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溯其原始，三者皆起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渐进而流别各殊，然其间终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倾向，大有朝宗归一的趋势。

进化的程序，大抵由浑之画，由简之繁；学问的分科别部以为研究，亦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的结果，于是学者各分疆域，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域内，专其力以精其业。顾其流弊所趋则于“专”、“精”之义做到十分，而于“贯通”之义，几付之阙如。学者于此，类皆疆域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以遂其专一的责业，深造的工夫，殆无博征广涉的余暇。即就史、哲、文三者而论，其关系如兹其接近，而欲通其界域，以成相辅相益的关系，犹非易事，况于其他！

文、哲、史三者并举，始自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以西历一五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the strand街约克馆（york house）。所著《学术的发展》（aduancement of learning）（此书的详名为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uancement of learning，devine and humane），实以一六○五年秋出版。其时倍根年四十六岁。彼于此书，博观学问的全体，详述当时学问的现状，更论今后尚要于如何的方面益进而为研究。厥后倍根晚年，更以是书为基础，加以补订，于一六二三年复以腊丁文公之当世，即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of 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倍根曾把全体学问，分为史学、哲学及诗，鼎足而三。其说即见于上述的二书中。

以其前后二书比较对勘，所论不无异同，缺于彼而见于此者有之。今据其腊丁文本，倍根认依心的能力类别学问为最良的方法，而先分之为历史historia（history）、诗poesis（poesy）、哲学philosophia（philosophy）三者。其意盖谓心灵有三种能力：一曰记忆memoria（memory），二曰想象phantasia（imagination），三曰理性ratio（reason）；而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诗为关于想象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彼可分历史为二类：一为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natural history），一为人事史historia civilis（civil history）；此外如宗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ecclesiastical history）、文学史historia literaria（literary history），倍根则悉纳之于人事史中。倍根视文学史极为重要，以为尚未曾有。他说无文学史，则世界的历史将无特能表现其精神与生命者，正如polyphemus（cyclopes岛的首长出何美儿homer诗）的像没有眼睛一样。故彼以文学史宜作，而尝论其研究编纂的方法。顾倍根之所谓文学史，非今世所云的文学史，乃为一种学艺史。从倍根的说，则哲学宜分为三部分：其一关于神明numen（the deity），其二关于自然natura（nature），其三关于人homo；此外尚须有一为此等部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谓之philosophia prima。philosophia prima者，即第一根源的哲学。倍根之所谓诗，似非韵文的意味，乃指某一种类的文学，即想象假作而叙事者。又其所谓philosophia者，从通例亦译为哲学，实则译作“穷理”，较为稳当。

“de augmentis”，在西洋思想史上为特可注意的一种；而史、哲、诗的鼎立论，亦于欧洲学问分类法的历史上特别的显著。随着时代的迁移，思想亦生变化。学问发达的程度，既代有不同，从而关于学问的分类，各种学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见解。史、哲、诗的三分法，不足以适应当代学问的分类，则有孔德、斯宾塞诸子，起而别创新分类法，以求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即专就历史与哲学而论，今人解此二者，与倍根不同；古时用哲学一语，义颇含括，今则限制谨严，不容泛假，普通所谓科学者，则另外认其存在了。历史一辞，偶有用于关乎自然事物者，即今亦非全无；然在今日，通例一言历史，人即认为专关于人事；且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亦为今人所不能满足；古今人关于此二者的解释不同，亦不容含混过去。

史学在欧洲中世以前，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以为人间的运命，全依神的命令而定；历史的行程，惟以神意与天命为准。那教父奥古士丁（augustin）的思想，即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所著《神国二十二书》，即是发表这个思想的。其思想直至今日，尚为全世界的基督教所代表。他说历史是由魔国移向神国人间努力的过程。个人于兹世的生活，以应神的思召者为最有价值；国民的活动，亦以尽力于建神的国于地上者始有价值。厥后谷灵蒲（george grupp）著《文化系统及历史》，即宗此说。在此等时代，神学而外，几无科学之可言。到了十六七世纪顷，宗教的权威，随着文艺复兴的运动，渐归澌灭，所谓启蒙思想，盛行于时。十六世纪中，已有哥白尼（copernicus）及凯蒲儿（kepler）出，推翻天动说，建立地动说。入十七世纪，加理略（galilei）见灯笼摇动，而有摆动法则的发见；奈端（newton）见苹果落地，而有引力法则的发见。依据引力法则，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界的现象，唯物论无神论的宇宙观、人生观，于是乎发端。到了康德的时代，他已经想望当有凯蒲儿及奈端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迨经孔道西（condorcet）、桑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韦柯（vico）、马克思（karl marx）诸哲，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孔道西认历史是进步的，以智识进步的运动解释历史。他说历史的价值，在供给可以预见将来的材料，但必须发见一种运动的法则，始能据为预见的准则。而孔氏则不惟未曾立下这法则，亦且并未寻求这法则。

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亦如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一样。桑西门继孔道西起，认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统一的全体。吾人于自然现象既可依一定的法则寻出其间的因果关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何择？何以不能寻出一种如引力法则一样的法则，以于驳杂万状零碎无纪的历史事实中间考察其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要把历史学作成一种科学，不可不尽力为历史法则的发见。依此历史法则，不但可以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可以说明将来。他认历史的联续，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代嬗。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而起的，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至蛮人侵入的时候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charlemagne时至十五世纪末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新批评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起，以迄于今；继今而起的，必又是一个新组织的时代。

桑西门初受孔道西的影响，把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著作，谓历史的进动，其动因在知识的进步。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政治，故知识决定历史。后来承继这种历史观而发挥光大之者，实为孔德。

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法兰西的经济情形，其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根本原理，即其方法论，并未有所变动。他看革命时的法兰西，政治上虽屡遭激变，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尝有何等可以认出的变化。以知政治形式的如何，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政治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决定历史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那建筑在知识上、宗教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是桑西门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把此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者，厥为马克思。

孔德承桑西门的绪余，从知识的进步上考察历史的法则，以成他的“三阶段的法则”（law of three stages）。孔德认历史的发展，实遵此三阶段的法则而进。不但全个的历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个知识，一种科学，或是天文学，或是社会学，莫不遵此法则以为进步。所谓三阶段的法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神学的阶段，或云假设的；第二时期，是玄学的阶段，或云抽象的；第三时期，是科学的阶段，或云实证的。第一阶段，是人智发展的开端，第三阶段是人智发展的终局。这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论法，亦即是孔德的学术系统中的社会学的根本理法。

可与桑西门、孔德，并称为历史学、社会学的先驱者，还有韦柯。他是个义大利人，生于十八世纪。在那个时代，他的学说并未发生若何的影响。后世学者说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纪是太早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著《新科学论》（scienza nuova），直到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后，才由michelet译成法文，他的思想在史学界才发生了影响。

韦柯立志想把社会的研究，放在那依笛卡儿（descartes）、奈端辈的成绩所确保的确实基础上。他的根本观念，在谓社会历史的发明解释，须寻之于人类精神。世界与其说先是想出来的，不如说先是觉出来的，这便是生存于自然状态没有政治组织的原人的情境；第二期的精神状态，是想象的知识，亦可说是诗的智慧，英雄时代（heroic age）的半开社会，恰当于此境；最后是概念的知识，适当于开明时代。这亦可以说是韦柯的“三阶段的法则”。他认各种社会皆须经过此三期，每一期的知识状态，可以决定那一期的法律、制度、言语、文学并人类的品德与性质。他主张社会是一期衰退，一期昌明，依螺旋状的运动（spiral movement），循环着向前进步。

唯物论的历史观，有两派可以代表，一派是海尔革（hellwald）及席克（seeck）等的进化论派，一派是马克思及恩格尔（engels）辈的经济学派。

海氏著有《自然的发展上的文化史》（一八七五年），席氏著有《古代世界衰亡史》（今已出至五卷，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都以生物学上的根本法则解释历史。

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

这样子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后来有一派学者起来，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以为历史学虽依此得有在科学中的位置，但此位置终系比附自然科学而取得的；于是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与自然科学对立。作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为翁特（wundt），余如兰蒲瑞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然翁特等所主张的精神科学，由学问的性质上说，亦与自然科学等是以法则的发见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见解，虽等是说因果的法则，但为精神科学的目的者是内的法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则迥异。然自学问的性质上看，二者之间，终无大差。这个运动，仍不能给历史学以对于自然科学得有独立的位置的保证。于是又有继翁特精神科学的运动而起者，则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运动是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同以新康德派见称于世。此派创始于文蝶儿班德（w. windelband），而理恺尔特（h. rickert）实大成之。余如梅理士（g. mehlis）、拉士克（e. lask）等，皆为此派的中坚。今也，文氏终老，拉氏亦复战死于疆场，西南学派的重镇，屈指数来，不能不推理、梅二氏了。

此派的历史哲学，亦称为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运动，就是主张于自然科学外建立历史的科学，即文化科学的运动。自然科学的对象，即是自然。自然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说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因而自然科学的成立，亦易得有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是一回起一趟过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是即历史。应该于自然科学外，另立文化科学，即是历史的科学以研究之。自然科学的对象为自然，文化科学的对象为文化；自然是一般的东西，故须用一般化的方法研究之，文化是持个性者，故须用个性化的方法研究之；自然不含有价值，故用离于价值的方法，文化含有价值的意味，故用价值关系的方法。他们不把历史看作法则学，却把历史看作事实学。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