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乐觉得很无聊，很寂寞，不知道今天要如何打发。他会和韩星见面，但是要到傍晚。几个月前他们初识的时候，韩星告诉他，她在“果园路”的一家奶品店工作。她要到八点才下班。

杏乐穿着背心和浆熨笔挺的西裤，踱向宽润的走廊。他很少像别人一样穿拖鞋。这是一种习惯，可见他受亡父的影响极深。就是在家，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只有一撮发丝经常落在前额上。

他的冷漠、害羞，他遥远的眼神也许都和强烈、特殊的家庭情份有关，后来他离开了那层牵绊，远到新加坡求学，如今又从事律师的工作。他敏感的双目，悲哀、沉思的眼神和文静的态度，使他的英国雇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茱娜刚刚说过了：一个马来大学毕业生──在英国商行工作的青年律师。这样的单身汉有资格做吴家女婿的候选人。真是一大讽刺，他想！

他十九岁离家，父亲还健在，当时他是来学医的。后来他变了主意，改学法律，因为他一看到人体的内脏──不管是真的，还是解剖学课本上的彩色图片──就觉得恶心，他宁可选择法律的条理和精确性。

读大学的时候，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法学荣誉。现在他已拿到“法学士”的学位，文凭的魅力已经退色不少。

他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杏乐读大学，一半靠奖学金，一半靠叔叔的帮助。他在家中所受的严格训练──节俭、自律、对书本和学问的崇敬──使他成为冷默、不爱交际的学生。

大学的时候，他根本不看女孩子，女生都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长相出色，下巴很好看，又是网球健将。他的冷漠和严肃使她们更注意他，但是他似乎一心一意追求每年五百新币的奖学金，他能读完大学，全靠这笔奖金和他叔叔的接济。

现在他每个月可以赚到两百新币，月月寄钱给母亲，还坚持要慢慢偿还叔父供他念大学的钱──叔叔简直气坏了。

难道叔叔需要这区区几千新币！难道他不是他的亲侄儿！这等于否认了叔侄关系，何况叔叔没有儿子，还很想让他继承事业，分享成果呢。

杏乐还不习惯他叔叔社交圈中的安逸生活。他觉得自己生来是山里的孩子，便永远是山里的孩子。他羡慕某些城市青年在女孩子面前能够轻松谈笑，拍手，自由自在，充满信心。这些青年都是富家子弟，有些是他的朋友，但是他就没法像他们一样。

他只认识他母亲、姊姊美宫和柏英之类的女子。他们的家庭很特别，清苦却重理想，很快乐，只在乎精神方面的事情。他抛开了温暖的情份，远到新加坡求学，只因为父亲、叔叔都鼓励他，他自己也很想来。

失去柏英，他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面部总是很严肃，目光忧郁而遥远，也不爱说话，使他的英国雇主和年轻女孩子都特别注意他。

由于寂寞，他突然疯狂地爱上了合乎他女性理想的欧亚混血女郎。他只有二十五岁，心情却像三十岁的男子，渴望找回失去的一切。

他打电话给好友维生，后者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为一家大日报“南洋官报”主持一个社会专栏。他下午五点和他见面。

然后他突然想起自己答应找一个周末去看秀英姑姑，她星期六有空，而他已一个月没去看她了。秀英姑姑是他父亲的么妹。她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中文和绘画，看起来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她像他父亲，也热爱书本、文学、艺术和一切美好、诗意的东西。她自己也写诗。正如她哥哥，也就是杏乐的父亲一样，她能够为历史上的大英雄，或一幅迷人的风景而欣喜欲狂，她对别人忙碌追求的利益也能保持相当的超脱和冷漠。杏乐认为，她不结婚也很好，很自然，她若嫁给一个粗俗的新加坡橡胶钜手，一定很悲哀。她会轻易受伤害的。

杏乐觉得和她最亲密，她打小时候就认识他了，他们被此互相了解。和她在一起，他可以感受到家园的气氛。他觉得她是新加坡泥浆中的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他打电话说，他要到学校找她，她的学校靠近查宁堡。待会儿他可以轻轻松松走过来，在山城街和他的朋友维生见面。

她的房间恰如其人。临窗是一张纤尘不染的书桌，上面整整齐齐列着一方砚台、一瓶毛笔、一个莲叶型的细玉浅水余钵，和一块白色的铜文镇。床上的枕头和被单叠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一幅明代的风景画，一张仿唐的作品。房间一角有一张梳妆台和几样化妆品。让人有“空灵”的感受──稀疏而轻巧，一切都恰到好处，样样都摆对了地方，连这么小的空间也留下了充分活动的余地。窗边挂一只鸟笼，养着一对长尾鹦鹉，还有一幅青苔、岩石、卵石、铅粉的风景缩图，印在浅棕的瓷盘上，就放在窗台顶。窗外渗进来的绿光给房间带来了凉爽的气氛。

如果让一个粗汉或大嗓门的男人和她同住，在如此静逸、整洁、除了心灵不会有丝毫波动的环境中乱扔东西，那该多滑稽！

杏乐又自忖道，她永远不该嫁人。

你会以为她很严厉，对杏乐的烦恼毫不关心。其实他知道，她蛮有人情味的，而且总能了解他。

杏乐兴高采烈和她谈起昨晚的宴会。她觉得很有意思。

“杏乐，你脾气和你爹一模一样。你父亲和你叔叔永远没办法互相了解。叔叔觉得怎么样？”

“他气坏了。他要茱娜叫我去道歉。你觉得我该去吗？”

“除非你想当吴太太的女婿，否则没必要。”

她干脆的回答使他非常满意。

杏乐的父亲是长子，叔叔是次子，所以称为“二叔”，秀英是么儿，被唤做“三姑”。

“三姑，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二叔请了你。他希望你在场。”

“他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请客。只说吴家的人会来。他的声音显得很兴奋。我觉得和吴太太碰面，也没什么意思。”

她盯了侄儿一眼，说：“你怎么不常来看我？这些日子你过得如何？”

“马马虎虎。我想公司方面还算喜欢我。”

“我不是指那些。”

“那你指什么？”

“昨天晚上的宴会使我想起你个人的问题……你似乎很忧伤。”

“真的？”

“也不算真的忧伤。就是有心事。”

“我向来是这副样子嘛。”

“不是真的悲伤，但也不快乐。我看得出来。前几天你叔叔和我谈过。他觉得你该结婚了，问我你为什么不起劲。你有女朋友吗？”

杏乐没有答腔。

“还想念柏英？”

“也许吧。她两周前还寄来一朵含笑花。”

“是的，我知道。美宫告诉我，她按季节送花给你。真是特别的女孩子，那位柏英。”

杏乐的眼睛突然一亮。他摇摇头，叫了一声“柏英！”又说，“她幸福吗？你上回看到她，她是什么样子？”秀英暑假曾经回厦门。

“你知道的。她每天忙着做事，没有时间想什么快乐不快乐的问题。总是忙来忙去，永远带着沉默的笑容。我相信她快要学会读书和写字了。听说她要学认字，要赶在儿子罔仔的前面，好教他功课。”

杏乐抬起双眼，面对面盯着她，停了半晌。“我想你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美宫告诉我了。”

罔仔是杏乐和柏英的孩子。为了他，她才不得不匆匆嫁给现在的丈夫甘蔗。

杏乐沉默了好一会。然后才说：“你知道……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很相爱。美宫知道。就我所知，柏英的母亲并不知情。”

“所以你才没娶到她？”

“那是我中学的最后一次假期。我正要出国。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只好匆匆嫁人。甘蔗在他们家农场上做事。我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她的祖父眼睛看不见，她家人少不了她，她不能，也不愿意随我出来……”

秀英伶巧地变换话题说：“上次我看到他们，她祖父完全瞎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孙女这么耐心照顾祖父，她对他很孝顺。”

“我知道，”杏乐沉思着。“大家都不明白，当时我也不懂她为什么不能抛下家庭跟我走。她随时想着她的家人。她祖父每一天，每一刻都需她……”

他不大连贯地说：“我永远忘不了她以前把剥开的荔枝含在嘴里，不用手指，光努努嘴唇就吐出一粒干干净净的核，比我们男孩子还要快。我们吐一粒，她可以吐三粒。她还会打中五呎外的目标。她的嘴唇好灵活。我们常常蹲在地上，把荔枝核当弹珠来打。每回她的核儿打中‘堡垒’，你真该看她脸上那副得意的样子。”

“是的。我记得你们这些孩子常常在荔枝林玩耍。你和她老在一块儿，到下面的峡谷中捉蝴蝶或喇咕，你哥哥杏庆总是缠在大人身边。”

他们都陷入快乐的回忆中。杏乐滔滔不绝。

“我们男孩子到鹭巢，她就当主人。她常拖我去，吃一大堆荔枝后，她会拉我们到厨房，拿出酱油，要我们喝一口，说吃完水果喝酱油比较好。”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

“杏庆、甘蔗和我，还有同校的其他男孩子。她大方得要命。有一次我问她牙齿怎么那样白，我知道她不用牙刷的，她说她先把手指浸湿，沾点盐，再用手刷牙。最好玩的是荔枝采过之后，我们爬到树上摇树枝。大人通常会爬上去，砍掉枝叶，丢到地上，我们小孩子就在枝叶落地之前先接住。你记得吗？采收之后，树上总零零落落留下一些散果，还有梢顶上采不到的几串。我们都用力摇树枝。柏英常常说，果树喜欢这样。我们愈摇它、逗它，它明年就长得愈好。她说果树就像人类，大年之后就来一个小年。它们也要休息。”

“我看着你们俩长大，”秀英姑姑说：“我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母亲、她母亲一起坐在荔枝林的小凳上。那儿很美、很凉快。老鹰对着落日盘旋。右边就是鹭巢。你们两个走向西边的山坡去了。过了一会，我们看见两个小头一上一下的。你们手拉手爬上来，远处的金光照在一层层山岚上，我看见她举起一只手，轻轻弹掉你眼下的泪珠。她问你‘哭什么？’你说‘好美哟’，她说‘咦，你就为这个哭哇？’你说‘是的。’也许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

“喔，你母亲和她母亲都说，你们两个人真是最理想的一对。我想是柏英的母亲先提起，你母亲立刻同意了。”

“她和甘蔗过得幸福吗？上次我回家，她说她很幸福。”

“她不是一个为往事闷闷不乐的人。她很快乐，甘蔗又善良又老实。现在她又有一个孩子了──应该满周岁了吧？我必须告诉你一声。上次她来漳州，还做了一件旗袍。”那时候旗袍正流行。“她穿长袍叫人吓一跳，完全变了。你绝对想不到！”

“回家她就不会穿了。”

“当然，做田事不行，但是每一个女人都有虚荣心。她来漳州的时候，买了一些香粉和纤维花。”

这些都是漳州的名产。

“不！纤维花！她以前头上常戴一朵红玫瑰或七里香。你记得通往她家路旁的小溪吧？我们小时候常玩一种游戏。岸上有不少蝴蝶和蜻蜓。她将一朵花插在头上，躲进树丛里，最后会有蝴蝶落在她头上。于是她慢慢站起来走开。游戏的要点就是看她能走多远，不把蝴蝶吓跑。橘红黑蝶，大王蝶都很容易，但华丽的蓝绿燕尾蝶很敏感、很机警，它们马上就飞走了。蜻蜓也很容易，我们常常在小紫花的石南枝上逮到蜻蜓……”

秀英微笑了。她的目光使杏乐很不如意思，他这会儿简直像一个河岸上玩耍的小男孩。杏乐突然打住。

“你笑什么？”他追问。

“你们男人真是浪漫得无可救药。我想在你心目中她是一个头上栖着蝴蝶的少女。事实上，我常常看到她头发上有粗糠和稻草。脚上也有泥巴。”

杏乐完全放开了，“我崇拜她脚上的泥土。”然后大笑。“你觉得我很傻，对不对？整个新加坡没有一个女孩子有资格吻她脚上的泥土。”

“喔！”小姑姑也陪他大笑起来。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韩星赤脚走在退潮沙滩上的情景。

但是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不是。你们圣经里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很赞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而不是‘他畏惧上帝的双脚’。那就是‘她的脚’。她打赤脚到十三、四岁。她常常静悄悄踏过草地，站在我后面，蒙住我眼睛说，‘谁？’我就说，‘当然是你嘛！’把她的手抓起来。然后她挣开了，我就在后面追她。‘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她每天五点起床，雨夜之后就陪她祖父检查稻田的水位……山间的生活真美！”

“不要这么多愁善感。你把一切美化了。你是诗人，农家生活并不全是美的。我看得出，你不喜欢新加坡。”

“我不喜欢，也不讨厌。总不能强迫大家都喜欢吧。我是一个人。新加坡是一个刺激的大都市。这儿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热，热，热！吃沙茶，然后吃小黄瓜。我并不是美化农家生活或乡村生活。我是在谈鹭巢。我意思是说……”

“你意思是什么？”

“我是指柏英、她的农庄、她的祖父、她的母亲、她的鸭子、她的荔枝林和鹭巢。柏英很刻苦，硬得像橄榄核似的。她才不自作多情哩。有一次她正忙着，他弟弟天凯和她捣蛋，我看见她狠狠揍了他一顿。农家生活使她坚强，使她知道辛勤，求生的必要。只是山间的工作和游戏优美地融合在一起，她工作的时候我老觉得她是在游戏……”

秀英很高兴看到年轻的侄儿身上具有他父亲贫穷而自负的精神。她笑笑说：“我想我该把你刻划成一个渔夫，头戴笠帽，身穿蓑衣，手握撑篙，站在河里的小舟上。那才是真正的你。”

杏乐笑了。“谢谢你。”

“别人眼中的青年律师并不是真正的你。所以你才会这么魂不守舍。不过，柏英已经嫁了。我了解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但你总要找一个好女孩结婚吧……今天下午你打算做什么？”

杏乐看看表说：“我要走了。我约好和维生见面。”

走出星期六下午空空旷旷的校园，他叫了一部黄包车，跑下陡坡，来到博物馆附近的广场。他在山城街的一间二楼建筑物中找到他的朋友。人行道上阳光还热烘烘的。

维生说要到“雅德菲饭店”的酒吧去凉快凉快，杏乐却宁可到中国区的“南天”去。他们走下新桥路，穿过几条拥挤的小巷。人行道的圆柱后面有不少店铺，楼上就是店主的居所。这些屋子的白粉墙掺杂着蓝色，被雨水定期冲洗，大都一块块剥落，或者化为一行行泛蓝的水迹。除了“彩签商场”的几家店铺，这座城里找不到香港或上海式的“大街”，大玻璃窗中摆着灿烂的物品，投合中产富人的胃口。

维生和杏乐不久就来到中国区拥挤、潮湿的街道，两旁有店铺、蔬菜摊、小食摊，和一大群梳辫子穿木屐的广州、潮州女佣，半裸的孩子，以及打赤膊的男人。

杏乐心里很不舒服。这不是中国，但也不像一座现代化的西方大都会。

他和维生爬到“南天”饭店的顶楼，那儿整天都供应广东快餐和茶点。穿木屐的女侍来来去去，在红砖地上发出“咔咔”的声响，有些人梳辫子，有些梳着摩登的发型。有一个广州侍女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是常客。

那是一个二、三十张台子的大房间。近门的台子都被喝茶、吃冰淇淋、饮料的顾客占满了。他们选了一张面对大海的内角台子。维生叫一客生啤酒，杏乐则点了一份姜汁露。

他们从大学时代就很要好。维生和杏乐来自同一个城镇。他穿一件短袖衬衫，一条斜纹西裤。人很瘦，面色苍白，手指也细细的。为什么擅长文学的中国青年都是白面孔，细手指呢？这和他乱蓬蓬的硬发，不经心梳理的卷毛很不相称，使他有一副违拗、甚至诗意的外表。

两个人都是中英文俱佳的好手；他们的话题常常由时新的题目转到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学，那是现代许多大学生一窍不通的。杏乐觉得维生可以谈得来。彼此都尊敬对方的学养。

维生有一个习惯，谈话时老爱把香烟叨在唇上，让烟圈吹过脸部，眯了双眼。他总是垂着眼皮坐在那儿，头部微微后仰。加上整齐的髭须，使他带有红牌记者的表情，仿佛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相信。他偶尔睁开双目，亮晶晶观察他觉得有趣的周围世界。

杏乐很多次听他说：“身为记者，我只报导真相，但是上帝不让我说出整个的真相。”不然就是：“我没有说过不真实的话，但是也不能说出每一句真话。否则我就保不住饭碗了。”

他热爱他的工作，但不自作多情。“我对新加坡很有兴趣。简直迷住了。我知道生命丑恶的一面，也看透了那些吹牛大王和爱国的市政领袖，但不能挖的太过份。我聆听他们一切优美的演说，详加报导，总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假奶、假睫毛女星的丈夫。我爱这一切，因为很容易写。但是我若以为自己每天吐出的废话会被当做真心的言论，我真该下地狱。我是维持生活，如此而已。”

相反的，杏乐直挺挺的体态、整齐的头发，烫得很平的白衬衫，给人一种整洁、讲究、有教养的运动青年的印象。就连家中的广东下女阿花也知道他在英国公司做事，特别用心给他烫衬衫、擦皮鞋，好配合位和英国人为伍的身份。他们两个人都钦佩对方特有而自己缺乏的气质。

维生大啜一口啤酒，手指抓抓僵硬的乱发。“就像昨天吧，我出席中国商社的一次集会。六尿正在演讲。他用大嗓门说话，和平日一样慷慨激昂，黑黑的粗手摆来摆去。真是大演说家。我聆听着。是的，我聆听着。大部份听众都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士。我们自己的国民。老一代。林老先生也穿着毕挺的外衣、西裤坐在那儿，手摸白胡子，扇子一开一合的。亲切、红脸、胖嘟嘟、人缘最好的银行家陈凯松也去了。还有一些外貌严肃的商人，不那么富有，是被责任感逼来的。

“他们正在讨论多设中国女中的问题。你想这些人不知道六尿的为人吗？但是大家都静坐倾听。他的话题是新加坡道德堕落，有必要维持我们中国少女的品德。大家面面相觑，交换眼神。还有人吃吃偷笑。他提到欧洲妇女不堪入目的单片泳衣……借个火，拜托。”

手卷烟还叨在他唇上，但是他讲话的时候，香烟弄湿了。维生常常缺火柴，也忘记带其他的东西。他的朋友点了一枝给他，小小的一股白烟又冲上他的双眼，但是他继续说：“当然听众没有欧洲人。大家都静静听着。没有人愿意惹麻烦。我发觉掌声稀稀落落的……文盲六尿居然带了眼镜。你可以看出来，眼镜和他那张绷紧，长满胡须的脸很不相称。可以说，他是满脸横肉……你叔叔也去了，笔直坐在一张藤椅上，狠狠瞪着演说人，像雕像般一动也不动，仿佛在审判他。”

“我知道他和六尿合不来。你知道我们家过道上那尊古铜像吧？你一进门就看得见。叔叔特别喜欢那一尊铜像，故意放在那儿，因为他是在一个拍卖会中压倒六尿而买到的。”

“你叔叔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手抓着扶手。但是他一动也不动。

“居然听六尿谈起保护女孩子贞节的重要！天哪，你若像我一样当记者，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事情了。但是，我们四个报界的代表坐在前排，拼命记录。集会完了之后，六尿来问我有没有听清楚。我复诵了一遍。他听后很满意，你看到今天早上的大标题了吧。”

“看了，结论就是这样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中国女人，需要的理由是保持她们处女的心怀……大标题，在第一版上。”

“当然啰，那是他自己的报纸。他对我们还不错，他和我们共度了不少时光。他有什么话要说给报界听，就请我们到他的俱乐部去。解释他为什么要替中国社会尽那么多力。他使我想起狗肉将军，怀中抱一个白俄少女和美国顾问见面。有时候我几乎相信他是诚心诚意的。”

杏乐笑笑。“你觉得他不是？”

维生低头压熄了香烟，嘴唇抿起来。“算了，算了，你不会相信报上的每一条新闻吧？”

“有时候我也读读小报。”

“他也可以买通小报。你认不认识余雯小姐，那个文笔绝佳，最会讽刺的女作家？她在一份小报上写了两篇报导六尿的文章，妙语如珠，他立刻在我们报馆给了她一份工作。我告诉你，六尿是新加坡最精明的人物之一”

维生摆摆头，吸引女侍的注意。说：“喂，再来一客生啤酒。”

“喝一杯姜汁露吧！”杏乐说。

“不，我不喜欢混合饮料。”

杏乐提到他叔叔要他娶吴爱丽，以及他自己的所做所为。

“你真是傻瓜，”维生说：“换了我，我抢都来不及，反正是女孩子，有什么差别呢？”

杏乐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太肤浅，还是太深刻了。

维生又说：“爱丽是一个好女孩！我会很乐意当吴恩喜的女婿。天哪，我求之不得！”

“你如果受不了那个胖胖的老岳母呢？”

“我会要她花钱，花大笔钞票和女儿分开。亲爱的杏乐，你是理想家，我会去看她，与她和好，就算你不想要她也没有关系，伤感情又算什么，世界就是这样的。”

“告诉我六尿的事情吧。”

“你是指报上没登过或不能登的？”

“我叔叔谈过不少。他常叫戏子到他的俱乐部去，每次玩女人只玩几个月，就把她甩掉，又换新人。”

维生皱皱眉。“我不在乎他追女孩子，尤其是穷家少女。昨天的演说听来很滑稽，就是这个缘故，听众都知道。如果他走私武器和弹药到印尼，换取巴达维亚和泗水运来的少女，我也不吃惊。接收站的手下会替他办这件事。我们合法的商人绝对不干。”

“那他为什么当中国商社的总裁？”

“因为他想当，别人不想。”

“他干了些什么？”

“我已经说过，我不在乎那些事。真正叫我吃惊的是，他太太在医院动手术，他竟然不肯去看她，最后她去了，是儿子们求他去的。”

“还有呢？”

“很多事情都是正当的商人不肯干的。我们中国人是守法的公民，英国人订下良好的法律，我们就乖乖遵守。中国人在南亚发达，全靠勤俭和守法。我们尊敬英国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守法。我们的商人都靠合法的生意发财。有时候他们恨不得割下彼此的喉咙，商人全都一样，但是他们不走私，赌牌也不作弊。”

“赌牌？”

“打麻将，你守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他们俱乐部里有一套完美的闪光信号系统，有一位槟榔岛来的林先生一夜之间就被吃掉十万元。”

“怎么呢？”

“你知道俱乐部打麻将的时候，有女侍来来去去送湿毛巾、饮料、香烟和水果。他会指示其中一位偷看对方的牌，然后上楼打电话，假装是外面的来电，六尿就拿起附近的话筒来听，只要六尿的同谋知道对方有什么牌，不放出他要的东西来给他糊，对方根本没有机会，当然这一套也不能运用太频繁。还有其他的手法，女侍可以走上来问对方要不要‘水’、‘啤酒’或‘威士忌’，这些字眼代表不同的一套牌，你去过那儿吧？”

“一两次。”

“你知道，那是一个方形的大房间，三面都有窗户面对大海。小小的电灯──红、绿、蓝、黄──挂在窗外。蓝灯一闪，表示对方正要糊‘风’。红灯一闪，表示‘竹’等等。里面的灯光太亮了，对方毫无戒心，根本看不到外面的小灯。”

“一夜输十万！”

“你猜怎样？林先生终身变成他的奴隶，六尿只要威胁说要收回全部债款，他就只好乖乖听他的。”

“你怎么知道？”

“喔，很多人知道，这种事情他的同谋忍不住会透露给好朋友听，有些女侍离职了，也会说出来。”

杏乐站起来，走到电话边，打电话告诉茱娜他要回家吃晚饭。他回到台子上，付了酒钱，留一张五毛的小费给侍者，拿起太阳帽，他们就走了出来。杏乐步伐很轻快，女孩子们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