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以词学知名。永隆进士。武后时任左史、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任太子中允，参予编修《则天皇后实录》。睿宗时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玄宗时任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后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治史达三十余年，贯通古今，洞悉利病，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赞。主张史学家要有才、学、识三长。有学无才，犹如愚拙者，虽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但不能经营生利；有才而无学，亦犹巧匠，无木材和工具，也建不成房屋。尤强调史识，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畏惧。修史要直笔，不掩恶、不虚美，书则有益于褒贬，不写则无损于劝诫。为做到直笔，须做到不畏强暴，分清正邪是非，鉴别史料真伪，不为浮词妄饰。反对是古非今。认为古今不同，这是历史的必然。世异则事异，事异必然治也异，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所以不要以先王之道，要求分世之人。他对传统思想提出批判和怀疑。指出《尚书》可疑者有十条，甚至怀疑尧舜禹的所谓“禅让”，实为篡夺。舜已垂暮之年，不带二妃，远涉地气瘴厉的苍梧之野，哀怨忧恨而死，岂是自动逊位。历观自古人君废逐，如夏桀放逐于南巢，赵嘉流于房陵，未有如此之甚者。以此断言，恐是舜被禹放逐，而老死苍梧。指出《春秋》述史虚美讳饰者五条。认为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并“厚诬来世”。《论语》称赞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是虚美，如周仍然臣服子殷，而有天下三分之二土地，这是僭越。周“戡黎灭崇”。是自专征伐。这犹如司马昭害权臣，绷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文王事殷，当比为司马昭臣魏，而称周有大德，是虚美之说。认为国家兴亡，事情的成败，主要在于人事。武王伐纣，占卜吉凶，“龟焦蓍折”，按封象不应出征，但武王出兵，一举灭商。南朝宋武帝出兵攻打卢循，军中旗杆折断，幡沉水中，按阴阳五行说乃是不吉之兆，但刘裕毅然出兵，战败卢循。他批评董仲舒、刘向等人用阴阳灾异观点解释历史，为使事实神秘化，故意把天变与历史不相关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不凭章句，或以前为后，或以虚为实，硬相联系。掩耳盗铃，自相矛盾，每叙一灾，董仲舒和京房之说，前后相反；刘向和刘歆的解释，是文义不同。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和刘向以为预示“鲁宋杀君易许田”；刘歆以为预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京房以为预示后楚庄称王。差之千里，悬隔顿别，没有一点求实精神。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用天命、谶纬解释历史，也实不可取。成败，主要在于人事，而归命于天，实为荒唐。秦亡，是因胡亥无道。即使有所谓“亡秦者胡”的谶记，如君主才若桓文，德同汤武，亡国之势也可挽救。刘知几还分析了五行灾异祥瑞符命等迷信的社会根源。他认为，远古时所谓“祥瑞”，只是“发挥盛德”，称赞明王的一种表示，但检《尚书》、《春秋》等书，上下数千年，验正者，也不过一二事而已。近古则不然，主上有所惑，臣下故意编造祥瑞以媚君主。所以君主德越差，瑞越多；政治越坏，祥越盛。汉桓、灵二帝政治最乱，详端比文、景盛世还多。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其邪言，造成真伪难分，是非难别，无法褒贬，也不能给人以垂诚。刘知几的治史主张，丰富了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宝库。“非圣无法”的批判怀疑精神，上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王充《论衡》的优良传统，下启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端绪，是对中世纪封建文化偶象的冲击。对阴阳五行禅瑞思想的批判，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给柳宗元、刘禹锡的历史观准备了理论前提。主要著作有《高宗后修实录》、《太上皇实录》、《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均佚。《史通》二十卷，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