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文物大国。自西周以下的各朝各代都进行古物的收藏，而以清朝为集大成者。清朝诸帝中尤以乾隆时期的收藏和研究为甚，他还为收藏和撰写专著下过圣旨，组织专家对各类器物进行研究和著述，如关于铜器有《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乙编》和《宁寿鉴古》，关于书法和绘画作品编著有《石渠宝笈》等。可是终清之世有没有完成对所有藏品的著录，这已是难以弄清的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具有悠久的收藏历史。《周礼》就记载了西周设有天府，把用于祭祀的玉器当作宝物收藏，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其实先秦时代的统治者除了收藏玉器外，也珍藏各种青铜礼器和其他珍宝。《战国策燕策二》记载；名将乐毅率燕国军队大破齐国后，，“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大吕指乐器，元英为燕国宫殿名，历室为燕国宗庙名。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都有收藏。秦始皇一统天下，尽收各国奇器珍宝，曾专门派一支军队去迁周朝保存的九鼎。西汉废除“挟书律”，号令天下民众献书，并将民众所献之书藏于秘府。汉武帝时得宝鼎于汾水上，因此改年号为“元鼎”。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动荡的时代，但各王朝也有收藏。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据说他收藏的王字竟多达三千余纸，当然他也收藏前代的绘画作品和其他珍宝。宋朝不仅有大量的收藏，还编著了不少考古、鉴赏类的书籍，使收藏和文物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明朝皇室也进行了大量的收藏，可是没有对藏品作过著录。清朝皇室的收藏可以说是集历朝的大成者，尤其是乾隆帝，一方面进行大量的收藏，另一方面组织大臣进行研究、整理和著录，比如乾隆十四年旨谕大臣们将宫中所藏的铜器编著成《西清古鉴》，其后又有大臣进献及购于市者，又写成了《西清续鉴甲编》、《乙编》和《宁寿鉴古》；有关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收藏则编有《石渠宝笈》，有关砚台的收藏则编有《西清砚谱》，钱币收藏则有《钱录》，等等。可是，终乾隆朝，并没有完成故宫中所有的收藏品的著录。乾隆帝有时也会把一些珍宝赏赐给王公大臣，如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赐给成亲王永瑆。更何况嘉庆、道光诸帝也皆有收藏，却不见著录。到了晚清，官员和太监进行偷窃，或有不经意的损坏，以至于后来对于故宫究竟收藏了哪几类珍宝，其数量究竟有多少，一度是人们无法了解的谜。乾隆十四年的圣旨保存在《西清古鉴》中。圣旨冠冕堂皇地说故宫中的铜器有三个来源，即宫中所藏、大臣进献和购于市者。所谓宫中所藏，当然是指他当皇帝前的收藏，也就是有明朝皇宫的收藏，以及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收藏。乾隆在位时间最长，天下最太平，财政最富裕，而且也是一个最喜爱文物的皇帝，因此大臣进献的珍宝和购于市的古董也最多。事实上清朝对大小金川用兵、征服蒙古、建立新疆省，掠夺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器物，如平定金川时获得蕃剑、“董卜韩胡宣尉使司印”(董卜韩胡为明朝三十六番之一，也称孟董番。永乐皇帝设宣慰使司都指挥同知，并授此印)等。还有一类文物是出土的，如元朝的“制诰之宝”(黄金质、龙火轮钮，通高5寸8分、重220两)就是出土于鄂乐多斯的哈图山山脚下的乱沙中，然后由理蕃院上折进呈。乾隆帝也把此类出土的文物归入大臣进献之类。其实还有巧取豪夺的，而从乾隆帝看来，都是付了银子的，于是都归之于“购于市者”。总之，在乾隆朝，故宫的收藏确实大量增加。
乾隆帝既要大臣们按照北宋《宣和画谱》、《博古图》等考古类图书的体例编撰各类古器物的图书，还要求随着内府新入藏古器物的增加，对这类书籍进行扩充、完善。《西清古鉴》成书30年后，乾隆帝就又下令续写古鉴。同时，他也亲自参与鉴定和考古，使故宫收藏的各类古董都有一个正确的勘定。曾经有一件青铜器一度被误认为是商周时期的，后经乾隆仔细辨认，最后确定为唐代回纥铜器，从而澄清了这件器物历史。虽然乾隆帝和他的大臣都善于鉴古，但也有出错的时候。如《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师弟无用师所作，无用师自然是此图的首位拥有者，图上留下了“无用师”印。几经转手，1746年被嗜爱书画的乾隆帝收进清宫内府。乾隆帝对其爱不释手，视为《石渠宝笈》的上等品，并矜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稀堂清鉴玺”、“宜子孙”等五印。可是事隔二年，地方官吏又呈送了一幅与真作一模一样的《富春山居图》。肯定有一幅是伪作，乾隆帝经过仔细比较鉴定后，把第一幅定为真迹，后献的一幅定为赝品。由于赝品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乾隆帝把它们都收进了内府珍藏。乾隆帝的鉴定结论维持了近两百年，后来终于被近代画家吴湖帆所推翻。经过美术界几十年来的争论，最终公认钤有乾隆皇帝印的为伪，地方官吏所献的反而为真，同时指出伪的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至今真伪二卷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乾隆朝不乏古字画的鉴定高手，但乾隆君臣还是不得不发出无奈的感叹：“鉴别之难矣！”
当然，有关清皇室的收藏情况，最应该是由推翻清朝的民国政府作清理和登记。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皇宫后，由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将军控制了北京地区的军政大权，就组织了一批大学教授、学者和大学生进行清点、登记。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并于1925年公开出版了28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据统计有117万余件，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等，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