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秦始皇刻制了一方传国玺，玉质，由李斯书写，玉工孙寿所刻。秦败，传国玺到了汉高祖手里。王莽建立新王朝，向姑妈皇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把玺扔在地上，说：你们几次三番索要这些“亡国玺”有何用？你们有本事何不自己刻制。史载其中一枚因此缺了一角，王莽得到后就用黄金作了镶补。后世说的“金镶玉”即指摔缺一角的“传国玺”。新朝亡，“传国玺”入赤眉军手，再入光武帝手。汉朝败亡，故事就多起来了。
刘邦入关中，秦王子婴缴出御玺，向刘邦投降。这套秦朝御玺便在汉朝世代传授，谁当皇帝谁得以执掌御玺，便有了“传国玺”的名称。后来汉朝分裂成三国，后又经历了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当隋文帝杨坚再度统一中国时，从各个政权缴获了好几套“传国玺”。隋亡唐兴，当时有一位学者徐令言就写了《玉玺记》，专门论述“传国玺”真伪和传授问题，可是他越辨越使人迷惑不解。秦始皇真的刻制过传国玺吗？子婴交出的御玺有几枚？玺印的文字是什么？采用什么书体？形制尺寸如何？隋唐获得的许多“传国玺”中哪一枚或哪一套是真的？可是至今尚未发现秦始皇刻制的御玺，“传国玺”仍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相传秦始皇刻制了一方传国玺，玉质，由李斯书写，玉工孙寿所刻。秦败，，传国玺到了汉高祖手里。王莽建立新王朝，向姑妈皇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把玺扔在地上，说：我本想把这些玉玺作为我的随葬品，你们几次三番索要这些“亡国玺”有何用？你们有本事何不自己刻制。史载其中一枚因此缺了一角，王莽得到后就用黄金作了镶补。后世说的“金镶玉”即指摔缺一角的“传国玺”。新朝亡，“传国玺”入赤眉军，再入光武帝。汉朝败亡，故事就多起来了。
一、孙坚以豫州刺史率军讨伐董卓，董卓西逃，焚烧洛一陽一。孙坚入洛，军队驻扎在城南，有一口“甄官井”，上有五色气，军中将士皆惊奇，不敢取水，孙坚命人入井捞起了汉传国玺，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四寸，上钮交五龙，上一角缺。系当初汉内宫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掌玺官投入井中者。袁术听说孙坚得到传国玺，就扣留孙坚夫人，孙坚只得以传国玺赎之。
二、广陵海西人徐璆曾任汝南太守，又改任东海相，为官颇有政绩。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征召徐璆入许，半途中被袁术劫持，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不受，袁术就把他软禁在军中。及术败，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时司徒赵温问他：“君遭大难，还能保存此物吗？”徐璆巧妙地回答说：“苏武当年被困于匈奴而不失节，更何况此方寸之玺呢？”
三、蜀汉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诸葛亮等上书刘备，劝其称帝。书中言：当年关羽围襄樊、襄一陽一，襄一陽一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原在汉水中，辉影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一陽一，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四、刘渊于永嘉二年(308)称帝，建元永凤，迁都于平一陽一（今山西临汾西南），于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玺者增加了“泉海光”三字。刘渊以为正是符合自己名字的祥瑞之物，于是改年号为“河瑞”。
获得传国玺的故事还有许多，直至明清，还有人向皇帝献传国玺。不仅得玺的故事多，而且为编写传国玺的传授谱记、始末的文章也多。徐令言的《玉玺记》大概说：秦始皇取蓝田玉刻成御玺，李斯所书小篆，回文排列，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一枚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钮五龙盘。传至晋怀帝，玺没于刘聪，聪死，刘曜得之，又传于石勒、石季龙、冉闵，历东晋、宋、齐、梁，侯景窃位，为景所得，景败，为栖霞寺僧永得之。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晋一陽一秋》也记载说，晋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于慕容永处得玺，送到建业。其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龙隐起文字，巧妙与传国玺同，但形制高，又玉色不太好。自晋至梁相传，称为“镇玺”。侯景败，侍中赵思齐挟以渡江，由兖州刺史郭元建获得，送给北齐帝，齐亡入周，周传于隋，隋文帝初也称它为“传国玺”，开皇二年改为“授命玺”。至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大者名“神玺”。徐令言面对多枚“传国玺”，他又提出了“镇玺”、“授命玺”、“神玺”等名称，显然他不能自圆其说，其实“镇玺”是唐代使用的名称，而“神玺”、“授命玺”乃是北周使用的名称。
传国玺一名最早出现在《汉书·元后传》：“汉高祖入咸一陽一至霸上，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所指乃是秦王子婴降汉高祖时所献的秦始皇所用玺。汉文帝在诸吕乱刘氏之后以代王的身份即皇帝位，诸大臣奉上皇帝玺绶。汉昭帝殁，无子嗣，霍光、张安世等顾命大臣曾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刘贺入宫后犯有不少错误，其中一条就是不重视皇帝玺绶，随手乱放。于是改立卫太子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为帝，奉上皇帝玺绶。这是明确的两例。因此，王莽建立新王朝时也希望得到汉传国玺，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皇帝。于是发生了王莽让王舜向汉元皇后索取汉传国玺的事件。王莽败，光武帝得之，一直传至东汉末，确实世世传受。
两汉间世世传受的传国玺究竟是什么呢？其玺文是否确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呢？根据东汉人应劭、卫宏、蔡邕等人所著的有关汉朝廷官制礼仪的书籍如《汉官仪》、《汉官旧仪》、《独断》等，都说汉代所用的玺有六方，即皇帝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汉代皇帝世世传受的玺本来就是这六方实用的、表示皇帝权力的玺印。直到《汉献帝起居注》，还是记载“皇帝六玺”，此外并无什么别的“传国玺”。晋代虞喜《志林》始把“传国玺”和“皇帝六玺”合在一起而称为“七玺”：“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安得总其说乎……汉官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虞喜为浙江余姚人，其祖由吴入晋为官。虞喜这段文章的意图甚明，为解释当时群臣所疑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玺的事。虞喜意在为孙坚辩护，但这种辩护显得如此苍白乏力，再怎么辩，也不得不承认孙吴的黄金质六玺是自制的事实。
传国玺实际上是符命说与地方势力割据的产物。《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时的多种祥瑞，汉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声称：有一亭长一夜数梦，说有天公的使者告诉亭长：“摄皇帝当为真”，若不信，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翌日清晨视察亭中，果有一深百尺的新井。一般地说来，在改朝换代时，或天下大乱时，符命学说更加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制造的各种符瑞验证的事多如牛毛，有些正史还专列《符瑞志》、《灵征志》等专写符瑞的篇章，符命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显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别有用心的捏造，都想利用符命说来证明各自获得政权是符合天命的，同时利用它来巩固各自的地位。从传国玺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来看，显然是一种祥瑞、符命说的产物。明白了这一历史大前提，就不难理解传国玺多为当时得玺者所自制（当然也有传授的）的事实真相。武则天就非常清楚“传国玺”的真相，于是把表示君权神授的玺和皇帝实用的玺统统改刻成“宝”。
传国玺的正确名义应为：其一为秦始皇所刻的皇帝天子六玺，本来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实用玺，也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由于汉代皇帝世世传授，就被称为“汉传国玺”，也可以简称为“传国玺”；其二，由于汉末军阀割据，三国鼎立形势渐趋明朗，孙坚、刘备之辈也不知道汉传国玺的究竟，于是自制“传国玺”，更捏造出神授符瑞的故事，其后各朝各国纷纷仿效，此类“传国玺”可定义为符命说的传国玺。
不过，要提请读者从七个方面进行思辨。
第一，从书体上看，秦始皇时代不作鸟虫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秦始皇统一文字，采用丞相李斯所创作的小篆书体。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秦始皇时期的碑刻、权量文字、诏版文字等，统统是很规范化的小篆，秦始皇怎么能作法犯法，反而在“传国玺”上用鸟虫篆呢？如图所示，“皇帝信玺”可信是秦朝御玺之一，也是规范的小篆书体，甚至可以说与李斯所写小篆如出一辙。可是多种古文献著录的“传国玺”文字都不是小篆，有的是鸟虫篆，有的是缪篆。所谓传国玺用李斯鸟虫篆的说法可不攻自破，而列位得玺的野心家自制传国玺的原形已露。要想在这些图样中辨认哪一方为秦始皇时所制的“传国玺”，也是徒费心机的。第二，同一传国玺岂能有不同的文字？以上插图所示传国玺文字有两系，一为“既寿永昌”，一为“皇帝寿昌”，已明显不同。又有“既寿且康”者，《晋一陽一秋》说有“昊天之命”者，则存四种文字。刘渊得之汾水者曰“有新保之”，刘曜得之于龙门河水者曰“克寿永昌”，兰池赵婴所献为“皇帝玺”。同一传国玺而玺文歧出，得玺者所自作之迹昭然若揭。
第三，同一传国玺岂可尺寸不同？孙坚所得者方4寸，徐璆所得者“方寸”，慕容永所献者方6寸、厚l寸7分、高4寸6分，尺寸大小分明不同。
第四，同一传国玺，其钮制岂能不同《云麓漫钞》录有一方鸟钮、边刻“魏所受汉传国玺”，其玺文“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而其他文献所录传国玺或为螭钮，或为龙钮，钮制明显不合。故赵彦卫辨之曰：“此玺乃元魏时为之”。
第五，同一玺岂能质料不同？不仅“玉色不逮”而且南齐皇帝六玺和传国玺“皆金为之”。
第六，传国玺有数方的记录。《隋书·礼仪志六》记载：北齐高氏继承元魏制度，有传国玺一枚；高洋得辛术所献一枚；北周宇文氏有“授命玺”、“神玺”各一枚，隋灭陈又得一枚；是为五枚。宇文氏所得传国玺数不合，故改名。隋文帝显然因为所得传国玺数量不合，故沿用北周名称，不再相信有传国玺一物了。
第七，皇帝六方实用玺也有不合制度者。《南齐书·舆服志》所记七玺皆为黄金质。《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高氏所用皇帝三玺“并白玉为之”，天子三玺“并黄金为之”。孙皓投诚，交出的司马氏六玺也为黄金质。可见当时各方政权多自制御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