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事余记
议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国，儒不谭兵。墨传守南，吏号专城，言守不言攻，兼爱是程，作《城守篇》。
守备上
惟圣豫患，惟智先幾，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太上备之于平时，其次备之于动幾。或则冲要，或则间歧。勿忽敌远弦玩郢，勿恃地险维轻邓。惟厥先民，备豫谆谆，孰敢侮予？今此下民，备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内外。
守城之法，从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垒；虞直攻，厚其垝；虞迫垣而隳靡也，则隍池；虞远隍而凭陵也，则陴睨。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输、墨翟相反而相师。城善若何？一曰险要。朔方受降，凉州和戌，拓地千里，不假战功。种营宽州，复完废垒；玠移合城，钓山爰徙。是之谓据险。魏胜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扬，敌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内环。或沮三海以卫郢，或潴塘泺以守蓟，或浚沟渠以限马，或种榆林以制骑。此之谓设险。一曰基固。开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垆矿，皆可为胜重之本。浮泥松沙，必垦令尽。试观掘井者然，层沙层泥，下辄黄土。基较所载，必广厚倍之，乃久而不圮。一曰坚厚。虎牢之土，金以筑汴，及受元炮，惟凹无缮，是之谓坚。襄阳西北隅值敌冲，朱序筑之，斜二十弓，即夫人城。贼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谓厚。一口形制。艺祖图汴，如蚓斜萦，爱及靖康，改扩方城，四面受炮，全堵摧倾，然后知艺祖之见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据其五，判官崔称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虏，则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卫民，濠以卫城。临深为高，金汤势并，故筑城必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填，三丈为度，浅则浚焉。听民取壕，筑室烧砖。或罚轻罪，堆土培堙。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触天。二宜阔。阔不易越，十丈为度，底阔半之。城上铳矢，得及外堤，太远不及，太狭敌驰，沿栽纠草，用防崩驰。三宜暗阱。有暗阱则难偷渡。池底凿井，相距十步，深阔皆丈，及泉为度，城潦内泄，引流外助。潜表其浅，遣兵易渡，是之谓重渊。三者濠事备矣。若其山城地势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庳，或错石条，以拒冲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冻厚，坚滑莫上，功约易守，此之谓重险。其有城河通舟者，与树桩木于水上，勿若伏铁杙于水际。盖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贼易防，无形则贼必坠。
城之外则敌台宜备，堞垣宜备，牛马墙宜备，暗门宜备。敌台者，以杀敌为义也，不能杀敌，则如勿台。台贵长出，不贵横阔。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虚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层各窍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内狭外阔，以便左右准量也；各台相距，毋太远，毋太逼，逼恐火器自击其城也，远则矢石不能及人也。凡辏辐、木驴、旱船之攻，其来以俯，但防上击，不虞旁下，守无如何，则任其掘堵。若有虚台之制，左右夹乘，则两台之间，虽守垣无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垛，以躲身为义也，不能躲身，则如勿堞。堞毋太高，高则矢石无力。
堞口毋太狭，狭碍于击贼。内各甃基，高阔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憩卒，可以击贼。又各留悬孔，贼远则堞口瞭之，铳矢射之，近则悬孔视之，随机御之，我可伤贼，贼不我害，则御之易矣。凡悬孔之砖，先为弯胚以陶之，既成而梵用之。若夫牛马垣者，则在城外与濠上。每（惟）〔雉〕1一大铳窦，每五步则一中铳窦，其高及肩，上各为直缝，高三寸，阔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铳窦，再上墙脊则尖其石，锐其砖。贼对濠，则小铳击之；贼众，则大铳击之；贼登墙，则斧棒一击而坠之。或急敛不及，或昏夜难辨，门未敢启，则难民牲畜皆暂于垣内避之。垣依城为命，城以垣为卫，施之无濠之城，尤见其益，此顺昌所以胜敌也。守御已坚，始可出奇。以战代守，以御解围，则莫如暗门。暗门之制，潜视出入便处，凿城为门，外存尺余，临时乃穿，内施排柱、铁木焉。或贼初至，营阵未立，或乘暮夜，贼不觉及，或围久敌怠，或城攻甫息，潜出精骑，衔枚袭击。胜不远追，贼疲自逸。仍于城上多积砖石，防敌犯门，急击勿失。是为暗门，亦曰突门。暗藏九地之下，突动九天之上。暗门防奸细之逸出，突门防敌人之袭入，慎之哉！
城以内则城路宜备，内濠宜备，巷战宜备，保甲宜备，储宜备。凡城之内，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备缓急。磴各一栅，严司启闭，一防贼登，一防怠卒。
1据道光二十二年本改。
凡城之内，皆设内濠，深广制度，与外相当。外岸周遭，亦作垣墙。贼即入城，尚有内防互相夹击，贼必败伤。昔睢阳之城，贼筑重濠、木栏以围，张巡亦于内作濠以拒，此之谓也。有严城，有内濠，始可言巷战。巷战之法，许逵行之于乐陵。令民筑墙，高过屋宇，圭窦其下，一丁窦内，余皆入伍。设伏巷中，洞开城户，贼果大至，火施无所，兵加无处，旗举伏发，擒斩无数。盖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数贼入城，而阖门鼎沸，亦不可不备也。纵不能按巷尽备，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严戒以陷故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h与临时者，惟保甲与积储。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审丁、核赈、请盗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肃号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细，以慎火盗。保甲行而储积亦易矣。积粮莫如令民自积，盖输之于官，颗粒亦难，贮之于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国！然储积非特粟也。台城之闭，但知积米，不备薪，后坏尚书省以为薪，彻荐锉以饲（车）〔马]1，又无盐食，病肿载途，是则薪宜备，刍茭宜备，鱼盐宜备。匈奴围疏勒，绝其城外之汲涧，北魏围虎牢，隧泄城中之井脉，则水宜备。外此更有医、匠、技、艺必用之人宜备，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备。
兵法曰：“军无粮食则亡。”敌人深入，后无辎重，将断其乳哺以创之乎？抑听其虏掠以赍盗粮乎？欲筹坚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曰清五谷。秦人芟麦桓温溃，赵徙粮黄巢踬，寇准瘗谷敌兵畏，惟辅焚粟金师匮，于谦空食强寇辟。然或谕之而不信，令之而不从者，城中积贮无所也，官府假借难拒也。必给城中官地恣其囷积，令自典守而自粜易之，官无过问焉。其不尽运者，而后官籴入之。
1据上海申报馆本及文义改。
粟有入城，无出城。以米易钱乡民便，以钱易米城民便，饱我饥敌，一举三便。如迫不及，宁从焚瘗。二曰清牧畜。凡虏掠之便，无若牧畜，不烦运载，驱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饱敌欲，李牧严堠入保而胡不窥边，陈俊轻骑牧掠而贼自败逐。近城则入城聚之，远城则堡壁圉之。施诸边塞，尤为要策。三曰清刍草。马恃草以粮，敌恃马以强。故守边之将，高秋草黄，辄出近塞，纵火烧荒。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吴诱，则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胜以寡矣。金据牟驼冈刍豆而汴京困，于谦空近郊牧厂而敌骑退，尤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敌所资者，非草即水。秦毒泾之上流以馁晋，隋药境内之泉以病虏，刘锜毒颖困敌师，毒草困敌马。五曰清庐舍，清郊场。凡近城三丈内有屋者，贼或内伏以仰射，或取梁柱为攻梯，或顺风延燎，或起堙乘基，此皆不守之城也。严令撤之，急则毁之。凡濠外里许，皆宜旷野。有村落，则敌得而据之；有台塔，则敌得而瞰之；有土阜，则得以填濠而碍炮；有丰草沟渠，则敌可潜伏。其有大树及竹木囷积者，皆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或运入之。有木筏在百里者，暂移小港而隐匿之，违者军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敌，敌不我害，则先为不可胜矣。虽然，城之所卫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尽卫者无限，则所以犄角分错，各自为守，非堡寨莫尚焉。
守御中
守御之具既备，宜筹守御之人。大端有三：曰定号令，严禁约，广方略。
号令之要，先一事权。守土居中，四正四隅，各设总副，丞、倅、绅、儒，小事专断，大事咨行。勿易旌旗，毋擅号令。政出多门者败，法制不行者败。次安乡民。土木之变，于谦令兵皆出营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内，毋失所。凡避乱人城之户，有亲者依亲，无亲者官处，男女毋杂，各从其伍。乡民既多，宜防奸细。防之之法：立栅壕外以诘之，分门出入以别之，亲识保领以核之。然后分汛地。聚则难周，分则易守，则界画不可不明也。孤则易折，众则难摧，则众志不可不并也。然后择贤能。有什人之能者统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统百人，有千万人之能者统千万人，是得一人则得千百万人，失一人则失千百万人也。葸耍者不为长，蠢愚者不为长，暴横者不为长，愎整者不为长，奸私者不为长。一隅疏防，三方受创。然后编丁壮。计其贫富以定多寡，使富民无丁而有丁，贫民无食而有食，则均而无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则劳而不困也。然后给守具。计城若干堞，计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给之，余置城楼，以备不时之需。有神机火器，劲弩坚盾，于扼要而备之。凡人夫各记姓名于堞，各识其处，而以时演肄之，如此则号令定矣。
禁约之宜申者数事：禁讹言，禁方士，恐煽众而泄奥也；禁茶坊，禁寓店1，禁夜行，恐薮奸而海盗也；禁吹响器、举表竿，恐应贼而乱耳目也；禁妄动，禁呼噪，恐贼惊我而乘蹙也；禁擅离汛地，凡门栅、台堞、库狱、中营、游营、奇营、战营，各止其所，离一步者斩，所以壹乱也；禁擅入汛地，恐贼谍托艺贩以觇探也；禁私启门窦，禁私酬贼语，禁私启贼书，有犯者斩，尤军法所必断也。守既固矣，乃可以御。
御之方略，曰具犒赏以鼓气，共甘苦以固志，谨斥堠以警备，设墩台，内设望楼、远镜。厚侦谍以审伪，选死士为亲兵以弹压，设更番之游兵以策应，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
1“店”，上海申报馆本作“庙”。
凡贼来攻，则人各保堞，有警轮乘，无警轮巡，传食而迭宿，各止其处。凡便利皆贮之，将热以浇敌也；石各以类积之，可大摧而小击也；灰之，以瞀其睫也；楼橹泥之，以防其燕也；雉置楮墨，以备缓急也；时而逻之，以稽其疏佚也；诛信而赏必，所以致其实也。凡贼之攻我有七乘：昼夜疲劳，乘我惫；旷日持久，乘我懈；风雨晦冥，乘我忽；矢乏炮稀，乘我竭；堞单坡平，乘我缺；失火惊扰，乘我急；声东击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不备也。凡守城之术，心欲一，气欲厉，力欲逸，足欲定，声欲静。知同生而共死，则其心一矣；知攻难而守易，则其气厉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远徒劳，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虚矢石，则其力逸矣；贼攻东南，我备西北，各死其所，毋离五尺，游兵四应，守兵勿易，则其足定矣；声乱斯号令不闻，声哗斯心志不畏，声扰斯贼人得计，手示目语，毋嚣其气，夜惟更柝，昼惟旗帜，则其声静矣。凡贼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罢，以饱待我饥，以坚忍挫我锐，以优游懈我备，声言解围以安我意，声言增兵以夺我气，乍动乍静以疲我志，缓进散冲以耗我势，筑垒增栅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愦。撤围勿喜，疾攻勿避，示怯勿进，归师勿易，约和毋信，诈衅毋利，忽退毋懈，久持毋敝。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闻之，善守者如环，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敌诡有万，守岂一端？其道赜殽，不厌详参。请极情变，知者观焉：防莫重于门。槎其外，以备敌之焚也；坑其内，以陷敌之乘也；县板其上，以诱敌入而使为禽也。《明史·铁铉传》，御燕王事。凡门之制，宜备火攻，故窍其扇以出铳槊，则攻者不敢前也；池其上以溜水，则火者无所施也。凿城上近门处为池，横长与门等。上阔底窄，形如檐槽，横开七孔，水如闸泄。此羊侃法。若火已然，则提瓮缶而掷之，或囊糠沙而湿之，或益薪月城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备急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阱而张敌也。防莫多于堞。防堞之法：湿毡絮而悬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贼钩竿。或多悬刺木，或外架浮篱，防潜袭而梯登也；竹编牛皮而凿其中，出内矢而捍外射也；随攻所向而布幔张之，则矢石冲车不能坏也；若坏及堞，则木为女垣而轮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坏及城，则急栅而拒之，劲枪弩以守之，否则益火以绝之，急筑偃月城以翼之，内掘深濠以备之，则敌莫能害也。
门堞既固，乃专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内外，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贼至而甘心从逆，贼入而乘机劫夺者，穷民之患也。北门之管，以仕危；维州之垒，以嫁启；汝州之城，以版筑应募而溃：是内应之奸也。围守既久，人无同思，一夫下缒，众心危疑，或嫌衅于我，或贰敌居奇，是离畔之奸也。开仓而廪之，授戈而使之，则穷民安矣。择亲信而任之，加外而锢之，则内应塞矣。单激燕则即墨怒，鄂纵反间降兵疑，则离畔止矣。严失火之令，备救火之具，防火药，防草场，所以杜变也。狱者变之薮，库者劫之招，径窦者贼之媒，所以除也。奸之外至，非惟谍诇也，有诡冒焉，有潜袭焉，有诈诱焉。栾乘妇车入曲沃，蛮衣败卒陷犍为，晖效蜀帜败景崇，贼称中使入幽州，是之谓诡冒。雪入蔡州，雾破夹寨，则乘晦冥而袭之；岁首秀容，元夕昆仑，则乘令节而袭之；梯倚城外华州危，廿骑径入隆德平，宋王德禽姚贼事。则乘不备而袭之：是之谓潜袭。佯退而实进，已去而复来，声前而掩后，求和以缓备，伪降以纳间，是之谓诈诱。令严可以杜冒，备密可以防袭，持重可以制诈。
虽然，敌之外攻者，非惟阴谋也，有显患焉。显攻之术十有二：曰土山，曰磴道，曰填濠，曰云梯，曰木驴，曰地道，曰撞木，曰钩竿，曰蚁附，口炮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临，内山应焉，曾楼增高，明制其巅；或则地道，潜引彼土，陷不能立，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移柴，将磴以登，我潜投蒿，杂以松明，因风火之，彼积必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掷者如雨；或推轮桥，中实薪土，且荐且覆，遂渡莫御。若是捍之，火药为主，星掷飚发，敌败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云梯飞空，上施湿毡，多载壮士，翼以较辊，薪土随之，填堑遂前，则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则凿垣，三木并施，一钩一距，一则燎之。若皆不动，则谋地池，通隧蓄干，潜焰勿，重必偏陷，鼓鞲急随，其焰豆天，积尸如坻。此制云梯之法也。梯高既败，乃创木驴。蒙以生革，十卒一车，径造城下，俯且锄，城于隍，矢石莫如，则如之何？曰：束苇实脂，岐如燕尾，缒而烧之，立烬可俟。革湿或阻，更以冶炉，铁汁筛之，溃炙须臾，或作绞车，钩索四轮，俟进举竿，挽入阐。则制木驴之法也。上攻既穷，俯攻复败，乃谋暗道。凿土为窖，角鸣地中，堞倾垣坏，则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绕城多坎，伏瓮而听，其声空空，掘堑以迎，飏灰煽烟，遇熏若雕，客知有备，计辍不行。则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绌，将谋女墙，爰撞爰钩，蚁附炮伤，四者各施，主人仓皇，则如之何？曰：客若撞木来者，宜以钩竿割之，绳断木坠，计不得施。客若钩竿来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刃外向，长柄下垂，迎刃而陨，以锐为宜。若拒蚁附，其道多端。绳钩上挽，锥板下抟，转石檑木，如雨循环。急则重斧，斫其近攀，远则蒺藜，刺马碍辍。若拒炮石，以柔制刚，张幕结网，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补以坏墙。此拒四者之法也。敢问火攻则如之何？曰：火之来耶，或以高车，加镬于鲈，炙炭沸油，积薪助嘘，得水益焰，楼燔可虞。宜下湿沙，泥浆与俱。或束松竿，灌膏焚橹，利用铁钩，以断其炷。若燎已及，水灭则宜，或筒或袋，以熄为期，扑缓则殆，毋悔噬脐。此待火攻之法也。敢问水攻则如之何？曰：水之攻耶，必城庳洼，缮版窒窦，勿为鱼虾。急募善楫，载锹载划，衔枚夜出，决堰囊沙，敌垒溃乱，急击无哗。此待水攻之法也。问者曰：善。
战守下
攻者为客，守者为主，胜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胜在攻乎？曰：胜无定在，制胜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破军禽敌之道，先在自治。吊死问伤，所以恤下；积薪誓死，所以厉士；鬻财犒军，所以劝勇；诧神设誓，所以固众；设像朝阙，所以激忠；诛除反仄，所以伸威；声言援至，所以安困；开门出击，所以壮气。此制胜之本也。出如脱兔，动如发机，此制胜之术也。其术如之何？曰：邀其归路而截之，诱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静待动，暇镇卒，佚制困；险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结之，围而解之；敌将能识之，敌矢能取之。祎扼爽于三岭也，桓蹙休于夹石也，清河之禽明彻也，京口之困兀术也，知归路之可乘矣。诩之弱弩诱羌也，宫之伪降陷操也，雄之设伏间尚也，锜之浮桥济敌也，知诈诱之可用矣。佚而劳之，其术有二：夜鼓严队，若将出击，及旦乃寝，伺怠忽出，备夕攻昼，备昼乘夕，更冲迭突，不令休息。此之明找。或募死土，效故衣号，乘怠劫营，因风纵炮；电起奋杀，电止则寂，惊与同惊，息与佯息，呼散啸聚，如万如一；暮往晓返，东出西入，疑鬼疑神，无声无迹。此之谓暗扰。饱能饥之，其术有二：敌有粮艘，募凿沉之；敌恃囷积，伺间侵之。火药焚之，辎重禽之，此之谓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毒其草刍以饥其乘，囊土量沙以扬其声，此之谓阴害。虽然，不可以不静也。守陴静坐，徐城莫测；鸡犬无声，顺昌逐北。巷断夜行，刁斗寂默。哗则易惊，静无不克。虽然，不可以不暇也。临敌仓皇，躁则可乘。洒门却扫，强敌敛形。饮博澶渊，解衣新亭，其外有余，何机不？虽然，不可以不佚也。毋失饮食之节，毋绝人马之力，毋肆寒暑之极。请言其要：
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势相百。虽然，不可以坐俟也。汉阻兴势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遭，玠保大散巴、汉全，蜀失阴平成都覆，燕亡大岘灭广固，幽弃榆关胡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纵敌渡河金捧腹。无悔噬脐，无忘蚁筑，舍易即难，前车屡覆。虽然，不可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辅，如环无端。何处可偏师令牵顾，何处可游兵绝饷路，何处可伏兵摧半渡。步骑屯外，分据要害，城与相应，敌受腹背，抄粮掠樵，困久必败。布围陈宫困于邳，慕容离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随而分卒。虽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郢都覆，赵非信陵邯郸蹙，史慈告急于中原，崧女突围于州牧。虚声应和者不可恃，邻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批亢捣虚，格形禁势，守陴闻之，百倍锐气，表里夹攻，坐收其弊。虽然，不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己，难恃者人，求援莫应，非奇曷申！廉范形之以缓而围解，耿恭诡之以神而围解，虞诩示之以众而围解，田单火攻以牛而围解，皇甫火攻乘风而围解，刘琨胡笳悲啸而围解，光弼地道陷营而围解，张巡诈走破敌而围解，郝昭死守力战而围解，赵襄间其与国而围解，陈平间其后宫而围解，勾践间其谋臣而围解，华元劫其主帅而围解。曰：然则识敌将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书，以观其取而告也；尝之蒿矢，以矢尽故。以观其走而白也；急选善射，中之勿失，是殪一而当百也。请问矢真尽如之何？曰：缚蒿为人，夜缒之城，敌争射之，其矢盈坑；或则垣内张盖往回，敌疑主将，发矢猬来，因资于敌，其巧莫阶。
水守篇
荆扬水国，江海为池，守岸等于守城，水师急于陆师。有金无汤，讵备正奇？作《水守篇》。
问曰：舟师可以进，可以守。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泗，趋河北者自汴、河，趋关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陆，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谭也。扼江十郡，其要七渡，负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岛夷，内防盗艇，如何而形格势禁，如何而扼吭拊背，愿闻其宜忌可乎？曰：水战莫急于舟，舟战莫急于兵，水兵莫急于器。请言舟要：大胜小，坚胜脆；顺风胜逆风，顺流胜逆流；防浅，防火，防风，防凿，防铁锁、铁杙。以闽船遇倭船，如以车碾螳者，闽船如城，倭船如舱。大海相逢，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此以知大之胜小矣。以粤船遇闽船，如以石破缶者，粤材铁力，闽材杉松，风涛相撞，良楛异功，此以知坚之胜脆矣。韩世忠以海舶败金兵、虞允文以海䲡船沉敌舟。孙、曹、刘、卢之争，顺风者得天助，逆风者失事机，可以知乘风之利矣。春秋吴、楚之争，从水战者楚常胜，从陆战者吴常胜，可以知上游之利矣。虽然，鄱阳之战，敌舰高大，我难仰攻，明军纵炬而烬之，此以小胜大，脆胜坚者也。吴、越之战，敌得风势，傅璀引舟佯避，俟敌过而回舟，扬灰以败之，此易下风为上风者也。梁、陈之战，敌顺流而东，直趋建康，侯徐出芜湖蹑其后，敌舟反风而自焚之，此易溯流为上流者也。若夫浅之为患，御舟胶沙，鄱湖几危。然岳平杨么，预置草以塞港，迫敌走险而遂禽之；吴攻交州，乘潮挑战以伪遁，潮落碍杙而后乘之：则可以浅致敌也。风之为患，世杰飓覆于门，金师涛卷于唐岛。然海舶之制，两头设柁，东风西驰，南风北驰，占验有定，无适不宜，是可以人备风也。火之为患，以孟德之强而败，世忠之智而败，徐道覆之谲而败。或乘风烈而火之，或乘无风而火之，海舰无风不能动。或分步兵夹岸而火之。然厓山之战，海舶各涂泥而火箭不燕；河阳之战，铁竿拒油艇而须臾自烬。是可以计御火也。“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死战于舟上，何如潜制于舟阴！数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沉，则凿患甚焉。然或施夹舱而钉铁，或募善泅以护舟，则亦备敌我沉也。若乃敌进欲拒，敌走欲禽，或横铁锁，或组舟轮，系树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断水之计欤？欲破铁锁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筏去，大炬后随，长木灌油，熔铁断维。若破笮联艨艟者，宜募勇士，披铠进攻，绠则斧之，薪油以从，舰断随流，焚溺蔽空。若破篾石碍浅者，宜令善水，潜以锐刀，笼解水涨，顺流莫胶。此又防敌之断水者也。
请言舟制。口八轮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轮。其上三桅，柁楼后峋。顺风使帆，逆风转轮。帆索药浸，雨火不侵。周以生革。捍矢卫军。狼牙钉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风涛不偏。曰楼船：重列女墙，战士凭之。窗矛穴弩，炮车外施。湿毡生革，御火是宜。周环如垒，可战而驰。牙旗金鼓，大将之威。无风难使，多则非宜。此皆用以统率者也。曰火轮神舟：形如海艘，生革障矢，上下三重，旁轮激水。中层刀钉，机关以俟。下舱伏卒，阒疑神鬼。募泅善橹，破浪如驶。佯败争泅，空舟以委。践机触刃，精卒骤起，火器四发，樯队披靡。此用以哨探者也。曰蒙冲：多张生革，矢石是蔽。篙师在内，弩枪是卫。但取神速，乘其不备。空见船行，曾惊入渭。曰无底船：士立两舷，旗帜壮观。诱敌竞人，溺死无算。又或三舫，联为一贯。中实旁虚，浮板易谩。夜战误敌，功倍事半。此用以掩袭者也。曰走舸：舷立女墙，多桨如飞。壮士径进，绝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或）[曰]1子母舟：前为巨舻，广实药薪。后舱内虚，小舟藏之。使风齐驱，抵彼火发，后舟则逋。此用以焚敌者也。日斗舰：形如楼船，其制稍遒。外墙内棚，伏弩重矛。上无蔽覆，死士环周。冲阵陷敌，克壮援桴。曰游艇：有舷无（墙）〔樯]2，多桨迅橹。虞侯用之，回转阵伍。计会进止，不失启处。此皆用以战敌者也。焚敌莫如火，碎敌莫如炮。炮或自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风不能颠。坚架量高，审敌测竿。暗表识之，远近直弦。舟处筏后，布障筏前。敌莫我测，望之如垣。贼近发之，齐声震天。外摧内圈，施必万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饮马天堑，欲渡狐疑，宜用浮桥，枕席过师。大艘数十，巨笮组之。试诸上游，移置敌矶。夜钓量江，谋士堪师。此用以济水者也。
舟舰缮矣，必练水师。水师二要：一专号令，二重募练。号繁则淆，令纷则杂。编什五舟为一，哨官辖之；两哨为一司，分总辖之；三司为一部，部将辖之。旗皆同色，异镶异号以别之；舟各一总，专其责成而钤束之。择胆练者3俾为舵师，临战股栗，必亟易之。此之谓号令。募练之法，因其渔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盐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效用也，或泅钻敌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队而乱之，或蓄燧潜发而燎之，或铁绠系舟而拽之，或出奇载炮而扰之，或冒险伺间而侦之，或达信围城而应之，或赍蜡请授4而致之。其人水也，敌密列星桩，则遇而锯之；敌张网缀铃，则先触以竿，俟其举网而过之。其招致也，或悬重赏而购之，或投金大江而试之。此之谓募练。
1据道光二十二年本改。
2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3“胆练者”，上海申报馆本为“瞻练者”。
4“授”，上海申报馆本作“援”。
水师习矣，宜备水器。水战之器，莫烈于火炮。有守炮，有攻炮。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夷。“以夷攻夷”上策，权奇其说，别详诸《海志》。
请先言内地所宜者乎。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橐，或骑。水军之命制于帆，帆制于火。必熬晋石、蜂脂、矾水以渍之，竹箬缭索，皆以此浸之，再干而后用之，则火箭、火球不能燎也。人不习于水，衣不宜于水。或瓠片为甲而矾淬之，编以鹅雁翎而浮之，则皮囊、木罂不能及也。水底潜伏，闭气为难。宜屈银橐而三管窍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气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肾与足心谓涌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来为祸。上漆椰瓢以护之，下裹漆绢以固之，则可无患也。藤为水马，腹大如囊，四足横出，尻尾俱昂，前后遮浪，中藏干粮。漆布为辔，手援以行，短桡冒铁，可战可抗。此所以备不虞也。攻敌之器四：或火，或钩，或竿，或油。火箭力猛，过步数百，箭劲帆薄，虚射无益，宜近铁施竹叉以留之，欲辟湿则筋缠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敌近十步，箭远非宜，焚帆毁篷，火抓是资。圆木陷刃，空中药施，火孔六七，倒锥置之，临敌乱掷，钉入帆桅，或高或下，钉著火随，是口火抓。桶可受斗，半实硝磺，薄沙覆之，火碗中央，加盖微扃，轻掷敌舱，火激药发，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则自伤，是曰火桶。更有喷筒，二尺坚篁，缠以绳麻，柄五尺长，层药一饼，数层迭装，实筑虚发，十丈莫当，远粘樯帆，烟发仓皇，是曰喷筒。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发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药作团，借火器力，一发四迸，篷隙舱侧，敌备不及，水沸愈炽。更有火而逆风发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风，煅灰炼油，硝硫助功；狼粪艾肭，并焙则同，逆风愈劲，神焰鬼工。此则火攻之奇器也。火药不备，火攻不及，则如之何？曰：有钩镰焉，或割其缭，或钩其舷，物微用便，利轻以弯。有撩钩焉，三锋一柄，左钩右漉，或捞首级，或钩帆幅，梢固铁坚，万拽不曲。有潜水中者焉，或距或钩，严禁勿泄，贼艘径撞，碎于锐铁。此钩之利也。撞竿之制，施于战艇，坚木冒铁，敌舰莫近，迎之立碎，摧陷无并。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鸡白兼油，掷以瓦磁，风涛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纵风乘之。又闻钱瓘击吴狼山，已船筛沙，豆洒敌舷，战血所溃，僵仆相延。又闻倭寇掠舟过吴，乡民愤追，泥泼其舻，我蹑草履，倭颠不扶，奋前殪之，枕尸载途。此油、豆、沙、泥之利也。
虽然，有要焉，胜于敌之不及知，败于吾之不能秘，我以制敌，（及）〔反]1为敌制。浮桥攒钩，拒非不善也，岑彭纵焚桥钩，而述兵败；竹笼沙石，遏非不密也，昭达潜水斫笼，而岭贼溃；吴人御晋之计，非不力也，铁锁截船泄，而有大筏火炬之烧；杜御晋之谋，非不智也，桔槔击船彰，而不免长岐枨之拒。功以密成，谋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韬之。
坊苗篇
岂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坊苗篇》。
抚苗如抚子，备苗如备疾，御苗堤御水，攻苗鸷攻伏。抚苗道二，文告不与。目不诗书，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则聚所欲欤，则去所恶欤。何谓所欲？盐布入于峒，药材出于谷。何谓所恶？莠苗不留于寨，奸民不入于寨，吏胥不扰于寨。备苗道三，兵哨不与。兵久则蠹，哨久则圮，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欤，毋芽其势欤，毋酿其渐欤。
1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苗壤不硫磺，奚自而入？人予其距。苗技习枪矛，睚眦而斗，斗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费。抚之善，备之勤，变乃不成。距不夺，芽不刑，渐不惩，狼翼而飞，怒将食人。人曷御之？又曷攻之？御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内。攻之以兵，御之以民。御之之法曰：近其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硝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伦，掘以防，稠容五人，堡乃众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禁）〔焚]1，盗不逾。有三便：559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壁坚野清，乃可以攻。
攻之之法曰：征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蛮，土蛮不如苗攻苗。习技艺，习登陟，习径路，习虚实，习劳渴，习苗情。攻之之法曰：骑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枪。山丛径仄，箐密涧曲，故骑射不宜。步利猱捷，枪利仰攻。攻之之法口：合攻勿如分攻，缓攻勿如速攻，悬深巢不如屯沿边。夫鸷鸟之将击也，必盘空而出不意，其视审，其至捷，有不击，击必中，中必逝。苗窟若狡兔然，专则聚，聚则坚，缓则备，备则延。分攻故不能相顾；来去不测，故备勿及；不株及，故党与离；屯边，故进退如意，声东击西如意，水土粮饷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贪利而购之，因其仇猜而离之，因其乡导而用之。昔者诸葛武侯之渡泸也，遣李恢将别部而地利明，选哀劳劲卒而卒服习。若夫明殷正茂、韩雍、陈金、蔡经之于僮、瑶，李化龙、朱燮元之于蛮，明张岳、国朝张广泗、席尔达之于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数道数哨，十数道十数哨，夹进互击者也。
1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大清之兴也，平地则各旗为八，遇险则八旗为一。兵犹水也，因地而制变。然则驭苗、蛮百世师者谁乎？明广西参将沈希仪。希仪之术如之何？曰：抚如子，备如疾；堤御水，鸷攻伏。
军政篇
能以众正，我战必克，救时如救病，治军如治国，作《军政篇》。
闻之明大学士高拱曰：“兵者，专门之事，非仓卒尝试可能也。国家军政，内寄本兵尚书，外寄边方督抚。今欲储养枢材与边材，则必自兵部司员始。宜择干济之士，使为职方、武选二司，出为兵备道，使山川扼塞形势，兵之强弱，将之材驽，四夷之情伪，无不了于平日。外以待边方督抚之缺，又使边抚与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尚书、总督之缺。终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习西北者不移于东南，长东南者不移于西北，则边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或谓明时官制异本朝。其时无军机处，无满洲，似难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军机处非即明之内阁乎？满洲总统、都统非即明掌京营之勋臣乎？明时本兵之权，与总宪、冢宰并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选司，亦与科道、翰林并重。翰林，备阁臣也；科道，备总宪也；文、武二选司，备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尚略同明制，部曹则吏、兵二部皆无重权，权尽归于军机。于是军机章京之选，远在部曹诸司之上。虽其考选皆不过以书艺之工敏，其迁擢则几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则几同间曹矣。兵部果间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审处之司员，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书，往往不迁他职。于以磨厉刑名之选，慎重文法之枋，与明代之储养枢材、边材相等。夫明代不闻以要职视刑部，今代不闻求将材于兵部，岂一代之兵、刑异尚，各成风气欤？诚使内重兵部之任，与刑部秋审处等，外重兵备道之职，与按察司等，严其保举，专其职掌，重其事权，乌在储养枢材、边材之效不可见于今日哉？问者曰：士必用而后见，才必练而后出。故国初海寇、闽寇长驱内犯，而后梁化风、李之芳之将出；滇逆抗拒屡年，而后岳乐、穆占、赵良栋、王进宝之将出；准噶内闯屡年，而后超勇亲王策凌之将出；准、回犁庭屡年，而后兆惠、明瑞之将出；金川捣穴数年，而后阿桂、海兰察之将出；川、楚征剿数年，而后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之将出。皆非出师命将之初所有也。时久承平，变起仓卒，则若之何？曰：视其功罪，知其良驽。故三方震惊，而一方保障屹然，则守臣之能可知矣；诸军败衄，而一军镇定晏如，则其将臣之节制可知矣。章皇帝之拔梁化凤，纯皇帝之拔兆惠，拔阿桂，皆以其于他军败后整旅独完也。倘曰非斯人，岂遂不能平贼？则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即拨乱之朝，爪牙心膂，亦不过一二人，未必户穰、吴，而家颇、牧。
择将为上，练兵次之。征调数万而无数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则不可以固军情，作军气，兵家所为贵选锋也。谭纶、戚继光不募练金华、义乌之兵，教以阵法、击刺、战船、火器，则不能入闽平倭；刘铤、李成梁父子非募练家丁，则不能立功辽左；其余杨洪、王越、沈希仪、马永、马芳、梁震、满桂、侯世禄、侯良柱、赵率教、金国凤，亦皆蓄帐下亲兵健儿，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师之役，刘铤必得川兵；蓟门设镇之初，戚继光必用浙兵。盖非其心腹爪牙，则呼应不灵，摧陷不力。故知驱市人与之战，古今惟淮阴侯能之。若宋之韩、岳，则各有“背嵬军”。明之戚继光，则全恃“鸳鸯阵”矣。后汉之朱，三国之吕虔，晋之王浑，皆以家兵著名史册。今之将官，固无厚豢家兵之费力，惟有抽兵并饷而选练之，如璘、玠、谭、戚遗法，庶犹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尽整顿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闽、粤、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苏河、漕、督、抚、提、镇各标兵五万有奇，浙江四万有奇，福建六万有奇，广东几及七万。一有缓急，辄远调他省，则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闯人，由习睹粤兵之驽也；粤兵之驽，由粮薄伍虚也。若每省汰去冗兵之饷额，并为精兵之饷额，姑以每省汰并六千为断，别募沿海骁锐，水陆各半，分布澳、厦、宁波、吴淞番舶云集之区，昼夜训练。水战则火器、火艇，风涛出没；陆战则技击节制，营垒森严。使西夷觏之，如安南、日本守御之可畏，则必以闭关罢市为虞，则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饷则兵制缺额为疑，不知各省虚伍，岂止十分之一？宁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吴、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劲旅乎？曰：此将兵之恒言，而非将将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无敌中夏，而天祚以数十万众败于混同江之数千金人者，即前日辽兵也。“女真满万不可敌”，而兴定、元光中，百战百挫于蒙古者，即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灭国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逾葱岭，西洋西竺，尽建藩封，为开辟以来版图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万歼于中原，仅漏网六万归塞外者，即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衄折于元代，而完颜陈和尚独以四百骑败蒙古八千之众。宋兵风靡于金源，而刘、岳、韩、吴屡以东南兵摧兀术冯凌之师。同时同事，胜败天殊。且征近事：青海、厄鲁特横于国初，今则青海、蒙古畏黑番如虎狼，岁烦官兵为之防戍；又喀尔喀为准噶尔躏轹，如入无人之境，及超勇亲王蹀血一战，斩贼数万，亦即喀尔喀之兵；红毛戈船火器，横行海外，及郑成功一战，逐红夷，夺台湾，而有其国，亦即闽厦之兵。
是知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故曰：一夫善射，百夫决拾。又曰：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
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盖中国红夷大炮本得自佛郎机，非中国所有也。西洋各国夷炮，有鬻于粤东者矣，有鬻于新嘉坡者矣，有鬻于孟迈、孟加腊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专有造炮出售之市，孟迈、孟加腊亦然。此皆中国商船往来之地。但令每舶回帆入口，必购夷炮数位，或十余位，缴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粤东购夷炮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彻防，遂弃诸虎门之洋。此尚未购自新嘉坡、孟迈，而所获已如是。若饬商四购，所获更可量耶！至火轮逆驶之舟，为四夷哨探报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国专门工匠，即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详，每遇炮伤礁损过甚，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断未易于创造。惟至粤卸货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国效顺之夷，如佛兰西、弥利坚，有愿售兵船于中国者矣。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闻昔刘晏之造江淮运船矣，价五百贯者，辄给一千贯。或议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使人有余润，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故转运五十余年，船无破败。及后人核减估给，无复宽剩，于是船坏而运不继。天下大计，孰不成于大度之人，而败于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坚驶巧习，以其恃贸易为生计，即恃海舶为性命也。中国之师船，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别遣小舟携公文，往邻界交易而还。其实两省哨船相去数百里，从未谋面也。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故嘉庆中剿海盗，皆先雇同安商艘，继造米艇霆船，未有即用水师之船者。今即实估实造，而停泊不常驾驶，风浪无从练习，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则亦不过数年而舱朽柁敝矣。如欲练战艇，则必谋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粮艘由海运，以师艘护海运而已。江苏战舰由吴淞出口，浙江战舰由镇海出口，皆护本省海运之粮以达于天津。钦派验米大臣莅津收兑后，并阅护运之水师，然后给咨回省。则师船无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师船有所练习，而不致旷废。其造不敢不坚，其练不敢不熟，纵不足外夷，亦可备内盗矣。至福建战舰，则每年采买台湾米十万石，护至天津，验阅如前。广东战舰，或采买暹罗米数万石，护至天津，验阅如前。夫放洋以纡直分远近，粤东武举人会试，附商舶北上者，往往顺风七昼夜达天津。彼夷船远涉数万里如咫尺，况版舆之内乎！台米运津，本近年恒事，而米采买济粤，亦康熙旧例。今但岁岁加运推广，且可酌减南漕，以纾江、浙民力之穷，非一举而备数善乎？总之，会哨必令收入内河，监验必由文吏，而不许会哨于海岛无人之地。承平则以虚文欺视听，有事则见轻于盗贼。
际海之国以万数，束之凡三大类：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国恃骑射，舟楫之国恃火攻、水战，城郭之国恃坚壁清野。土著纵不长水战，岂亦不长防堵乎？承平纵不习攻斗，亦可不筹守御乎？李光弼短野战，而善凭城，即以守为战，以正出奇也。高垒深沟，间出奇兵，绝敌饷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古今遇剽悍之敌，如李牧之于匈奴，周亚夫之于吴、楚，李光弼之于安、史，戚继光之守蓟门，皆得此力。习战难而习守易，不但将帅宜习，即守土吏亦可习。先问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势欤？城高厚、濠深阔欤？城中仓粟足欤？库中器械利欤？保甲行，奸宄息，人心固欤？薪刍、盐铁、木石、灰油、井泉无缺欤？此岂必临敌而后可议者！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用，宜令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其时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难守。盖城逼海滨，船抵城外，与台湾、琼州、崇明形势迥殊。今封禁内地之南田，而守孤悬之荒峤，以徒贻外夷之挟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宝山县城迫海塘，即承平之日亦宜内移于江湾罗店，或再内移与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绝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镇海、镇江本擅金汤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宝山先溃，或城内之满、汉兵自鬨，有险可守且如此，况无险乎？粤省旧城，高厚无虞，新城低薄难保，见于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载，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御海寇，但有守内河之法，无守海面之法。而吴淞东西炮台不近扼内港，皆远置于口门之外，洋面之冲，树鹄以招敌，使敌得以活炮攻呆堞，而我反以呆炮击活船，故贼百攻百中，而我十发九虚。何如移诸港内岸狭之处，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横恣，而我得以呆炮击呆船乎？且夫御炮之法，莫善于凭城，尤莫善于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围滑县，炮攻不入，最后掘地道始破之。盖外砖石，中沙土，大炮遇沙即止。是说也，闻之杨果勇侯芳。炮台必筑炮城。砖石固易訇碎，即土台亦易震裂。尝以大炮试诸土台，竟彻底掀翻，惟沙心之台垣，炮不能透。是说也，闻之林尚书则徐。
红夷之入寇，与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斗，以船不敌而火器不备也。红夷则专长战舰火器。此异倭者一。倭专剽掠沿海，迹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屑剽掠，而借索埠头通互市为名，专以鸦片之烟、耶稣之教毒华民而耗银币。此异倭者二。红夷之水战与火攻强于倭，鸦片之害甚于倭。日本之深恶红夷不与通市者，防其鸦烟与邪教也。红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陆战也。日本三十六岛，港汊纷岐，其海口更多于中国，其水战火攻尚不如中国。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遂足苦英夷，绝市舶，而不敢过问；又止以刑罚之断，号令之专，遂足禁邪教、断鸦片，而莫敢轻犯。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今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国家以提督主武，提学主文。提学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试武童生。而江南之苏、松、太仓，浙江之杭、嘉、湖，应试武童每不及额，文试则每邑千百。以贵文贱武之俗，而望其高气尚力乎？提、镇、抚标，名食粮而身倚市，出应伍而归刺绣，尚望其披坚执锐乎？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而望其长驱敌忾乎？至江北之徐州、寿春，浙东之处州，则文试寥寥，而武试骑射甲两省矣。征调则争先，召募则云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为兵之地，苏、松、太仓、杭、嘉、湖是也；有选择可兵之地，吴之常、镇、淮、扬，越之温、台、宁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吴之徐州、寿春，浙之金华、处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赣南，广东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劲旅。募兵者当于彼乎？于此乎？地不武者强之使武，地不文者强之使文，以一定之额数，概不齐之风气，易地能为良乎？请敕督抚会同提学使者，檄示各郡邑，愿裁武试增文试者听，愿裁文试增武试者听，于是则江南、浙西之学校宽，而江北、浙东之骑射奋矣。再敕督抚会同提督、总兵，奏定营制，永免佥兵于财赋文学之区，而以其额广募边郡之骁锐，散布于腹内诸郡各标。并其缺，优其粮，则江南、浙西无冗糜之饷，而江北、浙东无额少之营矣。以江、浙推之闽、广，以沿海推之九边，推之十七省。不以邹、鲁之文学，强燕、赵之慨慷；不以丰、沛之剽悍，责吴、越之秀良。量地阴阳，量材柔刚，视执额例之一定，齐风气于五方，责晕翟以搏击，索鹰隼以文章者，孰难易，孰短长乎？
雍正中，西虏未靖，宪皇帝诏各省督抚保举技勇之士，得数千人，其最者能开二十石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返，又能开铁胎弓及举刀千斤者，号“勇健军”，命史贻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海内无盗贼之警，而边疆皆赳武之士。神哉，圣主之牢笼驾驭乎！道光五载回疆之役，将军长龄奏选新疆遣犯二千为前锋，每能黑夜劫营，严冬渡水，数百里侦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复之勋。奈何动曰无兵可用？又奈何动曰莠民可虞？诚能召募骁悍之民为兵，则北五省之回匪、红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斗之辈，鱼盐私贩之辈，市舶亡命之辈，皆剿夷之乌喙也。以沿海枭徒为水师，水师无敌于东南，而海贼不患于东南矣；练中原亡命为陆营，陆营无敌于西北，而土盗不生于西北矣。收两利，祛两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明代征剿，动调土兵。而上司兵中又以广西之狼兵，湖广永顺、保靖之苗兵为最。以少击众，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土兵亦踊跃赴调，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数。如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五千辄以万人至。然今思州、田州即岑氏故地，永顺府即二彭氏地，未闻有虓雄之狼兵、苗兵，何哉？前此辖于土司，其连坐之法极严，故士争用命；自改土归流以后，一如内地之编氓之营伍，泯然无异矣。今日土兵，则惟金川屯练最著，亦皆调一而得二，调五而得十。知土兵之所以胜于官兵，则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谭纶、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之法。如一参将领三千人为一营，十人为队，队有长，百人为哨，哨有长，五百一把总，六总一参将。傥一营全退，斩参将；一总全退，斩把总；一队一哨全退，斩哨长、队长。如是则将与长无敢不奋死矣。如军退而参将不退，战死，则斩五把总；把总不退，战死，斩十哨长；哨长不退，战死，斩十队长；队长不退，战死，斩九卒。若一军不退，则主将虽死绥，其下不连坐。如此则士卒无敢不奋死矣。所诛者常不过十人，则其法必行。故斗乱而阵不乱，可死而不可败。是土兵之法，即古者节制之法也。天下无常胜之兵，有常胜之将。自海上用兵以来，未尝斩一逃将逃伍，而欲士之用命，能乎？问曰：韩信何以能驱市人而与之战？曰：穰苴斩贵臣以肃骄军，孙武斩宠姬以厉女戎，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单神师走卒以悚众，此皆仓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为己猝然之用，不得已为此欲速助长之法，用不测之威赏，以新万人之耳目，与淮阴置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
练兵使之有勇难，使之知方尤难。知方，则必使人人知军法、军情。戚继光训北兵一书，训南兵一书，择要简括，人颁一册，以资讲诵。孙承宗车营阵法别为百八叩，设疑送难以诘将士，待其各自为答，皆必使士知将心，将知法意，得于心应于手也。如水师募闽、广之人，则风涛驾驶虽所熟习，而火舟、火箭、喷筒，攻首尾、跃中舱之法，非演试能精乎？陆营募江北、淮北之人，则技击、弓马、枪铳虽所擅长，而进退、分合、奇伏、援应之法，非练习能熟乎？古言野战，言人自为战者，皆世乱百战之余，深入敌境，士怀必死之志。若承平自战其地，进死退生，涣散无节制，而欲使人自为战，虽韩、白其能乎？矧临大敌，用大众，弩矢如风雨，炮火若雷电，生死在呼吸。平时有十分之技者，临阵仅能用其四五分；临阵能用其四五分，即已无敌于天下。自非训兵讲武，日取国人三申五令之，使寝馈不离焉，沦肌浃髓焉，鲜不临小敌而仓皇，临大敌而失措者。
将才有武有文。选武将之法，即寓于练兵之中；选文臣将兵之法，即寓于取士命官之中。欧阳修言：“取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每百人为一队而校之，其技精最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为队长；合十队长而校之，又择其知法意能约束者一人，以为裨将；合十裨将又择其有见识知筹策者一人，以为大将。”此寓于练兵之中者。文臣则于大挑举人及进士中择其才略明敏者，使为兵部，平时则讲习兵法，搜讨军实，有事则出差巡视，以练边务。材能弗称者，改选别部，材能称职者，专升兵备及边郡知府，必有真材出其间。此寓于取士命官之中者。纨袴虚骄之人勿用，刚愎趾高之人勿用，呆庸无职之人勿用，便辟猾巧之人勿用。
有大将，有战将。孔子言：“军旅之事未尝学。”而又言：“我战必克。”盖卫灵所问者，战将之事，非大将之事也。世人动言神兵非学到，不知从古教正不教奇，节制可教，奇谋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力于节制者十之九，得力于奇谋者十之一，盖奇谋不出于节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孙、吴之书，可行于权谲之代，非王者一统所以制四夷、诘奸宄之法。帝王之师，动出万全，宁拙速，无巧迟。当倭陷兴化，急在然眉，而大猷方讲十围五攻之法，凿沟堑，堵海坝，尽断其走路，以待戚继光至，而后合攻歼之，无一倭漏网。其论备倭，则欲以楼船蹙之海中，河船御之内河，为一举扫荡，而不专陆战。其论备北虏，则必练车营卫步骑火器，胜之以大阵，固不专以家丁取小捷，亦不专以守险计自全。其所见皆出李成梁、刘显等之上，故谭纶与大猷书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军，凡风角、占验、奇门、遁甲皆不用，毋乃矫枉之偏？曰：此大将之识，所以不可及也。商、周兴亡，同以甲子。术士之奇，且不可以语战将之奇，况可以语大将之正乎？
军储篇一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作《军储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
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天储所仰，莫如漕、盐。行之二百岁，百窦千蠹，昼夜朘蚀。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粮艘乎？江、浙曷改行海运乎？”则和者百，哗者亦百。哗者何人？曰：在南则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则通仓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纲盐曷变行票盐乎？省改捆，省岸费，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缓纳，曷为不行？”则默者百，挠者万。挠者即默者之人。曰：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
何谓节用之利？普赐田租，普免逋负，自古旷荡之仁，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赉大赦矣，三年一郊，赉辄百万，赦辄数万，其后至于不敢郊。苏轼所谓以不急之费，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后世庆典普恩，与郊赉、郊赦何异？生齿赜矣，机变滋矣。有恃十载普免而争先逋欠者，则利顽民而不利于良民。官免赋而佃不免租，则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海寇攻城，不及乡里，而遍免四乡之赋，则利于守堵之民而不利于被难之民。国家正供，有岁入数千万之名，而常有逋欠千余万之实，异日国计愈匮，潦旱偏灾，何以蠲赈？则过厚于无事之民者，反无以备夫缓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议节者一。直省养兵，
费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乾隆中叶，又以名粮改成实额，增六万之兵，即岁增百余万之饷，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养兵数十万，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复国初之旧额，再核目前之虚伍？或并三兵之费以养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费以募一兵，使一兵当十兵之用。此宜议节者二。
何谓塞患？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难禁内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轻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为酷者，惩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轻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耻且格是也。窃谓禁烟欲中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载在《大清律》，以防窃盗之再犯，所谓耻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终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则纨袴温饱之烟民，知令在必行，闻风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诛，则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终者，杀之无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责以有犯必诛之事，专责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则人可按籍而稽，瘾可按期而验。倘有纨袴温饱之家，耻黥哀免者，许以金赎，视其职衔小大，为罚赎之轻重。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诛，不得再赎。惟贩烟之犯则立诛，不在黥赎之例。其贩烟吸烟，必许告发，告不实者反坐。夫水师整饬，而外洋无庇贩之人，绣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内地无尝试之犯。如是而烟不绝者，无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是则禁民为非，实帝王理财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蠹财者，宁惟鸦片？
何谓开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请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外洋之用银币亦先于中国。何者？宋、明以前，银不为币，币惟黄金及铜。而《汉书·西域传》：宾、安息、条支濒海诸国，皆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面，或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幕者，钱背。唐《西域记》：龟兹国、睹贺罗国、迦毕试国，其货皆用金银钱及小铜钱，印度兼用金银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银币，先于中国数千年。其证一。《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湖、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以金银为货币。韩愈及元稹奏状，皆言自岭以南用金银，自巴以外交易用盐、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布，是闽、粤旧通番舶，故用银独早。其证二。《文献通考》：“国家二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送，所失甚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暮夜贸迁，黠吏受财，纵释不问，民用日以凋弊。”又曰：“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海商往来，钱宝所由泄，是以自临安出关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发，官必点视，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官验止为虚文，乃许党类首告，以其钱货之半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舶者有罚。其番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离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铜钱下海，与今日之禁纹银出洋无异。盖昔时番舶载银，以易中国之铜钱，钱之出海者既众，则银之入中国者亦必众。故昔时不闻禁出洋之银，犹今不闻禁出洋之铜钱。事所本无，患正相反。其证三。《职方外纪》言：南墨利加州各国多产金银，而孛露国、金加西腊国所产尤甲天下。其场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万人。国玉什税其一，每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百物俱贵，惟银至贱。贸易银钱五等，金钱四等。欧罗巴岁岁交易，所获金银甚多。而中国银矿开采，则唐以前，史书从无其事。唐宪宗二年，且诏言有银之山必有铜，铜有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自五岭以来，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欲以闭银而广铜。洪武、永乐中行钞，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欲以轻银而重钞。《通典》载唐度支岁入之数，粟、布、钱、帛而外，未尝有银。惟两广诸州土贡，每州贡银三十两，或二十两，以为贡，不为币。苏辙《元祐会计录》及《元史·成宗纪》，岁入之数，银但五六万两。《洪武实录》岁入之数，银但二万四千余两。是则自明以前，重铜轻银如此，其采银贡银之少如此。而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国银矿已经开采者十之三四，其未开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气，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则中国宝气之秘，在山川者数千年，亦必今日而当开。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当变。故曰开源之利。
军储篇二
难者曰：货源之为急标，开矿之为浚源，则闻命矣。若夫聚众则难散，边夷则易衅，税课将滋弊，则若之何？工巨而无款可筹，费重而无矿可验，则若之何？曰：亦知云、贵无岁不开银矿，国家无岁不征矿税乎？《大清会典》：正供岁入之数，云南银场岁课六万七千三百两有奇，永昌府及广东无定额；云南金矿岁课金六十两有奇，贵州思南府无定额；云南铜矿额课银万八百有奇，四川、两广无定额；云南铅锡矿课锡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无定额。岂滇、黔之矿不聚众，不征税，而他省独患众患税乎？岂滇矿不边外夷，黔矿不边苗疆，而他省独患其边夷乎？甘肃甘州、西宁之金矿，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矿，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为两提标之优差。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金矿，将军派兵守之，客民串谋潜挖，至今为驻防之利薮。广东琼州之银矿，挖砂百斤，煎银六十两，其工费仅六两。此外，四川马湖、建昌番地之矿，浙江温、处之矿，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闻之滇吏曰：矿丁多寡，视矿苗衰旺，矿旺人众，矿衰人少，矿绝人散。有利则赴，无利则逝，不俟官为散遣，从无聚而难散之事。凡矿所在，皆有场主，听治而平其争。以七长治场事：曰客长，司宾客听断；曰课长，司财贿税敛；曰厨长，司工役饮食。有事皆听治于此二长。又有炉长、镶长、硐长、炭长，分司采炼。又有胥役游微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严制肃，万夫无哗。故雍正、乾隆中，腾越边外为桂家银场，为缅夷所惮；水昌边外有茂隆银场，为倮夷所惮。及桂家场之宫里雁为边吏诱杀，茂隆场之吴尚贤献场于朝，反为官所捕治，于是两场之练勇皆溃散，缅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远厅同知傅鼐结矿场之练勇以御倮夷，斩馘数百，亦称奇捷。凡开矿之地曰场，边人讹音为厂，今并改正。是则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以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盗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且铜、铁、铅、锡、煤、炭、硝、磺诸场，何一不聚众者？国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阉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黩武亡国，后世不闻禁用兵；元代开河致叛，后世未尝废治河；明季加赋致寇，本朝未尝不征租税。岂有惩色荒而禁昏姻，恶禽荒而废蒐狩乎？
难者又曰：古币用黄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万斤，汉王予陈平金四万斤，间楚君臣，其余诸帝之赐臣下金，辄数百斤计，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或赤金十万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未闻其时淘采之方，与官府榷敛之法、惩禁之制。管仲、桑弘羊、孔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当取以富国，而不可为豪强所擅。然其说不过曰盐，曰铁，不闻有榷金之政。蜀卓、程郑皆擅冶铁以殖货，吴濞、邓通皆铸铜山以致富，未闻其藏金之数。汉令私铸铁者钺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此令后唐（至） [长]兴二年始除，止亩纳长农器钱一文五分。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于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乌乎！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诚何道哉？马端临求其说而不得，因谓汉世不贵难得之货，有古人遗意。夫不贵难得之货，曷为百金中人什产，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辄列名《货殖》耶？桑、孔心计，下至告缗算车，鹿皮荐壁，而独疏网于金币，有是理哉？曰：《周官》廿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谁言上世无坑冶开闭之禁者？《禹贡》荆州厥贡惟金三品，梁州厥贡镠铁银镂砮磬。《管子》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为币，以救水旱。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以权衡万物之高下，而御人事。谁言上世不贵金为货币者？计自太吴铸金，神农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泽不以封，金之开采，已足以备宇宙之用。及至汉世，金无耗减，惟恐过多则贱，故无事于开采。无开采，则无征榷，无征榷，则藏在山泽。守自仆人，其禁既厉，民无从私立坑冶，非若铁为日用农器所必需，铜为铸兵铸泉所时用。有官采官铸之榷，即有私采私铸之奸，日增月益，法令斯繁，故禁铁反密于禁金，非民乐犯铜铁之禁，而不趋采金之利也。及后世铸像写经，融箔饰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从事于坑冶。然唐初置陕、宣、润、饶、衢、（经）〔信]1诸州银冶五十八。而宪宗元和中，特申重铜轻银封闭坑采之令，于是天下银冶废者数十，岁采银仅万二千两。宣宗增银冶二，亦止岁采银二万五千两，则其事尚微，不足比数。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各道置金冶十有一，银冶八十有四。自至道至元丰初，大约天下岁课金万余两，银二十余万两。惟天禧末岁入银八十八万三千余两，则除坑冶外，丁税利市折纳互市所得皆数之。或出自商旅，或来自外夷，非尽坑冶之数。未尝有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也。其时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发之矿，漕司虑发本钱，往往停闭。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变。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此开采最善之法，尤未尝有矿徒扰民、矿税病民也。明代又变民采为官开。陕西商县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炉冶四十二座，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县各设银场局。永乐中，分遣官赴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开福建埔城县，贵州太平溪、交阯，云南大理银冶，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浙江增至八万余。宣宗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浙江增至九万余，亦尚无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也。英宗初，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既而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严禁不能止，则封其所不当封。其后言者请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亿过于公税，则开之不得其所以开也。
1据《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改。
夫民开而官税之，则有利无弊。明人乃禁民采，而兴官采，何怪利不胜弊？况中叶以后，矿事遂属于中珰，或得不偿费，或无矿责银。至万历间，河南、山东、山西中使四出，计十年间，共进矿税银三百万两，每岁仅三十万，而奸珰乘势诛索中饱，不啻倍蓰，不惟非宋、金民采之制，亦且失洪、永、宣德开官之制。今不归咎于珰采，而反为封禁民采之口实，岂不缪哉！岂不缪哉！更考国朝列圣之诏令：康熙五十二年，则有“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之谕矣。乾隆三年八月，则有谕两广总督鄂弥达“开矿并无聚众难散”之事矣。四年六月，则有谕两广总督马尔泰“银矿毋庸封禁”之事矣。四十二年二月，则谕“大小金川地产金沙，可采为设镇安营之费”矣。嘉庆元年六月，则有“塔尔巴哈台金矿穷民偷挖，不可严办”之谕矣。皆圣祖、高（祖）〔宗〕圣训，未尝不许开矿之证，与《会典》载云南矿课相表里。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慎重开采之谕乎？曰：是时朝廷百废备举，方兴直隶水利，清耗羡归公，户部库贮六千余万，直省仓储三千四百万石。外洋无透漏之银，司农无竭蹙之叹，天子不言有无，本强不问标末。帝王之道，张弛各因其时也。故普赐田租之事，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矿课开采之事，可不行于雍正，断不可不行于今日。
军储篇三
问曰：近世银币日穷，银价日贵，于是有议变通行楮币者。其法本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其用同于近日北五省之会票，淮南之根窝；其说倡于嘉庆中鸿胪卿蔡之定，推衍于近日吴县诸生王鎏。且述崇祯时，部臣议行钞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广，藏之便，赍之轻，无成色之好丑，炉冶之销耗，绝银匠之奸伪，盗贼之窥伺，铜铁废而尽铸为兵，白金贱而尽充内帑。果足通银币之穷，佐国用之急乎？日宋臣叶适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实诸法，桑弘羊所不为；蔡京改行钞币，以盗贼之道，诱赚商旅之财，又王安石所不为。”何者，唐之飞钱，宋之交会，皆以官钱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铁，取茶盐，取香貨，皆有所附丽行之，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一意便民，而不在罔利，即《周官》质剂之遗，于国用何裨焉？故蔡京改行钞法，不用官钱，直用官楮，以百十钱之楮，而易人千万钱之物，而后利归于上。利归于上者，害必归下，犹无田无宅之契，无主之券，无盐之引，无钱之票。初行则奸伪朋生，久行则不堪覆瓿，故不旋踵而废。金、元、明代，不戒之而又师之，竟不鼓铸而专用钞，重以帝王之力，终不能强人情之不愿。今如欲复行乎，吾见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有十不便而无一便矣。然楮币不可用，而更币之法不可不讲。请先陈历代各币兴废之由，以证其说。
汉世银价极贱，朱提银八两，直钱千有五百八十，他银八两直千。朱提，县名，属键为，出善银。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民废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价，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币，视白鹿皮荐直四十万，笼利尤甚。以古准今，其必不行者一。宋太祖取唐代飞钱故事，许民人钱京师，于诸州换给。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诣务入钱者，即日给券。又敕诸州，商人赍券至者，当日付钱，不得住滞，违者科罚。其后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铁钱之重，私券贸易，久不能偿，争讼数起，请官置交子务，禁民私造。诏岁造交子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新旧相因。绍兴中年，复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俾商凭钞，因以取茶盐香货，不独恃见钱为本。其立法可谓尽善，然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流落民间，即同见镪，其究必有最后受累之人，仁者其忍作俑？以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二。宋代行交会，原以通舟运之穷，故大观中，蔡京钞法，惟江、浙、湖广、福建不行，盖水乡通舟，运甚易，故至今钱票亦不行于江、浙、楚、粤。今欲以西北之票，强诸东南，纵有官钱，尚非民愿。其不可行者三。王鎏《钞币刍言》谓果欲行钞，必尽废天下之银，然后可行。是即洪武、永乐禁银钱以行钞法之意。其时罚禁愈严，钞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银诱民市而执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贞祐三年，以民间市易多用钱不用钞，请权禁见钱。自是商舟皆运钱贸易于淮南，钱多入宋，识者谓其弃货财以资敌国。
今日果禁银行钞，不过尽驱文银于西洋。其不可行者四。王鎏又谓前代钞币不行，由楮印潦草，制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行之矣。元世祖中统元年，别造丝钞，曰“中统元宝”，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且许旧钞昏烂者，以新钞例换矣。岂得尚谓制造楮印之不善？乃金代则银价日贵，宝泉日贱，元代则鼓铸不给，新旧滋弊，卒之与银钞皆废。以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五。洪武八年，折收粮税，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计金五换。三十年，诏以折收逋赋，重则困民，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计金亦五换。永乐十一年，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当银七两五钱。又令交阯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二十引。当银十两。其时米盐断无如此之贱，特朝廷欲损上益下，故为此制以便民。使当时以银一两而买民四石之米，金一两而买民三十石之米，则势必不行。今行楮币者，为损上益下乎？损下益上乎？其不可行者六。
汉时银八两直钱千，既过贱；金代铸银钞，每锭五十两，直钱百贯，旋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其价又过贵。其后银钞不行，盖由于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宝钞”，每贯准钱千文银一两，每四贯准黄金四两，则银钱之价酌中，而金价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谈往录》又言，明初，银每两兑钱六百，是则抑银重钞之令，非民间通行之价。及崇祯十六年，银每两兑钱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数百，乃严禁小钱，力复旧价，制卒不行。及国朝顺治初，而银价复以两兑千，其时岂有鸦片之患？盖前归流贼之虏掠，与民间之窖藏，故贼平始贱也。顾氏炎武言：“万历中赤金止七八兑，崇祯中十兑，江左至十三兑。”亦非由鸦片之故，盖世乱则藏金者多也。近十余载间，文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夫流贼掠去之银，贼平即出，避乱藏镪之人，乱定则价减，非若透漏外洋之有出无返也。
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而已。中国铜钱，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炉而止。自哈密以西，则行回部红铜普尔钱，一当内地铜钱之五，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形椭首锐，中无方孔。打箭炉以西，则行西藏银钱。重一钱五分者，每六圆易银一两；重一钱者，每九圆易银一两；重五分者，每十八圆易银一两。自乾隆平（安）〔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路各（成）〔城]1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如廓尔喀之式矣。是皆以天朝货币而仿外夷之式。
今洋钱销融，净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
1据上海申报馆本改。
独不可官铸银钱以利民用，而抑番饼乎？此币之宜更者一。古币以金，以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金代始用银钞，而抵本色于陕西。钱粮用银，则始于明代太祖初，正统中行于江、浙、湖广。见《日知录》。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鞴，从无易朽易伪之物，可以刑殴而势迫。《书》曰：“具乃贝、玉。”古者，财贿宝货，文皆从贝，锡我百朋，制详五品。《食货志》大贝、壮贝、么贝、小贝、不成贝。两贝为朋，大贝一朋，直钱二百十有六。壮贝一朋，直五十。么贝一朋，直三十。小贝一朋，直十。不成贝谓贝长不盈二分，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玉则古为上币，与贝皆行于三代，而废于秦世。我朝臣服和阗、叶尔羌，玉山玉河，岁时上进，充庭溢阙。乾隆时，回部官山有禁，嘉庆中，始听民开采。今宜以贝、玉佐银币之穷，上出宫府之藏，外榷官山之产，镌其等值，广其流布，物华天宝，民珍国瑞，无倾熔冶铸之烦，无朽腐赝造之苦。此（弊）〔币〕之可推广者二。
夫开矿以浚银之源，更币以佐银之穷，虽皆权宜救币，然尚皆（天）天地自然之珍，国家不竭之府。帝王因时宜民之助，苟舍此而以楮代，是行冥镪于阳世也，陈明器于宾筵也，施画饼于赒荒，易告身以一醉。恐桑、孔之计所不屑，恐鞅、斯之酷不能行。
军储篇四
货源既开，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以君养人，不如使人自养，虽尧、舜犹病博施而济众。国朝列圣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定，诏发帑金六百四十余万，代偿八旗债负，每家获赏数百金，未置寸产，徒糜衣食，一二载荡然无余。其后又颁赏六百五十五万金，亦立时费尽。雍正初，屡赏兵丁一月钱粮，每次三十余万，亦不逾句而罄。岂独八旗之不善节啬，抑其食指浩繁矣哉！世祖时，八旗定甲八万甲，岁饷银若干两，米若干石。圣祖时，增为十二万甲。额兵十万，养育兵二万。一甲之丁，积久而为数十丁、数百丁，非复一甲之粮所能赡。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且八旗有蒙古，有汉军，不尽满洲，满洲又皆收服辽东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
汉、唐有养兵之费，宋、明有宗禄之费，未闻举龙兴之地，丰、沛、晋阳、凤、泗之民，而世世赡养之者。国初定鼎中原，居重驭轻，故圈近京五百〔里]1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自乾隆中叶，已患人满，于是舒赫德、孙嘉淦、张芳溎、沈起元诸臣先后条奏。或言：“盛京、宁古塔、黑龙江沃壤数千里，仅为牧场间田，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生齿之繁。”或言：“独石口外七十里之红城子，再百里之开平，即元上都地，襟山带河，城墉犹在，膏腴不下数万顷；张家口外七十余〔里]之兴和城，又西百余里之新平城，川原广沃，更胜开平，可耕亦不下数万顷。明初置卫，旋弃归蒙古，我朝平察哈尔，复置为牧场，致东路之热河八达沟，即大宁卫旧境。西路之归化、绥远二城，即沣州、东胜二卫旧境。声势中隔。应请于开平、兴和各驻满兵三千，红城、新平二城各驻满兵二千，共驻防一万。屯垦牧猎，先为经营，五年规模可定。”又言：“在京旗人情愿下乡种地者，将畿内八旗公产及赎回旗产，每人给种一二百亩，以免佃奴之挟制。其汉军罢仕，情愿在外成家者，许其呈明，置买田产，听其地方官吏约束。”或请改各省城守营驻防，或请听闲散汉军出旗，归入四民。
1据上海申报馆本补。
诸臣条画，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窃谓满、蒙、汉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东三省，满洲旧地也，宜专以徙满洲之余丁。开平、兴和，国初平察哈尔蒙古之地也，宜专以徙在京蒙占之余丁。至外省驻防难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汉人之俗也，宜专以安置汉军之人。各因其地，各还其俗。
或曰近日盛京将军富俊，曾经理双城堡之屯田矣，每人愿移者，许给地二顷，房屋、牛、种、器用、旅费毕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户，而行之数年，每年仅五十户、七十户，无乃势不可行邪？曰怀土重迁，民难图始。汉初列侯不愿就国，至诏“丞相为朕先就国以倡率之”；唐时京官轻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迁都洛阳，至借伐齐之师以行之。然国初各省分设驻防，距京师远者数千里，南北异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驻防，距京师万里，东西异向。而八旗闻命就道，所至如归，从未闻有难色者，何哉？八旗骑射成俗，语以为兵，则万里不辞，语以为农，则故乡裹足。今宜仍以驻防为名，并择宗室觉罗中奉恩将军之练悫者，使每人率一佐领或二佐领以重其行。至彼之后，打牲、射猎、屯种，各从其愿，兼许雇汉农以为之助，不必尽责旗人为农，则旗人宜无不欣然者。开平、兴化四城，亦宜设蒙古驻防，使游牧屯种，各从其便，并许雇汉农以为之助，则数载后农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粮，以归禁旅之籍。满洲、蒙古，每移一驻防，即可徙数千户，安有岁徙二百户而不能者？汉军外任留籍，既免回京亲友之需索，又得适乐土以长子孙，其心安有不慊？其情安有不勇？若夫兴京东之水利，清旗民之赎产，清入官之籍产，以兼屯满洲、蒙古、汉军无业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导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军储第二篇补注
赵氏翼《簷曝杂记》曰：银本出内地，如五代时五台山僧继颙以采银佐北汉之类。盖宋以前不取于边地也。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微。然滇中惟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为来源。如滇、粤，则资缅甸、安南之银矿；粤、间，则资南海番舶之银钱是也。滇边外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而夷人不习烹炼，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设官收税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宋星厂多广东人。大山自与缅甸交兵后，厂丁已散，无复往采者。将军明瑞曾过其地，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当缅酋攻厂时，各厂丁曾驰票滇督，谓只须遣官兵三千来助声势，则厂丁四万自能御故。时滇督恐启封疆衅，遂不果。宋星厂距于所守镇安郡仅六日程，镇安土民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辄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龙州出口。时有相杀之事，谁众且强，则择最旺之山踞之。别有纠夥更众者，则又来夺据之。其地虽安南所辖，而安南国王第主收税，不问相杀事也。有黄姓者，广东嘉应州人，在厂滋事，由安南国王牒解广州，余讯以所得几何而远走微外？渠对云：“利实不费，矿旺处画山仅六尺，只许直进，不许旁及。先索僦直六百金，始听采，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则其利可知也。”
军储第四篇补注
国初，近京五百里内圈给八旗，而别拨他州县之闲田以为民地，计近畿凡宗室、王、贝勒、贝子、将军之庄园，共万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顷有奇，凡勋戚、世爵、职官、军士庄田十有四万百二十八顷有奇，其内府庄田以待皇子分封、公主赠嫁者不在此数。而盛京东北及诸边口外腴壤日辟，八旗滋生户口咸取给焉。嘉庆十八年，户部尚书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间以来，入官地亩甚多，他不具论，即如和（坤）〔珅]、福康安两家入官地亩不下二三千顷。至今并未升科，屡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尽饱胥吏之橐，且有以碱瘠换膏腴者。谓严敕直隶总督，作速升科，无令隐匿侵蚀抵换，于国用亦有裨益。”
又考伊犁屯田，向惟绿营及回、汉屯丁。自嘉庆九年，将军松筠奏言：“伊犁驻防之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均系自耕自食，生计有资，迥异满营之拮据。近日八旗生齿日繁，上年酌派满洲闲散丁三百六十名，官给牛只、器具，分地试种，秋获十分有余，已有成效。惟系通力合作，未免视为官产，久而生懈。应照锡伯营屯制，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并谕以地即种成，将来亦不奏裁口粮，毋庸观望。满营旗人闻此，始皆欣然领地耕作。”十七年，将军晋昌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年已分、未分二项。其已分田二万四千亩，系松筠奏明分授八旗，每旗三千亩。其未分田二万亩，离城较远，每年专派佐领督率八旗闲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将所收粮公贮，分给贫乏。请照松筠章程分给八旗闲散自行管业，不准招佃耕种，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于公地之南督筑数堡，每堡盖屋百所，以驻屯丁，教之树畜，农隙习武，以收兵屯两益。”此新疆驻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于畿辅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记》曰：“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锡伯部官兵千，驻伊犁河南岸。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阻崖，患在无水。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察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功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东北有积水潭，广数里，环潭皆回民田。将军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亩畀锡伯屯之，界遂东移。两渠相去十余里。新渠高于旧渠六七丈，新渠之南并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锡伯营屯田水利同于内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