶关外为奉天。然安庆徽州、甘州肃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江苏江宁两布政司，亦不可偏举苏州，况陕甘总督及甘肃布政使皆治兰州，不驻甘州、肃州乎！窃维古者山川疆界州居部画之谊，及国初偏沅巡抚改称湖南之例，则甘肃即古凉州，又即陇西，安徽省即淮南，江苏省即江东，福建省即闽南，庶名实了然，形势毕举。且今代诏令奏疏，亦称福建为闽省，安徽为皖省，不称为“福省”、“安省”，云、贵、两广，则称滇省、黔省、粤省，不称“云省”、“贵省”、“广省”，岂非山川为主，州郡为宾，不可强更者乎？至宜兴储氏大文，极论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今惟此条改正。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唐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总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并失。崇论闳议，上下古今。虽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则形格势禁，未尝不可以扩论世之胸，资远猷之告。
功则功，罪则罪，胜则胜，负则负，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如三藩之役，顺承郡王、简亲王逗遛于楚，贝勒洞鄂失幾于陕，总督金光祖、将军舒恕观望于粤；准噶尔之役，蒙古王丹津纵寇于鄂尔昆河，一概不书。即傅尔丹和通泊之败，额楞特喀喇乌苏之败，亦略一及之而不详。傅尔丹和通泊之败，官兵止万人，而彼记言兵二万仅归二干，则又失实。参赞额勒登额逗援于缅甸，温福债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辉贿和于西藏，恒瑞、黄仕简、任承恩老师于台湾，及柴大纪如何获罪，亦一概不书，固《春秋》讳内，失昌黎避史谴之遗意。然利钝兵之常事，赏罚国之大枋，有章奏，有上谕，具载官书，何必深没其文以成疑案。故高宗屡谕史馆列传直书诸臣功过，敬本此谊，以昭信史。而所见之世，尤倍详于所闻之世，庶几处不讳之朝，存三代之直。
述塞内之事，与塞外不同。《史记》卫青漠北之战，汉兵与胡兵相乱而随单于，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而还。《明史》成祖追阿鲁台至捕鱼儿海，使张辅等穷探四五日，不见一人一骑之迹，班师。此追寇漠北，故阔略不详。若青海则在甘肃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东，在本朝尚为内地。乃袁枚叙岳钟琪追罗卜藏丹津之役，言军至一处，但见红柳毵毵，土人曰此桑骆海也，路且自此穷矣。究竟桑骆海在何方？贼西丹津遁往何地？与官军何路相左？概置不谈，竞若穷荒绝徼，渺无边际者。金石典册之文，当使后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贼情，可等诸稗官小说，以幻为奇乎？至剿捕内地教匪，州县栉比，尤当画沙聚米。乃方略、军报，动言遇贼某村某冈某沟，败分几路窜遁，曾不言此村冈沟路何州何县所辖。且三省犬牙交错，有今日川，明日楚，后日陕者；有晨在汉南，暮逾汉北，战在界岭之东，追逾界岭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战各贼者。若不以州县为纲维，山川南北为经纬，但见村冈沟径，纷错驰击，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几同小说乎？《史记·项羽本纪》，六国鼎沸，兵分十余路，而地利形势如棋布局，若网在纲，良哉，史乎！
本朝出军祭告堂子，与郊庙并重。《会典》元旦皇帝拜天则于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故或以堂子为祭天。然四月八日，则奉神、佛于堂子而祭之，岂又可即以堂子为奉佛乎？且堂子之圜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圜殿神则名曰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是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建于堂子东南隅，每月首内管领一人免冠脱褂解带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于堂子祀佛，则并祀圜殿神。若祷马，则祭马神于别室，亦兼祷圜殿神。考《开国方略》，太祖初起兵，即祷于堂子，诸族人谋害太祖亦誓于堂子。其时在萨尔浒之战前数十载，则堂子自是满洲旧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惟圜殿神贝子之祀，则不知起于何年。
说《禹贡》山川者，有“三条四列”之说。而唐僧一行“河山两戒”，尤为后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泼貊朝鲜，是为北纪，以限戎狄。”此但据《禹贡》九州言之，故以中干为北干。其实昆仑大干，北包朔漠、瀚海之外。唐杨筠松《疑龙经》述四干，有云：“西隔崆峒数万程，东入三韩隔杳冥，惟有南龙入中国，分脉布祖来奇特。”盖谓北干中华不及见，所见惟于阗南山起祖，东走秦、豫、燕、赵之龙耳。前代度漠之军所至，如狼居胥山、置颜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干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千里，今并不得其遗迹。迨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尔泰山、杭爱山、兴安岭尽隶版舆，于是《一统志》始详北干之支脉。曰：“阿尔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绵亘二千余里，高人霄汉，盛夏积雪不消，为西北诸山之祖。其顶在乌普萨西北，支峰蔓壑，分为四枝：正北一枝，随额尔齐斯河以北入俄罗斯境，不知其远近。其东北一枝，绕特思河之北千里，东为唐努山，又东北接杭爱山之阴，北抵色楞河。其河东一枝为乌蓝郭马山，绕奇勒稽思泊之北，又东南为白勒奇那克科山，又东为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乌海河出其东北麓，又北为马喇噶山，布勒噶苏台河出其东麓，又东北为大山，喀喇河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断，纳邻河、呼勒秦河、哈流图河、纳思克河、布勒济河、哈巴河、奇兰河、喀喇额勒奇思河、阿额勒齐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萨河、呵普都河出其东麓，山势旋折而东，布颜图河出其北麓，布拉青吉儿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东为阿尔泰山之尾，又东南复分二枝，如黑云二道，界瀚海中，其东为库克西勒山，又东北接巴颜山，其南枝为都特岭、布带山，图古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为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济罕山，层峰不断千余里，横截沙漠，为阿尔班岳达察岭，又东南为古尔板赛汉山，其南为诺默浑山，其东南为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龙山而止。自空鄂洛河济罕山南向为奇齐格纳山、拜轰鄂尔山、查喇图山，至伊塔特图山而止。”此皆北干阿尔泰上游之脉络也。
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来，亦蜿蜒而东南，横亘沙漠中千余里，又东为活尔活图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龙山二百里，南逾瀚海，至套北阴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干支脉之与北干对值者也。又曰：“杭爱山在鄂尔浑河之北，直陕西、宁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余里。其山最为高大，山脉自西北阿尔泰山来，东趋逾鄂尔坤、土喇诸水，为大兴安、肯特诸山，又自山西枯库岭北折，环绕色楞格河上流诸水发源之处，抵俄罗斯国界千余里。鄂尔坤、塔密尔诸河，皆发源于此。”又曰：“大兴安岭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东，自此绵亘而东，直抵黑龙江入海处。山之南为喀尔喀界，山之北为俄罗斯国界。”此北干下游杭爱山至兴安岭尽海之脉络也。自古语北干者莫详于是，惟以贺兰山、阴山为天山一支，是为小误。盖天山之脉尽于玉关，而贺兰、阴山则和阗中干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统志》疑杭爱山即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载圣祖勒铭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远，则是以汗山或肯特岭为狼居胥山。准其地望，皆与古书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出宁夏循贺兰山西行，度沙碛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题两郎山，或谓即狼居胥山，则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问漠北阿尔泰山为北干，而僧一行所称北干者仅中干，则闻命矣。惟阿尔泰山之南，和阗山之北，则当以天山为中千，今乃谓中干出于阗之南山者何？阿尔泰山之西为额尔齐斯河，其水径俄罗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干与葱岭不相属，而谓四大干皆原葱岭者何？两山之间必有大川，长江、大河既为三干中之大界水，自当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龙门底柱皆冒中干山脊而过，人力开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凿以前黄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干中干皆尽于兴安大岭，则两干又似合为一干者何？曰蓄是四疑，贻误千古。夫北干阿尔泰山之脉，正从天山而来，由伊犁博罗塔河之西，绕额尔齐斯河、宰桑泊之东北，而起阿尔泰山，是葱岭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干之少祖。天山以阿尔泰为正干，而其东趋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干。分干短而正干长，故北于兴安大岭尽于东海，视哈密分干多行至七千里，其孰正孰辅，判然径庭矣。哈密余支，东北尽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为天山支麓，河南为祁连山正干，玉门关、嘉峪关皆建于此，正扼二干之交会。而祁连山脉则上起于阗，中经青海，下为贺兰山、阴山，与天山之脉不相属。故自僧一行以来，皆以三危积石为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于天山。盖葱岭河源，经回部汇于蒲昌海。即罗（市）（布）1泊。在天山之南，于阗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东隅为泄水之口。则自蒲昌海东，至玉关沙碛千余里，又自玉关东至辽西瀚海六千余里，即北干、中千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碛不渗不潴，则蒲昌海之水必经龙堆出玉关，挟布隆吉河、居延泽之水，东会克鲁伦河、黑龙江入海矣。无如沙漠旱海，水小即渗，水大即潴，穷荒枯碛，生气不钟，于是潜源重发于青海之上，遂以北干之界水溢出中干，是为一变。
河入中干以后，仍随中干左枝山脉北流，由甘州出塞，绕河套，以贺兰山、阴山障其北，连峰叠嶂，逼之入塞，至雍、冀间而中干左右两枝交会。界水愈狭，不足受河，于是怀山襄陵，或东决平阳，或西泛关中。尸子言：“古者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故禹不得不辟龙门析底柱以纳之，使河槽归一。”是前则伏出于中干之底，继则显冒乎中干之脊，是为再变。使循北干界水之常，不入中干，则大漠沙塞，皆水草饶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气何由独钟中原乎？
1据道光二十二年本改。
天地之气，圣不能违。乃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请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国。试问徙于既入中干以后乎？则必使河从朔方冒阴山大脊而过也；徙于未入中干以前乎？则必使蒲昌海水穿龙堆千里之沙，再绝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渗不潴而东也。不察天地之气，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干之形势，尚足语疏导、辨方略乎？至谓两干合于兴安大岭，尤为瞽说。夫内兴安岭与外兴安岭，一在黑龙江之南，一在黑龙江之北；名虽同，而画然二干；祖虽同出葱岭，而分干皆在万里以上。一则由三危积石绕套外为贺兰山、阴山，经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外之多伦泊而起内兴安岭，亘内蒙古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以尽于朝鲜；·则由漠外之阿尔泰山、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大岭，包喀尔喀各部蒙古，以尽于俄罗斯。岂可因其同名，诬为一干，殽祖祢之宗支，浑华夷之界限乎？《职方外纪图》以阿尔泰为金山，杭爱山为西金山，外兴安大岭为东金山，特著北干之脉，不淆兴安之称。惜无遵用之者。若夫于阗中干复分数支，其在黄河北、大漠南者，为中干之北干；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干之中干；汉水南、江水北者，为中干之南干。此则九能之士类能道之，今不更仆焉。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书以厄鲁特为阿鲁台。《西域图志》。考《明史·外国传》，阿鲁台与瓦刺世相仇杀，厄鲁特乃瓦刺之裔，岂得以仇国为其祖祢？况“阿”之与“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纪》乃蛮之兄卜鲁欲汗西奔，猎于兀鲁塔山，禽之以归。则厄鲁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岂得沿阿鲁台之人名乎？又谓阿速为阿克苏。《续文献通考》。考《明史·西域传》，阿速近天方及赛马尔罕，又云沙哈鲁部在阿速西海岛中，则阿速自是葱岭以西之国，近地中海，距阿克苏万里，岂得以葱岭西之国移于葱岭以东乎？又谓内藩蒙古之奈曼部即乃蛮。《外藩王公表传》及《一统志》。考《元史》乃蛮与太祖战，营于杭海山，即漠北杭爱山也。又《元秘史》成吉思汗征乃蛮，溯克鲁连河而上，即克鲁伦河。乃蛮塔阳汗度塔米尔河，亦作塔密尔，即和林地。登纳忽山以望敌，成吉思围之，乃蛮溃遁被禽，其子走至阿勒台（曰）〔山]，即阿尔泰山。成吉思尽收其部众。是则乃蛮盖漠北之西部，为今赛音诺颜及土谢图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于斡难河，在克鲁伦河东北，乃漠北之东部蒙古，为今车臣汗地。迄吞并乃蛮，始徙帐杭爱山之西，鄂尔昆河之北，塔密尔河之南，是为和林，即乃蛮汗旧日王庭也。若今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则太祖裔孙，近在喜峰口外，距和林数千里，岂得以漠北之仇部诬为漠南乎？至捐毒非身毒，捐毒今回疆之布鲁特，身毒则近南海。疏勒城非疏勒国。疏勒城属敦煌郡，耿恭所守也。疏勒因则今喀什噶尔。一则南北相去数千里，一则东西相去数千里。而颜师古、章怀注混淆为一，皆由读史者详中原而略外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