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想象均可发生情感，而美的情感为文艺之本质，所谓美的情感者，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利害是非等而净化过了的东西。这是我在上面数节所说的意趣。对于这意趣也许有人要不承认的，我们在这里已碰到了为人生的艺术（artforlife）与为艺术的艺术（artforart）的大问题了。

这问题好像我国哲学上性善与性恶问题一样，实是文艺上聚讼不清的大纠纷。人生派把文艺的目的放在文艺以外，主张文艺须有利于社会，有益于道德，艺术派主张文艺的目的就是美，美以外别无目的。前者可以托尔斯泰（l.tolstoi）与诺尔道（maxnordau）等为代表、后者可以前节所说的王尔德等为代表。要详细知道，可去看看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诺尔道的《变质论》，王尔德的《架空的颓废》。这两种极端相反的趣向，在我国古来亦有。韩愈的所谓“文以载道”，是近乎人生派一流的口吻，昭明太子的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是近乎艺术派的口吻。这二派在我国，要算人生派势力较强，历代都把文艺为劝善惩恶或代圣贤立言的工具，戏剧是用以“移风易俗”的，小说是使“闻之者足戒”的。文字要“有功名教”，“有益于世道人心”，才值得赞赏，否则只是“雕虫小技”。

人生派与艺术派究竟孰是孰非，这里原不能数言决定，其实，两派都只是一种绝端的见解而已。绝端地把文艺局限于功利一方，是足以使真文艺扑灭的。试看，从来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作品里何尝有好东西？甚至于有借了这劝善惩恶的名义来肆行传播猥亵的内容的，如什么《贪欢报》，《杀子报》，不是都以“报”字作着护符的吗？露骨的劝善惩恶的见解，在文艺上，全世界现在似乎已绝迹了，但以功利为目的的文艺思想，仍取了种种的形式流行在世上，或是鼓吹社会思想，或是鼓吹妇女解放，或是鼓吹宗教信仰。名为文艺作品，其实只是一种宣传品而已。这类作品愈露骨时，愈失其文艺的地位。

人生派的所谓“人生”者往往只是“功利”，因此其所谓“为人生的艺术”者，结果只是“为功利的艺术”而已。人生原有许多方面，把人生只从功利方面解释，不许越出一步，这不消说是一种褊狭之见。

至于艺术派的主张如王尔德的所谓“艺术在其自身以外，不存任何目的，艺术自有独立的生命，其发展只在自己的路上。”亦当然是一种过于高蹈的议论。我们不能离了人来想象文艺，如果没有人，文艺也决不能存在。艺术之中也许会有使人以外的东西悦乐的，如音乐之于动物。但文艺究是人所能单独享受的艺术，玩赏艺术的不是艺术自身，究竟是人。如果文艺须以人为对象，究不能不与人发生关系。艺术派主张文艺的目的在美，那么，供给人以美，这事本身已是有益于人，也是为“人生的艺术”，与人生派相差只是意义的广狭的罢了。这两派的纠纷，问题似只在“人生”二字的解释上。

人生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有若干的方面，故有若干的对象。知识生活的对象是“真”，道德生活的对象是“善”，艺术生活的对象是“美”。我不如艺术派所说，相信“美”与“善”无关，是独立的东西，但亦不能承认人生派的主张，把“美”只认为“善”的奴仆。我相信文艺对人有用处，但不赞成把文艺流于浅薄的实用。

文艺的本质是超越现实功利的美的情感，不是真的知识与善的教训。但情感不能无因而起，必有所缘，因了所缘，就附带有种种实质，或是关于善的，或是关于真的。我们不应因了这所附带的实质中有善或真的分子，就说文艺作品的本质是善的或是真的。

易卜生（h.ibsen）作了一本《傀儡家庭》的戏剧，引起全世界的妇女问题，妇女的地位因以提高了许多。有几个妇女感激易卜生的恩惠，去向他道谢意，说幸亏你提倡妇女运动。易卜生却说，我不知道什么妇女运动不妇女运动，我只是作我的诗罢了。易卜生是有名的社会问题剧作家，尚且有这样的话。这段逸话实暗示着文艺上的一件大事，创作与宣传的区别亦就在此。易卜生所作的只是他自己的诗，并不想借此宣传什么，鼓吹什么，就是所谓超越现实功利的美的情感，妇女娜拉就是这美的情感的所缘。这所缘因了国土与时代而不同，文艺因了国土与时代也随了有异（所谓文艺是时代的反映是国民性的反映者就为了此）。但所异者只是所缘，不是文艺本身。文艺本身却总是以美的情感为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