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
qu'st-ce que la philosophie？
一、常识的哲学和哲学[1]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自发地就知道什么是哲学，然而，哲学对芸芸众生来说，却又被视为一项神秘、艰难、无缘企及的活动。怎么解释这种矛盾呢？
让我们更仔细一点审查这里的说法。
每个人之所以自发地就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哲学，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人人或多或少都是哲学家，即便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就像茹尔丹先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散文[2]）。
这正是意大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坚持的论点：“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他注意到，在人民大众的语言中，“以哲学处事”[3]这一表达意味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含有某种哲学观：它是跟合理的必然性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面对令人痛苦的事情，“以哲学处事”的人，就是能够退后一步，控制自己当下的反应，因而表现得很有理性的人：他理解并接受自己所遭遇的事情的必然性。
当然，葛兰西说，在这种态度里会有一种消极性的因素（“成为哲学家”，就是“料理自己的园子”，“只管自己的鸡毛蒜皮”，“用自己的观点看待一切”[4]，简言之，通常也就是顺从必然性，并蜷缩到这种顺从中去：蜷缩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琐屑事务中去，等着“事情了结”）。葛兰西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要强调的事实是，这种消极性以悖论的方式包含着对某种必然的、可理解的万物秩序的承认。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人民大众的表述中还发现了（柏拉图也早就提到过）另一种哲学观，它化身为那样一位哲学家的角色：他的头脑生活在云端里或抽象之中，人却“跌到井里”[5]（古希腊不像我们现在有石井栏），因为他的眼睛不是盯着大地，而是盯着观念的天空。幸亏有这幅漫画，使“人民”可以取笑哲学家，但它本身的意思却是歧义性的。一方面，它表达了对哲学家的讽刺批判：一种对哲学的或温情或辛辣的清算。但另一方面，它包含着对某种事实的承认：哲学家们从事的是一门超出普通人水平、超出一般老百姓能力的学科，同时还是一门带有巨大风险的学科。
葛兰西只考虑了矛盾的第一个要素，却没有考虑第二个要素。
正确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把事物的两方面割裂开来，只从中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应该考虑到人民大众对哲学的表述中的所有要素。
如此看来，在“以哲学处事”这一人民大众的表达方式中，一目了然的首先是对被视为无法避免的必然之事的顺从（“等着事情了结”或者死亡来临：“搞哲学，就是学习死”——柏拉图[6]）。这样一来，对“合理的必然性”的承认就成了第二位的了。况且，这也可能只是一种必然性本身（你要是不知道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它就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宿命（“没有办法改变”）。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首先是因为它强调了哲学=顺从这一观念。不能说这种等同其实无意地包含了一种具有批判价值的哲学观。实际上，我们要表明，绝大多数哲学都是某种形式的顺从，或更确切地说，是对“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语[7]）的服从，从而是对阶级统治的服从。
其次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哲学的区分。一方面，存在着消极顺从的“哲学”，持这种哲学的人“料理自己的园子”，“等着事情了结”，从而“用哲学处事”（我们将把这种“哲学”称为常识的哲学）。但另一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哲学，持这种哲学的人服从于世界的秩序，是因为他通过理性认识了这种秩序，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认识后者，也可能是为了改造后者（我们将把这种哲学直接称为哲学，它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8]）。例如，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在于他积极地使自己适应世界的秩序，而这种合理的秩序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他通过理性的运用认识了它。例如，共产党员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在于他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战斗，他（通过科学的理性）认识了社会主义到来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认为，从这方面看，所有的斯多葛主义信徒、所有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是第二种意义即强调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以哲学处事”，但在他们这里，这个表达方式是和认识到世界进程或历史发展的合理的必然性有关的。当然，斯多葛派的信徒与共产主义战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暂时与我们无关。我们以后会谈到它。
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不应该把人民大众上述表达方式中所涉及的常识的哲学与强调意义上的哲学混为一谈，后者是由哲学家们（柏拉图……斯多葛派等，马克思，列宁）“整合而成的”哲学，它们有的能、有的不能在人民大众中传播，或毋宁说是被传播。当我们今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表述中遇到各种哲学的要素时，必须根据这种传播的情况来考虑它们，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些强调意义上的哲学的要素当作人民大众自发的意识——其实它们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复灌输”（列宁、毛泽东语）给群众的。
a-[9]哲学可以成为与常识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人民大众对哲学的表述，在向我们讽刺地指出哲学家头脑“在云端里”的时候，也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这种反讽是对思辨哲学或宽容、或讽刺、或严厉的清算，因为后者没有能力关心大地上的难题；但它同时又包含着“真理的种子”（列宁语），即真正的哲学“运行”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暂时称之为“观念”的世界），而不是人民大众自发意识的世界。哲学家“知道”并说出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必须历尽艰难的抽象之路才能抵达这种高贵的“认识”，这种并非直接赋予所有人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再说人人都自发地是哲学家，除非像葛兰西所做的那样玩弄“哲学家”这个词的含义：除非我们把常识的哲学与哲学（本身）混为一谈。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什么是哲学？但同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孕育在第二个问题当中了，这就是：什么是常识的哲学？
为了回答这个双重的问题，我们将依次阐述一定数量的论点，以便去发现一定数量的现实。只有当我们理清了这些现实，才能回到我们的问题，给它们找出一个答案。
二、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
我们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虽然常识的哲学似乎一直都存在着，但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
我们都知道列宁那本著名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是怎么开始的。列宁提醒我们：国家并不是从来就存在。[10]他补充说：只有在那些有多个社会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国家的存在。[11]
我们也要作一个同样类型的提醒，只是情况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要说：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我们观察到，哲学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
1. 多个社会阶级（从而有国家）；
2. 几门（或一门）科学。
更准确地说，我们所说的科学，不是指经验性认识的清单（哪怕这个清单很长：迦勒底人和埃及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数量巨大的技术秘诀和数学结论的），而是指一门通过抽象和证明而展开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毋宁说是观念的）学科：希腊的数学就是这样由——大概是传说中的——泰勒斯或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些人创立的。
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个观察，似乎的确是因为事实给了我们理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确认这一点。
事实是，如我们所知，哲学对我们而言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柏拉图同时代开始的。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古希腊社会包含了多个社会阶级（第一个条件），并且就在公元前5世纪的前夕，最先闻名于世的科学，即数学，开始作为科学而存在（第二个条件）。这两个现实：多个社会阶级和（证明的）数学科学，都被写进了柏拉图的哲学，并在那里结合了起来。柏拉图在他讲授哲学的学园的柱廊上写道：“非几何学家免入。”他还利用“几何比例”（它是成比例的平等——也就是不平等——观念的基础）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与其反动的贵族信仰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有人生来要劳作，有人生来要发号施令，最后，有人生来要让统治阶级的秩序对奴隶和工匠们享有权威）。
但我们不能走得过快。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另外的事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之前，就存在其他的阶级社会，但它们都不具备关于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并且事实上，它们也没有关于哲学的观念。比如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希腊本身、中东地区的那些伟大的王国、埃及等等。似乎要存在哲学，我们前面提及的两个条件就是必需的：它们一个是必要条件（多个阶级的存在），一个是充分条件（一门科学的存在）。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如果在柏拉图之前就有人自称是“哲学家”呢？比如七贤，比如“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等等。我们将在稍后回答这种反驳。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前定义过的两个条件，并继续我们的观察。
由柏拉图创立的这门史无前例的学科，即哲学，并没有随着柏拉图之死而终止。它作为一门学科在他死后幸存了下来，并且总是能找到从事它的人，仿佛哲学的存在有一种必然性：它不仅存在，还以某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永远存在着，仿佛它就在自己的改变中重复着某种本质的东西。
然而，为什么它会继续存在呢？为什么它又会在永远存在的同时有所改变呢？
我们观察到，这种继续存在和这种发展都发生在我们所说的“西方世界”（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它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对隔绝）：在这个西方世界，阶级与国家一直持续存在着，科学经历了重大的发展，而阶级斗争也同样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那么哲学呢，它身上发生了什么？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吧。
三、政治—科学的汇合与哲学
我们观察到，哲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改变。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斯多葛主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不同于圣托马斯，康德不同于笛卡尔，如此等等。发生这些改变难道就没有理由吗？难道除了那些伟大作者的灵感之外，就没有别的理由吗？或者，如果我们想换一种问法：为什么上述那些作者成了伟大的作者，而其他一大批哲学家，尽管也写了大量著作，却可以说停留在阴影里，没有起到历史性的作用呢？
对此，同样要以观察来说话。
可能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哲学中所有重大的改变在历史中出现，要么是在阶级关系、在国家方面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的时候，要么是在科学史上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更明确地说，当阶级斗争的显著变化和科学史的重大事件相遇，似乎大多数时候都会相互加强，从而在哲学中产生一些突出后果。
我们举几个例子吧。鉴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只是最基本的材料，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极其简略的形式来加以陈述。等我们以后掌握了其他的分析原则，就会对这种形式进行修正。
对于大多数伟大的哲学“作者”，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他们在其中进行思考和写作的形势（conjoncture）中，观察到政治事件和科学事件（它们的发生本身就表明了先前形势的重要变化）的汇合（conjonction）。
1 自有一门科学（数学）存在的时候开始，人们就可以认为，能够拿科学的观念（从科学那里借来的观念）来充当一些已经被应用于经验事实、但还不具备科学性的理论建构的凭证。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以关于一种生物“科学”的“观念”为依据的，诸如此类。
这个图式化的图表中的各要素在“说什么”，留给读者自己去想。我们只打算对一个例子——笛卡尔这个例子——作出一些同样极端图式化的简单说明，来为大家指点门径。
因此，可以这样来读：笛卡尔的哲学——它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它开创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哲学”的阶段——是通过两方面（其一是阶级关系和国家，其二是科学史）的重要变化的汇合而突然产生的。
在阶级关系方面：我们想说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后者本身认可了在绝对君主制这种新的国家形式（它代表着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的国家形式）下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商业关系的发展。
在科学史方面：伽利略创立了物理科学，它代表着现代时期重大的科学事件，只有另外两个我们所知道的重大发现可以跟它的重要性相比，其中一个在公元前5世纪创立了数学，而另一个在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为一种历史科学奠定基础。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们并不是认为人们可以从决定性的政治—经济事件和科学事件两者的汇合中推论出笛卡尔的哲学。我们只是说，笛卡尔在其中进行思考的形势受到了那种汇合的统治，因此彻底区别于此前的形势，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哲学家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思考的形势。
当前，我们只打算把笛卡尔的哲学与那种形势（以及那种汇合）联系起来。我们在那种形势中感兴趣的是那种汇合，它似乎证实了我们此前在着手说明哲学可能是什么时曾经陈述过的双重条件。关于这一点，目前我们不想再多说了。[12]
如果可以这样来读我们图表中的其他例子，我们就肯定会发现，哲学的改变似乎与一场——以阶级关系的改变及其后果为一方，以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另一方的——复杂的但也是确定无疑的相互作用[13]有关。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无非是让大家同意我们此前定义的哲学存在的条件可能是真实的。对于过去，就说这么多。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以现在为例，来证明我们的定义更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想说的不是那些有哲学存在的社会的现在，而是那些没有哲学的社会的现在。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些社会或人类集体，在那里，哲学——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诞生过。例如所谓“原始”社会，它们的某些余绪还残存着。它们既没有多个社会阶级，也没有科学：它们不知有哲学。再例如一些庞大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把那些由外部引进的东西从它们当中分离出来，以便可以说把它们放回到这种输入（输入科学和哲学）发生之前的状态中去考察它们。例如我们可以想想印度，想想19世纪的中国，并且问一下自己，这些社会是否有过我们在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哲学。在他们那里，有多个社会阶级（哪怕是像在印度那样隐含在种姓形式下的阶级），但（据我们所知，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并没有科学。
人们常常谈论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但这里指的可能是一些理论学科[14]，它们仅仅具有哲学的外表，恐怕最好还是给它们别的称呼。毕竟，即使在我们这里，也有一门理论学科，即神学，它尽管是理论的，但从原则上说并不是哲学。我们暂时可以提出，所谓印度或中国哲学的性质的问题，与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的问题，属于同一范畴。以后我们会尽力给它一个回答。
简而言之，以下就是我们——通过指出哲学并不是从来就存在——所“发现”的事情：我们（经验性地）发现，哲学及其改变的存在似乎与两方面（其一是阶级关系和国家，其二是科学史）的重要事件的汇合密切相关。
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没有说过的东西强加给我们。就我们已经做到的而言，我们只是发现在这些条件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性质仍然一无所知。为了认清这种关系，我们不得不兜一个很大的圈子，以便提出一些新的论点。正如我已经预告过的，这个圈子就是，为了能够得出关于哲学的一种科学的定义，我们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成果进行阐述。为此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社会”？
* * *
[1]“常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u sens commun）的提法以及后文“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提法均来自葛兰西《狱中札记》：“因此必须通过规定每个人都具有的这种‘自发的’哲学（即常识和宗教）的特征，来证明人人都是哲学家。”见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译文有修改。——译注
[2]原文为“comme m. jourdain: faisant de la prose sans le savoir”，意思是无意间做了某事。典出莫里哀《贵人迷》第二幕第四场，茹尔丹先生请“哲学家”教他写一封信给他爱上的贵夫人，“哲学家”问他用“诗”还是用“散文”，他对什么是“诗”什么是“散文”全然不懂，经“哲学家”解释，才闹明白自己一直在说“散文”：“天啊！我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一点也不晓得。”——译注
[3]原文为“prendre les choses avec philosophie”，直译为“用哲学的态度对待事物”，意译过来为“看开点”。语出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大众对哲学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呢？这可以从日常语言的用法中找到。最通常的说法之一是‘以哲学处事’。这个表达，如果经过分析，就不应该全然拒斥。的确，这个提法暗含有让人听之任之和忍耐屈从的意思。然而，在我看来，其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却是让人们反思并充分地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事，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合理的，因而必须如实面对。”见葛兰西《实践哲学》，前引，第8-9页。译文有修改。——译注
[4]原文分别为“cultiver son jardin”（源自伏尔泰“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还是拾掇好你自己的园子吧”），“s'occuper de ses oignons”“voir midi à sa porte”，均为法语中的习语。——译注
[5]指传闻中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仰望和注视星空时，曾经跌到一个井里，因此人们嘲笑他说，当他盯着天上的事物时，就再也看不见自己脚前的东西了。——译注
[6]“搞哲学，就是学习死”原文为“philosopher c'est apprendre àmourir”，见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裴洞篇》64a）：“一般人大概不知道，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后来蒙田有一篇随笔的标题就是“que 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 mourir”（搞哲学，就是学习死），参考蒙田《哲学即学死》，《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人民出版社，2005年。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在《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中把这个命题颠倒了过来（并在后来多个文本中重申过），提出“搞哲学，就是学习不死”（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ne pas mourir），参见《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3页。这个颠倒的命题实际上受到斯宾诺莎的启发，参见《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法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斯宾诺莎在一个唯物主义句子中说‘搞哲学，不是学习死，而是学习生’。”另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2页：“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译注
[7]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译注
[8]本书中不是专名而首字母大写的概念，除个别例外，一般用楷体标示。——译注
[9]此处项目符号“a-”应为误植。——译注
[10]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曾引用恩格斯的话：“……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恩格斯的话可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译注
[11]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前引，第114页：“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译注
[12]到时候，在我们研究的结尾，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13]“相互作用”原文为“jeu”，在有的地方也译为“游戏”“作用”“运作”。——译注
[14]注意这里的“学科（disciplines）”一词，也有“训练”“规训”的意思。——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