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节说，我相信文艺有用处，但不赞成把文学流于浅薄的实用。那么文艺的功用何在呢？

我国从来对于文艺，有的认作劝惩的手段，有的认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前者属于低级的人生派的见解，后者属于低级的艺术派的见解，都不足表出文艺的真功用。在这里，为要显明文艺的真功用，敢先试作一番玄谈。庄子有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话，凡是实用的东西，大概其用处都很狭窄，被局限于某方面的。举例说，笔可以写字作画，但其用只是写字作画而已，金鸡纳霜可以愈疟，但其用只是愈疟而已。反之，用的范围很广的东西，因为说不尽其用处的缘故，一看就反如无用。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愿把文艺当作劝惩的工具者，并非说文艺无劝惩的功用，乃是不愿把其功用但局限于劝惩上的缘故。不愿把文艺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者，并非说文艺无消遣的功用，乃是不愿把其功用但局限于消遣的缘故。在终日打算盘的商人、弄权术过活的政治匠等实利观念很重的人的眼里，文艺也许是无用的东西，是所谓“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的。而这无用的文艺，却自古至今未曾消灭，俨然当作人生社会的一现象而存在，究不能不说是奇怪之至的事了。

文艺的用是无用之用。它关涉于全人生，所以不应局限了说何处有用。功利实利的所谓用，是足以亵渎文艺的大用的。

“无用之用”究不免是一种玄谈，诸君或许未能满足。我在这里非具体地说出文艺的功用不可。但如果过于具体地说，就又难免有局限在一隅的毛病。为避免这困难计，请诸君勿忘此玄谈。

读过科学史的人，想知道科学起于惊异之念的吧。文艺亦起于惊异之念。所谓大作家者，就是有惊人的敏感，能对自然人生起惊异的人。他们能从平凡之中找出非凡，换言之，就是能摆脱了一切的旧习惯、旧制度、旧权威，用了小儿似地新清的眼与心，对于外物处处感觉惊异。他们的作品，就是这惊异的表出而已。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这是张俞的一首小诗，多少有着宣传色彩，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作品，但我们可借了说明上面的话。只要入城市的，谁也常见到遍身罗绮的人们，但常人大概对于遍身罗绮的人们不曾养蚕的这明白的事实，不发生疑问，以为他们八字好，祖坟风水好，当然可以着罗绮，并无足奇，就忽略过去了。张俞却见了感到矛盾，把这矛盾用了诗形表出，这就是张俞所以为诗人的地方。

人生所最难堪的，恐怕要算对于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这厌倦之成，由于对外物不感到新趣味新意义。小儿的所以无厌倦之感者，就是因为小儿眼中看去什么都新鲜的缘故。我们如果到了什么都觉得“不过如此”“呒啥道理”的时候，生命的脉动亦就停止，还有什么活力可言呢？文艺的功用就在示我们以事物的新意义新趣味，且教我们以自然人生的观察法，自己去求得新意义新趣味，把我们从厌倦之感中救出，生活于清新的风光之中。好的文艺作品自己虽不曾宣传什么，而间接却从人生各方面引起新的酝酿，暗示进步的途径。因为所谓作家的人们，大概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敏感，对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同时又是时代潮流的预觉者。一切进步思想的第一声，往往由文艺作者喊出，然后哲学家加以研究，政治家设法改革，终于出现实际的改造。举例来说，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引起了妇女运动，屠格涅夫（i.turgenief）的《猎人日记》引起了农奴解放，都是。

我不觉又把文艺的功用局限于功利方面去了。文艺的功用是全的功用，综合的功用，把它局限在一方面，是足以减损文艺的本来价值的。文艺作品的生成与其功用，恰如科学的发明与其功用一样。电气发明者并不是为了想造电报电车才去发明电气，而结果可以造电报电车，易卜生自己说只是做诗不管什么妇女解放不妇女解放，而结果引起了妇女解放。屠格涅夫也并不想宣传农奴解放才写他的《猎人日记》，而《猎人日记》却作了引起农奴解放的导线。说易卜生为了主张妇女解放而作剧，屠格涅夫为了主张农奴解放而作小说，便和说发明电气者为了想造电报电车而去研究电气，同样是不合事理的话，而且是挂一漏万的话。电气的功用岂但造电报电车？还有医疗用呢，镀金用呢，还有现在虽未晓得，将来新发明的各种用途呢！

为保存文艺的真价起见，我不愿挂一漏万地列举具体的功用，只说对于全人生有用就够了。文艺实是人生的养料，是教示人的生活的良师。因了文艺作品，我们可以扩张乐悦和同情理解的范围，可以使自我觉醒，可以领会自然人生的奥秘。再以此利益作了活力，可以从种种方向发挥人的价值。有人说，“这种的功效，可以从实际生活实世间求之，不一定有赖乎文艺的。”不错，实际生活与实世间确也可以供给同样的功效给我们。但实世间的实际生活是散乱的，不是全的。我们一生在街中所看到的只是散乱的世相的一部，而在影戏院的银幕上，却能于极少时间中看到人生的某一整片。实际生活与文艺的分别，恰如街上的散乱现象与影戏中所见的整个现象，一是散乱的，一是整全的。

文艺的真功用如此。也要有如此功用，才是我们所要求的文艺。诸君也许要说吧，“这样的文艺，现在国内不是不多见吗？”这原是的，但这不是文艺本身之罪，乃是国内文坛不振的缘故。好的文艺作品原有赖于天才，天才又不是随时都有。在当世与本地找不到好文艺，虽然不免失望，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们不妨去求之于古典或外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