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举法改正案之由来

先是英国政界紊乱，国中贵族平民，迭生轧轹，以是人心纷乱，法律不能奏其效。识者忧之，欲乘机定王家之地位，杀贵族之权利，以保护国民幸福。因议改选举法。贵族反对其事者甚多，议久不决。自佐治三世以来，五十年间，选举之法，卒未尝议决改正。

当时英国国会议员，分为三种。其第一种，为封建时代武士之代表，每州必出二人，以代表每州之武士。第二种为五港之代表，即英国各海港中有特权之人民，例如战时能出军舰为国家助力者是也。第三种谓之保罗，保罗者，不归贵族领有，而有独立特许状之市府也。然而岁序变迁，此等自由市府，日就衰弱，而新开市府，间有日趋繁盛者。顾所出议员员数，不能与保罗平均。国民忿之，屡与政府争议。济查母等十余人，前后五十年间，相继提出选举改革案于议会。前王济母士四世晚年，此论益盛，贵族反对之，下院议决，辄为上院所否。及济母士崩，威里亚母四世即位，选举改革之论益嚣，议案已通过于下院，上院复却之，如是者凡数次，上院仅略加修改，已足以塞责矣。于是下院怒，罢其议。选举人闻之大哗，小民群起迫王宫及围攻贵族邸第。上院议员睹事势至此，知不可遏，乃可其议。议定：市府中人口少者，减其所出议员员数，以让他市府之不能出议员者。更为之定相当之额：凡在市府，岁纳十镑以上之家屋税，在村邑岁纳五十镑以上之地租者，即有被选举资格。自此改革，五十万中等工商之民，皆得选举权，此实英国宪法之一大纪元，而是时格兰斯顿方在意大利眺挨多那火山喷火时也。

（二）选举准备

时英国保守党与自由党，大争势力。保守党之代表为贵族党，而自由党之代表则属民权党。自由党自选举改革案通过后，其势力弥张，保守党乃于选举执行时，振全力以与之抗。

纽卡斯侯者，故为保守党人物。侯有领地，其所佣农人曾于选举时，举出与侯反对者百数十名，侯尽逐之。人有尤之者，侯曰：“以吾领地佣农人，宁不当从吾意为选举耶？”其横暴如此。顾侯所领纽亚克选举区，为急进派所夺，侯怒，欲复之于保守党，因觅侯补者，而难其人。侯子林可仑者，与格兰斯顿同学，因以格氏荐，侯乃招之归。

格氏得书，自西西里岛归国，时千八百三十二年十一月也。既归，谒侯，与为协议，侯以格氏为候补党之代表者，立于纽亚克选举场。时自由党候补者曰吴尔多，在纽亚克最有势力。格氏本书生，又无名声，而吴尔多为人严正不阿，且有辩才。新闻纸盛赞之，以为本期选举，自由党必占胜著矣。自由党乘大改革之势，雄据政界，保守党之势，远不逮也。

纽亚克既属侯之领地，侯于其间，颇有势力，以是格氏或有中选之望。时格氏年二十有四，黑发覆颈间，前额舒展，颜作苍白色，望而知为能者也。眼大，光炯炯照人，眉目浓秀，口常闭，广耳隆准，举止温雅，威严足以动人，一见而知为思虑沉笃之士。惟气尚未充，盖历练未老故耳。其后英人曾以格氏少年影片，示其少女，女熟视良久言曰：“斯人殆似格兰斯顿者，顾格兰斯顿端重有威，斯人又何其怯弱耶？”其父乃告以：“此为格氏少年之影。”足见格氏少时，其貌固无以逾人，而他日竟能为有名之政治家也。

格氏既为候补者，名字载于新闻纸中，人见之皆不识。或问：“格兰斯顿何人乎？”答者皆谓：“彼与纽卡斯侯之子同学，里巴布尔之商人子耳，其余无所表称。”及格氏至纽亚克，奔走数旬，乃渐为人所识。于是论者纷起，或谓：

“格兰斯顿富于学识，长于辩才，有百折不回之气。”或谓：“格兰斯顿为奥特克大学之铮铮者，少壮政治家中，罕有其比。”时各党人咸设俱乐部，自由党以绿为识，保守党则以赤为识，各援其候补者，互为运动选举，竞争至烈。

（三）意外之当选

千八百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格氏乃发宣言书一通，题曰《告纽亚克独立议员》。其中所持论，先论培养国民道德，维持社会秩序，宜使政府与教会之关系密接，并力以防其害；次乃痛斥当时社会进取过锐，动流于轻举之弊；又论工人营谋生计，不可无相当之赁金。盖格氏曾持保守主义，固亦兼采自由之旨者，次乃更于奴隶解放问题，为之论曰：

“吾人固知压制奴隶之自由，而与以精神及肉体之束缚者，终不可不废止。虽然，于斯二者何先乎？正今日之疑问也。以经典之言推此疑问，则吾辈视去其肉体之束缚，宁去其精神之束缚为急也。精神上束缚之弊，更甚于肉体之束缚，盖无俟论矣。彼之日以束缚肉体为苦，急谋解放之说者，其论旨果安归乎？亦以束缚肉体之害，必及于精神而已。虽然，彼之为急进解放论者，欲遽解放奴隶使彼身心皆得与自由民齿，而不知其所得之害更有甚于今日奴隶之害者。盖彼奴隶，久受人之箝束，卑劣之质传于子孙，今忽于身心两获自由，彼等必不能自存活，其甚乃至于乱社会之秩序，而遂受社会之屠戳，是使奴隶陷于更苦之境也。以是之故，吾人欲解放奴隶，必先使奴隶独立独行，有不倚赖他人之资。果如是，则可以无流血之惨、贫乏之患，于奴隶乃有益而无害。奴隶解放之事，斯其时矣。”

由此宣言书观之，可以知格氏之能辩矣。选举先一日，格氏乃与反对党候补者吴尔多氏同为演说，吴氏挥其党论，盛言奴隶当废，且陈奴隶买卖制度为文明国之玷、道德之贼，演说亘四时间乃已。其时英国国民人人怀自由思想，主持废止奴隶之说者居其多数，故于吴氏之论，无不和者。吴氏演说既终，听者已倦，至格氏登台时，反对党号呼之声骚然，间以嘲笑，相率退场者甚多，格氏遂不能终其说而止。会长令听众表赞成之意，众皆赞吴氏，与格氏表同情者仅数人而已。

欧洲诸国，皆为立宪政体，而选举之际，多舞弊者。盖政党既多，各党咸思张其势力，欲张势力，专视其党议员之能占多数与否。故当选举时，各党必互相竞争，群为运动。或以蜚语中伤反对党，以破坏反对党之名誉；或行恐吓；或施贿赂，甚乃公然以资购买投票者，此各国选举之流弊，往往如是也。当时伦敦选举，亦多沿此陋习。顾纽亚克之选举，自由党期吴尔多必胜，乃不用此等诈术。至选举期届，检投票之数，则格氏得八百八十票，而吴氏得票仅七百十九，格氏因竟当选。保守党新闻祝之曰：“天未厌英国，于纽亚克乃得今回之胜利，从此人望归向，维持现在政府，而保其秩序。格氏一日而存，恐彼吴尔多辈，不复能再现于政界也。”反对党新闻纸怒而詈之曰：“今日之选举，彼格兰斯顿竟能当选！彼人为里巴布尔之商人子也。啜奴隶之血以果其腹，宁知治国之道，宁复有经验，宁足以餍人望，彼殆为纽卡斯侯之傀儡而已。呜呼！纽亚克人，无独立自治之精神，何一至于是！而乃任彼侯蹂躏其权利，而不以为羞，竟选举一木偶，以供国会议场之玩弄耶？”

以格氏之雄辩与学识，而当时受人嘲弄者如此，顾格氏曾不为动。其后在议会提出议案，遇失败时，辄声色俱变，如怯者之临战然，然格氏不以其失败而生退沮。至第二次会议时，则以数十倍之锐意，牢不可破之方略，而再提出其议案。故人每望之而生怖，此亦可见格氏之毅力矣。

（四）国会议员

选举法改正案通过后之第一议会，实以千八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集。自由党内阁，既为舆望所归，议会中当选者，自由党每占多数。时古礼伊伯为大宰相，率上院，亚尔孛为下院首领，大法官安布罗，内务大臣米尔保伦，外务大臣来塞尔等，皆自由党名士。在野保守党者，以威灵吞为上院大将（言在上院中指挥其党），下院则以罗保率其党。而此外则更有阿康捏者，率爱尔兰党，鼎足而峙。此当时议院形势之大略也。

自此时至千八百三十四年十二月，卑尔内阁组织前二年间，虽有爱尔兰镇压案、大学免许案等种种问题，而其中最著名为奴隶解放问题一事。奴隶买卖制度成立已久，自佐治三世以来朝士多不韪其事，屡出严令禁之。顾其所已畜者，则恐其生计穷乏，不遽解放。其中奴隶娶妻治家业，子孙相袭，往往而有，非厉行解放之令，不足以绝其根。自由党内阁思副国民之望，乃使其党员建议，奴隶实时解放，议会遂可决其事。然当时奴隶之数达八十万人以上，奴隶解放，为主人者蒙害颇多，国会乃更议出金二千万镑，以偿其损失。

先是，殖民大臣某提出殖民地奴隶解放之决议案，谓凡六岁以下之儿，及条例通过后所生者，得脱奴籍。余者于数年间，每日以其时间四分之三，供主人役使，其四分一之时间，则为主人役使，当受赁金。畜奴主人，所有损失，国库更以金偿之。而殖民次官何伊光氏，亦盛倡废止说，举西印度奴隶劳役过度，致多死亡例甚多，更引格氏父所领地中，使用奴隶之事。翌日格氏驱马过一公园，行人指而言曰：“此即格兰斯顿也。今夕会议，此君必为演说，当往听之。”是夕格氏果为演说，先驳何氏所言“西印度奴隶由于劳动过繁，卫生不讲”之说，次乃辩明其父所有地中，奴隶减少之事曰：

“吾父所有之领地中，奴隶减少，非由于残酷役使，而致死亡之灾，实因岛中殖产之业，利益殊少，乃移之他岛耳。试观印度在留人之书翰，即可以知其概矣。盖诸岛中，役使奴隶之法，实未尝用残酷手段，惟不得不施鞭挞而已。因其地奴隶愚昧无智，无良心之制裁，苟待之过宽，将肆其欲情，而不知所止，故有时加以鞭挞，殆出于万不得已，不得遽谓为不正也。夫世间执业之困难，岂独限于奴隶哉。水夫之于海上，矿夫之于矿穴，其所为之事，何一于生命无危险之虞，且有视奴隶更甚者矣。况怠于职务而蒙罚者，社会之通则也。人虽极其宽仁，决不能废此通则，于奴隶宁独有所异耶？今者不问情实，而以传闻之称，拘泥名义，欲为禁止，此不特害畜奴者之利益，且亦损彼奴隶之幸福矣。何也？彼奴隶者，概不知自立之道，舍受他人指挥之外，不过穴居山中，与禽兽为伍，以终其生耳。纵更让一步，奴隶得以禁止，然彼主人皆以相当之金钱购来者，固不能不谓之为适法之财产，然则奴隶之主人，岂独无所有之权耶？以故欲解放奴隶者，不可不先赔偿购买奴隶之价额于所有者，不可不使奴隶自进而从事于实业，若计不出此，则吾人既不与以精神之教化，而徒使彼奴隶得此可怜之自由，岂特不得谓之幸福，抑转以为灾害之媒耳。”

格氏演说毕，议院不采之，乃决议解放。格氏此时之演说，虽未能发扬精彩，而声音明晰，抑扬自在，身体动作亦活泼。其在议场演说酣时，辄目视其党员，促其喝采。其言辞之丰，点缀之巧，不及卑特托，弊在过于流畅，间有辞冗而复者，排偶亦太多。故当时之格氏，犹未足以雄辩称也。顾其讨论之伎俩，世人久已称之。时有批评家评格氏曰：“格兰斯顿演说，对于敌党，非常警敏，见敌之弱点甚速，而其摘发之也至巧，又善自藏其拙，使人不之知。彼每遇适于一己、利于其党之论点，固执之甚坚。然苟避此论点而有利于政界时，则亦决然远此论点。此固非他人所得及者。”观此批评，格氏他年之能为雄辩家者，已于此见之矣。

（五）保守党之领袖

自由党内阁，旋以爱尔兰问题生内讧，遂致解散。卑尔氏乃代之，组织保守党内阁，以格氏为大藏理事官。时格氏年二十六岁矣。

已而内阁交迭，议员又解选，格氏又与焉。翌年二月开会，格氏亦临场，旋登用为殖民次官。其时格氏所提出之《欧洲及北美诸岛商船运输规则改正案》，大为议院所欢迎。然当时选举，自由党最占多数，政府甚危。未几，自由党首领来塞尔欲以爱尔兰教会收入之剩金，充英国全国之教育费，因提出《爱尔兰教会寺产调查法案》。格氏以为适以伤英政府与爱尔兰教会感情，反对其议。然其后自由党赞者多数，卑尔内阁遂辞职，米尔保仑入，组织自由党内阁。实其年三月也。

自是至千八百四十一年八月卑尔第二次内阁前，凡七年间。格氏去政府，从事于读书著述，及旅行结婚诸事。时政界沉静，无可纪者，其中最著之事，惟鸦片战争而已。

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威里亚母四世崩，女皇维多利亚继位。以新皇登极，改选议员，格氏复与焉。时格氏为保守党中有数之政治家，甚为其党所属目。先是，英国商舶载运鸦片入吾国，易吾国之茶叶而归。吾国政府屡禁之，令不行。两广总督林则徐，愤英人违禁，以毒遗我国人，乃率兵围英人商馆，逐商人，焚其鸦片二万余箱。英人闻报大哗，乃诘问吾国，吾国不应，英遣兵舰攻我沿海之地，战端遂开。格氏友人古拉哈母，以为罪在英国商人，以是启战端，殊害正义，格氏赞其说。时马克礼卿亦演说兹事，主开战之论，格氏乃于议会驳之曰：

“忠诚有名誉、吾国之马克礼卿，卿之言曰：‘吾英国之国旗，今以荣辉之光，翻于广东海港，是足以表吾国兵士不屈之概，无论何国，我决不轻让一步。’虽然，吾闻此说，吾思之。夫见英国之国旗翩翩，而动敌忾之心者，果安在哉？毋亦以吾国之国旗，惟正义是兴，惟暴氛是扫，贵重之国权，因是而扩张，公正之商业，因是而振起，而望之者，遂油然生兴起之志耳。然今者吾之政府，滥用其威，无端而与中国开战，以保护此不法之商业。呜呼！堂堂英国国旗，闪于中国海港之外，为此不义之举，吾人实不得不以满身之战栗，遮映于吾人眼中之国旗之光。且吾于既往数年间，见吾国旗之闪闪于云表，每使吾人胸中兴无量之雄志。自是之后，吾人当不能复见如此之国旗矣。”

格氏之言，本于正义公道之言也。顾当时英人不采其议，于是鸦片战争之事起。而鸦片之毒，乃延至吾国今日，犹未息焉。

（六）格氏之财政改革

其年议会休期中，自由党内阁渐有摇动。千八百四十一年，议会开会，内阁以失政故，岁入短少。五月二十七日，卑尔以《内阁不足信任》提出议会，而米尔保仑（当时内阁）以为是不足以卜内阁之信用，更欲诉之国民舆论，乃解散议会。然改选后，与内阁反对者，仍居多数，于是自由党内阁遂辞职，卑尔乃再入组织保守党内阁，格兰斯顿亦为内阁阁员。时格氏于爱尔兰宗教及土地问题，甚为注意。卑尔以当时紊乱，非格氏莫能理，乃以格氏任商务局次长，并造币局长，使参枢密院事。

其时国库贮金，缺额二百七十万镑，而租税既已尽课，民间职业停滞，怨叹之声，满于四方。卑尔以为不如减原料品输入税，以去制造业者之桎梏，而轻劳役者之负担，国家岁入，则当取之于富豪之手。然财政改革案中，最烦劳者无过于关税改革。格氏身任其事，废千二百种课税品之税，其他减少者，亦不下七百五十种。会期时，议员质问其事，格氏一一说明之，至于一百二十九回之多，亦可以知其劳矣。卑尔氏曰：“格兰斯顿于课税一事，可谓显其拔群超伦之才矣，欲使之不入内阁不能也。”千八百四十二年之财政改革，殆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选举法改正，同为政界之一大纪元，而自由贸易端绪，亦开于是。其时卑尔及格氏所主持，除谷物条例外，过半为自由贸易，此亦足以为趋向自由主义之特征矣。其后格氏渐进自由主义，所历之程甚多，详于后篇。

【批评】

格氏在议会，提出议案，多遇失败，遂至声色俱变，圣贤豪杰，固亦有时不免为感情所役。然至其再提此议案时，则再接再厉，无所悚焉。然则英雄不必常胜，不必有成也。但失而不屈，败而反省耳。

奴隶制度，其害正义公道，固不俟论，然以格氏之贤，乃竟反对废止之说，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格氏一生最大缺点，读者当引以为鉴也。夫人能一无所蔽者鲜矣。古人为时势所蔽者，其言未必尽足法，即于当时足法，而时迁序异，守旧习者，固不得以之为护身之符也。

凡一群之中，必有二种意见，则保守、自由是也。保守未必非，自由未必是，而折衷之谈，则更误矣。夫是二者，亦不过时势之产物而已。苟社会之人，而果能各各实行其主义，则时势所驱，保守者未必不入于自由，自由者未必不入于保守，政策上本无善恶，要惟适于时而已。最患者，国民无一毫之实心实力，言保守者，永无实行其保守之时；言自由者，未见其有践履自由之日，如是则国必亡。格兰斯顿始而保守，终而自由，亦从其良心之所认仰耳，世之日以守旧、维新自号者，其以格氏为法乎。

人类主义，与国家主义，可以并行不悖乎？是亦一疑问也。格兰斯顿于鸦片战争，所主者惟正义，然卒以与其国利害不协，为众所黜。然则二者之冲突，固今日之世界必不可免之数也。二者既不可调和，则吾人当以视其所处之地位以为断。使吾处折冲樽俎之地位，使吾处行阵战斗之地位，则吾固不能不按其国之国情，而妄以意行事也。若夫个人交际间，则固可不必以异国人而生特殊之感情也。夫世界之不能趋于大同，亦今日之不得已，吾人方当引以为憾，今乃视外人如仇雠，靡特其量太狭，亦社会进步之障碍也。

（一）选举法改正案的由来

在此之前，英国的政界极为混乱，国内的贵族和平民互起冲突，因此人心焦灼纷乱，法律常常失去效力。有识之士对此很是忧虑，便想乘机巩固皇家的地位，削弱贵族的权利，来保障国民的幸福。于是他们因此提议改革选举法。但是反对的贵族很多，提议迟迟未能得到决断。自从佐治三世以来，五十年间，选举法始终都未能决议改正。

当时英国国会的议员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封建时代骑士的代表，每个州必须要推选出两人来代表本州的骑士。第二种，是五港的代表，这属于英国各个港口中有特权的人民，例如能在战争时期供给军舰为国效力的人。第三种叫做保罗，保罗不属于贵族管理，而是具有独立行政能力的市民政府。然而物换星移，这种自由的市民政府也日趋衰落，而新兴的市政府近来大有繁盛的势头，只是所推选的名额无法与保罗平均。这让国民很愤怒，屡次与政府发生争议。济查母等十余人，前后五十年间，相继向议会提出选举改革的方案。在前任国王济母士四世晚年，这种议论愈发炽盛，贵族们纷纷表示反对，下议院通过的决议总被上议院否决。等到济母士四世逝世，威里亚母四世即位，选举改革的言论更加热烈。议案已被下议院通过，又被上议院否决。如此反复几次，上议院仅对议案略加修改，便认为足以敷衍了事了。因此，下议院的人们愤怒不已，取消了议案。选举人听闻后一片哗然，老百姓聚集起来逼迫王宫，又进攻贵族的府邸。上议院看事态发展至此，明白再也阻止不了了，便通过了议案。议案决定：市政府之中人数较少的，减损选举议员的名额，补贴给其他不能推选议员的市政府。又为此规定了相应的名额：凡是在市区的每年缴纳10英镑以上房产税，和在村郊的每年缴纳50英镑以上地租的人民，就有被选举的资格。从这次改革以后，五十万中等工商业人士都拥有被选举权了，这实在是英国宪法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此时的格兰斯顿还在意大利山脉眺望火山喷发呢！

（二）选举准备

此时英国保守党与自由党，正在争权夺势，异常激烈。保守党的代表是贵族党，而自由党的代表属于民权党。自由党自从选举改革议案被通过以后，势力愈发强大。因此，保守党于是在大选之际倾尽全力与之对抗。

纽卡斯伯爵以前属于保守党的人物。他拥有领地，领地里雇佣的农民，因曾经在选举时有近百人投票投给了自由党，伯爵便把那些农民全部驱逐了。有人批评他，伯爵说：“在我领地被我雇佣的农民，他们的选票我不能做主吗？”他就是如此蛮横凶暴。只是如今伯爵管辖的纽亚克选举区被激进派的人夺去了，伯爵极为恼火，想将选举区还给保守党，因而寻觅候选代议员，却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巧合的是伯爵的儿子林可仑跟格兰斯顿是同学，林可仑便将格兰斯顿推荐给父亲，因此伯爵急忙招他回国。

格兰斯顿收到书信后，从西西里岛启程回国，此时是1832年11月。回来后，他便去拜见了纽卡斯伯爵，与他进行了商议，伯爵推举格兰斯顿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代表，在纽亚克选举区参与选举。这时自由党的候选人叫吴尔多，此人在纽亚克最有势力。格兰斯顿本就是个学生，又没有名声，而吴尔多为人又严肃端正、刚毅不阿，且极具雄辩之才，新闻报纸盛赞他，认为本轮选举，自由党必然胜券在握。自由党人乘着大改革的势头，雄霸政坛，保守党望尘莫及。

纽亚克既然属于纽卡斯伯爵的领地，伯爵在其中自然具有一定势力，因此格兰斯顿或许有选举成功的希望。这时格兰斯顿二十四岁，浓黑的头发覆盖了脖子，额头宽大舒展，面色苍白，一望即知是有能力之人。他眼睛很大，炯炯有光，神采照人，眉宇清秀，嘴唇紧闭，高鼻梁大耳朵，举止温润典雅，威而不怒的神情足以使人敬畏，一看便知道他属于有深厚思想之人，只是气度尚未充盈，大概由于阅历尚浅之故罢了。后来有个英国人曾将格兰斯顿少年时期的照片给自己小女儿看，小女儿仔细看了半天，说：“这人长得很像格兰斯顿。不过格兰斯顿本人威仪堂堂，这人却怎么这么文弱。”父亲便告诉女儿：“这是格兰斯顿少年时代的照片啊！”由此可见，格兰斯顿青少年时期相貌并不出众，可是后来却成为了一代大政治家。

格兰斯顿成为候选人后，名字悄然出现在各大新闻报刊上，见到的人都说不认识这人。有人问：“格兰斯顿是什么人？”有人回答道：“听说他是纽卡斯伯爵儿子的同学，里巴布尔商人的儿子，其余没啥称道的。”等格兰斯顿到了纽亚克演说了几十天后，才渐渐为人所熟知。于是舆论纷纭，有的人说：“格兰斯顿富于才学，善于辩论，为人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又有人说：“格兰斯顿是奥特克大学的杰出者，新一代年轻政治家中罕有其匹。”此时，各党派中的人都开设了俱乐部，自由党的标识为绿色，保守党为红色，互相支持各自的候选者，各自操纵选举，竞争极为激烈。

（三）意外之当选

1832年10月9日，格兰斯顿发表了一篇题为《告纽亚克独立议员》的宣言书。其中所持观点认为，首先要培养国民的道德品格，维持社会秩序，应让政府与教会之间关系更加密切，齐心协力防止社会祸患；其次，他猛烈斥责当时社会追求进步过于猛烈，往往有轻举妄动的弊病；其次又讨论工人的经营生计不可以没有相应的雇佣金。因格兰斯顿虽曾坚持保守主义，当然也会汲取自由党合理的部分，其次又再次对奴隶解放问题发表阐述：

“我们当然知道压制奴隶自由，给他们在精神上、肉体上双重束缚的规矩，最终不得不废除。既然如此，那么对肉体与精神的束缚，应当先去除哪个？这恐怕就是问题所在了。以经典里的道理来推究答案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解除肉体上的桎梏，不如先去掉他们精神上的枷锁更为急迫。精神束缚的弊端比肉体束缚的弊端大的多，这大概不用讨论了。过去那些说‘奴隶们每天苦于肉体束缚，须尽快谋其解放’的言论，他们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不过说‘束缚肉体的伤害必然影响到精神上’罢了。虽然他们的持论有一定道理，可那些持激进解放论的人，想立马解放奴隶，使奴隶的身心与自由公民相等，殊不知这样冒进的危害，恐怕比今天奴隶的隐患更大。因为那些奴隶长久以来受人钳制管束，卑下顽劣的本质代代相传，如今忽然获得肉体、精神的双重解放，他们必然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甚至可能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社会的惩罚，这分明是让奴隶陷入更加苦难的境地。因此之故，我们想要解放奴隶，必先教育奴隶有独立的能力，不倚靠他人生存的资格。果然能这样，那才可以避免流血惨剧的发生，也使他们免于饥寒交迫，这对于奴隶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谈奴隶的解放啊。”

从这封宣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格兰斯顿是多么能言善辩了。选举日前一天，格兰斯顿与反对党候选者吴尔多一同做演讲。吴尔多发挥自由党的理论，强烈要求奴隶制应当被废除，而且还说奴隶买卖制度是文明国家的污点，是道德仁义的仇敌。演说持续了四个小时才结束。当时英国每个国民都怀抱自由民主的思想，赞成“废止奴隶制学说”的居其大半，所以对于吴尔多的演讲没有不应和的。吴尔多演讲结束后，听众已经很疲倦了，等格兰斯顿登台时，反对党的喧哗声非常吵闹，且杂以嘲笑，相随退场的人极多，格兰斯顿最终未能完成演讲就结束了。演讲大会的会长让听众投赞成票，众人全部赞成吴尔多的演说，赞成格兰斯顿的仅仅几个人。

欧洲各国都是立宪政体，每当选举时多有作弊。大约政党太多，每个党派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扩张势力就只看本党派能不能占议员的多数席位。所以每当大选的时候，各党派必然互相竞争，大规模的操纵运作。有的用流言蜚语中伤对方党派，以破坏对方的清誉；有的用恐吓手段，有的施行贿赂，甚至有光天化日之下用钱收买投票人的情况，各国选举的弊端往往如此。当时伦敦大选也沿袭了此等陋习。不过纽亚克的选举，自由党预计吴尔多必然胜出，便没有用这些欺诈之术。等到选举之日，检查投票情况，格兰斯顿竟然得了八百八十票，而吴尔多才得了七百一十九票，格兰斯顿因此竟然当选。保守党的媒体在报纸上庆祝说：“上帝未曾抛弃英国，才让我们在纽亚克夺回了胜利，从此以后保守主义是民心所向，我们要维持现在的政府，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格兰斯顿只要一天活着，恐怕那些吴尔多们不可能再出现于政坛了！”反对党的新闻报纸也怒骂道：“今天的大选，那个格兰斯顿居然能够当选！那人可是里巴布尔商人的儿子啊。从来是吮吸奴隶的血液来填饱肚子的，哪里会懂得治理国家？哪里会有政治经验？哪里会满足民众的期望？他大概只是纽卡斯伯爵的傀儡罢了！悲哀啊！纽亚克的人民，缺乏独立民主的精神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竟然任由那个伯爵蹂躏自己的权利而不知羞耻，反而选举一名木偶，想提供给国会作为玩具吗？”

凭着格兰斯顿的辩才与学识，在当时竟然受人如此嘲弄，不过格兰斯顿不曾介意。之后在议会提议案遭受挫折时，他的声音和脸色虽然都变了，仿佛怯懦之人登上战场一般，然而格兰斯顿没有因为失败而退缩。到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他便用数十倍的锐气、无懈可击的策略再次提出他的议案。所以人们每每看到他，都会害怕，这也可见格兰斯顿的毅力之强大了。

（四）国会议员

选举法改正案通过后的第一次议会，于公元1832年1月28日召开。自由党内阁成员，本就是众望所归，议会中当选的自由党派人士最多。此时古礼伊伯爵身为首相，掌管上议院，亚尔孛作为下议院首领，大法官安布罗，内务大臣米尔保伦，外务大臣来塞尔等，都是自由党著名人士。在野的保守党成员，以威灵吞作为上议院大将（是说他在上议院里指挥自己的党派），下议院则是罗保率领的党派。此外还有阿康捏率领的爱尔兰党，与其他党派鼎足而立。这就是当时议院的大概情况。

从这时一直到公元1834年12月，卑尔内阁政府组阁的前两年之间，虽然有爱尔兰镇压案、大学免许案等种种问题，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奴隶解放的问题。奴隶买卖制度成立已经很久了，自从佐治三世以来，中央官员们都不认可买卖奴隶的事，屡次下发严厉的命令禁止。不过已经养在家里的奴隶，主人怕他们生计困难，便没有马上解放。其中还有些奴隶都已经娶了妻子，置办了家业，子孙沿袭，若非严厉的解放政策，不足以斩草除根。自由党内阁想要满足国民的期望，于是让自由党员提出议案，立刻解放奴隶，议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可当时奴隶人数多达八十万以上，被解放的奴隶，其主人蒙受的损失非常多，国会因而再次提议拿出2000万英镑，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在此之前，某殖民地事务大臣提出了让殖民地解放奴隶的决议案，规定凡是六岁以下的小孩，以及解放奴隶的条例通过后所生的孩子，可以除去奴隶身份；其余奴隶在几年时间里，每天四分之三的时间给主人提供服务，其余四分之一时间被主人差遣的，应当获得报酬；奴隶主所有的损失，由国家用国库里的钱加以补偿；而殖民地的次官何伊光，也全力倡议废止奴隶制的提议，他例举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因为劳动过度，致使很多人死亡，还援引格兰斯顿父亲的领地里面，大量使用奴隶的事情。第二天，格兰斯顿骑马路过一家公园，路人指着他对人说：“这就是格兰斯顿。今晚的会议，他一定会做演讲，我们应该去听听。”那一晚，格兰斯顿果然发表了演说。他首先驳斥了何伊光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因为劳动量过大，卫生条件极差，奴隶主不把他们的命当回事”的说法，其后他才辨明在他父亲的领地里，奴隶减少的事情。他说：

“我父亲的领地里，奴隶之所以减少，并非由于残酷的奴役而造成了死亡的灾祸，实际上因为岛上养殖产业利润太少，才把他们移到别的岛上去了而已。你们看看印度在留人时所写的书信，即可知道其大概了。在各个岛上，役使奴隶确实没有使用残酷的手段，只是不得不用鞭子抽打来管理他们而已。因为那地方的奴隶愚昧无知，没有自控能力，如果对待他们太宽容，恐怕将使他们放纵到无所不为的程度。故而有时候用鞭子抽，大抵出于万不得已，不可以武断地定为不公正的事。世间从事任何行业，哪个没有困难，难道仅仅是奴隶的问题吗？水手在海上，矿工在矿洞里，所干的活哪个没有生命危险？甚至比做奴隶更危险！况且懈怠工作受到惩罚，这是社会的通例，即使某人非常宽厚仁爱，决不至于废除这个通例。那么对奴隶就偏偏要例外么？现在不问事情真相，只听凭传闻，捕风捉影，拘泥于名词的含义，便想着废止奴隶，这不仅损害奴隶主的利益，同时也葬送了奴隶的幸福。为什么？那些奴隶对独立自主一概不知，除了受别人指挥劳作外，也不过是穴居山洞跟飞禽走兽打交道，以度过漫漫一生罢了。退一步讲，奴隶制度得到废止，可是那些奴隶主当初都是花相应的金钱购买他们的，自然不能不说奴隶是他们的合法财产。那么主人对于奴隶，难道就没有所有权么？因此，想解放奴隶，不可以不先按购买奴隶的价格赔偿给拥有者，也不可以不教奴隶上进，自主从事于实业。如果想不到这些，那么我们既然不给予奴隶精神的教化，仅仅让奴隶获得可怜的自由，那么岂止不能称之为幸福，只怕反而会成为转变为灾祸的媒介！”

格兰斯顿演讲结束后，议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决议解放奴隶。格兰斯顿这时候的演讲，虽说没有发挥得十分精彩，但是声音清朗，抑扬顿挫，身体语言丰富活泼。他在会场演讲到高潮部分，总是拿眼睛去瞟本党的党员们，暗示他们为自己喝彩助威。他语言的丰富、点缀的精巧，不如卑特托，主要弊病在于太过流畅，时而有重复的句子，排比也太多。所以当时的格兰斯顿，还不足以称为大辩论家。不过此时他讨论的方式手段已经为世人称赞了。当时有评论家评价格兰斯顿说：“格兰斯顿的演讲，对于敌对党，总是非常机警敏锐，能快速发现对方的弱点，而指摘的也十分巧妙；又擅长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让对方看出。他每遇到适合自己、利于自己党派的论点时，总是会坚定不移地坚持。可如果避开这个论点而有益于政治时，他又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这个论点。这一点可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看了这个评价，格兰斯顿日后能够成为大辩论家，从这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了。

（五）保守党之领袖

自由党内阁，不久因为爱尔兰问题发生了内讧，最终导致解散。卑尔氏接管了内阁，组织了保守党内阁，任命格兰斯顿为大藏理事官。这时格兰斯顿才26岁。

不久内阁更迭，议员又被解职再选，格兰斯顿又再次入选。第二年2月，召开了内阁会议，格兰斯顿也出席，不久便升任为殖民次官。当时格兰斯顿提出的《欧洲与北美诸岛商船运输规则改正案》，非常受议院的欢迎。可当时选举进入议会的自由党人数最多，政府十分危险。没过多久，自由党首领来塞尔想把爱尔兰教会收入的剩余资金，充缴国库作为全英国的教育经费，并因此提出了《爱尔兰教会财产调查法案》。格兰斯顿认为这正好会伤害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教会之间的感情，故而持反对意见。可后来自由党赞成法案的人占多数，卑尔内阁因此辞职，米尔保仑上台，组织了自由党内阁。这时正是当年的三月。

从这时直到1841年8月卑尔第二次主持内阁前，一共经历了七年时间。格兰斯顿离开了政府，从事读书、创作工作，以及旅行和结婚。当时的政坛安宁，没什么可记述的，其中最重要的事，只有鸦片战争而已。

公元1837年6月，威里亚母四世去世，女皇维多利亚继位。因为新皇登基，必要改选议员，格兰斯顿再次被选入。当时格兰斯顿是保守党中为数不多的有名的政治家，很受本党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商船运载鸦片进入我国，交换我国的茶叶而归。我国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却屡禁不止。两广总督林则徐愤恨英国人违反禁令，用鸦片来毒害我国人，于是派兵把英国人的商馆围起来，驱逐了商人，焚毁了两万余箱鸦片。英国人闻讯后一片哗然，于是诘问我国政府。我国政府没有回应，英国人便派遣军舰进攻我沿海地区，战争由此拉开帷幕。格兰斯顿的朋友古拉哈母认为罪在英国商人，由于贩卖鸦片开启战端，对正义伤害极大，格兰斯顿赞同他的观点。这时马克礼也对此事发表演说，主张对中国开战，因而格兰斯顿在议会上驳斥他说：

“我们忠诚而有名誉的马克礼阁下，您说‘我大英帝国的国旗如今以荣耀的光辉飘扬在广东的海港，这足以表明我国军人不屈的气概，无论对哪个国家，我们决不轻易退让一步’。虽然您说的是对的，但我听到这话后，还是想了又想。我们国人望见国旗飞舞飘扬而产生了同仇敌忾的决心，到底原因何在？不也是因为我国国旗代表着正义，坚决扫灭强暴，使得高贵的国家主权得到扩张，公正的商业得到振兴，所以我们望见国旗，奋斗的志气才会油然而生吗？然而如今我国政府滥用威权，无缘无故地跟中国开战，用以保护这些不法的贸易。可叹啊！堂堂的英国国旗在中国海港外面闪动飘扬，做这番不正义的举动，我等实在不得不用满身的恐惧，来遮映我们眼中国旗的光辉。况且我在过去几年，每当看见国旗飘扬在天空，我的心中总会兴起无穷的雄心壮志。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看见那样的国旗了。”

格兰斯顿的话，是根据正义公道而说的。不过当时的英国人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因此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鸦片的流毒，蔓延到了我国的今天，现在还没能消灭（指作者当时而言）。

（六）格氏之财政改革

这一年议会的休会期间，自由党内阁渐渐有所摇动。1841年，议会召开会议，内阁因为政策失误的缘故，导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这一年的5月27号，卑尔在议会上提出了《内阁不足信任》的提案，而米尔保仑（当时的内阁首相）认为前面所述的原因不足以衡量内阁的信用，想要再诉诸国民舆论，由国民决定，于是便解散了议会。然而改选后，与内阁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仍然占居多数，因此自由党内阁首相最终不得不辞职，卑尔因此再次上台，组织保守党内阁，格兰斯顿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此时格兰斯顿对于爱尔兰的宗教、土地问题颇为用心。卑尔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紊乱，除了格兰斯顿没人能治理，于是任命格兰斯顿为商务局次长，兼任造币局长，同时让他参与内阁事宜。

当时国库的库金，亏空达270万英镑，而全年的租税都已经收完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大量失业，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卑尔认为不如减少原料商品的关税，以此来来解除制造业的枷锁，从而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国家的年度财政收入，则应该从富豪那里收取。然而在财政改革里面最麻烦的就是关税的改革。格兰斯顿亲自主持关税改革，废除了一千两百种进口物品的关税，其他的关税，也减少了不下七百五十种。议会期间，议员们质问关税改革的问题，格兰斯顿一一进行了说明，以至于来回解释达到了一百二十九次之多，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辛劳了。卑尔说：“格兰斯顿在税收事务上的才能可谓出类拔萃，想不让他进入内阁都不行。”1842年的财政改革，大概与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一样，同样是英国政坛的一大开创性举措，而自由贸易的发端，也是由这开始的。当时卑尔和格兰斯顿所主持的改革，除了《谷物条例》以外，多半是关于自由贸易的，这也足以看出格兰斯顿趋向自由主义的特征。后来格兰斯顿弄好慢慢信奉自由主义，其历程太多，详细情况记述在后。

【评论】

格兰斯顿在议会提出的议案，常常遭到否决，竟然以至于声音脸色都变了。可见伟大人物终究也不免被感情左右。然而当他再次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反而一次比一次努力，无所畏惧。如此可知杰出人物不一定百战百胜，事事成功，他们只是在失败后没有屈服，自我反省原因而已。

奴隶制度违背了公道和正义，这自然不用说了，可是以格兰斯顿的贤能，竟然也反对废止，可见人一旦受到习俗影响，连贤者也不能避免。这是格兰斯顿一生最大的污点，读者应当引以为戒。能够不受任何事物蒙蔽的人太少了。古人被时代形势蒙蔽，说的话未必都值得效法，即使在当时值得效法，但随着时代变迁，守护旧习俗的人自然不能用古人来作借口了。

凡是一群人，肯定有两种以上观点，于是便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保守一派未必全错，自由一派未必全对，而想对二者进行折衷就更不对了。这两派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罢了。如果社会上的人果真能各自实行自己尊奉的主义，那么受形势的影响，保守一派的人未必不会成为自由党，自由一派的人未必不会成为保守党。政策本没有善恶之分，只要适用于当时时局就可以了。让人最为担心的是国民没有一点实干的心思，信保守主义的永远不去实行保守派的主张；谈自由主义的也看不见他去实践自由主义，这样下去，国家必定灭亡。格兰斯顿开始信奉保守派，最终转向自由派，也只不过是随着良心所安而行罢了，世界上每天号称“守旧”、“维新”的人们，还是效法格兰斯顿吧！

人类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能够并行不悖吗？这是一个问题。格兰斯顿在鸦片战争期间所信奉的是正义，可最终还是与本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被众人排挤。如此说来，这两者的矛盾固然成为当今世界必不可免的定数了。两者既然不能调和，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他所处的地位来作出判断。假如我处在外交家的位置，处在军事指挥的位置，那我固然不能不按国家的国情行动，决不可意气行事。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交往，那固然不用因为国籍不同而产生异样的感情。世界不能趋向大融合，也是今天时势的无奈，我们应当将之视为遗憾。如今反而把外国人当做仇敌，不但显得气量狭小，恐怕也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