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反思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作者：朱德生

人类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无穷追问和不断争论，表明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着的人的存在方式，哲学研究尤其要提倡分析批判和百家争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关于无限世界的一般规律的总汇，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自觉反思。

本体论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传统的以追求无止境的物质高消费为唯一出发点而牺牲和掠夺自然的单元发展观已发展到极限，导致人类的自我否定。

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在于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更协调的发展。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和探索自然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的辩证关系，建树新的发展理念，以保持并推进人类文明。

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说法，究竟什么是哲学，似乎越学越糊涂。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十分不同的，而且有些答复似乎是对立的。

因此，有人便对哲学这门学问产生了怀疑，以为它是没有任何明确规定性的诡辩论。同时，刚学了几天哲学便想创立新体系的现象，在这个领域中也特别多。

再加上以往几十年间，我们有的领导以为，既然当了领导便得指挥一切才成，否则就不成其为领导了，于是便装不懂以为懂，对哲学提出了一些非哲学的要求。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群众对哲学的怀疑，甚至厌恶。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去分析“愈学愈糊涂”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至于其他的问题，留给有能力去解决的人回答吧。

“越学越糊涂”一说有没有点道理呢？如果有点道理的话，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哲学这门学科，与其他各门实证科学相比，是相当特殊的，即几乎没有一个哲学问题可以说已经最终解决了。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度曾被认为解决了的问题，几十年或几百年后又发生了新的争论，最为突出的便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

从开始有哲学这门学科便对这个问题有了争论，直到今天仍然在争论。按经验常识说，既然哲学研究什么都一直在争论，那么这门学科一定无进步可言了。事实恰恰相反，哲学正是在这种不断争论中前进了。

因此，从现象上看，“越学越糊涂”的现象是存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简单点说，就是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像实证科学的对象那样，可以在实验中给定，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着的。

所以，昨天人们这样规定它，今天我们觉得不确切了，必须修改；明天的人们仍然会觉得还要作进一步的修正。这种争论，表明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在步步深入。这个不断生成着的对象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哲学就是要反思其根据何在？价值何在？意义何在？

同时，要达到对这一问题的自觉追问，又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哲学所追问的，似乎并不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等问题，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体论问题，便是十分典型的，它所要追问的似乎是人以外的问题，其实恰恰是人的存在方式中所产生的特有问题。

人是在改造现存世界中成为人，并在这种改造中求得进步的。所以人的存在方式，从创造性的角度看，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即他需要不断地超越现状，追求理想。在素朴的直观思维方式统治思维领域的时代，这种追求变成了寻找某种最终的本体和实体。

正如我在《形而上学的召唤》一文中所指出的，理想的存在不是没有，但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存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即正在实现着的未来；所以它也不是某种给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

不仅如此，在历史发展的同一水平，对同一对象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它。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哲学舞台上，可能有多种哲学体系登台。虽然它们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不都是等价的。

但是，决不可能有一家一派垄断了全部真理。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只有在神学中才是可能的，在科学中是决不会有的。所以，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从逻辑的层面看，在哲学学科中特别要提倡两种精神：一是独立思考即分析批判的精神，二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百家争鸣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成为提倡这两种精神的模范。

以往有一种说法（现在也还有不少人如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思维、社会和自然三大领域中的一般规律的。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绝对真理的总和。

这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有的一个幻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与之相反，它不是要杜撰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要发现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关于无限世界的一般规律的汇总。它仅仅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自觉反思。所谓自觉反思是指它发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并由此出发来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

这个内在根据就是实践。人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人的。人是从自然界发展出来的，但是，仅有自然的发展还不可能成为人。狼孩和狮孩的发现，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孩子是人生的，他们的五官和社会中的人一样，但是由于他们是狼或狮子哺育的，所以，他们失去了人性，只是人形的狼或狮。正是由于人能改造外部世界，才使他超出了自然动物和自然界，成了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社会动物。由实践这一点切入，来思考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得出的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黑格尔为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同一关系而提出来的。

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关系，就是因为看到了人的现实的能动性，看到了人与外部世界所特有的能动的为我关系。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阐述这一关系的辩证法时，“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发了思维与存在关系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烦琐一点说，即作为思维的思维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思维的思维，如果是指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那么这种思维即自我意识。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并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于以非思维为对象，即以存在为对象的思维活动中。

也就是说，以思维为对象的活动，永远是以非思维的对象为中介的。或者说，思维在形式上是以自我为对象，实际上却是以外物为对象，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感觉为中介的。给定了的感官对象，一旦当它转化为思维的对象时，它的给定性便被扬弃了，成了被思维规定的对象，即成了某种类存在。

这种类存在物的现实性即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划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在外观上，通过生产实践，人们改造的似乎仅仅是外部世界，实际上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却实现了对人自身的改造。所以，人和自然动物不同。后者的规定性因为取决于给定了的外在条件，它们个体的现实规定性似乎是先验的。

只有人的存在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不同的人是在各自的实践活动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现实规定性的。总之，人和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并不是先验地给定的，而是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获得和展开的。

这种获得和展开的过程，曾经十分令人振奋地表现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人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单元的发展观，即人和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成了这种发展观的唯一的出发点。

存在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都当成了牺牲品。结果，物极必反。这个唯一的出发点，在长期发展中，竟成了对自己的否定。一是就物种说。以大量物种迅速绝灭为代价，而数量上恶性膨胀着的人类，由于追求现代化的高消费，自身的繁殖能力正在退化。

二是就生存环境说。由于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生产手段，以无止境的高消费为唯一目的，结果造成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造成了大批物种的绝灭。一句话，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恶化和破坏。

追求高消费的现代化生产活动，似乎成了人类自挖坟墓的活动。早在80年代前期，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便发出呼吁：人类的生产活动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人类在地球上可以生活的年月，将屈指可数了。

所以，世界各国都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视环境的保护。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赖于全世界的统一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和各地利益上的不同，几乎不可能像做团体操似的用“一、二、三”来统一步调。

不过，我觉得更为困难的，还是观念上的转变。如果仍然是以人的高消费为唯一目的，那么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必然将继续下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实践上便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消费，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生产。但是，我们仍然要问：在这一辩证关系中，何者是第一性的。我想毫无疑问应该是生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了。

即生产应该引导消费这一原则更易为市场效应所淹没。而没有这一原则，便不可能发现新的发展理念；没有新的发展理念，便无所谓新的发展道路。现在大家承认，生物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人与环境应该得到越来越合理的协调发展。

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生物乃至非生物的存在，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类消费资料的来源，而应同时看作是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们和我们也都有其不应剥夺的自身存在的权利。所以，人们必须提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但是，保护仍然是比较消极的，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动物被宣布为一级保护对象，其前途便不会太乐观了。因为，要保护好一种动物，其实是要重建它的、被人破坏了的生存环境。这当然就得改变人们的一种观念，即改变世界仅仅是为了人这种单元的发展观。

同时还要看到，人与自然动物不同，他的生活资料主要靠自己来生产，而不是由自然直接供给的。所以，只要人存在，那么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便不能停止。要改造，便难免会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秩序。

简单地保护原有的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对环境的不断改造，同时变成对环境的不断保护和建设。这当然也涉及发展观念的重大改变。这不仅要涉及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而且要改变以人的无止境的消费为生产的唯一目的的片面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消费水平应该越来越高，事实上也一定越来越高。但文明的根本标志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的和更协调的发展。富有固然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富有了便欲壑也增大了，那也可能走上反文明的道路。

俗话中不是有“欲壑难填”一说吗？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并重。为此，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的同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采取了不少重要举措。

但是，效果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为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不过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指导现代文明发展的新理念，更谈不上宣传这种新理念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仍然是沿着欧洲近代文明道路前进的。

只不过时代变了，不可能不作一点修正。但其核心没有变，因而有些规范虽因此而失去了，这条道路可能产生的某些消极后果，在我们这里似乎比在近代西欧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此，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应该是哲学研究当务之急的任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确切地来称呼这个理念，但是，新发展观的一些基本特征，人们已经能感受到了。

如，人不再是发展的唯一出发点；人和自然必须得到协调的发展；在这种多元的发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也是对自然的重建等等。所以，如果以往的发展，主要是在把握了自然的必然性的条件下取得的，那么，今后还得研究这种必然性与实践的合理性的关系。这将是新的发展理念的诞生地。