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廷在1368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14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1356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汲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14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14世纪中，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1］ 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14世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2］ 14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3］ 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4］ 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酿成了14世纪50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的牺牲者。1368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利用14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者决意要它如此。

［1］ 见[274]h.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卷，第447页。关于妥欢贴睦尔在位期间严寒气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51，第1097—1098页。

［2］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203页。

［3］ [653]《元史》，卷51，第1111页。

［4］ [653]《元史》，卷51，第1109—1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