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起兵时，已经考虑到他的儿子吴应熊的安危，或存侥幸心理，误以为圣祖不敢加害他的儿子，必以应熊为人质，作为将来要挟他的一个筹码呢。三桂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圣祖。儿子与孙子被绞死了，他们都做了朝廷与三桂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吴应熊父子被处死的事，由朝廷发布公告，通告全国。三桂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正在饮酒，霎时，脸色大变，不禁手发抖，杯子放了下来，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眶，悲怆地说：“今日真是骑虎啊！”他的意思是说，骑虎难下。三桂这个人，一贯“善持两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他造反后，颇有点后悔，有过“下虎背”的念头。而现在他的儿孙被诛，已表明朝廷同他势不两立，必欲消灭他而后罢兵。到了这步田地，他骑在“虎背”上还能下来吗？所以他才口吐真言，说出骑虎难下之意。【《庭闻录》，卷5，6页。】

果如兵部尚书王熙所料，处死应熊，骨肉被残，这对一个年过六十岁的老人来说，三桂的精神受到了一次巨大而沉重的一击。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已经开始付出血的代价。将士的鲜血，他并不吝惜，而自己的骨肉付出生命与鲜血，就是对他称周王的代价！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由此而引起他对前途的惶惑，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不祥，在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不祥时时在向他逼近。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走下去……

吴三桂起兵仅三个多月，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福建、江西、浙江、广东、陕西等省或地区相继叛清，越过了河南、河北，直刺清朝的心脏北京，更远至长城以北，也燃起了叛乱的烽火。此次叛乱，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波及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如何看待吴三桂发动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并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表明，这场动乱，已远远超出三桂个人与朝廷的利益之争。从广泛的意义讲，它显示了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因为参加和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都是原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兵士也是汉军，并吸收了当地汉人百姓参加。他们跟三桂有联系，很多人却丝毫无联系。这无关紧要。他们不喜欢异民族建立的这个新政权。事变后，据清官方统计，“逆臣”共有26人，其中20人是明朝降清武将，其余6人并未做过明朝的官，有两人还是清初进士呢。【据《逆臣传》统计。】又据统计，各省布政使以下文职，“从贼官”523员。【《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乙亥。】这就是说，原明官，汉人成了这次事变的主要参加者和组织者。清入关虽已30年，而人们对这个新主人仍存有疑忌，不愿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当有人——一个有名望的人，敢于率先行动，他们就会随之而行动起来。吴三桂就扮演了人们所希望出现的角色，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三桂和他的谋士已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敢于发动内战，向清朝夺权，并充满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历史的大事变面前，人们——各阶层的人，所抱有的目的并不尽相同。三桂起初不过是为维护他及其集团在云南的根本利益而奋起抗争，继而变更宗旨，以建立新朝为目的，向清朝展开了战略总攻击。但另外一些人，出于忠明之志，欲趁此转机灭清复明，重建大明江山；也有一些人，确有家恨难消，为报仇雪恨而参加了这场纷争，如此等等。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但在灭清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一致。所以，单是吴三桂一人的利益不致引起全国范围的大乱，也非是他个人力量所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来参加他的叛变。他的行动，不过反映了清朝统治下汉人的普遍反抗心理和要求，亦是人们对清政权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但说到底，三桂起兵，代表了原明朝官僚士大夫们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要求，而且又是以吴三桂为首的这批人掌握着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是清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主导派，与原明降官降将为非主导派的权力之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事情很清楚，吴三桂这批人，已参与了清政权的缔造和建设，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清统治阶级和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斗争的双方，泾渭分明，营垒清楚。

值得重视的是，有广大的汉军及群众参加和支持了吴三桂的行动。这在当时清官方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记述。据湖广总督蔡毓荣报告：“闻浦圻（湖北，今仍名）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交通逆贼，今大兵进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文献丛编增刊》（一），48页。】又据兵部侍郎温岱报告：“吴三桂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这以后，各省特别是叛军所到之处，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连康熙也承认：吴三桂起兵以来，“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这种情况，同当年清军入关时如同在敌国中没有什么两样！显见清政权统治三十年，并未深得人心。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吴三桂的浩大的反叛队伍中，不乏被胁从之人，但从民心而言，反对清朝异民族统治和痛恨地方官府的贪污腐败，是符合他们的愿望的。因此，这就给这场斗争蒙上了浓重的民族斗争的色彩，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称吴三桂的反叛为“叛乱”，是完全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从中国刚刚实现了统一这个大背景来考虑的。

在历经明末苛捐虐政的破坏，农民大起义至清入关前后计四十多年的长期动乱，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遭受了无尽的苦难，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毁坏，极需要社会实现安定的局面，人民要休养生息，经济要恢复，社会要发展。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毕竟由清朝完成了统一，国家重新获得了生机。从根本上说，它符合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明朝的遗老和孤忠孝子，一意要恢复大明江山，气节可嘉，在实践上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而吴三桂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军事集团，又与明朝的遗老孤忠截然不同。这个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他们所关注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紧紧围绕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到必要时，却为一己之私、少数人的利益，不惜发动战争，企图重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竟把千百万百姓重又打入战争的苦难之中，再踏着他们的尸骨，重登权力的宝座。吴三桂一伙人的“反清”，无论从动机和行为，都不可与明朝抗清志士和仁人同日而语！三桂的个人企图和政治目标，皆不足取，也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肯定。所以，我们对吴三桂主动发动的这场内战所采取的立场，只能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八、广西从叛

广西地接云南、贵州，形同一体。三桂一发难，圣祖就想到了广西，力图固守，以牵制和阻止叛军北进。他毫不迟疑地任命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令其坚守。他以为加恩重用，孙延龄必能忠于朝廷，不会发生变故。他不时地关注广西方面的军情。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还给孙延龄、都统线国安、巡抚马雄镇、提督马雄等广西军政要员发出指示：“保固粤西，唯你们是赖。今大兵已抵武昌，倘贼犯武冈（湖南武冈）、宝庆（湖南邵阳），你们即率所部官兵，进剿叛军之后，大兵迎击于前。量此逆丑，自可克期扑灭。你们身在地方，必有确见，要同心协力，谋定而后行动，以副朕倚任之至意。事平之后，自将帅以至卒伍，朝廷都不吝重赏。凡有机密军情，可报告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平定三逆方略》，卷3，8~9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6，9页。】圣祖的指示，表达了朝廷对他们的重托和殷切希望。他具体地指授了方略，要他们捣三桂军之后，而清援军迎击于前，两下夹击，以消灭叛军于湖、粤之间。但三桂的战略出圣祖意料之外，他撇下武冈、宝庆等地，直奔沅州、常德一线，清军增援也迟迟没到，圣祖的计划随之落空。即使如此，如果孙延龄坚守住广西，对吴军的后方将构成一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