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今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间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又曰：“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弘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牌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忄壖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浚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部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还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钞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书，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黄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文献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读。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又曰，占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钱，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上从之。于是留步士万人屯田，大获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详见充国传。魏武帝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得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计。遂北监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氵比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颖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姑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杜预在荆州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氵蚩、氵育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为廪。穆帝升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之害也。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上元中，于楚州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明皇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捡责海内盐铁之课。二十五年，仓部格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又屯田格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长道县盐井一所，并节级有赏罚。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年课盐都当钱八千七百五十一贯（陵州盐井一所，课都当钱二十六十一贯。绵州井四所，都当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井六十八所，都当钱一千八十三贯。泸州井五所，都当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井十二所，都当钱四百贯。梓州都当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十八贯，遂宁府都当钱二千七百九十三贯。果州都当钱九千九百八十七贯，邛州都当钱三百七贯）。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至贞元八年，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盐铁使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徒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天下大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崔珙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
魏冰叔《里言》：“当事来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时朦胧，须要一个透。利害最难逆料，且辨一个稳。然我辈立身，利害要看得轻，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权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画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时。是非不明，累在万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识得大小轻重缓急六字。”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药，施药不如周济教导。使其不饥寒暑湿，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无形，人不见其可感，故人鲜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见之功，受恩者必当思不见之德。
责备贤者，须全得爱惜裁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则为小人者。反极便宜。而世且以贤者为戒矣。若当君子道消之时，尤宜深恕曲成，以养孤阳之气。《涧泉日记》，范纯仁谏神宗，引汉文帝身衣弋绨事，以致天下丰富。上曰：“致天下丰富，亦须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细袍皮履，遂欲天下丰富，亦无此理。”氵虎因思此语所以启王安石青苗之论。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进言于君。若因而谏之，谓以有限之财，济无穷之用，恐难以丰富。则神宗亦必感动。进言不尽其说，适足以稔祸，不足以弭祸。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文正公独以为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真宗顾公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诸公皆谢曰：“王旦远识，非臣等所及。”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
伍文定与宸濠江中殊死战，忽出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贼见之惊扰，遂大溃。
淮阴初见汉高，论刘、项优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谈之顷，已灼见楚之并于汉矣。诸葛亮初见昭烈，言吴在所当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舆地图，而天下鼎足之势，指诸掌上。李纲之御金人，谓可守而后可言战，可战而后可言和。虽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势，不出此二语。此经纶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领。
自秦以历汉唐宋，其所以灭亡之故，俱出阉宦。尝试论之。秦若无沙邱之诏，安得有望夷之刃。汉若无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进。唐若无甘露之变，安得有白马之祸。宋若无灭辽之举，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刘、项、曹操、朱温、阿骨打，此灭秦代汉篡唐蹙宋之人。而赵高、曹节、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贯实启之。上下数千年，败亡如出一辙。
宋英宗时，王广渊除集贤院。司马光言：“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周世宗镇澶渊，张美掌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
曹武惠王彬尝曰，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韩忠献公琦语，章相在北门，颇姑息三军。公曰：“御军自有中道。严固不可，爱亦不可。若当其罪，虽日杀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虽杀人多，而非伤己之仁。当其罪杀人，虽日杀百人，而不取人之怒。”
纵贼饮酒，岂云翦恶。绝缨茹汤，非以防邪。汉文帝馈金钱，唐太宗给布绢，俱非刑赏正道。
于公谦、王公文临刑时，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称冤，谦但云亲王非有金符不可召，当辨之。时印绶尚宝诸内官。闻之，简阅各王府符俱在，独无襄王府者。众皆疑，不知其故。乃问一退任内官。云尝记宣德间，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详。遂往问之。云是宣庙宾天时，老娘娘以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尝欲召襄王。及取入后，以三杨学士议不谐而止。符今在后宫壖阁中。老娘娘，张太后也。于是启太后求之，果得某处。盖以积尘，埋没寸余矣。此老阉老妪不存，则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后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此也。断大狱者，可不慎哉。
韩魏公不分别小人，然后能去小人。蘧伯玉耻独为君子，然后能成君子。
做人要脱俗，而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而不可起一趋时之念。
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内翰贾公廷试第一，往谢杜祁公，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祁公门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谢公。公不问，而独问生事。岂以黯为不足魁乎？”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不能无俯仰依违。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皆为廪禄所拘管耳。”贾为之叹服。唐王起扬历省寺，三任节镇，而昧于理家。俸入，尽为仆妾所有。耆年寒馁，至于伶人分月俸以启给。议者曰：禄仕之士，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及狗彘，稍歉则困彼妻孥。晚节苟得，尽弃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国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俭以自足乎。呜呼。若认作求田问舍，则前语醍醐，翻成毒药。
武后谓仁杰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讠赞卿者，欲知之乎。”谢曰：“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讠赞者乃不愿知。”后叹为长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废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陈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风》诗云：一棹危于叶，傍观欲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题六和塔》云：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邱。
初开口便似煞尾语，初下手便似尽头著。此人大无含蓄，大不济事。
《野客丛书》。贡禹上书曰：“臣犬马之齿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岁方有子矣。其艰得嗣息如此。观其晚年上疏，论民间以产子三岁出口赋钱重困，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出口钱。其词甚切。想禹艰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观北魏永平间，将诛元愉妾李氏，群臣无敢言者。敕崔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怀妊，戮至刳胎。桀纣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寻至夭失。乞舒李狱，以俟育孕。”帝欣然纳之。是亦以后嗣为念，免至杀胎。夫魏主以残忍之性，恣行诛戮，宜若不可回。然一闻是语，甚为之恻然，少弛刑禁。则知人谁无是心。有能动其机，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观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为利益后嗣计者，顾以惨刻为术，求媚于时。呜呼，哀哉。
《焦氏笔乘》。屯田营田不同名，则其制必有异。《通典》载宇文融括天下隐田之法，曰，浮户丁共作一坊，官立闾舍。每丁给田五十亩为私田，任其自营种。每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十丁岁营田一顷，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为百石。此外更无租赋。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必不流散（营田户是融本语）。如此，弃地即为公田矣。案此名营田者，是给公田令浮户为官营种。十丁一年共种公田一顷，不与编户给田纳租同，故云营田也。若屯田，则咸屯兵为之。赵充国、邓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盖国初时本以屯田兵为之。今人民户，犹仍故名也。山东巡抚都御史多带营田，则是营种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错传矣。其异者，错行诸边上，融行之民间也。
欧阳公知开封日，承包孝肃政猛之后，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包之政励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尔。”闻者服其言。
司马文正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请不语及。”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时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故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疏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加威四夷，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祀，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盖服其明识也。”
庆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语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御史台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善评其优劣。每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否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一日，视事次，阍吏忽直其梃。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耶？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见中丞召客，亲呼庖人以造食，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者数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烦。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
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后以铁重，多盗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浚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现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
宋朝鼓铸，饶（永平）、池（永丰）、江州（广宁）、建宁府（丰国）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钱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余斤。光宗绍熙二年，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陆稼书《思辨录》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学，岂不难哉。功利之习，浸淫于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于功利矣，则或溺于记诵词章，终身竭蹶，而适长其浮薄骄吝之气。幸而又不溺于是而有志于道矣，则佛老之徒，又从而惑之。舍三代以来圣贤相传之道，而欲求所谓虚无寂灭者，求之愈力，去道愈远。幸而不惑于佛老而归于儒矣，而儒者之道，复分途各驱。宋之洛、闽、金溪，明之河津、余干、新会、姚江，同师孔孟，同讲仁义，其辨在毫厘之间，而其流至于相去悬绝，若方圆冰炭之不同。学者未尝辨其同异，晰其疑似，浮慕乎学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趋荒径者，几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义之交，以赠言不以财贿，以性命不以然诺，以过相规箴，不以名相标榜。众之所贱，吾贵焉，不以形迹嫌也。众之所弃，吾取焉，不以独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记》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以为隐君之赐。晏子曰：“自臣之贵，父族无不乘车者，母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举火者，三百余人。”
《石成金官绅约》。生而为人，无益于世，则不如无生。仕而为官，无益于民，则不如不仕。
陆稼书《灵寿奉巡抚直隶都察院于条陈时务》。水利之当兴也。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职窃观古人沟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谓大禹尽力乎沟洫。而周礼遂人匠人之职，备载其制。今一切置而不问，听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涝，束手无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卒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款项，不敢擅动。民间十室九空，正供钱粮，尚难完办。安有余力，以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于水旱。窃思屡年以来，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万世。今宪台抚临畿甸，欲成久远之业，无有大于斯者矣。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永成万世之利而不扰于世。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
王尔缉《区田法》。按农政书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诸山陵倾阪及田邱城上，皆务为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说虽无他书可证，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办。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荒旱之时，水泉阙少之乡，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约谓一亩之地，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区。长阔相间，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下种。于所种行内，则又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七十五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频，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区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撼。依此法者，倘不为蝗伤。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石。余窃谓其法真贫家济荒之胜策。但如隔区间种，不但中道难行，亦且耘锄水灌，皆费周折。不如视地阔狭，于中画路。以一尺五寸通畛为度。而画一种禾之沟，亦以通畛一尺五寸为度。区规深则一尺，用熟粪一升。照数均入，以手按实。视其可灌，则按时渥灌之。为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区能收谷一斗，一亩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说，则亦恐不然。昔余当庚子辛丑大旱时，亦曾力务为此。虽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颇勤。亦只可亩五六石而止。彼亩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说，或古人诱人力务区种之旨乎。然如大旱之岁，邻田赤地千里，而区田一亩，独有六七石之获。果若数口之家，能殚力务成，二十亩区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呜呼。丰俭不常，是乃天道。家无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责。上下关于己身，即夫思患预防，可无虑欤。
陆桴亭云，赵过代田之法，其简易远过区田。盖区田之法，必用锹垦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劳一。必担水浇灌，有车戽不能用。其劳二。且隔行种行，田去其半。于所种行内，隔区种区，则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数十倍于缦田，虽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参区田之意。更斟酌今农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种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圳。圳深一尺，广二尺，长终其亩。亩间为陇，陇广一尺，积圳中之土于陇上。一亩之地，阔十五步。步当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当为圳陇三十道。畎之首为衡沟，以道灌输。夫圳陇分则牛犁用矣。衡沟通则车戽便矣。圳广于陇，则田无弃地矣。乃令民治粪，粪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时播种，播种之法，一如区田。先以水灌沟，使土少苏，平其块，乃徐播种，以手按实，盖之以灰而微润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为四行，行相去五寸，间可容铴。生叶以上，乃渐耨陇草，土以附之。其应下壅及应阁水复水，俱依今农法。治之当必有验。
惠仲孺《论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劝分，二曰抑价，三曰遏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钟，万室之邑藏万钟。是以劝富分贫，而食自给。且贮米于，一岁而陈。藏谷于，十年不败。吴民争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为十年之计者。故江南无藏谷之家。有田数十顷，米数十，仅数万家之一。分一家无以给数万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贫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则轻，少则重。是以古之为国者，多则敛之使重，少则散之使轻，未闻有抑价者。良以价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无藏谷，数十州之众，咸仰食于商。则米商实为民之司命。彼价重则坌集，价轻则转而之他。视利用趋，四方无择也。抑价之令下，则米商以折阅而莫至。吾恐米益乏，价益腾跃。将使菽粟如珠玉，其谁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争也。桀黠之徒，必有挟持宪令，起而强籴者。奸宄亦将啸聚，饥民乘时攘夺，则盗贼四出而莫可御。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于天下，犹血脉之流于一身。流则通，遏则壅。其理易晓。况一郡之储有限，而天下之积无穷。不能通无穷之积，而徒遏有限之储，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籴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尝闻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籴是闻。吾恐海人之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摇手触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顺时令，而非以救荒。东汉尝行之，而民多饿死。良以胥吏乾没赈恤，有虚撩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者得而不能及于细弱赢老之民，近者得而不能遍于深谷穷岩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数千人而行粥于市，则气之所蒸，将成疠疫。众之所聚，必有奸偷。其患不细。惟闾里长厚者，可施之一乡，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为劝分不若开渠，抑价不若通商，遏籴不若广籴，行粥不若厘户。宋汪纲知兰溪县，会岁旱，躬劝富民浚堰筑塘，大兴水利。饿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此开渠之法也。浙东饥，宰相王淮荐朱熹为提举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民以不饥，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饥，辛弃疾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召官吏儒生商贾，各举有干实者，贷以官钱，蠲其息，俾出籴他郡。期终月至城下发粜。由是连樯而至，米价自平。此广籴之法也。江东旱，提刑史弥巩以为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等。甲振乙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此厘户之法也。顾在于今，则犹有难行者。常平废而广籴无本钱，关税重而通商无厚利，厘户则胥吏上下其手而贫富不均，开渠则富民靳固其财而怨咨或作。惟损益古人之法，则裁取其中。商榷今日之宜，而务先其急。则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称泽国，环三江，跨五湖，横为塘，纵为浦，支为泾，为荡为泺，所以引灌溉也。堰以潴之，堤以束之，插以时而启闭之，所以节水旱也。今堰插不修而支渠浅淀，水至无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无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则溢，而旱则涸。当劝富民，计亩出钱，以给下户，俾废者修，浅者浚而益深焉，则贫富两以为便。救一时之患，而成数百年莫大之功。则开渠之法可行也。今山东丰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贵者金，贱者土，则灌输之利，权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当半减以招之。则楚帆湘柁，卸尾而来。大縆高樯，泊于水市者相望也。物聚价轻，又焉用抑。则商通之法可行也。广籴之法，当聚耆老及乡先生举富商之谨愿者，假官钱为本，而使出籴荆湖。籴十而粜二，则有二分息，粜三则有三分息。以本还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赈饥，半予商而稍优其直。其余则略仿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仓。辛弃疾之治福，而置备安库。以为水旱盗贼之防。则广籴之法可行也。厘户之法，当仿韩琦河北救灾政，而择甲户之以赀为官者，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而分五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复授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民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终而复始。至麦熟止。仍令粜粟之所，给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总其成。如此则以户均户，以民振民，既不侵牟，亦无掣顿。且人情各爱其乡，而又恐负宪司之意，必相与怂恿从事而惟恐不均。则厘户之法可行也。盖荒政大略如此。若夫以实心行实政，则存乎其人。
黄子正《保甲论》。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视为具文，而又纷纷焉日见其奉令之扰。究无其取效之实，遂以保甲为厉民之具而弛之。其不与因噎而废食者等乎。所谓保甲者，有古寓兵于农之意焉。有古比闾师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战。今之州邑，惟快壮数人供奔走而已。若仿井田出甲卒之遗法，以遴选乡壮而训练之，使知义勇而乐战，夫非寓兵于农之意乎。古者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有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有长。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长，曰甲长。百家有长，曰保正。一乡有长，曰保长。以次相统属，而行稽察之政焉。至于壮丁，无事则暇日以教练，有事则闻警以救援。皆保甲长相率而趋。夫非古军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长类多报充，讵堪胜任。必亲加选拔，以足驭众而急公。视才之大小以为用。是又将用命卿，师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闾之制，德行相规，患难相恤，死丧相。师胥之制，有故则设备，有盗贼则追捕，有奸宄则互相稽。务令比户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娱。今保甲之法，设为保长壮了，分布城乡，联络村舍，平时修防讲备，临时协力救御。至于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则举而旌之。有无良匪类，则举而惩之。以及子弟训之谦和而好礼，父老劝其推恤而好义。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乡如是，四乡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谓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远事征伐，妨农稼以简阅戎伍，使百姓军装饣侯粮而自备，死亡穷困而莫哀。是其所以为害也。所谓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抚赣，命州邑设保甲以综理一乡，立甲长以稽查十户。清排门使奸宄之无可藏，选壮丁使防御之有足恃。是其所以为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驱民以为兵，以之远战于边隅。文成简壮以为民，以之近守其闾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较然乎。今州邑之修举保甲，能毋视为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将诘奸不出于其家，防护不出于其村，御侮不出于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为卫也。即其近家之人而为之甲长，即其近村之人而为之保正，即其本里之人而为之保长，是甲长保正诸人，皆所熟识也。其甲保长等，又必选择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于传集征召，不同公差，查报拘催，不烦牒票，而悉听保甲之自为承禀。百姓获终岁之安，官司无一文之费。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实效，奉之者亦无其烦扰。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诚弭盗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见其为厉民而可废之哉。
陆稼书《弭盗策》。古今弭盗之术无他，治于既炽之日，不若治于未炽之先。绝于既萌之日，不若绝于未萌之先。何则，盗之初，固吾民耳。民非乐为盗也，衣食之不给，赋役之不时，礼义之不知，夫是以陷于盗而不能自免。使其未为盗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于礼义，使无迫于饥寒而无困于赋役，则天下安有所谓盗哉。故善弭盗者，不于其终于其始，不于其著于其微。唐虞之诘奸宄，周官之严守望，固弭盗也。稷以播谷，契以明伦者，亦弭盗也。司徒教稼穑，ガ长趋耕耨者，亦弭盗也。用力不过三日，起役无过一人者，亦弭盗也。不足有补，不给有助。其于恒赋，用其一缓其二者，亦弭盗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少而习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盗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闭者，以其弭于未盗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则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虚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赋税也，幸而岁丰无事，则坦然四顾，以为盗贼无自而有。遇水旱之灾，饥寒无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后设兵以御之，责官以诘之，剿以威之，抚以怀之，申保甲以防之，严缉捕以求之，惩积窝以绝之。此数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区处之乎。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岁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故愚以为天下有不足忧者，有大可忧者。兵不能御盗，不足忧。官不能诘盗，不足忧。剿抚不得其方，不足忧。保甲不行，缉捕不严，积窝不惩，不足忧。教化不敦，大可忧。税敛日增，大可忧。农桑不登，大可忧。所谓不足忧者，非谓其无关于天下也，数者之不理，一盗未获，止一盗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子一盗而有不止一盗之势，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势，此则所谓大可忧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学校之制，率草野之民，尽教以师儒也。在朝廷示之以义，申之以礼，使知货利为轻，廉耻为重，则风俗之淳，可计日而俟矣。税敛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减额也。但在宽其期限，勿使今岁而完来岁之粮，绝其侵渔。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额，则憔悴之民，可安枕而卧矣。农桑不可不劝也。劝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敛也。但使农夫红女，恒尊于富贾豪胥，无扰之以非时之役，无加之以非罪之刑。则汗莱之区，不令而垦矣。诚如是，民何乐而为盗。万一有之，则所谓自作不靖者也，所谓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谓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御之可也，官以诘之可也，或剿之，或抚之，或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以治之可也。欲兵之御盗而不为盗，则在制之以良将。欲官之诘盗而不讳盗，则在纠之以督抚。剿可施于渠魁而不可施于胁从。抚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滥以恩。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可以诘奸民而不可以扰良民。此弭于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于未形之前，复有以弭于既形之后。而世不登于唐虞，人不跻于三代，闾里犹有绿林之警，往来犹有暴客之虞，未之前闻。
惠仲孺《论讹言》。周礼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讹言莫惩。降自秦汉，妖言者死。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故而相惊。纵而勿问耶，则恐因是而为乱也。从而治之，则窈冥不见踪迹。君子镇以静，绳以法。何谓镇以静？汉建始三年，京师民传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大乱。成帝召公卿议，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君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问之，果讹言也。唐开成初，京师妄言大兵至，欢走尘起。百官或蔑而骑，台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郑覃将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安然如平时。”京师群无赖望南阙，阴持兵俟变。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内使趣阖门，君赏不从。良久问之，乃中人自边还，走马人金光门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动，此之谓镇以静。何谓绳以法？宋太宗时，益州民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知州张咏，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时，郓州民欲为变，揭帜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知州杜笑曰：“妖言惑众，乘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果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又潞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急。知州李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孝宗时，温州乐清县倡言方腊变且复起，县今捕数人归于州。知州楼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轻重其典。或置之，或纵之，所以抚定其民。此之谓绳以法。盖不静则昏，昏则其法紊。静则明，明则其法平。未有不镇以静，而能绳以法者。抑又闻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郑之乱也以蛇斗，秦之亡也以狐鸣。谁得禁之，又谁得诛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诚，行之信。诚信立，妖讹息。彼造言者，何恃而为乱哉。
王尔缉《饷兵兼用麦来说》。兵粮八麦二米，此汉代饷军法也。然使不便于兵，即三代之法，亦须更变，何况于汉。今则按实推论，此法盖于兵甚利。且不独利兵，并于国于民，无一不利也。兵以气壮胜，气以美味充腹壮。麦米皆养人之物，而麦面之味，则视米味为美。其性则食之视米性为足增气而健力。故北方人无一日不食面饼。而如陕省渭北一带，则且一日三食此物。即陕省坐镇之兵，每领来官米，亦往往粜钱市饼面而食也。故曰，于兵甚利。国之用兵，为御寇尔。兵气而壮，是乃制胜之具。利也何如。况西北省多夏旱，故麦率十年七八成。而谷则生长成就于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饷兵八麦二米，既属兵情所宜，且于国家备预兵饷之途为尤便。兼麦轻于米，运送亦省脚力。故曰，于国亦利。国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输。而兵用为多，至于今日。则西边用兵，其供用为尤多。若通用麦米，则小民可就夏秋之获，均输而易办。况北方诸省，种麦三倍于种谷，故谚有三秋不敌一夏之语。兼秋谷多薄，时为民病。故兵粮不但宜麦米兼饷，抑且断宜麦八米二，为不可易之常经。盖一通变而利兵，兼足利国，而且以利民。法莫良于此也。如以面性易变为疑，则何如易面以麦，一如汉代之制。又倘以磨具为难，则独不思边上驻兵之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面五六十斤，即可养五六十人。况如但有微利，即磨主闲丁，无不可代办。而正有不需于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谓大营乏磨，独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队各制一磨，只一匠三数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没磨具，口外气候凉冷，但令边庭所运之面麦，不必入水淘洗，即面可久贮数月。且即全解净面，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捣末，作饼而食，或即食炒面，总之尽胜陈仓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难，盖即腹里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捣为炒面而食者，种种皆是。想汉代兵饷八麦二米，亦皆不离此法。随宜而用，断不至于生吞浑咽。即又何疑于今也？是在任饷兵之责者，以圆机调剂，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凯之全功。且永为饷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尔。
罗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说》，古之言治河者众矣。河既善徙，决无常处。治之亦无常法。在因其时，相其地，审其势，以为之便宜。而非可以数见之陈言，已湮之故迹，谋其实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今观其前后三策，仅可施之北河，与今日东南之势大异。即明宋濂之说，浚淮导济，南北分行，亦非今日运道所宜。若徐有贞之治水闸，疏水渠，其说专主乎疏，谓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刘大夏之堤荆、隆，镇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谓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与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势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费鸠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几底绩可期。然善后有策，岂无说以处此乎。请以今日之黄河论之，岁修有防矣，抢筑有备矣，遥堤缕堤，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溃决，制御莫施。数年以来，屡见于宿迁、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冲决，非海口之淤为之乎。自白洋以东，向之河身广为一二里者，今止以数丈计。即新开引河，力为利导，而河性不趋。则云梯关之壅塞，非一日矣。论者曰，堤防既立，水必归漕。藉以冲刷，海口可不浚自开。然沙壅日久，土坚且厚。即上决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难达，其势必将别溃。是必云梯关之工，与桃、宿决口并举，而逆河入海之遗意，庶乎无失也。请以今日之淮论之，淮以上为七十二溪，为洪泽。淮以下为白马、汜光诸湖，中立一堤，障使东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倾，清水潭数决，致淮、扬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筑已成，淮水宜尽向东行。而清口之流，浅隘如故。惧淮水之复入诸湖，是必大辟清口，与高堰一工彼此相济。而后其可无虞也。请以今日运河沦之，运河以内有浅涸之虞，必取给于山左诸泉。而昔之水柜，如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陆。一遇旱乾，必有浅阻。是五湖旧迹不可不讲也。运河以外有冲击之虞，如曹、单、金、鱼诸县，南临大河，惟赖太行古堤障之。今河势不东，虑其北走。闻曹、单以西，扫湾而北，渐逼馆陶。是张秋之决，曾见于顺治间者，不可不预为之防也。请以今日黄、淮之交论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县，其东有徐家沟、云梯关。而黄、淮交会之要地，全系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涨沙，长及数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别建一工，开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后东行之势可复也。请以今日黄、运之交论之，运河之口，必达黄河。而黄河一涨，必入运河。浊流倒冲，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骆马诸道，数迁数淤，其明验矣。今既别开阜河，安可不为之长汁乎？闻昔之茶城有镇口三闸，今之清江有通济三闸，皆防黄水之溢入耳。宜仿其遗制，立启闭法，以截黄流。概于闸外数里立，每岁冬春大挑。法以为常。不然，而黄涨必淤，纷纷迁改，终无益也。故曰，异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为彼河之法。时为之，地为之，势为之矣。安敢以胶柱之见，筑舍之谋，取旧日之陈言，轻为借箸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