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漫录》。张南轩告孝宗云：“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必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语者，可为万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者，未尝无人。惟至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大形势所关，非晓事之臣，不能洞其几微，晰其体要。晓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须有一种识见，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种气魄，能断人之所不能断。而其心一出于公平正大，无所避忌。然后事至，了不为凝滞。否则博极古今，洞悉隐微，而一为私意所惑，则失其灵明之体，而昧于事机者有矣。安得称晓事乎？
《绥寇纪略》。张献忠之在谷城，左良玉请击。熊文灿曰：“彼虽怀贰，衅未成也。君虽健斗，众未集也。骤而击之，他寇必动。脱不能胜，所丧实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贼利野战，不利城守。今以吾众出不意，彼士有骇心，粮无后继，诸部观望，必不能前。贼怠我奋，贼寡我众，攻之必拔，袭之必捷。若失此机，悔无及矣。”文灿苦禁之而止。献忠既焚谷躏房，窜入郧竹山中。文灿请追之。良玉曰：“向云疾击，惧其逸也。今非不击，避其锐也。箐薄深阻，前逃后伏，我失其便，非绝地也。二叛往矣，九营从之，同恶气盛，非穷窜也。负米入山，颠顿山谷，十日粮尽，马毙士饥。果行也，我师必败。”已而罗犭英丧绩。宁南可谓知兵，数语全摹《左传》，读之奕奕有生色。
《卢象升疏略》：“台省动以尾击责臣等，持论非不甚善，但均一剿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拒之，始无溃决之患。若前无堵者，旁无拒者，止赖一追，即有缩地之法，远出其前，而贼巧于避兵，转身他向，仍然尾贼也。即欲不尾，不可得。”卢公文笔不古奥，而语极透辟。
杨孟载：《眉山集》，送谢防御出郭团练诗，中有云：“官家百万师，自足与寇争。汝自守汝乡，汝自保汝生。闲暇苟不虞，仓卒恐见倾。我当徼汝劳，薄尔赋税征。”团练之义与其法纪，数语包括无遗。
正统十二年，福建沙县邓茂七反，上命都御史张楷讨贼。楷阴致贼党黄琴、罗汝先为间谍，诱茂七攻延平，设伏挑之，佯败。贼乘胜渡浮桥，薄城关厢，伏发炮作，合击之，大败。茂七中流矢死。斩其首，露布以闻。是役也，前以庆元贼叶宗留据车盘，后以邓伯孙与女贼廖氏聚后洋，扰残福、浙、江西诸境，劲旅杀伤殆尽。至是用间谍之，始归命。甚矣兵之贵出奇也。
郧阳大盗刘千金，以成化二年反。尚书白圭督诸军进讨，擒千金。贼党刘长子、妖僧石和尚遁，圭遣参将喜信、指挥张英，诱长子缚石和尚降。亦用奇之一证。
工科给事中刘曰俊云：“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误之。乡里之人，见贼非畏而不敢与居，则羞而不肯与伍。在彼亦面目难施，辄悔而中败。”又云：“由前规后，信狡贼非战与守所可办也。必另设一法，以贼攻贼，以贼招贼。推诚感格，收拾解散之为便。”夫“推诚感格收拾解散”八字，中有大学问在，有大经济在。良医善诊脉，尤善下药。曰俊之谓与。
邹漪曰：明怀宗以延绥视延绥，未尝以全秦视延绥。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记吾师李宫允明睿之言曰。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万钱之费。后时与人万钱，不敌一钱之用。切中明末情弊。
《卢象升疏略》云：“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无人不落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时时寓有危形。”可谓语湛义精。
《涌幢小品》。弘治间，令州县选民壮。先是，天顺初令招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与免五石。仍免户丁二丁，以资供给。如有事故，不许勾丁。至是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佥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佥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
又土兵法起于宋，所谓陕西义勇刺为兵者是也。然唐藩镇与汉郡国所用，独非此类乎？胡深在缙云，当元末盗起，慨谓其友人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请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此制最善。然元法度宽纵，又当扰攘时，故可行，且不独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亲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士兵。原佥民壮，亦入其中。量加优恤，凡得二万人。时毛里孩方强盛窥边。惮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建议欲练苏卒而不及士兵，终无成功。王思质以此受祸，唐荆川以此受谤。
彭躬庵云：“少陵稷、契自许，为谏官。当肃宗兵兴，李辅国、鱼朝恩辈谗构两宫，逼挟诸大帅，噤不一言。独房谪。以私旧殚力申救。安在其为稷、契。”论甚正。及读汪钝翁《少陵像赞》序云：“老杜诗，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盖其所谓一夕不忘君者如此。”史氏轶之，刘句固不足道，宋景文、欧阳文忠尤不免于漏失。岂避人而焚之者，果有其事耶？语较和平，躬庵不知得及闻此否？
刘文成《新春》诗：“我发日已白，我颜日已丑。开樽聊怡情，谁能计身后。”于忠肃《自叹诗》云：“寒暑互凌侵，凋我好颜色。齿牙渐摇脱，鬓发日已白。”衰飒之况，不可卒读。其后一佐命，一定国，皆为社稷臣。君子随遇而安，信然。
《东谷赘言》。都御史东阜刘公抚蜀，有门生在谏垣。以书来求作司谏箴。东阜复书曰：“老悖学殖荒落，安能办此。曾见前科程文载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讲语曰：‘事关利害，有举世所不敢言，而己独言之。机伏隐微，有举世所不能言，而己独言之。’请以此语，书之座右，为司谏箴可也。”门生得书，读之竦然。
《陔余丛考》。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盖兵过多，则号令不齐，势气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亦足以备一说。
《后汉书·度尚传》。尚破贼，卜阳、潘鸿等犹未殄灭，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令军中恣其出猎，密使人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归皆泣。因劳之曰：“贼财宝山积，足富数世。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争奋，大破平之。
《翰苑丛钞》。贾宣伯有神药，能治三虫。止熬黄柏木，以热酒沃之，别无他味。一日过松江，得巨鱼。置于水罟中，投小刀圭药，鱼吸中即死。后吴江有怪，土人谓蛟为害，宣伯数刀圭投泽中，明日老蛟死，浮于水。水虫莫知数，皆为药死。山人此药，云本仙方，而涉海者，亦或需焉。
又景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官，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长庆二年，度支张平叔画粜盐之策，请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为韩愈所驳而止。即今户口食盐法也。今虽不觉其扰，直为文具，无益于国计。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柢，亦付之文具而已。
汉币用黄金，杂以泉货。唐纯用钱。开元天宝间，天下钱铸九十九炉，岁八百万。至元和长庆间，铸才十余炉，入方十五万。盈亏之较，可睹矣。其时两河太原，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他皆用钱，白金犹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钱，间以交子。元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矣。今惟白金与钱，黄金不用为币。
元时钞法有三。初造中统交钞。历岁既久，复造元宝钞。又三十余年，改造至大银钞。钱法有二，曰至大通宝，一文准银一厘。曰至元通宝，一文准银一分。
台谏风闻言事，考之令典，无所证据。唐史武后以术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险陂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也。
欧阳修游随州，得韩愈遗稿，读而慕之。苦心探赜，至忘寝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时韩公之文，犹未盛行于世。欧公从断简遗编，遂受正法眼藏，可谓天授。今韩、欧之文，布满天下，有能苦心探赜而得其元珠者，几何人哉。苏氏之文，出于孟子。其时孟子之书，未列学宫，固侯鲭之一味也。乃今举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厌饫，而无知其味者矣。自古艺文经籍，得之难则视之必重，见之少则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则不肯潜心，见之熟则忘其为贵也。今夫墨池之士，临折旧帖，多于残编断简得其精神，不以其难且少耶。试使为文者如折帖之心，则兰亭数语，峄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为。不然，即积案盈箱，富于武库之藏，亦不足为用矣。
选诗所载，无诸王诗。法帖所集，无诸谢字。古今才士，亦无兼长如此。
唐渭南尉刘延佑，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谓曰：“足下春秋甫迩，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独出人右也。”此时风俗尚淳，后进少年为长者所诲如此。以上数条，见《谷山笔麈》。
《刘宗周劾温体仁疏》。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也。”臣每三复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
《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疏》。从来治盗之法，曰剿曰抚，权可兼行，势难偏废。谁不知之。但剿而后抚，求抚在彼，而权在我。不剿而抚，求抚在我，而权在彼。权在我可操纵自如，权在彼则叛服不常。且抚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抚彼叛，朝抚暮叛，外抚中叛。非抚事之局变，无法剿之以制其死命耳。
潘少保季驯，嘉靖己丑，受命治河，至万历庚辰工成。著有《宸断大工录》。先后四总河务，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指谓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立意在筑堤束水，借水刷沙，以此奏功。
薛文清《读书录》云，偶见一伶人，于三层卓上，头顶一小童，可谓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际俱无邪心”。何也？以恐惧之心胜也。贱技且然，君子学道，必常存戒惧之心。如处至危之地，斯无邪心矣。苟安于怠惰放肆，则无限之邪心。窃从而生矣。
魏公子无忌从车骑虚左，迎侯生。生直上，载公子上坐。此载字亦加载之意，与老子屈子、扬子载魄之载字同义。
《静志居诗话》。肃皇帝信蓟州人李升、嵩县人刁腾之言，分遣中贵崔闵、主事沈应干、千户仝爵、李钅宏，至其地相视银矿。是时辽东卫军姜贤亦奏开盖州归州之矿，遂以贤为矿长。至万历间，陈开矿之利者纷纷，于是中贵四出，海内骚然。姚公思仁为巡按，仿郑侠《流民图》，撰《开采图说》进呈，力请罢役。不听。既而开矿者争相仇杀，群盗蜂起。畿甸则齐本数、李庸、史籍、周言、张世才、石宾河，南则张住、朱世安、赵仲保、兰一枝、王西安，山西则张守清、郭贵三、张尽忠、许廷珍，宁夏则杨戬。本欲利国，而国几危矣。
宋太祖于太庙寝殿夹室镌一碑，谓之誓碑，封闭甚严。新天子即位，礼启默诵，虽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变，方得纵观。其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市戮，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元朝送终之礼，用香枕木分为两片，凿空其中，肖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则已漫同坡。不穷财，不殉女子，不崇山坟，无复考志遗迹，岂有发掘暴露之患哉。
元兵事急能致风雨，突围而走。盖有赭丹随身。赭丹者，马腹中所产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风雨。如狗宝牛黄之类。
宋有《叠阵法》，吴所作也。其法前一行刀。蹲伏以俟，其阵最低。第二行矛戟大枪，立地以俟，其阵稍高。后一行骑兵弓矢，其阵最高。互相倚恃，迭为赴援。最低之阵于蹲处掘地，取足容身，更蔽以云幢而参之柁戟，则矢镞莫加。其在陆也，则纵横掘堑以为地网。其遇泉也，则勾引停蓄以为水柜。然敌骤来，或在地网水柜之外，则有电扫雷丸之用矣。其为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铜为之。小管七寸而以药发之。用人少而成功多，费省而兵卒强。易于进战，不俟威迫也。
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益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乃修筑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
唐贞元元和间，张公瑾为代州都督。瑾为置田，以省馈运。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置营田，省费足食。卒以卢坦经度，四年得谷四十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韩重华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处。韩魏公云，代州宁化军禁地万顷，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给地计租，以备征御。此皆已试明验。后来军政弗修，寇警时至，遂乃归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谓惩噎废食也。
李佶言，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霍韬议，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三引。或令商人于缘边报申，或令商人于盐场买补。如此则公私兼利，商灶两便，私盐不待禁而自无矣。且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或三引，是国家获额外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二三之息也。此外纵再有遗余，当尽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货卖，不复拘禁，尽变私盐为官盐。则亦可以尽变盐徒为良民矣。
通惠河，元郭守敬议开，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进都城，统至通州，置闸以宣节之，后渐淤废。嘉靖间，准御史吴伸议，修筑立五闸。闸置剥船六十。每米一石，减陆挽费银四分五厘，岁省漕夫脚价银十万余两。吴伸之疏甚详，可考也。
李乐《见闻杂记》，言官谕劾大臣，必须一段公心，是非不枉。两下对证，而我毫无愧色。至如论元辅太宰本兵，须先下工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此善于进言，亦忠于进言者也。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
于慎行《读史漫录》。陆贽云，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非计也。今各边总兵巡抚见一寇，出一军，赏一功，罚一罪，必须奏请。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调，常致误事。由于将权不重故也。
《析酲漫录》。渊明墓，失百余年无寻。李空同得其墓山，封识之。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领业，真盛事也。
狄梁公有姨，公欲官其子。姨曰，我儿是男汉，他不肯事女主。姚少师有姊，公欲官其子。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子，不要教他歹事。此真是绝对。
世谓外域无硝黄。洪熙元年，哈密贡硫黄。
吕新吾曰，余少时曾泄当密之语，先君责之。对曰：“已戒闻者，使勿泄。”先君曰：“尔不能必尔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与戒己孰难？小子慎之。”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赵忠定季子崇实，与余商榷骈俪，以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间以此观人。至尺牍小简亦然。盖不特骈俪。或谓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则难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抡才报国之一端也。
唐明宗焚香祝天之言，有尧舜公天下之心。宋仁宗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此皇极之道也。
汉光武治盗。当郡国群盗并起时，帝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以一人而脱五人之死，此五人者，岂有不协力哉。盗贼中虽有桀黠者，日夕疑畏，亦求斩人，以脱己死。所谓以贼杀贼者矣。又吏虽逗桡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擒讨为效。其牧守令长，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忄壖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以获贼多少为殿最。此尤为得策。武帝唯立沈命法，又遣绣衣使者诛斩守相。故郡国竞蔽，而盗贼益炽。见王贞善《法言》。
宋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白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钱六百余万贯。
《东轩杂记》。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咏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惰农。及至邑，则廛肆无赌博，市易不敢喧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
晦翁云，天地一无所为，只以生万物为事。人念念在利济，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当面蹉过耳。
徐可先《佩韦编》云，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费钜万。或告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兴无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为塔乎？莫非佣此邦人也。敛于富豪，散于窭辈，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赢得一塔也。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耳。”
范文正公在杭时，子弟以公有退志，请治园第为逸老地。公曰：“年逾六十，来日有几，乃谋第圃，何时而居乎？吾患位高难退，不患退无居也。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有诸己而后为乐耶？”
王阳明曰：“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忿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陆深《溪山余话》。宋时漕运，自荆湖南北，米至真阳交卸，舟人皆市私盐以归，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为家，一有损漏，旋即补葺，久而不坏，运道亦通。太宗尝谓侍臣曰：“篙工柁师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真帝王之度哉。
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编黄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编黄册，册首为一图。里有一百十户，以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奇零。其册凡十年一更定。此即今编审之制也。
朱子社仓，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仓便民。何也？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歉，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始惟借府谷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后，还六百石外，尚余三千余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欤（刘鲁田预备仓贷谷私议）。
早晨蝗沾露不飞，如法捕扑。至大饭时，蝗飞难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飞再捕。未时后蝗飞复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时可捕（李秘园《捕蝗记》）。
蛟似蛇而四足细颈，颈有白婴，本龙属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间。乃雉与蛇当春而交，精沦于地，闻雷声则入地成卵，渐次下达于泉。积数十年，气候渐足，卵大如轮。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鸟雀不集。土色赤，有气，朝黄而暮黑。星夜视之，黑气上冲于霄。卵既成形，闻雷声，自泉问渐起而上。其地之色与气，亦渐显而明。未起三月前，远闻似秋蝉鸣闷在手中，或如醉人声。此时蛟能动不能飞，可以掘得。及渐起离地面三尺许，声响渐大。不过数日，候雷雨即出。
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识者先于冬雪时视其地围圆不存雪，又素无草木。复于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观地之色与气。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瓮。预以不洁之物，或铁与犬血镇之，多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灯，可以辟蛟。夏月，田间作金鼓声以督农，则蛟不起。即起而作波，但叠鼓鸣钲，多发火光以拒之，水势必退。以上诸说，皆得之经历之故老，凿凿有据者也。二则陈文恭公笔。
赵一清书徐贞明遗事，吾读《明史·徐贞明传》，绎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为宜可见诸施行也。盖关中自郑国、白公、史起、郑当时，引泾渭以溉诸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具载之。后代弃而不都，故诸渠废绝，不复可踪寻。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务。惟资给东南之粟，讲求输运之便，已尔浚河以通漕。护漕则河伤，竭三吴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储，而财用常忧其不足。我朝世庙悯闾阎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开水利营田府于近畿，诚至计也。观于贞明奏议及其首尾兴革之由，实足以资采择云。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尚宝司丞。建言在为工科给事中时，后竟罢归。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张秋河，筑减水桥于河滨，工成永为利。赵文华出视师，九思不迎谒。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贞明之言曰：“神京拥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占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尝以数石抵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正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与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来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来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尚书郭朝宾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利，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游骑得以长驱。若沟浍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途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摄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授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苏瓒、徐待、给事中王敬民，俱疏荐之。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勘议。瓒亦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干，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并下贞明相度。”户部尚书毕锵，亦力赞之。采贞明议为六事，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效。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者，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占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贞明乃先诣水平，募南人为侣，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阉人勋戚之占闲田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争为蜚语。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栋。家畿辅，遂言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利，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万历十三年事。终明代名臣，无有能及之者。
李富孙《书〈潞水客谈〉后》，《潞水客谈》一帙，明贵溪徐贞明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泽，皆可成田。而萑苇弥望，尽旷废之。议兴水利，垦辟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议，牧养斯民之急务也。水利之说，三代无有。盖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以时其蓄泄，故无水旱之虞，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决裂阡陌，古制荡然。后之智者，各因川泽之利，引水溉田。郑、白之渠，人称其功，而水利之说以兴。自后人兴其利，莫不变荒瘠而为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于东南。漕运之苦，有不可胜言者。而西北之地，鞠为茂草，未有知垦以成田。当时虞文靖议开京东濒海之田，极措置之详。事阻不行。及至正间，海运不继，始议举行，而国势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钅宏奏云：“三代之时，皆建都西北，未尝仰给东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亦未尝取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备，国用常充。”其言诚当。徐子阅历山海京东数处，如指诸掌。为工科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谪太平，犹对客谈其疏之所未竟。为《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还朝，给事中王敬民荐之。会巡抚张国彦方开水利于蓟，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先议于水平等处募南人为倡，明年二月，已垦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周览水泉分合，将大行疏浚。而宦寺勋戚之占田者，争言不便，遂罢。至崇祯十五年，曾颁是书于户部，令议兴复水利，而已无及矣。噫。徐子之议，因势利导，实有裨于民。当今之时，有能举行之者，垦荒闲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人田而耕之。一亩数钟，可得谷岁倍万万。则西北之民，可致赡给而称富饶，东南百万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纾也哉。竹坨先生诗云：“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弃尚多。”盖亦有慨乎此也。按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盛柚堂先生问《水漫录》，载是议颇详。谓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备识于此。
贺详《西北水利议略》：“当今经国︳谟，其大且急，孰有过于西北水利乎？虽然，概行之则效远难臻，骤行之则事骇未信。盖西北皆可行也。盍先畿辅，畿辅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京东永平之地，京东永平皆可行也。盍先之近山濒海之地，近山濒海皆可行也。盍先之数井，以示可行之端。则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难遥度也。则又裹粮属二三解事者，走水平濒海近山之境，相度经略，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详，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举其议而实见诸行者。”中叙行之利凡十四，词甚详赡。并言久而不行者，一难于得人，二惮于费财，三畏于劳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变习。终言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所以阴寓设险守图之意。与果亲王《屯田论》立义同。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天下无无水之地，亦无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众建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时称沃饶者，率在西北，不闻其仰食东南也。鲁僖十三年，晋乞籴于秦。明年，秦乞籴于晋。又明年，晋饥，秦伯饩之粟。盖天行远不过千里，故告饥于邻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饶者，以沟洫之制未坏也。水之流盛于东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无害。其或有害，则不善用之之过也。”义云：“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之岁漕可渐减。国家漕运，岁费镪四百余万，仅得米四百余万石。比民间中岁之直已过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与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闸务诸冗职经费，以及每岁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刍等费，尤不可胜计者哉。又况东南亢稻之田所资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腾冲激，时有漂土没稼之患。未町常恃以实西北。岂若治其上流，开沟洫以行水，筑堤岸以障水，为梯田以受水，浚陂池以潴水，桔槔以导其出入，闸坝以时其启闭，有全利而无小害也哉。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东濒海也，不必脱脱之河间、保定、密云、顺义也。将见所在皆腴壤。东南漕粟，可尽改为折色，民无兑粮之费，不蠲赋而筋力以舒。国家岁省四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
《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臣维我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员之广，无如我朝为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菠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甯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盖兵无饷则无以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脉，以及营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祗，均属必不可少。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大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员丽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云云。
杨锵曰：“夫谋国之是非，与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随地而处，遵轨而趋，成败利钝，置之可也。谋国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关系何如，而可执偏见，徇恒情。画不足以规益，而曰道不计功。智不足以纾忧，而曰心不负国。然欤否欤？”
魏冰叔《杂说》：“军政擅杀之罪重于焚，予谓焚之害重于杀。杀一人则止一人，焚一屋则连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杀，不能载屋而避焚。有屋，则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轻肆焚毁，民非数岁，不得复土矣。故焚杀之罪，处斩则均，而焚尤当行连坐之法。”
又云：“考核人材，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略。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刑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著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气大而无雄才壮气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
《妙真经》云，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祸之车也。予谓淫不止渔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谓之淫。贪不止悖入耳。凡过取浮名，皆谓之贪。僭不止逾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谓之僭。鬼神所深恶也。
《魏郑公续谏录》。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人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贪财损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人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少肯降志于人，常言吾于鲁直为舅氏，然不免有所窃议。至于了翁，心减服之。每见公，或经旬月，必设拜礼。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问其所储蓄人材可为今日用者，答曰：“陈。”又问其次，曰：“陈自好也。”盖言忠肃公可以独当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忧大厦之将颠，或问游定夫察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识，陈了翁其人也。”刘器之亦尝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医药自辅。云天下将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时用也。其为贤士大夫所钦属如此。
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各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己也。
魏人伐蜀，戒严。费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却与谢安之事相类。然安遂破敌，竟为郭循所害。大率性宽简过度，安外宽内密。观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此便可见。故二子之成败亦异。
南唐关司税重，商皆苦之。会畿甸亢旱，烈祖问曰：“外郡皆雨，京城独无。何也？”申渐高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贞榷油以助军资，因禁松明。张延范曰：“不如并禁明月。”茂贞因而弛禁。语言微中，可以解纷，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恶之。李超曰：“良由密迩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为国者，随事献忠。意在阿君者，百计贡谀。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孙弘布被，人讥以诈。范忠宣布被，人亦讥以俭。何也？盖富贵而不义，则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贵而义，则王公之华衮，无愧士人之敝。此俭所以与诈皆讥也。然与其使人讥以诈，吾宁使人讥以俭
陈履吉爱书成癖。一日观史，偶起药，而鹿残满地，履吉怒甚。其妇笑谓曰：“小家久入洪，文字机缘未了，山灵故遣老鹿脱君机械耳，何以怒为？”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洁病难去。故士人不贪官，不爱钱，而独为文字魔，为诗书癖。举一生精神，尽消磨于文场笔阵之中，亦一洁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为贵。
吕献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辞曰：“臣元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瘅，遂难行步。非祗惮炙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疾喻政，天下闻而韪之。
《推篷寤语》（以下十一则同）。执古谊以律今，则近于迂。如伊川之谏折柳是矣。绳时宪而忘本，则近于流。如桑弘羊之创均输是矣。徒粉饰而无其心，则近于虚。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华而无其政，则近于浮。如苏东坡之耽苏、张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无其迂，圆活详委而无其流，宏博恺悌而无其虚，黼黻昭朗而无其浮。斯之谓天下之全才也夫。
舆图各有所产，物性各有所宜。如橘过淮则为枳，貉逾汶则死是矣。君子之为治也亦若是。齐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过其则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齐之，把持之，则徒驱民思乱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骇其所未见也。
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愈贫也。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此可见矣。则知崇俭长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计，非长民者因俗为治之道也。予闻诸长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复翦，不尽其根不止也。每见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复然。富民不支，折为贫窭。复遣中户，中户复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语曰：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如公家有大征发大差遣，亦有所赖。大兵燹大饥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税，其言曰：“一家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小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护，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祁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颖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人钱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编修朱、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县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郎瑛《七修类稿》。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覃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朱国祯《涌幢小品》。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祖敕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系胡广、王洪等编辑。征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写原本。至弘治间，藏之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大内回录，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敕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钞一部。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钞三叶。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余客话》。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宗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道山清话》。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后山诗话》。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