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言败
荩臣不举 奸吏不去
[原文]
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则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夺尤须操于上也。
昔者，齐威王尝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易》讥覆涑，《诗》赓鹈梁，言不称也。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则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在君侧者，虽欲极誉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则不免毁之。毁之而听，甚者削黜，轻者督责，于贤臣无损也。其不听，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贤臣无益也。然而贤臣之因毁而罢者，常也。贤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者也。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
[译文]
作为君主，不可能通晓全部天下事，不能不委派任用有贤能的大夫，但大夫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自己左右所赞誉的，有的未必就是忠臣。左右所诋毁的，有的未必就不是贤良的官吏，所以说耳目不能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君主的手里。
从前，齐威王曾经因为左右的话而烹杀了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这件事可以简略地讨论一下。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幸和优遇则很有办法。《易经》上有讥讽覆涑的诗篇，都是说不称职之事的。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又大多贪心很重，行事卑鄙，不得不对君主左右的人献媚奉承，君主左右的人也很乐于他们归附自己，从而夸誉他们。赞誉的时间长了，君主的心也受到影响，而这些人的地位更加巩固，从而使政治日非一日，自己也就自尊自大起来，人们必然跟着仿效，这就是阿大夫的所作所为应当烹杀的原因。如果贤臣任职在位，往往有耿直的气节，而没有显赫的虚名，不去标新立异夺取财物，不违反道理而干涉时事。招唤他也不来，挥斥他也不去。在君主左右的人，虽然极力赞誉他，但也得不到什么。或者与他合不来，君主左右就不免要诋毁他。对诋毁他的言论君主听信了，严重的就降职废黜，轻微的就加以督促责备，对贤臣并没有什么损失。对左右的话不听信，那说明君主的英明，是国家的福祉，对贤臣并没有什么益处。然而贤臣由于毁谤而被罢免的，是常有的事。贤良的大臣必然不会阿谀奉承君主左右之人来求得容纳重用，这也是经常的事。这就是即墨大夫的作为值得封赏的缘故。
所以圣人褒赏一人而起到劝奉天下人的功用，刑罚一人而得到惩戒天下的效能。虽然不废弃左右之人的进言，而对兼听则明的益处深有体味，也不完全相信左右的言论而失自我的智慧的光华。这就是说赏罚要尽量体现忠厚之心，而用人进退要本着公正磊落的原则。
治国之要 首务爱民
[原文]；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译文]；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先考察官吏，考；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原文]；是日思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译文]；今天思考做督抚的方法，就和做老师的方法无异；于子弟也这样，做帝王的对于臣僚也应这样，都把君道；修饬刑法奸邪愈生；[原文]；武帝之问，以为作乐即可致治，何以后世乐器虽在，而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 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先考察官吏，考察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又讲遵行大道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的行为上去观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明识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原文]
是日思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者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者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译文]
今天思考做督抚的方法，就和做老师的方法无异。他们教训僚属的殷殷之意，就是与人为善之意，就是孔子所讲的诲人不倦；他们广泛征求好的意见，以身作则，就是孔子讲的为之不厌。当将帅的对于偏将裨将这样，做父兄的对于子弟也这样，做帝王的对于臣僚也应这样，都把君道而兼有师道，所以说做臣民的君主，做臣民的老师，又讲老百姓对于君、师、父兄之道，当一件事看待，都是讲的这个意思。
修饬刑法 奸邪愈生
[原文]
武帝之问，以为作乐即可致治，何以后世乐器虽在，而治不可复？仲舒之意，以为欲作乐必先兴教化，欲兴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则治可复，教化可兴，而乐可作。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问，以为何修何饬而后可致诸祥？仲舒之对，以为修饬德教，则奸邪自止，而诸祥可致。若修饬刑法，则奸邪愈生，而诸详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数语，是修饬之本。末言仁义礼智信，是修饬之目。致诸祥必由于止奸邪，任刑罚则奸邪不止，任教化则奸邪止。于问中何修何饬而致诸祥，最相针对。武帝之问，本以立本任贤对举。以亲耕籍田，为己能力本矣。劝孝弟，崇有德，为己能任贤矣。而以功效不获为疑。仲舒之对，则略力本而专重任贤一边。以为贤才不出，由于素不养士。下以兴太学为养世之要，大臣岁贡二人为选贤之要。
[译文]
汉武帝问制作礼乐即可达到天下大治，为什么后世乐器俱在，而不能恢复天下大治？董仲舒的观点是，认为要想制作礼乐，必先复兴教化，要想复兴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够践行道义，那么可恢复大治，复兴教化，而后可以制作礼乐。这些都是全靠人力决定的，不是天命所决定的。武帝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饬道德、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失，各种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吉祥也难以招致。其中讲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数句话，是修饬道德教化之本。篇未讲仁义礼智信，是修饬道德教化的细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须始于消灭奸僻淫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难以消灭，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灭。这和武帝问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针锋相对。武帝的问题，本来是以重本任贤相等问题对待。把亲自耕耘籍田当作是自己能重本。奖励孝悌，崇尚有德之人，当作是自己能任贤。而以没有取得成效而怀疑重本任贤之策。董仲舒的对答则略去重本而专注重任贤一方面。认为没有贤才出现，是一贯不培养士人。下边讲以兴办太学作为培养士人的关键，大臣每年椎荐二人作为选贤的关键。
官贤业兴 官昏事崩
[原文]
窃谓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安徽用兵十载，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
[译文]
我认为，行政的重要任务，首先在于得人。吏治兴废，全取决于州县最高长官是否贤能。安徽用兵十年，糟踏得不成样子，人人以为那里是可怕的去处。全省确实缺乏官员，只有知府二人，州县长官二人。即使是候补官员，也寥寥无几。每次有了空缺，总是缺乏人员选任。平民百姓长期困迫在水火之中，偶而遇上一位好官加以抚慰，给予温暖，他们一定会倍受感动，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样，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