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元兰溪（今属浙江）人。宋末以史馆编校召，末及用而宋亡。当宋季国势倾危之际，任事者束手无策，履祥独进奇策，请以舟师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叙洋岛险易，历历有据。但宋终莫能用。“及后朱□、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然，后人服其精确”。人元，不仕，屏居金华山中，专事著述。履祥为王柏弟子，也曾从何基问学。其见王柏时，“首问为学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举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及见何基，基告之曰“贤者之贤，理欲之分，便当自今始”。当时议者以为何基清介纯实，王柏高明刚正，履祥为亲得之于二氏而并充于己者。关于心性理气问题，履祥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结合儒家经典与先儒言论，加以发挥。他认为，天地之化，包括无外。圣人作《易》，所以体天地之撰。以卦而论，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天地之心所寓；以时而论，则春生夏长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为。所谓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生之道。语其象，则为《复》卦之一爻。当穷冬之时，五阴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用事，万物肃杀之极，天地之间，若已绝生息，而一阳之仁已潜回地中，这就是天地所以化生万物之初。异时生气磅礴，品物流行，皆从此出。他赞同“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观点，认为《复》卦一阳在下便是动之端。他提出，“大抵才说静时便是死杀”，“唯于极静之中而乃有动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以理而论，静不足以见天地之心，而动之端乃见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论，则动不能见天地之心，而静可以见天地之心。这是因为欲动情胜会失其良心、迷此仁性。故学者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可以见天地之心。所以，人必须以静的工夫“养此阳气之微”。与《复》卦相联系，他认为“凡事莫不有复。如学宫既废，而新则为学校之复；纲常既晦，而明则为世道之复；国家既危，而安则为国势之复”表现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乐观态度，以寄托其“国势防危而复振”的希冀。金履祥沿袭了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传统说法，认为孟子所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此性为气质之性；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此性为天地之命。前者“有命焉”之“命”为气之理；后者“命也”之命为理之气。气之理是就气上说，而理亦在其中；理之气是就理上说，而气亦在其中。理气未始相离。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予其中。但理为一，而气则有清浊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贤否贵贱贫富，于是便有上下品节。履祥认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而帝尧以前不经孔子所定者，又野而难质，《左传》记春秋事又或阕或诬，乃用邵雍《皇极经世》历、胡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自《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为先儒所朱发。另外，还著有《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皆传于学者。黄百家谓“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所末发，多所□牾。其所以□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金履祥为北山四先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