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乱败
筹饷愈广 兵资愈绌
[原文]
近来筹饷之路愈广，养兵之资愈绌。非筹饷之不得其术，乃委员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亏空，捐加现任之廉俸，已为弊政。至我可捐扣，则又令另行筹银赔补官项。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则各省所无。往时张凯章廉访并未到开归道任，豫省行文至敝处，令其解银赴豫，以补前任亏空，阅之深为骇叹！友人严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县十余载，尝谓豫省亏空有日甚之势，无弥补之期。作论豫省亏空书数千言，至详且切，大致与阁下所论相符。弟在江西将摊捐亏空奏请一概豁免，河南似可仿照办理。否则大小官吏视河南为畏途，势必率一二自爱者而并趋贪污。江河日下，诚未知世变之所终极矣！
[译文]
近来筹集官饷的路子愈广泛，军事费用愈觉不足。这不是筹集军饷不得其法，而是委任的官员不得其人，这是当今社会的通病，不仅是河南一省如此。清查往年的亏空，而从当年官府收入中无偿扣抵，已成为当今的弊政。作官的可同意抵扣，然后却又下令再筹银两来弥补空缺。这样上行下效、敷衍塞责、贪虐无度地榨取百姓，这种做法却是其它各省所没有的。过去，张凯章廉访尚未到河南上任，河南即行文到他原任职的地方，令其携带银两到河南来，用以弥补前任的亏空，看后实在令人震惊感叹！我的朋友严仙舫先生曾在河南州县任职十多年，曾经说河南省亏空的势头一日比一日严重，无弥补之期。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书信论述亏空之事，这件事非常详尽而贴切，大致与阁下所说的情况相符合。我在江西把摊捐亏空一事奏请朝廷一概免除，河南似可仿照办理。否则，大小官吏必视河南为可怕之地，势必带几个心腹之人一起合伙贪污。这种风气如江河日下，真不知这种世态到何时是个终点。
爱民者昌，扰民者亡
[原文]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入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息，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备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至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
[译文]
我听说，国家贫穷不值得担忧，而民心涣散所造成的祸患则是很大的。自古以来没有比隋文帝末年更富庶了，然而突然之间天下大乱直至灭亡，关键是丧失了民心；自古以来没有比汉昭帝初年更穷困了，可逐渐走向治理安定，关键在于能抚慰百姓。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国只有一年没有河患，其余各年每年大河都决口成灾，而新庄高堰各地区造成的灾难极为重大；当时又发生了三藩叛乱，惊扰了九个省，用了七年兵，天下的财物消耗了大半，仓库空虚，大概比今天还要严重。最终能够使领土完整，天下安宁，是因为圣祖能够全心全意地关怀爱护百姓，使民心坚定团结，不可瓦解。
兰芷不芳 荃蕙为茅
[原文]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日“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流从，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诡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得不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译文]
在我看来，自古至今天下大乱的时代，一定是首先淆乱是非界限，随后出现政治上的混乱，从而导致种种灾害。屈原之所以激愤得跳江自杀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是非观念淆乱到了极点，令人痛彻心肺，所以他在诗中说道：那馨香的兰草变得不香，美丽的荃蕙化为茅草，又说：人心世俗本来就是好恶好像从水而流，又怎能不蜕化变质。感伤是非标准一天天变移，一天天混淆，而几乎连个人都身不由已啊。后来的时代如汉朝、晋朝、唐朝、宋朝的末期，也由于朝廷的是非观念首先紊乱，然后才是奸险之人扬眉吐气，有德之士反而有无依无靠，无所适从的模样。把这个道理推及一个省，一个军，也必定是那里的官员是非观念不违背正道，然后才可以做出稍稍令人满意的成绩。赏善罚恶这种事情，取决于职权地位，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则无法做到。但是，至于维持是非的公正，却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推辞的责任。顾炎武先生所说的普通人对此责无旁贷，就是这个意思啊！
冤狱太多 民气难申
[原文]
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文件、奏结者数十，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毕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募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案；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作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平？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僚弥缝，不问事之轻重，—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译文]；现在冤狱太多，百姓冤气难申；农业为本伤本必乱；[原文]；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译文]；剿除太平军军事兴起以来，读书人和从事工、商的人，；税重民逃自损国基；[原文]；一日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译文]；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一；外如宅基、坟地，都必须另外纳税；卷十
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文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译文]
现在冤狱太多，百姓冤气难申。我自从代理刑部以来，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有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原告的得失都已水落石出。此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没一点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杖打一百；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的军队中。最终又不取重判，便说怀疑是误告，或者说申诉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加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谁会相信呢？即使百姓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谁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的，有交给督抚审讯处理的，有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的。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十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多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农业为本 伤本必乱
[原文]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田荒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译文]
剿除太平军军事兴起以来，读书人和从事工、商的人，他们的生计恐怕还没有完全断绝。只有农民最为不幸，没有一个不痛苦，没有一个地方不痛苦。农民受苦的时间太久，那么必然造成田地荒芜，无法生产粮食；军队没有粮草，就必然要骚扰民众；民众没有粮食，就必然会起而响应太平军；太平军没有粮食，就必然变成流寇，从而天下大乱，这就没有结束的日子啦！因此，目前各州各县，应当把重视农业当作最为重要的任务。损伤了商人，这样的钱可取；损害农民的钱则不能取。降低租税从而缓解农民的财力，减轻劳役以使农民身家安定。没有耕牛的农户，要设法替他们购买；遭水淹的农田，应设法疏通排涝。关键是让农民稍稍有生活、团聚的乐趣，从而不至于全部逃难，迁徙到别处去。
税重民逃 自损国基
[原文]
一日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竟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得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米仅得银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必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廷，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征，使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来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也。
[译文]
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天下第一。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分走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不过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已在二斗上下，况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必须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然而，如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非常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必须交纳银两。老百姓辛勤耕作所得到的是米，拿米去卖钱，则米价太贱，百姓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东南产米的地区，大概一石米能卖三千钱，从古到今，相差不是很远。以前一两银换一千钱，那么一石米只能换银三两。今天一两银换两千钱，那么一石米只能换银一两五钱。从前卖米三斗，能交一亩田税还有余。今天卖米六斗，交一亩田税还不够。朝廷只顾坚守每年征收固定数目，老百姓却暗中增加了一倍的田赋。此外如宅基、坟地，都必须另外纳税。按银价计算，都是从前的一倍。无力交纳的，不可胜数。州县竭尽全力催收，还害怕收不上，往往专门派人帮助征收，官差四面出动，昼夜追赶，鞭棍满堂飞，血肉狼藉，难道这都是酷吏所做的吗？如果不这样做，政绩考核就不到七分，有被弹劾的担心；贴赔动不动就成千上万，有养育子孙的忧虑。所以，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且兴办全漕，从十六年以后，年年报告歉收，年年免交缓交，难道以前的人们都善良而如今的人们都刁滑吗！大概是银价太高，不只官民穷困，国家也深受其害。浙江田赋与江苏大致相似，老百姓越抗交拖延，官府就越穷困，于是就有了截串的方法。截串的做法是，上期预收下期的税款，今年预收明年的税款。老百姓不响应，官府就稍微降低他们的价钱，引诱他们交纳，预收太多，缺口太大，后任官员就无税可收，使得奉职守法的官吏也没有自全的办法。而贪官污吏更能以此为借口鱼肉百姓，巧取豪夺，蛮横无理，一点也不顾忌。江西、湖广等地的税额稍轻，然而自从银价高涨以来，百姓完成纳税任务越来越痛苦，官府追缴恫呵也越来越严酷。有的本户完不成任务，就锁拿同族中较富裕的人家，责令他代为交纳，有时甚至锁拿他们的亲戚，关押他们的邻里。百姓怨恨，便奋起抗拒，以致造成大案。如湖广的来阳、崇阳、江西的贵溪、抚州，这四起大案的发生，虽然民间具有刁蛮的习气，但也因为银价成倍增长，官吏滥收赋税，差役滥用刑罚，真有越来越难以生存的趋势。我所说的民间的疾苦，这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