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批评完成与发展之三阶段
中国之文学批评，从大体说：北宋以前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其批评理论每因其对于文学之认识而转移其主张。南宋以后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之一，所以不会如本书上卷所述，有演进与复古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我们假使说文学观念演进期为“正”，则复古期为“反”，而本书下卷所述则为“合”。这是本书上下二卷最大的分别。因此，本书上卷所述，以问题为纲，而以批评家的理论纳于问题之中，即于刘勰、锺嵘诸人，犹且不为之特立一章。至本书下卷所述，恰恰相反，以批评家为纲而以当时的问题纳入批评家的论理体系之中，即因当时的批评家能自成一家言之故。这又是本书上下二卷编例的分别。
我尝以为一般人之所谓“通”，其意义有三：一是文辞上的通，文法有不顺，语词有未当，这是不通。一是知识上的通，知其一不知其二，明其正不明其变，这是不通。又一是思想上的通，以今日之我反对昔日之我，矛盾自陷，漫无准的，这也是不通。唐人之学重在文辞上的通，所以以为用助字应求其当律令；汉人之学重在知识上的通，所以以为必须通群经而后始能通一经；宋人之学重在思想上的通，所以以为要贯通万事而无碍。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进步。文学批评家的思想，也必须能如此有中心、成体系，然后才可以论述，而此种情形，在南宋以后始见发展，所以本书上下二卷所侧重的不得不有此分别。
为了有此分别，所以本书下卷之所论述，于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之外，更须涉及其学问思想；这好似赘余而不是赘余。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稗贩旧说的言论，零星片段的见解，并无中心思想而不能建立其系统者，都只能割爱。这又好似遗漏而不是遗漏。
以上是本书各篇的共同点。然自南宋至清，中间也有八百多年，不能不分期论述。今为叙述的方便，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以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端推而至极的偏胜时期。以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的综合时期。在此时期，即使偏主一端的理论也能吸收种种不同的见解以自圆其说，故又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的特点。
到清末，又受西洋文学批评的影响，于是文学批评史又展开了新的姿态，然而也正因此种关系，所以本书又未便论述。即清末文人之至民国犹生存者，其文学理论也只能另行叙述。
第二章 南宋金元文学批评概述
一时代的文学，自有其一时代的风气。中国文学自南宋以后很明显的倾向于语体的演进。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以及方言文学的产生都在这一个时代，所以自南宋以后是中国文学开始发挥语言特点的时期。可是，这只是一种新途径新趋势而已。除了这种新途径新趋势以外，古文学的势力依旧存在；而且，在事实上，这种残余势力的存在似乎并不因新途径的开辟而受到什么打击。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所讨论的还是旧的问题，对于这新兴的文学并不起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不过是部分的、暂时的，只成一些极微薄的影响。所以新兴的文学虽在文学史上是主潮，而在文学批评史上不成为主潮；古文学的势力在文学史上尽管是馀波，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却仍不失为中坚。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一点。
传统的古文学，到了南宋，不能不说是比较销沉的时期。在此时期，固然仍有作古文作四六乃至作诗词的人，可是不容易在他们作品中找到他的特点。我尝谓唐代文学之成功在于“创”，有特创的风格，同时也多特创的体制。到了北宋，以无可复创，于是又重在“变”，欲于古人的范围以内，仍能流露他的才性。于是苏轼便成为最恰当的代表。他能使古文语体化，而使四六古文化，使词诗体化，而诗又散文化，那么他的古文四六与诗词都变成创格了。至南宋则无一而非“袭”，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能脱前人之窠臼。因此，南宋的批评文坛，便提出了“法”的问题。在以前，惟应举之诗赋与“江西派”诗人才讨论及此，而在此期殆弥漫了整个的文坛。论古文有法，论四六也有法；诗话论法，词话也一样论法。这即因当时文风重在“袭”的关系。再加以南宋时代，只见道学家的活跃不见古文家的气焰，故其文论没有古文家的主张，而所论遂偏于道的问题。所谓传统的文学观，至此时始展其权威。这也是造成南宋批评文坛不振的原因。
至于金元，又以异族的关系不免有文坛寂寞之感。由创作言，有新兴的戏曲，尚足为文学史生光；由批评言，则不免较为沉寂。盖其时新兴的文学尚不会影响到批评，而旧的方面则蹈常习故，陈陈相因，更不会于批评方面别创新义。所以遂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销沉时代。
可是，金元之文学批评，其销沉同，而销沉的情形仍不相一致。金承北宋之后，故国文献犹有所遗，而且与南宋比邻，影响所及亦足观摩。所以金主自熙宗以后，每因羡慕江南衣冠文物而提倡文学。翁方纲谓蜀学行于北，洛学行于南，也颇能道出一时风气。因此，金代文学批评之销沉，在偏于承旧，不能脱北宋之窠臼。元代文风不如金之富于华化，同时以受新起文学之影响较多，故能于有意无意间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于元人的言论中时常可以找出一些明代文学批评的端倪。所以元代文学批评之销沉，又可说在欲树新帜而规模未宏。
第三章 明代文学批评概述
第一节 与文学之关系
明承宋、元二代之后，其文学背景也兼受两方面的影响。宋人沉溺于道学的氛围中间，其思想与生活态度是主敬而严肃的，是主静而节欲的，故其文学风气恒趋向于正统的方面；元人生长于文艺的园地中间，其思想是颓废的，其生活是纵欲的，故其文学风气又趋向于新兴的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颓废思想最为流行的时期，除了晋代以外，没有再像元代这般强烈了。不过因为晋人清谈是思想上的问题，易为人所注意，而元人的颓废，仅表现于文学作品中间而且是新兴的文学作品中间，所以易为一般人忽视而已。赵显宏《殿前欢曲》云“胡寻些东与西，拼了个醒而醉，不管他天和地”；吴仁卿《拨不断曲》云“闲后读书困后吟，醉时睡足醒时饮，不狂图甚”，可谓颓废到极点了。马九皋《蟾宫曲》云“天地中间物我无干，只除是美酒佳人意颇相关”；无名氏《水仙子曲》云“一日一个浅斟低唱，一夜一个花烛洞房，能有得多少时光”，又可谓放纵到极点了。以前的文人谁敢这样大胆地露骨地说，尤其是在南宋。而在元代的散曲中间则类此之例真举不胜举。在这两极端的情形之下，到了明代当然不能不兼受其影响。所以在这两般潮流中的文人不是守旧复古以正统自居，便是标新立异，较富革命的精神。这在明代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中极明显的可以看出此分野。至于此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那也是随处可以看出的。
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颓废和放纵。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为转变而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所以元人的风气与道学冲突，明人的风气便与道学不相抵触。所谓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正可于此看出。因此，明代文学上的复古潮流，只成为文章体制与技巧之复古，而不是思想上的复古。正因此种复古运动都由文人主持，所以所注意的也只在文章形貌的方面。
又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为其羽翼；待到风会迁移，而攻谪交加，又往往集矢于此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其原因即由空疏不学，而只在文艺上讨生活的缘故。范景文《葛震甫诗序》云：“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摘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范文忠公文集》六）这不是当时整个文坛的缩影吗？
在此种流派互争的风气之下，再加以趋古、趋新二种潮流，于是明代文坛是丹非素，出主入奴，攻击诋誐，演成空前的热闹。其学古者，或宗秦汉，或宗唐宋，或宗六朝，各有宗主之不同；其趋新者，或受时文之影响以新变为趋时；或受小说戏曲之影响，以生动为极则，又常与学古一派立于对峙的地位。正因其易成风气，所以转目成陈，也容易使人增其厌恶。方其初起，未尝不足以矫正时弊，一新耳目；迨门户既立，依傍既多，其流弊或转甚于前。此起彼仆，徒增文坛的纠纷而已，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极端的主张，却因此而盛极一时。
第二节 与学术之关系
明代所谓古与新的二种潮流，不仅在文学界如此，即学术界也是如此。明代学术由理学而转变为心学，于是理学便成为复古，而心学则成为趋新。受理学影响的文人多主学古，宋濂便可为其代表；受心学影响的文人每主趋新，袁宏道又可为其代表。其或能沟通此二者之关系，由下学以至上达者，则学古趋新也归于折衷，焦竑又可为其代表。
嵇文甫先生之《左派王学自序》谓：“明中叶以后整个思想走上一个新阶段，自由解放的色彩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前有白沙，后有阳明，都打出道学革新的旗帜，到王学左派而这种潮流发展到极端了。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综合看来，弥觉其富有历史意义。”此言极是。盖理学精神是传统的，所以当时像薛長这样，甚至谓自朱子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心学精神是反抗传统的，所以当时像李贽这样，甚至以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假使明代学术仍是理学风气，则蹈常习故，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真是可以无烦著作。正因转为心学，才有不顾一切的大胆精神。此种精神的表现，为狂、为怪、为极端，然而另一方面为卓异、为英特，虽不可有二，却不可无一。明代文学批评所以会造成偏胜的风气者，与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不无关系。
李贽于《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一文中云：“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焚书》五）所以偏胜并不即是短处。卓吾此文，攻击儒家之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欲图名实俱利，正是针对儒家的传统精神而发的。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知天下是否有两头马乎否也？”
明代文学批评固然仍有骑两头马之处，然言其特点则正以别出手眼，不骑两头马见长。明代之文学批评，即使以偏胜之故罅漏百出，受人指摘，然而一段精光，不可偏废者亦在此。
第四章 清代文学批评概述
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他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他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他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均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其成就。即以文学论之，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
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以前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昔人曾经说过者，清人无不演绎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门，无不具备，真是极文坛之奇观。由这一点言，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为极发达的时代。
又清代学术更有其特殊的风气，即是不喜欢逞空论，而喜欢重实验。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殆成为一般人所持守之信条。不仅经学、小学重在考据者如是，即在理学、佛学以及文学等等，凡可以逞玄谈、幻想或虚辞者，在清人说来无不求其着实，求其切实，决不是无根据的游谈，无内容的浮谈。
而清代的文学批评，其成就也正在于是。对于文集诗集等等的序跋，决不肯泛述交情以资点缀，或徒贡谀辞以为敷衍，于是必根据理论以为批评的标准，或找寻例证以为说明的根据，而关于文学批评的材料遂较往昔为增多。至于论文、论诗之书翰，往复辨难，更成为一时风气。所以于昔人文集中不易见其文学主张，而在清人文集中则处处透露其对于文学的见解，由这一点言，清代的文学批评，也可称为极普遍的时代。
不仅如此，清代学术再有他特殊的成就，即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各代之特长，更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长以归之于一己或一派。如经学有汉、宋兼采之论，文学有骈、散合一之风，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明此，则知清代论文主张，所以每欲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之合一，自有其相当的关系了。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四平八稳，即使是偏胜的理论，也没有偏胜的流弊。若再由这一点而言，则清代的文学批评，更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